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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谢伏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人类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 学界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专门组织了一期圆桌会议纪念文章。庞卓恒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在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自己就反对用教条式的态度对待理论的发展。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首先在于学习和实践马克思的实事求是态度。于沛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而是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所以它能够永葆青春和活力。张艳国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认识实践的历史哲学思维；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将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所倾注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徐浩针对学界对“封建社会”的模糊认识，强调应该厘清马克思研究西欧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内涵、适用范围及其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等，以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形态理论。梁民愫梳理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思想渊源与发展谱系，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理论源泉，唯物史观既是这个学术群体的理论指南，也是史学家个体批判继承和推动学术研究的实践向导。 [2] 此外，人民出版社2018推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和顾海良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3] ，都是重要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40年来史学发展的总结性文章颇丰。于沛提出：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快速发展、凯歌行进的40年，其基本原因是它立足中国、直面现实，始终与时代同行。史学理论研究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原创性研究硕果累累，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4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迈出的第一步，就自觉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今后一定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4] 卜宪群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研究本质上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就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最为科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是在反思与争鸣中对唯物史观的探索；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在史学研究多元格局中的唯物史观探索；第三个阶段为21世纪以来，是在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下的唯物史观探索。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继承原先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又摒弃其僵化、教条化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5] 另有一些学者从不同领域与视角对40年来的史学发展作出了理论总结。
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于沛在纪念文章中提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近代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结果。这场革命体现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生动揭示了人类历史进步趋势不可逆转的伟大真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胜利。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中国革命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人民历史的自觉选择。这不仅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征程的基石，而且具体展现了十月革命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它的现代价值。 [6]
庞卓恒提出，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关系的争辩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提出了“辩证统一说”“相互补充说”等解释，总是难以达成令人信服之论，只有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标准，确切弄清楚它们的科学含义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发现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即经济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在逻辑上与自然科学同样严格的因果必然性的科学定律。 [7] 就当前史学研究的某些乱象，庞卓恒认为，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实际上放弃了以历史（事实）和逻辑的统一的科学标准进行学术评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强调，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表明，马克思所言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的论断，是否定不了的真理。因此，对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结论的是非得失的评判，也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坚持科学的评判标准。而坚持科学的评判标准，就是看研究结论是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也就是看他所言是否符合因果逻辑，所据是否真正符合事实，用科学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看其结论是否达到历史（事实）和逻辑的统一。 [8] 吴英提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重树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成为我国史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身的考察，就会看到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与此同时，有鉴于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对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它同样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9] 孟庆仁认为，现代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由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发展理论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社会结构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社会发展理论是核心，人的发展理论既是归宿，又是出发点。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正确阐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基础；历史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唯物史观的活的灵魂，贯穿在整个社会过程学说之中，贯穿在这三个方面之中。 [10] 鲁克俭认为，相对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是唯物史观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以“个体与社会（共同体）”视角重新审视唯物史观，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原初社会”概念、基于生活实践的“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相互生成、马克思的“新社会契约论”以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全面理论证成，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对立，只有从更高层次的“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关系入手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11]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学界不断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内涵的探讨。刘同舫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基于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它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象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 [12] 隽鸿飞和周丽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既密切相关，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其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尽管恩格斯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但已经呈现出与马克思历史观原初创立时的差别，及至第二国际理论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已经表现出重大的理论差异；只有把上述概念纳入到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和把握，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 [13] 梅景辉、韩力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独特的叙事方法和话语体系，在这一叙事方法和话语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宏观话语、中观话语和微观话语体系的相互交融，深刻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与现实个人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实践改变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观照。“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合力论”等概念和表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思想家的相关理论有所借鉴，但在根本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所创立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14] 安启念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边注”包含大量重要思想信息。注有“费尔巴哈”字样的“边注”，其所注的正文部分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所指主要是费尔巴哈看不到自然界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观方面的重要意义；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的意义，使他看不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把历史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针对的不是自然观问题，而是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 [15]
就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问题，学者们还展开了一些争论。例如，对马克思有关“农业公社”问题的认识，沈斌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农业公社”是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在综合考察法文手稿及相关原文资料后进一步确认：“农业公社”是马克思在“农村公社”这一当时学界用语基础上的术语创新，两者不可混同；由于有关日耳曼“农业公社”的研究意味着马克思在欧洲农村公社发展谱系的认识上已开始摆脱“亚细亚的”历史观，因此绝不可把“农业公社”与所谓的“亚细亚公社”等同起来。尽管如此，因为“农业公社”概念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都可能与俄国公社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对“农业公社”概念的继续探讨。对此，宋培军指出，马克思“农业公社”思想放弃论是沈斌提出的观点，“农业公社”概念并不是马克思本人在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创造，马克思明确说它是“通常称”。考察该信法文手稿以及随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马克思对“农业公社”的界定与恩格斯对“农户公社”的界定完全一致，马克思“农业公社”概念放弃论不仅没有经典文本依据，而且完全无视“农业公社”与“农村公社”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对象却可以是“俄罗斯公社”这一基本事实。该信以及其他著作显示，在剔除家庭公社类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农业公社”、“新公社”这一发展序列在东西方具有一般道理的普遍性，“农业公社”作为“亚细亚公社”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是“亚细亚的基本形式”即统一体的基础和补充。沈斌把“农业公社”作为“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16]
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历史阐释与历史书写，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于沛提出：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特点，使历史实际、历史文献、历史认识者是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三极”，缺一不可。这也就决定了历史研究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历史认识是具有阐释性的认识，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离不开历史的阐释。如何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建立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是时代的使命，是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任务。 [17] 李杰认为，普列汉诺夫曾经针对将历史认识真理看成是认识主体属性的看法，提出历史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的观点至今没有失去有效性，对论述历史真理问题仍有启发和价值；他认为真理具有客观属性，并不排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因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历史采取同情或批判的态度；但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不抵触，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主观的也可以转化为客观的来看待。普列汉诺夫还指出，由于历史认识虽然具有主观性，但是它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这就为评价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提供了客观标准。对于历史认识是否是历史真理的判断，最终要从历史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一致中来判断。 [18] 瞿林东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认识发展规律和基本原理，重点考察中国史学批评史上那些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概念、观念，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概念和观念固然是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我们在认识、解说、运用它们的时候，应当用学科发展的历史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加以说明，而不是用它们来说明学科发展的历史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 [19] 董欣洁提出：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学术趋势，更加凸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历史学领域的学术价值，可考虑将中国世界史理论体系建设这个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构建一种包括双主线、多支线在内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是纵向的生产主线与横向的交往主线。多支线是构成或依附于两条主线的不同领域及不同层次的细节线索。世界历史就是在双主线与多支线所体现出的各种动力的交互推动下演进的。这个编撰线索体系本身是历史发展合力的具体反映，同时也成为进一步的宏观理论构建的根基。 [20] 谢辉元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化的过程，它诞生于阶级化的“民族革命运动史”撰述中，面临着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张力问题；这种张力在帝国主义理论引入后得到缓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基础上实现平衡，“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现，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形态；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构建和发展，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近代史与革命史融为一体，“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撰述主题。 [21]
学界对唯物史观阶级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李培林提出：阶级阶层分析，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旗的五星图案，代表了当时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格局，即围绕中国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人民大团结，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小星组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些社会阶级阶层逐渐消失，阶级阶层结构呈现简单化趋势。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等等。我国当前关于阶级阶层存在一些争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关系要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采取措施。 [22] 李红岩提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既是在一定前提下展开，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为说明非决定性因素的作用在平均值意义上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导观点。合力说不能代替动力论。马克思在直接动力的意义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根本动力的意义上贯彻唯物史观根本原则，在物理合力的意义上揭示历史全要素，在历史动态考察过程中统一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23] 周阳认为：注重“自下而上”看历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从底层民众自身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他们自己的生活，展现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与斗争。阶级分析法并非从外部强加的对历史的任意剪裁，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能动、自觉把握，是人民群众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掌握的改造世界力量的清醒认识。阶级分析法是“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根本立足点和评价标准。 [24]
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研究更加深入。朱佳木提出：中国当代史的理论研究与其他史学研究相比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只有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当代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指导，才能更好地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更有力地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具体分析了运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最终决定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回答中国当代史分期的问题，运用社会变迁和人的动机最终决定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理论回答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问题，运用人们是在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历史运动的本质最终决定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回答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主流的问题，运用上层建筑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回答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问题等例子，用以说明只有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当代史的理论问题才可能得到正确解答。 [25] 在具体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性、危害性方面，学界推出了不少文章。此外，在哲学层面对虚无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方面，还出版了几部力作，例如邹诗鹏的《虚无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2016—2018年我国学者在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总体特点。第一，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研究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重要性、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的研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历史阐释与历史书写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应地，这也在中国史、世界史和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具体研究实践中进一步推动对唯物史观研究的发展。第三，学界对唯物史观阶级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的结构变化把握得更加清晰，对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作出了更加深入的探讨。第四，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受到更加系统的批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