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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如往年一样，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总体考察和个案研究上成果丰硕，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在史学史的总体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分量颇大的史学史著作。如谢保成的《增订中国史学史》（全4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要代表作。全书以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为基本线索，自“史”的产生起，采取按时间跨度和史书系列相结合的框架，叙史家、史书、史学、史法演进、修史制度等基本内容，分析发展演变趋势，贯通前后，直至20世纪中期。全书体大思精，包含了作者数十年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成果结晶，为中国史学史教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作品。此外，李孝迁《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论文集，收录了“五四”以来至1949年之前中国现代史学的评论和反思性文章，有助于今人领略中国现代史学的多样而丰富的面相。王健主编的《中国史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则介绍了近年来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海外中国当代史研究等中国史的学科动态，剖析了近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学术前沿的进展状况和重要的热点问题，在翔实的叙述中引导理论和方法的突破。
2017年，周一平《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史著、史家、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史学机构、史学团体、史学界的论争，以及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该书实际可谓近年为数很少的史学史的专门性著述之一。是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瞿林东文集》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代表性著述。该文集是瞿林东有关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的集结，内容既涵盖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史学功用、史学史纲、史学史志等基础性理论著作，也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史学重要人物与20世纪中国史学关系等专题性著述，全面反映了瞿先生四十余年的治学历程、研究路径，对于了解作者的学术观点、治学路径及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1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陈其泰史学萃编》也同样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起到助推作用。《陈其泰史学萃编》共9卷，约300万字，包括《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等专著。这套丛书由作者本人精选而成。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现了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演进的历程，《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则是范文澜史学思想研究的力作。正如论者指出的：“《萃编》的出版，不仅展示了其40年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而且致力于开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新境界。” [64] 同年，胡逢祥等所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全面梳理了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新中国成立的史学思潮与流派，以一定篇幅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历程，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叙事。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相关论文也值得注意。如陈其泰《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一文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作了认真反思与总结，强调要动态地、宏观地、如实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成就。 [65] 赵国华则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等方面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 [66] 左玉河则提出，求真与致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而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 [67]
关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涌现出许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谢辉元对抗战时期聚集于广西桂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及其史学特色进行了研究。此外，他还考察了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如何走向革命化的过程，对“革命史观”的形成历程作了较清晰的梳理。 [68] 朱慈恩从学术共同体形成的角度论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 [69] 叶建则从近代进步书店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70] ，邢科从人际关系传播网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扩散 [71] 。这类研究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李玉莉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经学的关系 [72] ，何平探讨了最早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马克思世界史理论的解读和运用 [73] ，而何刚则力图透过民国学人日记来揭示唯物史观史学在主流新考证史家心目中的形象 [74] ，这都是从全新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关于“十七年史学”，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追溯了“五朵金花”的称谓及由来、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讨论的情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朵金花”问题的回顾和反思，认为“五朵金花”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其获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也使中国史学受益甚丰。曹守亮的《重视“五朵金花”研究的价值》一文则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实际而成功建构新话语、新理论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75]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陈闯以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为中心作了考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派”对“旧史学界”进行了“接收与整改”。 [76] 这种研究视角值得肯定，但相关概念的使用则有待商榷。储著武则对1958年全国的“历史学大跃进”的主要情况作了梳理，指出不同身份的群体参与历史学大跃进，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77]
关于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沈长云的《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学界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认为这次讨论突破了“五种生产方式说”，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古代是否经历了奴隶社会以及是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中国无奴隶社会说也由此引发了各方关注，尽管有关意见还不统一，但这只是对新事物的认识尚未完善的一种表现。而他本人则倾向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该文是昔年讨论的参与者时隔三十年后对相关学术问题所作的回顾，其价值不言而喻，文章对于讨论过程的梳理以及相关论题的前瞻，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学者在社会形态问题研究上所做的贡献，但其中关于无奴隶社会说在学界占据优势的论断，则容可商榷。尤学工《重塑科学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向》一文则对“文化大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做了梳理和阐述，值得留意。 [78]
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个案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
关于李大钊，相关研究深入到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考察中。例如，宋志明认为李大钊的唯物史观认知以传统哲学中的变易史观为第一道底色，以中国近代哲学新思潮中的进化史观为第二道底色，目标在于改造中国社会，力求讲出中国特色。 [79] 鲍文欣《经济史观与宇宙大化：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认为，李大钊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中存在着经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困境可以被视为此后辩证唯物论兴起的内在动力，同时也预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存在论基础的理论特色。
关于郭沫若，有关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渊源的研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张越的《郭沫若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什么？》一文针对一直以来对郭沫若史学的各种评价及评价中出现的问题，以民国时期郭沫若史学受到的各种评价为主要材料，重现郭沫若史学的建树在当时学术界所引起的各种反响，借以说明郭沫若史学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带来的贡献。 [80] 2017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第3期组织了郭沫若研究专栏，以求回应近年来学界有关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的一些争议。其中，邹兆辰指出，郭沫若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开创之功，也有促进发展之功 [81] ；何晓明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强调对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可继承、可超越、可质疑、可批判、但不可被漠视、被遗忘、被歪曲、被糟践 [82] ；李勇则考察了郭沫若的唯物史观接受史 [83] 。2018年，有关郭沫若的研究显得更加具体，如徐国利考察了人民本位史观与儒家民本思想的关系，认为前者是人们对后者进行批判性继承的产物 [84] 。王舒琳则考察了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指出郭沫若倾向京都学派。 [85]
关于范文澜，赵庆云、李孝迁对范氏《中国通史简编》的成书过程和国内外影响的考察增加了相关研究的新识，同时，赵还结合档案、日记及口述资料等，揭示了范文澜续写、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构想和举措。 [86] 叶毅均对范文澜的学术经历的研究也较具创见，他认为范文澜在20世纪20年代步入大学讲堂之初，所开展的学术著述非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关，还应该视作整理国故运动的一环。 [87]
关于吕振羽，相关研究多偏重于总结其学术成就和方法论。如戴开柱总结了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学的卓越贡献，即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正确的方向；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论；首度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88] 张三萍、汪书路则就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作了分析。 [89] 而陈峰通过分析吕振羽史学研究的特点与方法，指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 [90]
关于侯外庐，在其著作集之出版的推动下，近年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潮。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201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热潮兴起的契机。全书分为侯外庐著作与侯外庐思想研究两部分，前者收录了侯外庐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论著译作，后者收集了海内外学者研究侯外庐思想的代表性文字，共33册，1080万字。该书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侯外庐思想的研究。同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第6期推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学术与思想”笔谈专栏。其中，张中良、叶亮对《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的出版缘起、立项、编辑、出版等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并肯定该作的出版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91] ；刘文瑞则总结提炼了侯外庐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92] ；瞿林东从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自省的精神品质等方面论述了侯外庐关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问题。 [93] 另外，瞿林东还专门撰文总结了侯外庐在史学理论和历史学学科建设上的观点及其贡献 [94] ，对侯外庐提出的历史科学“生长点”的问题也撰文进行了强调 [95] 。思想史研究方面，张岂之的《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指出，侯外庐将中国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享誉学林的侯外庐学派，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96] 张海晏也指出，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兼具中学与西学、史学与哲学、“横通”（思想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与“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多重学养，《中国思想通史》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与价值。 [97] 杜运辉则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西、马融合会通精神视作侯外庐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他还总结了“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 [98] 方法论研究方面，于佳彬曾撰文指出，相对于同时代的学者，侯外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在民族意识与史学理论上的自觉阶段的到来。同时，他还就侯外庐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所运用的文献学、社会史与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侯外庐从逻辑思想的载体、主题与发展动力方面发掘了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特点，对于20世纪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99] 王启发则探讨了侯先生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早期实践及其学术史意义。 [100] 此外，还有一些考察侯外庐教育思想、经济思想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著述。
关于尹达，2016年恰逢尹达诞辰110周年，一些机构组织了座谈会，《中国史研究动态》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专门笔谈，这对推动尹达史学的研究起到了助益。笔谈中，瞿林东指出尹达关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论说，都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进行深入研究。 [101] 吴怀棋则论述了尹达先生于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为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102] 陈其泰在尹达诞辰100周年之际，撰文表达对尹达先生景仰和缅怀之情。 [103]
关于白寿彝，其民族史、史学史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关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白寿彝学派”的主张。如邹兆辰在《关于“白寿彝学派”的初步思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中主张，在北京师范大学有白寿彝先生治学的思想、理念、风范的氛围存在，那些与白寿彝具有师承关系又坚持“白寿彝史学”的基本理念的学者，形成了“白寿彝学派”。该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群体，也是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民族史方面，马敏在2016年和2018年两度撰文谈白寿彝的民族理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他认为白寿彝围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理论，并在国内首次提出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问题，在探索编撰多民族国家历史问题上也作出积极贡献。 [104] 赵骞则总结和梳理了白寿彝在改革开放后的回族史研究的成就。 [105] 而在史学史领域，赵骞也比较了白寿彝与金毓黻的史学史研究，认为他们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种范式，从金到白，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从考订式史学史向阐释式史学史的转变。 [106] 此外，周文玖的《民族、疆域与中国通史编纂》一文则从民族和疆域角度考察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特色，认为白寿彝围绕民族和疆域问题的系统论述奠定了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 [107]
此外，有关李达、蔡和森、陈翰笙、翦伯赞、邓初民、刘大年、胡绳、何干之、嵇文甫、齐思河、林甘泉、张舜徽、杨宽、汪篯、李新、杨翼骧、蔡尚思、宁可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方面，主要以点的突破为主。吴英的《对当前西方史学研究的几点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7日）针对的是整个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但也适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认识。该文分析了西方史学研究40年来取得的成绩与不足，指出在人才培养、研究中心建设、研究著作等方面，中国学者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相关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介绍阶段，尚未真正发展到以“我”为主，以拿来主义的方法对其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剖析，从而为具体史学研究提供借鉴的阶段。作者认为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提升对西方史学的鉴别力。
至于国别研究，围绕英国、越南、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较具特色。2017年，保罗·布莱克里奇《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思考：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一文被译成中文，该文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阐发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见解，其成功之处还在于提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在将社会运动与各种全局性关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充分意识到了不同社会运动的特殊性。 [108] 这种认识富有深度。梁民愫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史学源流：史学思潮、代际传承及历史进程》（《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也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传承、思源渊源与学术价值，指出其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重要意义。阮国忠的《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则是国内少有的考察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著作。论文梳理了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的历程，并重点探讨了它在越南革命和改革中所起到的作用，颇具价值。而谢进东则论述与点评了印度史家高善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肯定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印度社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109]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史学界的互动也有专门研究。陈怀宇在《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一文中介绍了1955—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西欧学者组织的中国学学术会议的情况。文章指出，在1956年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为主题的巴黎会议上，发生了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学者都曾参与讨论。论战是全球化时代政治、思想、学术因素合力推动的产物，它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曙光。 [110] 这项研究挖掘出了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与此不同的，吴原元则考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美国学界所引发的学术回响，指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高度关注新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他们看来，这套资料丛刊虽存在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文史料收录存在严重欠缺等局限性，但总体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 [111] 该文的研究视角比较新颖。
综上所述，2016—2018年间，国内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成就颇多，突出地体现在唯物史观经典文献和基本概念的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总结性研究和个案研究等领域。相关研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是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的研究日渐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存在学院化和学理化的倾向，在结合具体历史和实际，来阐述和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的问题上有待加强；二是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史学史的研究远比史学理论的研究发达；三是在史学理论这个研究领域中，偏重的更多的是历史学学科理论的考察，对客观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四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这些问题的存在应当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上述研究情况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挖掘、问题意识还有待提升。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理路、精神、气韵等相结合，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与问题层面上的建构，这样，不但能揭示中国历史的精义和特性，也能增强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解释力。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建构起“中国话语”，也即要在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能够有效揭示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的历史解释体系。为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的历史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推动在史实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内在理路，同时加强国内外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在全球学术话语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乃至整个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这也是今天乃至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一项核心任务。
（课题组成员：杨艳秋、徐歆毅、廉敏、高希中，执笔人：谢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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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武超：《李大钊史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价值》，《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王秀美：《论毛泽东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黄皎：《蔡和森史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6年；鲁涛、王炜：《张闻天史学思想及其价值》，《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陈廷湘、焦明江：《论吴玉章的史学思想》，《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8年第7期；邵家毅：《何干之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汪妮：《浅析翦伯赞的史学思想》，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中国史专业，2016年，等等。
[58] 丁俊萍、许春涛：《习近平历史教育思想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3期；杜晓玲：《习近平历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2017年；卜宪群：《习近平的历史借鉴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紫光阁》2018年第3期；张笑龙：《习近平的历史观及其理论背景析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董海涛：《习近平评价历史人物思想探微》，《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59] 李红岩：《从社会性质出发：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60] 陈其泰：《历史分析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乔治忠：《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史学史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61] 刘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探究》，《大连干部学刊》2016年第5期。
[62] 霄今：《金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必须实事求是》，《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63] 宋学勤：《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再思考——以中共领袖人物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64] 庞卓恒、张峰：《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6日第7版。
[65] 陈其泰、屈宁：《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66] 赵国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67] 左玉河：《求真与致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68] 谢辉元：《抗战时期桂林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
[69] 朱慈恩：《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70] 叶建：《近代进步书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的出版》，《中国出版》2018年第20期。
[71] 邢科：《左翼人际传播网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扩散——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2] 李玉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经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1期。
[73] 何平：《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74] 何刚：《现代史学批评的另一面相——民国学人日记中的唯物史观史学》，《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75] 曹守亮：《重视“五朵金花”研究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1日第4版。
[76] 陈闯：《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派对旧史学界的接收与整改——以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为中心的考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77] 储著武：《“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
[78] 尤学工：《重塑科学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79] 宋志明：《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底色与亮点》，《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1期。
[80] 张越：《郭沫若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什么？——以民国时期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为中心》，《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1期。
[81] 邹兆辰：《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82] 何晓明：《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83] 李勇：《郭沫若唯物史观接受史》，《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84] 徐国利：《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及儒家民本思想意蕴》，《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
[85] 王舒琳：《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86] 赵庆云：《范文澜续写、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构想及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87] 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88] 戴开柱：《马克思主义史家风采的全面展示——〈吕振羽全集〉出版述论》，《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
[89] 张三萍、汪书路：《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90] 陈峰：《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91] 张中良、叶亮：《〈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编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
[92] 刘文瑞：《略论侯外庐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两个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
[93] 瞿林东《怎样看待历史研究的主体——侯外庐谈史学工作者的自我修养》，《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
[94] 瞿林东：《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95] 瞿林东：《“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是个永恒问题》，《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第19版。
[96]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贡献》，《光明日报》2016年1月6日第14版。
[97] 张海晏：《社会与观念之间——重读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3日第10版。
[98] 杜运辉：《融会中西马：侯外庐的治学特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6日第4版。
[99] 于佳彬：《普遍与特殊之间——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治史路径》，《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资本论〉逻辑方法的中国运用——侯外庐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2期。
[100] 王启发：《侯外庐早期思想史研究的特色及学术史意义》，《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
[101] 瞿林东：《史学的发展还是要重视理论研究——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
[102] 吴怀棋：《史学文化民族精神的求索》，《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
[103] 陈其泰：《革命者和学者的心声——重读尹达先生〈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感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04] 于衍学、马敏：《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谈起——白寿彝民族理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之一》，《回族研究》2016年第4期；马敏：《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白寿彝民族理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之二》，《回族研究》2018年第2期。
[105] 赵骞：《论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的研究》，《回族研究》2016年第2期。
[106] 赵骞：《二十世纪史学史的两种范式——白寿彝与金毓黻史学史研究的比较》，《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07] 周文玖：《民族、疆域问题与中国通史编纂——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之特色》，《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08] 保罗·布莱克里奇：《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思考：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张传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5期。
[109] 谢进东：《印度史家高善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10] 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文史哲》2017年第1期。
[111] 吴原元：《略论美籍华裔史家对建国初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及其思考——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评述为考察中心》，《东方论坛》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