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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愿意促进美欧协调？从国内意识形态文化入手的解释认为，美国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欧洲主流价值观更加相近，他们对堕胎、同性婚姻等社会问题都更宽容，支持女权，注重保护少数族裔权利，在意社会平等，赞成社会再分配，民主党人钦佩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对欧洲更有好感。 [3] 而由保守派构成的共和党则更为传统，赞同不受限制的私人持枪权、保留死刑，保卫个人绝对自由，同美国自由派和欧洲的立场相左，右翼共和党人反感看到美国文化的“欧洲化”，认为“欧洲化”就意味着“道德颓废” [4] ，将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为代表的美国自由派看作“欧洲人”，随着美国国内两党党争的日趋激烈，欧洲同美国民主党一并成为共和党攻击的“标靶”，欧美关系在共和党总统任上也就难以顺利发展。而外交方面的理念解释则认为，民主党秉承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以来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支持多边主义，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设起的国际机制，认为它们是同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间合作的“黏合剂” [5] ；但美国共和党则对外不吝使用武力 [6] ，更倾向于采用单边主义做法，敌视国际合作，轻视甚至忽视欧洲的伙伴作用，这就造成大西洋两岸难以在平等基础上协调管理世界事务。比如罗伯特·卡根曾嘲讽欧洲是因为缺乏力量才崇尚外交，而美国则为了实效更加直接明快，提出了“欧洲来自金星，美国来自火星”的比喻 [7] ，但英国学者提摩许·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则直接指出，其实说“共和党人来自火星，民主党人来自金星”更为准确。 [8]
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固然是美国国内政党政治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国内动因，但如不结合美欧相对实力对比，则很难解释美欧双边及多边（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的单一行为体，则美欧关系为双边，以欧洲各国为行为体，则美欧关系体现为多边）关系受美国政党更替影响的效果。如要从理念、对外政策和实施效果的综合效应评估，冷战后美国两党政府主要运用的权力种类更适合分析美欧关系变化的工具。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实力来源的“硬权力”（hard power）就能更好解释小布什政府为什么不听从法国和德国的劝告，失去对多边主义的兴趣，比如美国在2001年仅凭自身军力发动阿富汗战争，而不请求北约盟友协同行动，这同美国在军事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地位有关，一位美国官员在解释这个决定时说：“你依靠的人越少，你就越不需要到处征求意见。” [9] 当然，意识形态或观念也是权力同样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权力类型由不同的理念引领 [10] ，而这些理念未必固定受限于政党的传统价值理念，它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更。实际上，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和时势变迁，民主党和共和党治下的美国权力性质均有所变化，小布什时期的外交理念是对外扩张型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或者说“自由干涉主义” （liberal interventionism），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很明显具有内向型特征，自利性极为突出，如果说前者可用“硬权力”概括，那么后者就需要一个新的权力类型来定义。笔者特此提出“蛮横的权力”（简称为“蛮权力”，英文为rude power）的新概念来归纳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行为。
“权力”（power）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按照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经典定义，是“使其他人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 [11] 。在国际政治领域，尽管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同样拥有力度不等的权力，但无疑国家依然是当下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权力拥有者，国内政治中的权力单元——人，在国际政治中更经常的替代物是国家。权力的内涵包含自身内在具有的能力和对外关系中的行为两个向度的内容，前者是指行为体可用于投射的资源，近似于中文的“实力”一词，而后者着重向外投射影响力，指使对方改变的行为和方式。 [12] 在中文语境中，power又经常被翻译为“实力”而不是“权力” [13] ，但“实力”的意思更接近于“自身能力”或自己拥有的资源，这一方面是中国内敛哲学思维在翻译上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用词斟酌上的表现（当阐述中国自己的力量时，中方不愿产生令对方意志发生不自愿更改的效应）。
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两分法 [14] ，从资源或者“实力”的角度，将军事实力、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和劳动力素质等能够赢得战争的有形（tangible）资源划入“硬权力”范畴，而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和制度及议程设置能力等无形（intangible）资源则被归为国家的“软权力”，奈将“软权力”分为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三类。 [15] 这一分类方法，特别是“软权力”这一新概念很快扩散到学术界之外，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效应，成为无论美国，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在考量自身所具备的能力时的重要参照坐标系。奈后来将“硬权力”和“软权力”定义进一步延展到国家等行为体与他者的关系领域，指出“硬权力”是可命令他者按照其意志行动的“强制性”（coercive）力量，比如动用武力使对方屈服，或是对其进行经济收买（payment），而“软权力”则为发挥吸引力塑造对方的偏好，使受动者自主向施动者愿意看到的方向变化，是一种“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前者是“推”（push），后者是“拉”（pull） [16] ，为这两种权力增加了行为向度（见表1-1）。
表1-1 国家权力的谱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但是无疑“权力”不是“实力”，它能否产生效果，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采取何种战略，以及行使权力的意志有多强。2003年后，奈开始关注“权力的转换”（power conversion），以及权力同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2003年后提出了替代“软权力”的“巧权力” （smart power）概念，意指根据不同情况，“巧妙”结合运用软硬两种权力资源，以使国家或其他行为体战略得以有效实施。 [17] 他接受了过往学界对“软权力”的批评，表示“软权力”的实施必须得到“硬权力”的支撑：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需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这就是巧权力。 [18] 巧权力既强调联盟、伙伴关系、制度、公共外交、经济融合、发展援助的作用，同时也认可维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必要性。“巧权力”已经不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具有鲜明的政策目的，奈2007年同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一起领衔撰写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巧权力报告：更巧、更安全的美国》中，明确指出“巧权力”是为保持和重塑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服务的，它可以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和建立美国行为的合法性。 [19] 在施加权力的行为上，巧权力是视情况推拉结合，目的是使政策或战略奏效，但“说服”等“软权力”吸引方式处于优先位置；在软硬两种实力资源选择上，“巧权力”还是优先考虑“软实力”，奈认为“巧权力”的核心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首先保证国家的生存，其次就需要集中精力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20] ，因为这能使美国压倒一切的实力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观达成一致。 [21] 而另一位从政策角度倡导“巧权力”的智库分析人员——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则直接指出“巧权力”战略就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延伸，即美国不必一定使用自己的“左右手”，而是可以通过盟友、国际机制、精巧外交和理念的力量来实现代表美国目标的利益，其核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主党政府以及大多数共和党政府秉承的“自由国际主义” [22] 。
“巧权力”是一个“大而全”的杂糅体，它是美国民主党、欧洲建制派这些信奉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西方人士所认为的，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时代，能够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实力基础，也是他们认为的最佳实力投射方式：军事上维持压倒性优势，如果“情势需要”不必吝惜使用武力，经济上保持自由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制度上捍卫美国建立的国际多边机制和北约等同盟安全体制，同时以“人权”“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发挥吸引力，并结合“硬实力”排斥和打击持不同观点的世界其他国家。“巧权力”十分重视其内含的“软权力”成分，制度和理念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所以也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软权力2.0版” [23] 。毕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美国将能力变为权力的制度化过程 [24] ，制度可使既有的领先者能更持久地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价值所拥有的道德高地也可使它们对国际秩序的掌控更具合法性。2009—2013年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任美国国务卿时就将“巧权力”确定为美国的外交战略。 [25]
但是，与“巧权力”相对应的，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强调“硬权力”的“蛮权力”战略，也可将其称为“硬权力2.0版”。如“巧权力”可简化为“硬权力+软权力”，那么“蛮权力”也可简单地看作“硬权力-软权力”，即在本应发挥“软权力”的领域使用“硬权力”的方式投射“硬实力”，将自己的“软实力”武器化，以更综合的手段强迫对手接受己方意志。它大体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理念上是一种短视的实用主义，以“即时见效”为目的，不在乎声誉的损失和对长远未来的影响。信奉“蛮权力”的政府或其他行为体并没有很强的道德观，同时，它受意识形态影响也不大，它谋求实现国家利益在每时每事上的最大化，无论对手是自己的敌人还是盟友，也不在意过度贪利带来的远期负面效应。
第二，蛮权力关注交易的能力和筹码，在战略指导之下，它的实力范围除实施军事威胁的力量，还包括将经济相互依赖逆向化，将贸易、投资、金融网络以及人员交流“武器化”的资源。“蛮权力”的使用者不仅会“炫耀”自己的航空母舰编队和军费开支的数量，也会在网络化时代对自由主义进行反切割，利用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和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要挟“棋盘”上的对手。自由主义者积极乐观地看待经济相互依赖和当今世界的网络化状态，认为国际制度可以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 [26] ，因此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有利于参与各方权力的增长。他们也认为在一个网络化世界中，权力取决于你和谁在一起（power with），而不是你能胜过谁（power over）。 [27] 这是“巧权力”的重要理论依据，但“蛮权力”信仰者则从安全和相对获益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看重一国所拥有的消极权力（negative power） [28] ，认为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使得经济关系等“低政治”问题也可通过强制性方式处理，逆向相互依赖思维可以使得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任何东西皆可变为战争武器的世界” [29] 。
第三，粗鲁的行使方式。在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背弃外交艺术和讲究的修辞，以命令的方式追求本国利益。一流的外交可以放大一国的物质权力 [30] ，这是无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认可的事实，但“蛮权力”行使者不在意外交礼仪规范、言辞和逻辑中包含的相互尊重和互惠要素，留给外界一个“蛮横”的、试图“以力服人”的负面形象。
总体而言，“蛮权力”战略中的实力投射方式已经超出了传统“硬权力”的范畴（强制和收买），“软实力”占优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把自己在制度领域的优势地位以“要挟”的方式逆向转化为实际获利，是“蛮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行为。在“蛮权力”行使过程中，实施者并不畏惧这些降低自己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声誉的行为，会从中远期损伤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只要能够即时获益，“蛮权力”行使者认为这种“反拉为推”的行为和方式也是值得实施的（见表1-1）。“巧权力”的拥趸从自由主义原点出发，默认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相互依赖和网络化结构绑定了各方利益，利益攸关方因可从互惠中获利，或是能够避免单边受损，所以倾向维持现有机制及国家间的和平 [31] ，但经济全球化未必一定能够保证主要国家奉行“巧权力”战略，存在它们转向“蛮权力”的可能，关键在于决策者对未来的认知和评估。而一旦转向“蛮权力”，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脆弱性较小的一方则在一场“双输”的斗争中，有可能因“输得少”而成为胜利的一方。
乔治·沃克·布什任总统任期内以虚假理由（编造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辞）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也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约，但他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出发点不能完全归为美国的即时国家获益。为了反恐和向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他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但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入主白宫后，明确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战略目标，以“国家安全”和“美国吃亏”的名义离开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达到历史之最，将经济工具“全面武器化” [32] 。特朗普自称“关税人”（Tariff Man），对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墨西哥、加拿大等美国在全球的主要贸易对象全面发起“关税战”，并且频频使用“长臂管辖”，运用金融和贸易制裁等经济武器追求美国贸易“平衡”及确保美国优势地位的其他政治和安全目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使用强制性经济工具的频率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33] 约瑟夫·奈在2019年荷兰海牙的一次演讲中称特朗普使得美国变为一个“更硬的权力” （harder power） [34] ，但显然这种模糊的概括不如“蛮权力”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