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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尝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特征作出概括。李红岩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它的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晴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26] 左玉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求真与致用这双重品格。他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性（求真性），以求真为目的，探寻历史的真相，强调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二是现实性（致用性），注重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用属性。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求真与致用、科学性与现实性，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 [27] 之后，左玉河又补充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概括，指出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他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 [28]
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变化，陈峰做了整体性的考察。他指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和主干传入中国，被解读为经济史观。时人心目中的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20世纪20年代辩证唯物论开始风行，唯物史观退居派生地位。20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具体落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翦伯赞等人的努力下，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1938年“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出现了“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的呼声，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最终将唯物史观导向阶级斗争学说。 [29]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这一时段在两个方面更加深入：一是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发掘更加深入；二是一些过去较少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
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有较充分研究的史学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第3期的圆桌会议以“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对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贡献进行了探讨。邹兆辰等五位学者指出，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率先在中国史坛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正是在郭沫若的影响下，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史学家纷纷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重要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史学流派。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和他所承担的学术领导工作，都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0] 就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思想，徐国利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他指出，“人民本位”论是郭沫若提出的重要思想，广泛运用于史学研究领域。作为史学范畴的“人民本位”论，基本内涵是视人民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为原则，亦可称为“人民本位”史观。郭沫若运用“人民本位”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先秦诸子思想和评价历史人物。20世纪上半叶，郭沫若重视将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其“人民本位”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为指导，对儒家民本思想加以批判性继承的产物，有浓厚的儒家民本思想意蕴；两者在有关人民的国家和社会主体地位、人民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如何衡量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或相似性。 [31] 就范文澜的通史编撰，赵庆云指出，范文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编撰，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撰提供借鉴。 [32] 就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陈峰指出：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吕振羽与翦伯赞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 [33]
而像蔡和森、陈翰笙等过去较少受到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受到关注。张杰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过程中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的问题。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34] 何宛昱研究了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她指出，陈翰笙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以唯物史观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辩证地看待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演进。同时，他将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以经济区域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获得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他力图发挥史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功能，使历史研究对科学地认识现实有所贡献。对其史学观念和方法论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性关系。 [35]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开展的学术论辩，周书灿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古史分期理论框架下，“西周封建论”“秦统一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学派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陆续提出新的质疑、商榷，持“战国封建论”的学者则在对来自以上各派的种种辩难予以回应的同时，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进行了补充、订正。这些论辩对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化作用。 [36]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李维武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则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工作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 [37] 朱慈恩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理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8] 就延安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康华指出，延安时期是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时期。在历史本体论方面，确立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并对历史规律、历史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历史主体论方面，创造性地把传统的君主主体论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主要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古今中外法”“四面受敌法”等方法。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实践性等鲜明特点，其治史理念和理论范式长期支配中国史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 [39]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的十七年史学所关注的主要论题，张越指出，“五朵金花”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在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竞相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古史分期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历史特征作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农民战争问题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甚大，却由于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 [40]
由此可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从总体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予以概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征进行概括，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