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欧盟与美国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两个行为体，二者在血缘上、历史中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和“交情”。在殖民时代，欧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先祖”，来自欧洲的移民抵达美洲“新大陆”，创建了这个年轻的国家；当世界演进到20世纪，美国这个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又反过来成为欧洲的“山姆大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西欧，并在1945年之后漫长的冷战里为其安全撑伞保护。但是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并未就此琴瑟和鸣，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之后，欧美实力对比在经济层面上渐趋平衡，双方的竞争态势加剧，彼此矛盾和龃龉不断。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党争打破了美国“党派政治止于水边”（partisan politics stop at water's edge）的传统 ^[1] ，党派意见侵蚀到对外政策领域，其对欧洲的亲疏程度迥然有别，酿造了跨大西洋关系的“过山车式”起伏。2016—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任的四年，欧洲就受到这位没有外交经验的“非常规总统”的频频攻击，美欧关系横风阵阵，全面倒退，有法国学者称跨大西洋关系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糟糕的状态” ^[2] 。

特朗普的确是一位美国历史上难寻的“另类”总统 ^[3] ，尽管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R.Mead）称，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世界观是对美国第七任总统、19世纪上半叶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观点的继承和发扬，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不再是特朗普的支持选项，这使他有别于这七十多年中的任何一届美国总统。 ^[4] 在他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后，美国不仅开启了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科技封锁，也对有着传统盟友身份的欧洲国家和欧盟发起了“无差别”攻击，将欧美关系的普通裂痕变成了严重创伤，造就了一场“跨大西洋变局”。在其任内，特朗普创造出大西洋关系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有美国在任总统公开表态说欧盟是一个“敌人”（foe） ^[5] ；第一次有美国在任总统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并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和公关策略，扶助欧洲内的反一体化力量；他也是第一位威胁欧洲，说美国有可能撤出北约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对欧洲的“蛮横外交”，剥离了美欧长期盟友关系呈现给世人的“友好假面”，展现出美国在霸权衰落之后的另一种形态，也让欧洲盟友体验到残酷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寒意”。特朗普对欧美关系究竟毁损到何种程度？他这些行为的原因何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又存在哪些韧性因素对其进行抵御？本书拟从外交、经贸、安全、气候变化、对外援助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对美欧关系的这一变局做出全面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