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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批判吸收了自然科学思想、社会科学思想和哲学自然观，最先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命题，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指明了路径和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依据。黄广宇指出，马克思的生态观经历了伦理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人类学的四个层面的阶段性发展。伦理层面的思想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具有整体性特征；哲学层面的思想揭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实践思维，具有实践性特征；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思想通过制度批判和社会批判深刻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具有批判性特征；人类学层面的思想探讨了有无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全面和解的生态发展的跨越式道路，具有超越性特征。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整体性、实践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特征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指导。 [62] 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从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体系。刘晓永认为，深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当中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内在要求，是在绿色运动蓬勃兴起的情况下驳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绿色思潮的内在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作者特别指出，当前国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关注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厘清理论前提，二是建立理论体系，三是回答中国问题。 [63] 鉴于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比较集中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对《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的状况。孙磊认为，《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变换与物质代谢断裂、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批判、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并且展现了在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的趋向，比如生态治理的方式、方法，生态学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生态文明理念及生态危机意识，城市生态空间，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等。分析和厘清关于《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一步研究的可能趋向进行预判，既符合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64]
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也为我们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姚修杰指出，需要加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的研究。该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以及人类在生存方式中过度消费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哲学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政治思潮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无知，力图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并提出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生态方面构建全新的社会制度即生态社会主义。 [65] 追问生态正义既是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追问，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廖小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命题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实现“两大和解”。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生态正义并非外在强加，而是由经济事实发展和人类社会演进而必然出现的结果。廖小明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正义的构建要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转化中国传统生态正义思想精髓，吸收西方生态正义思想营养。实现生态正义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必须在推动整体正义进程中进行，同时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理想与现实、愿景与底线之间的关系，以观念变革凝聚共识，以新理念下的发展夯实基础，以制度建构保障权益。 [66]
21世纪是注重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建设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的核心就是让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量加大，满足人类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推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加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前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13次提及“美好生活”。马克思民生观与“美好生活”存在着高度契合的理论起点、发展主线与终极价值。“以人为本”是马克思民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解放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平等是马克思民生思想的本质特征。
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和壮大公共领域。周志山以马克思公共性为视域，以民生问题为落脚点，考察了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作者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揭示了马克思探索民生与公共性思想的理论资源、心路历程和多重论域，阐发了马克思的公共民生观。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公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角度，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民生体系的设想，并认为公共民生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提升和拓展的过程。 [67] 李谧提出，“民生”并非仅指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状况，而应从三个层面加以诠释，第一是物质经济，第二是社会权利，第三是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反映出从人的生存到幸福生活的演进逻辑。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从哲学伦理学高度，深刻地论述了上述三个层面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民生观首先关切生活在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生计与生活；进而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人格，以便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有尊严；高层面的民生应当归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人的自我实现。为了实现民生幸福，必须要深刻揭示并不断消灭现实中的各种异化现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科学性特征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要求我们从这三个层面出发，努力实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想。 [68] 民生作为民众的生存、生计和生活，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它随着社会发展理念的演进而得到凸显。周志山指出，在马克思哲学历史观中，虽然没有对民生伦理做过系统而集中的研究，却蕴涵着大量关于民生伦理方面的思想和论述。根据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民众与政府的关系等分析视角，可以将马克思的民生伦理析分为人性尊严、国民幸福、公平正义和共建共享等多重维度。其中人性尊严是民生伦理的逻辑起点，国民幸福是民生伦理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民生伦理的社会基础，共建共享是民生伦理的实践逻辑，政府利益与民生幸福之间的关系则是民生伦理之根本。 [69] 文化民生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崭新课题，具有源远流长的理论依据和思想积淀。文丽丽分析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民生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民生思想认为，统治阶级的存在是文化民生发展的主要障碍，消灭阶级压迫和统治是文化民生建设的根本出路。列宁文化民生思想则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独立任务的民生亦是政治，文化民生建设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任务。毛泽东的文化民生思想，集中在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文化民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直接体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生思想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把文化民生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把文化民生建设融进社会发展的总布局和总任务之中。 [70]
新时期，要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以科学、系统的马克思民生思想为指导。徐玲指出，马克思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民众基本需要满足与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关注民众的现实存在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统一，注重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等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就业形势严峻、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民生问题，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强化以人为本理念，坚持执政为民；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民生保障体系。 [71] 在刘向军、姜永建看来，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致力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实现和满足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改善民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民生领域存在少数党员行为失范、宣传教育工作低效和民意表达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严峻挑战。两位作者指出，应当及时采取有效对策，以创新的方式和方法，通过改善民生，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就需要做到：增强宗旨意识，抵制不良行为；推行理论政策化，防止主义悬空；提高宣传实效性，澄清认识误区；推进理论创新，破解现实困境。这些对策对于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72]
改善民生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学说中，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其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对当今中国不断推进民生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以往的平等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深入解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主张从现实的人出发，通过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使每个人获得解放，实现真正的平等与正义。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平等与正义观产生的理论渊源，并对这些观念生成的逻辑内涵进行梳理和考察，对于解决我国当下的社会平等与正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平等是近代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是充满争议的理论话题和令人困惑的实践难题。杜帮云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中，发展生产力、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自由的主要途径；消灭私有制、分配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者在平等方面的根本要求；自由和平等只有在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完满实现和高度统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逐步增添实质自由和实质平等的内容，而且要注重法权自由和程序平等。社会主义社会要努力实现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要尽力消除破坏平等的特权、歧视和贫富悬殊。 [73] 李义天强调，平等概念不仅在一般现代伦理理论中居于优先位置，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也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指向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针对社会主义的证明需要诉诸平等，而且，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也需要借助特定的平等概念来加以阐释和论证。尽管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平等”常常遭到质疑或讽刺，但这些否定性命题不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平等，反而在深层次上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平等的承认与追求。理解和建构马克思的平等概念，既需要关注和借用现代平等理论的多维视角，也需要澄清和区分马克思自身关于平等问题论述的两个层次。 [74] 张国顺指出，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和内在追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平等”问题的著作，即没有“小写字母”的关于平等问题的文本，但马克思、恩格斯平等理论却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用“大写字母”写就的平等理论深邃而不容忽视，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著作、书信等文本中有关平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述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平等理论思想体系。作者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平等理论主要思想渊源的基础上，依托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平等问题的文本，勾勒出马克思、恩格斯平等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平等理论的相关特征及其当代意义。 [75]
陈飞、卢旭东考察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超越。两位作者看到，自由、平等与财产权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这三个关键概念的分析，透视、扬弃和超越了自由主义正义观。自由、平等与财产权并不像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是天赋权利和自然权利，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中的历史性的权利形式，在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自由主义正义观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一个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理想，是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中制造的一个正义假象，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关系。马克思不满意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因此，在一个异质的社会平面上思考正义的新的可能形式及其实现的社会历史前提，从而完成内在超越。 [76]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立足于历史相对主义的立场反对一切规范正义，而是反对那些自称普适的和永恒的规范正义；他们所认同的规范正义同样不是某种非历史的价值预设，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地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规范正义。林育川指出，通过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正义的确切态度来挖掘他们文本中的规范性价值观，并借鉴当代西方左翼正义理论的有益思想资源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这种正义理论契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是适用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正义理论，是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现实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正义理论；同时它也是规范的而非描述性的正义理论，是能够从狭隘的分配领域之调解延伸至社会经济制度之改革的规范性正义理论。 [77] 王广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念，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同样会发生变化甚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要真正解决正义问题，必须超越正义观念的社会土壤，探究正义之后更加辽远的社会历史空间。作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客观文本出发，在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形成过程的基础上，依次考察了他们对蒲鲁东主义正义观、拉萨尔主义正义观和杜林主义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正义观的批判，继而在此基础上，概括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建构的批判性前提、方法论根基以及具体理论图景。 [78] 李旸分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双重维度。作者认为，马克思既在历史维度上揭示正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在规范维度上谈论正义的价值内涵。前者是关于正义的社会历史分析，后者构成正义的实质规范性内容。这两种维度并行不悖，既没有对立关系，也没有包含关系。无论是将马克思对正义范畴的社会历史分析误判为他的规范性正义标准，还是停留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而不对正义问题做专门细化的规范性研究，都将遮蔽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明确区分马克思论述正义问题的两种维度，是切实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79]
平等和正义思想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探寻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消灭私有制，解放劳动人民，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内容启示我们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发展的过程中，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不是机械的，而是应紧扣时代的主题，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当前，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保证马克思主义真正与时代相结合。
黄正林回顾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为了清算新旧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至1938年，中共党内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产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80] 金民卿选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十一个历史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逻辑的生成和展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合性构成要素及其演变、主客体系统的核心矛盾及其展开、多维度的内容体系及其不断发展完善、特殊的发展机制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段上的功能发挥等。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81] 王南湜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考察。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及其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展现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者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82] 孟桢借助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该理论的一般原理所强调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即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及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赋予感性对象实践的理解，深化了对斗争、革命、阶级等概念的理论思维和哲学认知。这对于准确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特别是深刻领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站位功能和工作导向功能。只有不断提高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认知，人们才能正本溯源、剔除谬误，始终遵循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始终坚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才能与时俱进地把脉时代之问、回答时代之声，不断丰富新时代的理论体系、巩固新时代的理论阵地，不断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中求得真理的力量。 [83] 欧永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的建构、解读及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包含着“中国特色”建构的根本要素、根本机制、根本经验，可视为中国特色的建构之“基”；第二，提供了解读“中国特色”的根本视角、根本方法、根本尺度，可视为中国特色的解读之“本”；第三，指明了“中国特色”发展的根本向度、根本思路、根本途径，可视为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脉”。因此，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对“中国特色”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等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系统的回答。 [84]
尽管在不同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认识角度多有不同，但是“回应重大时代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共识。如何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彰显价值和魅力、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活力等论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具有以往社会所不具有的复杂性。在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下，马克思力图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注重考察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是揭示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这种存在论基础的澄清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借助对现代性原则的透视，马克思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最终完成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建构。
从西方思想史和现代性问题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郗戈指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提出总体性的治疗方案。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现代性诊断就是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现代性治疗就是依据这些矛盾的演化趋势来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针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必然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矛盾的分析沿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断向纵深拓展，正确地捕捉和把握到了现代性的这种显著的历史流变性质。 [85]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奠定了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本体论地位。郑飞认为，正是把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围绕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展开。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其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 [86] 张梧分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文化整合问题。作者指出，文化整合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历史规定，而必须要与社会发展所内蕴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相适应。文化整合是否有效，关键在于人们能否领会现代性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趋势，所以要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野中把握文化整合问题。首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我国文化整合确立了重建现代性的原则高度，决定了文化整合既不能无原则地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既有成果与现成模式，更不能以“反思现代性”的名义使当代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倒退回“前现代”的水平。其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中介性特征的揭示决定了文化整合必须采取“经由中介的辩证统一”机制，而不能是“无中介的直接同一”。最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抽象性特征的批判决定了文化整合的重点领域应当是生活世界，而非观念领域，离开了现实的生活世界，文化整合就会沦为“无人身的抽象思辨”。 [87]
中国道路，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陈学明认为，能够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的成功，则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 [88] 王健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主要内涵，将其归纳为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源、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风险社会的世界历史图景、风险社会的未来出路四个方面。进而，作者对每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以此揭示了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对当前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启示，即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是社会风险治理的根本举措；创设新的民主模式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必然政治选择；构建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保障；建构责任伦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道德支撑。 [89] 杨海同样分析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中的“风险”意蕴。作者指出，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理论蕴含了极为丰富的风险思想，如资本的逻辑如何导致风险，人的风险发展与“异化”的扬弃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沿着资本的逻辑—异化的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共产主义的建构这一线索发展起来的。在世界风险社会的深重影响下，当代中国正处于“压缩的现代化”语境下，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全面梳理、提炼、研究马克思现代性诊断中的“风险”思想既是深刻领会经典作家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精神实质与价值旨归的需要，也是我们以马克思现代性诊断中的“风险”思想为指引，防范当下中国整体转型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高度复杂化的“变异”的新风险的内在要求。 [9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现代性在中国逐步构建起来，成为新时代我国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历史赋予的新目标。如何用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诠释中国道路在现代性培育中遵从的历史理性，这是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支撑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元素是资本而非资本主义，符合资本的现代发展模式，不仅有资本主义，更存在社会主义。由中国道路所创建的现代性，其世界意义就在于真正突破了单一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为人类的现代性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执笔人：吴英、张旭鹏、董欣洁、李桂芝；整理人：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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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海良总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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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于沛：《十月革命和世界历史进程：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7] 庞卓恒：《坚持维护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的必要性——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关系和含义的论辩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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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邹兆辰：《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何晓明：《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赵国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李勇：《郭沫若唯物史观接受史》；尤学工：《重塑科学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向》；上述文章均出自《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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