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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谈判的内容和形式的态度有所变化：谈判内容上，它们认为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世界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关税早在2000年就已下降到4% [2] ，因此它们认为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和市场规制协调才是贸易自由化下一步应当突破的主要障碍；在谈判形式上，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因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愿让步而迟迟未能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倾向于以巨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来补充甚至替代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功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相互间正在谈判或已签署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它们是发达国家跨国资本提出的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形式。
即使在全球多边场合，非关税壁垒问题也早已成为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障碍，贸易便利化问题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从次要议题近年来逐步转变为最主要的焦点议题。2013年12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部长会议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巴厘岛协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围绕非关税壁垒展开的。 [3] 非关税壁垒非常复杂，包含诸多内容，既有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而“主动”实施的补贴（如为了保证国内农民利益或者为了国家粮食安全而实施的农产品补贴）、进口配额（如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也有客观上因各国各自的监管规则、标准设置所造就的技术壁垒，这些壁垒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政治文化和管理结构等深层次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很多属于各国政府并非有意树立，而是“无意间”设置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障碍。这些技术要求，原则上对国内外厂商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国外厂家的问题，但是对外国厂商而言，它们需要适应不同市场的要求，比如需要本国和出口国的双重测试和认证，需要为适应出口国要求而修改产品自身或者包装的规格，这就增加了它们的生产成本。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的估算，在所有的贸易壁垒中，关税大约只会耗费出口企业总成本的5%，清关成本占到10%，而应对不同市场规制要求的费用却高达20%。 [4] 大型跨国公司尚有足够的财力，拨出专款应对各国市场不同的要求，市场规制差异对企业来说通常为固定成本，即一种产品只需应对一种检验或测试即可，这样如果进口或出口的数量足够多，也可以摊低单位成本，但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阻碍很有可能成为它们“不能承受之重”，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出口另一国市场的念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资本为核心概念的市场逻辑进一步压制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逻辑 [5] ，在资本看来，“世界是平的”，跨国企业在每个国家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各国政府不应再就关税问题或开放本国市场问题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或是再施行打包交易（package deal）等利益交换。帕斯卡尔·拉米在2015年曾提出“贸易新世界”理论：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的起点，“我们正处在由旧贸易世界向新贸易世界的过渡期，贸易开放正在变得非常不一样”，“旧”的世界贸易建立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割性体系，各国政府尽力保护国内厂商，帮助它们与外国企业竞争。而在“贸易新世界”中，生产和服务是沿着全球供给链铺展的，用政治手段去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不合时宜”，各国企业跨越国界自主竞争，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或服务自然赢得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各国政府不应干涉他国企业的微观运行，而应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管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防止跨国公司或本国企业危害本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生产和生活环境以及其他社会权益。 [6] 具体到双边贸易协定领域，如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言，20世纪的特惠贸易协定（PTAs）是为了帮助“卖东西”，两国政府签订协议是为了降低商品跨界壁垒，而21世纪的特惠贸易协定是为了“造东西”，当事国政府签署协定是为了帮助本国厂商“嵌入”全球生产链条，使其不受边界管理、投资和资本流动、运输和基础设施的制约。 [7]
但是，这种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调是处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承受的，对它们来说，过高层次的自由开放带给国民经济的冲击过大。因此，发达国家决定自己“先行一步”，以满足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已经完成之后，发达国家资本对国际贸易管理体制的更高需求。欧美这两大经济体在奥巴马时代即决定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这一“新一代”贸易协定的谈判。
促使美国与欧盟开启TTIP谈判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出现疲态，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政治上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而同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势头不断上升，美欧政治人物对此有较深的感受。国际政治与经济紧密相连，经济规模（包括贸易规模和投资规模）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小。按照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的说法，全球化正在加速世界权力的分化，财富和生产力正在从西方民主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而建立于这些财富基础上的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着危机。 [8] 在共同的经济威胁面前，西方“集体意识”逐渐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它们相互之间的政治矛盾和分歧，从而促动了综合、全面、深入的 TTIP 谈判。美欧政治领导层认为 TTIP是两大“民主” （自由民主）政治体的战略合作，是西方复兴的象征性举动，是对“虚弱的西方”（weakened west）论断的一种回击。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甚至曾表示认可 TTIP 就是“经济北约”的说法。 [9] 特别是在世界贸易新规则制定权方面，美欧在这方面的战略共识非常明显：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辩护时表示“中国想要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发生？我们应该书写这些规则” [10] 。欧盟委员会前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在欧洲议会履职听证时，也承认“TTIP中的规制谈判工作具有战略意涵，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大行为体在贸易领域对标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标准就可成为设定全球标准的国际合作的基础” [11] 。
但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就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也在逐渐积累。二者合力酿造了民粹主义的崛起，促生了2015年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2016年特朗普胜选担任美国总统。民粹主义着重关注所谓的“不公平”问题，并将“祸水”外引，归咎于外国的“不公平竞争”。民粹主义的说法当然偏激，但也不能完全忽视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放任自由所导致的社会平等饱受侵蚀的负面效应。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做了一项关于什么是“世界最大的危险”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受访者均认为“不平等”超越核武器、宗教和种族仇恨、环境污染、艾滋病及其他疾病等危险，“荣膺”全球最大危险。 [12]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利用现有统计数据指出， 2010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而这些国家中的一半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般不会超过国民总财富的5%。美国的情况更加严重，最上层的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位于底层的一半人口仅拥有国民总财富的2%。 [13] 皮凯蒂还提醒大家，由于调查时财富数量是主动申报，所以富人拥有的实际财富很有可能比这一统计更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裕的20个人的身家是底层5700万美国家庭，约1.52亿人（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财富的总和。 [14] 由于富人的年收入远超过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在未来还会越拉越大。比如，尽管遭遇经济危机，但2010年后，富时100指数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累计上涨1/3；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涵盖的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中位数为1080万美元，而2015年美国全职工人全年薪酬的中位数不足4万美元 [15] ，前者是后者的250倍。
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有利于稳定的“橄榄形”社会，即富人和穷人的相对数量皆较少，而中产阶级成为全社会的主体，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结构重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发社会动荡的，富少穷多的“金字塔形”靠拢。皮尤研究中心以收入中位数定义“中产阶级”，按照该中心的估算，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9.9%，中产阶层已经不占多数，而低收入者则从1971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29%，高收入阶层比例也从1971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21%。 [16]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居10%富人和50%穷人之间的40%人群，中产阶层本在社会总收入中拥有超过所占人口比例的份额，但根据皮凯蒂的估算，在欧洲，2010年中产阶层的年度总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0%，与其人口比例持平，而美国中产阶层仅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30%，预计按照这种趋势，到2030年，美国中产阶层收入将降至总收入的25%。基本上，欧美中产阶层拿到手的只是一些“面包屑”：欧洲中产阶层的财富几乎不到总财富的1/3，美国仅为1/4，他们的人口数量是高收入者的4倍，但财富总量却不足高收入者的1/2或1/3。欧美中产阶层的生活也很不易，他们的平均财富数额只有17.5万欧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仍未拥有自有住房，只能租房居住，拥有自住房人士中大部分也还未还清住房抵押贷款。 [17] 更重要的是，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中产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也时刻会因失业等问题掉入低收入阶层，很多人对未来比较悲观。
中产阶级的“下流化”以及贫困人口的大幅增加削弱了欧美主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加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引发生活困顿人群和失业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憎恨。对西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未感受到欧美执政者和精英阶层倡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或者能够改善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反而认为正是其他国家的工人抢夺了他们的饭碗，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压低了他们的收入，全球化只不过填满了那些西装革履的金融“才子”的钱袋。蓝领工人和年轻人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打击最大的两个群体：南欧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青年失业率超过50%，超过一半的青年没有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开始放低身段与来自中东、北非和中东欧地区的移民竞争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岗位。德国、北欧国家近年来已对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所谓的“灵活保障”，很多年轻人只是“部分就业”，即短期工作或者每日工作半天，收入较低。美国的青年人也是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缓慢复苏进程中的“失败者”，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的支撑，并需要用多年工作收入来偿还高额大学学费，他们在低收入阶层中的比例大幅上升。 [18] 蓝领工人特别是白人蓝领阶层是欧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输家”，欧美资本选择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投资设厂，造成欧美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高薪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比如美国蓝领阶层2010—2016年损失了7万个高薪工作岗位 [19] ，再加上文化水平不高（如美国白人蓝领一般学历为高中），他们对自由贸易理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精英推动的新贸易协定比较反感。2011年美国年轻人提出的“社会的99%反对1%的贪婪与腐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停留在游行示威抗议阶段，到2016年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就已经形成政治气候，出现了强有力的代表性政党，在英国“脱欧”或是美国大选这些重大公决或选举中已经颠覆了主张全球化的主流政党的地位。这些社会和政治现象同样对美欧的贸易协定谈判产生了巨大的“反噬”作用，从TTIP谈判的“一波三折”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它们究竟可以产生多大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