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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的翻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科基础建设意义。就国内学者的撰述而言，有关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理论两方面研究比较突出。刘林认为，卢卡奇从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出发，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社会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他把总体性作为历史辩证法的核心要素，并通过总体性将历史、现实、实践融合于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中。这种对辩证法新阐释的重要意义在于：辩证法不再是自然的变化规律，而成为与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思维方式。 [41] 付泽宇认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存在物，只承认历史辩证法，而不承认自然辩证法，其后果是造成“马恩对立”论，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卢卡奇从历史范畴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将自然范畴作出了非历史化的解读，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纠偏并为恩格斯进行辩护。事实上，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存在对立，只是二者所关注的重点不同，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共同构成了整体的辩证法理论。 [42] 包庆德、刘雨婷认为，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反思性继承和创新性突破，试图解释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新发展以及新问题。这一新理论视角正是催生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严重不平衡空间发展的社会现实，这正是资本、技术与其他各要素的全球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哈维对物质世界的深刻体验，进一步升华为不平衡空间发展理论以及空间正义理论，最终理论宗旨在于探索如何通过空间解放进一步达到政治解放，从而实现人类全面解放。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对于未来世界新的探索和更好谋划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43] 张永刚认为，作为英国新左派的一员，麦金太尔早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来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此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通过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模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应有地位。在此基础之上，麦金太尔以正统马克思主义“道德缺场”为由，从理解人性的角度“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缺场问题。麦金太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存有争议，但依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启发意义。 [44] 沈江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反驳“经济决定论”，凸显文化实践的“文化批判”理论，开启了以“文化转向”为研究旨趣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思潮。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如“经济决定论”者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者所言，文化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缺失一环？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蕴含着文化要素，这是理论时至今日得以存在和立足的基础。 [45]
雷晓欢提出，后工业时代背景下的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双重变化使传统的阶级理论受到挑战，诸如“工人阶级消亡”等观点甚嚣尘上。对此，密利本德通过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梨形金字塔状阶级结构中，仍然存在两大阶级的对立，来自下层的和来自上层的双向过程阶级斗争充斥整个社会。在复杂的斗争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庞大数量及其革命性，他们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可依靠力量。密利本德对阶级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密利本德在阶级划分问题上陷入了多元论的泥淖。 [46] 苏新骞、张亮认为，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研究视角和理论路径上呈现出多元化的新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状况，并从理论发展的视角梳理阶级发展的新趋势，提出阶级分析的现实框架；（2）从政治视角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主体的新构成、新特点和新内涵；（3）基于生命政治研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新变化、新形态；（4）从非物质劳动批评、生命政治学批评、知识产权和联合自治等方面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 [47] 马永华、付高生提出，在当代西方学者消解无产阶级概念合法性的境遇下，重塑无产阶级概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雷蒙·阿隆凭借实证主义方法论，从现实与理论两个层面解构无产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神话观主张。但由于方法论的差异，雷蒙·阿隆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凭借总体性历史辩证法得出的无产阶级概念及其理论。这种差异导致：雷蒙·阿隆错误地把实存的工人阶级混同于生成的无产阶级；而马克思辩证地区分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在经历价值立场与认识能力的两个飞跃后将会生成为无产阶级。坚持这种区分既是科学看待工人阶级又是科学重塑无产阶级的理论前提。 [48] 糜海波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和政治文化看成是阶级形成的三个核心要素，它们构成了阶级实践和阶级行动的重要历史动力。其中阶级意识的本质是对阶级利益的自觉，阶级斗争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联合的群众性运动，政治文化是将其成员凝聚团结在一起的“水泥”，并表现为对阶级身份的政治认同。 [49]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的阶级分析方法，虽富有启发，但存在误读和缺陷，应予以辨析。阶级本质上是经济范畴，它的根基在生产而非市场，剥削是阶级概念的重要特征，但不能泛化。政治权力是阶级斗争的核心目标，但以是否拥有权力来划分阶级不够确切，关键看权力代表谁的利益、为哪些阶级服务。以知识资本、文化资本为标准进行阶级分析，实际上都没有真正把握阶级概念的本质以及阶级关系的实质，与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本意也不符。 [50]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世界性的议题，也是中国政府倡导和践行的一大发展理念。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受到国际间学者的关注。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希望通过整体的理论探讨或个案研究，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借鉴。张晓认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延续社会批判功能的重要形式。21世纪以来，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发展放缓、内部对立凸显、偏重理论化的形态特征。在理论形态上，主要延续了既有的自然思维，拓宽了研究视野，强化了生态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不足之处在于，虽然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理论存在，但表现出缺乏实证研究、忽视对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发展考察、自身面临理论困境和无法摆脱现有资本主义权力体制等问题，发展动力愈加匮乏，这与我国当前生态研究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51] 张慧、林美卿认为，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引领者，本·阿格尔在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本·阿格尔在吸取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自然学科和其他新兴学科的最新成果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理论，并找到了绿色的生态的全新模式：“破碎了期望的辩证法”与“建立稳态经济”。从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出发，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52] 吴宁认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科学、美国环境状况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生态文化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渊源。对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探讨，将有助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53] 刘闻名提出，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具特色的思想内容。生态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生产和消费异化、科技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等等，这些异化问题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导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倾向，生态危机则是这两种危机的集中体现，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从制度本身出发；要建立一种与生态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 [54] 房小捷认为，环境史作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史学分支学科，首先要解决的是环境的社会历史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的“对象性关系”概念，为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石。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使得自然完成了“人化”的过程，从而演变成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自然，为环境史的诞生和“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提供了根本前提。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人与自然，其矛盾从来就有。在人类史中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史，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萌生与确立、普遍化与危机两个阶段，并正在孕育更生与和解的第三阶段。要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开展环境史学研究，就应当在“对象性”关系视域中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坚持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性和环境史中的人类主体性，将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文化问题等联系起来考察。 [55]
就我国史学界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秉持的方法，张广智提出，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开拓创新，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寻求资源，也善于从西方史学特别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获取有益成果。放眼世界史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汲取其中一些有益成果，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创新。 [56]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流变，梁民愫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庞大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经验的社会批判方式，已经成为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西方各个主要国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条件下，重新寻找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考方式、理论转换路径与现实实践途径。因此，重新梳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史学传承与思想渊源，蠡测新、老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成就，管窥学派的历史演进、学术历程及史学遗产，对于系统反思与深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史学价值。 [57] 此外，他还简单梳理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及学术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既体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与研究路径，也映照了西方新史学的史观取向与演进逻辑。 [58] 刘耀辉考察了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克托·基尔南的史学思想，提出基尔南是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开拓者。他注重考查白人优越感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影响。作为帝国主义的有力批评者，他对欧洲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以及美国“新帝国主义”的透彻分析，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59] 胡大平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德里克作为个案阐明了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在德里克看来，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对全球关系的重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塑造了新的话语实践，解放实践成为边界之地的激进策略，但其应该坚持整体性乌托邦抱负，努力开启替代资本生产的全球现代性新视野。作为“后68传统”的激进知识分子，德里克坚守了马克思的革命诗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视野，以全球化作为落脚点，丰富了地域政治学内涵。 [60]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和发展趋势，鲁克俭提出，唯物史观给西方史学研究带来新的灵感，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而它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发展中，始终具有重要影响力，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给西方史学带来新气象。重要的是，它还对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简单化倾向，这导致它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存在偏颇之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有努力“回到马克思”的研究倾向。 [61]
综上研究可以看出，2016—2018年，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注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探究，更注重与西方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一时期，学者们更注重从总体上介绍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发展趋势，更注重强调它对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整体研究状况与以前相似，仍过多集中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仍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