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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非典型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接替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Barrack Obama）担任美国总统是导致跨大西洋关系变局的核心因素兼导火索。奥巴马是一位内政和外交理念均很“欧洲化”的美国总统。在他任美国总统的8年间，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均相对有所下降，但他采用多边主义的方式，以同欧洲国家等传统盟友合作应对各种国际挑战的方式继续在“后美国时代”竭力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6] 。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促进世界“无核化”、尊重国际机制有效性，以及协同签订新型贸易协定等国际事务方面与欧洲合作相当“和谐”，欧美关系在他任内达到冷战后的新高峰。而欧洲国家也相当欢迎美国的外交选择，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没多久即被欧洲人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奥巴马的外交理念与欧洲主流政治人物的理念相通，均为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上的体现，欧美均有强烈的意愿将自己称为所谓的“自由世界”。实际上，冷战后美国将自己看作世界霸主，总体上认为这是一个它主导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基本认可这一观点，即由它一手建立，并得到西方盟友鼎力支持。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具有开放精神的国际秩序既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又能为美国带来安全和经济红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将其概括为“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7]
但特朗普推翻了这一传统认知，他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前、竞选期间以及当选总统后反复发表言论，声称美国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吃亏上当”，所以要改变既有的“不公正”状况。特朗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抛弃了体现美国国际主义精神且作为美国道德制高点工具的“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反而一再强调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国家竞争中利益受损，不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自己主导，美欧共同倡导而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2017年12月，特朗普高调推出了他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外交指导方针。所谓的“美国优先”，就是凡事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重；所谓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就是“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处理世界事务，“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只是美国保卫自己“主权”的工具，而非目的。 [8] 美国非常直白地向世界表明：它的外交是要竭力为自己谋利，它已经根本不再提为全球或盟友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彻底脱掉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外衣。
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特朗普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中表现出与欧洲的巨大分歧：
第一，政治表态中很少提及与欧盟的“盟友”关系，赤裸裸地向欧洲“争利”。同看重美欧共同历史血缘关系和共有价值观传统的美欧领导人不同，“不公平”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基本判断。在2018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他声称欧盟每年坐享对美15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却让美国人花钱保卫欧洲的安全，这是“行不通的”。此次峰会期间，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特朗普甚至说欧盟是比俄罗斯和中国“更恶劣”的“敌人”或“竞争者” [9] ，这令欧洲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大跌眼镜”。
第二，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国际机制，令美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制度的主要塑造者站在了全球治理的对立面，成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破坏者。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机制，搁置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退出美俄《中导条约》，以拒不批准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法官的方式阻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常运作，并不顾各方反对，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从而激化伊斯兰世界与犹太力量之间的矛盾，破坏巴以和平进程。这些外交举动均遭到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反对和批评。
第三，美国政府直接对欧盟实施贸易制裁和限制措施，向自己的盟友“毫不留情地”挥起关税和制裁的“大棒”：首先，对欧盟销售到美国市场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其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声称要向欧盟出口美国的汽车特别是德国生产的汽车征收25%关税，按照特朗普的原话，他希望“纽约第五大道上看不到奔驰车”；最后，对同伊朗保持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参与俄罗斯“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建设的欧洲公司实施“长臂管辖”，要求它们撤出伊朗市场或“北溪项目”，否则美国就会对它们进行制裁。2020年7月，五角大楼按照特朗普的命令从德国撤走1.2万名美军，以对德国在军费分摊、“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等事务上不配合美国进行“惩罚” [10] 。此外，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认为美国为北约承担了70%的开支，这是“极不公平”的，要求欧洲国家立即满足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2%的基本条件。特朗普提出一项“成本+50”（Cost Plus 50）的计划，涉及德国等盟国——后者不仅要全额支付美国驻军费用，还要额外缴纳50%的“会员费”，理由是这些盟国享受了美国驻军保护这一“特权”（privilege）。 [11] 特朗普针对欧洲对美最大顺差国——德国特别不满，他甚至恫吓称：“虚伪的”德国已成为俄罗斯的“俘虏”（captive）。 [12]
第四，特朗普还经常对英国疑欧主义政党（如英国独立党）和反全球化、反欧盟的欧洲民粹主义者在言语上表示支持，再加上他夸张、粗鲁、自大的言行风格，出尔反尔的表态，歧视女性、少数族裔、移民的政治立场，“推特治国”的方式，以及相对蔑视欧洲的态度和情绪，这些都激起了从普通欧洲民众，到欧洲主流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极大反感。特朗普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为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被白宫解除职务后赴欧洲活动，广泛接触欧洲极右翼党派，宣讲他的极右翼政治理念，煽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掀起平民主义革命”，并计划在布鲁塞尔建立名为“革新运动”的政治基金会，试图搜集数据，分析选票支持，以帮助民粹主义政党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击败传统政党，干涉欧洲政治走向。
特朗普强调“绝对获益”的现实主义式“美国优先”世界观与欧洲的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同欧盟坚持的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自由国际秩序理念相悖。欧盟和法国、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均对特朗普的政策走向极为不安，表示要以欧洲团结自强来应对“失去美国依靠”的悲哀前景。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多个场合，反复提醒特朗普要“珍惜”欧洲朋友，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指出，面对这样的美国，欧洲需要更加团结。2017年1月欧盟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在一封致欧洲27国领导人的信中，将美国总统特朗普“令人担忧的主张”列为“欧盟面临的外部威胁”之一。 [13] 图斯克称欧洲27国领导人中的大多数同意他的看法，欧盟正面临自1957年《罗马条约》（ Treaty of Rome ）签署以来不曾发生过的大规模挑战。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也称：世界“比以前更不稳定，我们大陆今天面临的外部挑战成倍增加……在当今世界，欧洲无法确定昨天的话，今天依然有效……过去的盟友在明天很可能不一样了”，因此欧洲要整合自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仅要像以前一样做世界的“买家” （payer），还要当一名全球“玩家” （player）。 [14] 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的两个“核心国家”，其领导人都发出了欧洲需要“战略自主”的呼吁。在2017年北约峰会期间，因特朗普有意避开不提体现“集体防御”核心精髓以及美国对保卫欧洲承诺的北约条约第五条，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表示“我们可以完全仰赖他人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束了……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地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法国总统马克龙更为激进，2019年他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发表了“北约脑死亡”的言论，对美国和土耳其在北约内的表现表示不满，直接指出欧洲需要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建立一个“有肌肉”的欧洲。 [16] 即使是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也开始注意做“最坏的打算”，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自己担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推行越来越孤立主义的政策，甚至达到夜不能寐的地步，英国永远是美国联盟的一部分的假设不再有效，英国必须增加对军事装备的投入，减少未来冲突中对美国空中掩护和侦察机资源的依赖。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