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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欧洲一侧相对稳定，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和欧盟委员会等欧洲机构依然由建制派主政，它们仍然认为自由国际主义是维系世界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原则，也希望作为盟友的美国奉行“巧权力”战略，加强同欧洲的协调，共同巩固西方在全球的主导性地位。
从实力角度来看，欧盟是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新型地区性组织，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其“民事性强权”（civilian power）力量，它包含两项特长：一是以“经济硬实力”为基础，发挥欧盟作为世界最大贸易体（欧盟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的20%）的实力，通过签署附加自己偏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引领国际机构中的多边贸易投资谈判，成为一支“贸易性权力”（trade power） [53] ；二是依靠欧洲在过去两个世纪塑造全球议程的进程中所积累的制度、价值、文化和人力资源“软实力”，再加上欧洲因自身一体化而总结出的治理经验，成为塑造国际规范的“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 [54] 对于维持世界秩序和管理全球事务，欧盟与美国既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补充的一面：一方面欧盟的军事实力虽然不突出，但它也是一个“安静的超级大国” （the Quiet Superpower） [55] ，凭借“贸易性权力”和“规范性权力”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一个有别于美国的“罗马”式霸权的“希腊”型力量，它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欧洲梦” [56] ，它治理世界的方法比美国“更加积极、更加和平” [57] ，并向全世界昭示了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像它一样深度的地区一体化）。但另一方面，缺乏美国的军事支持，欧盟的经济“硬权力”和规范性“软权力”又在很多时候无法对西方外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罗伯特·卡根对此有一句有些夸张的概括：“欧洲的新康德秩序之所以日臻完善，仅仅是因为依照霍布斯旧秩序行事的美国为其提供了保护伞。” [58] 所以如果欧美均奉行“巧权力”战略，将美国的军事“硬实力”同欧洲的经济“硬实力”和制度及规范“软实力”相结合，能够较好地“解决”地区热点冲突问题，比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承担主要军事任务，而战后的“和平建设”（peace building）则主要由欧盟及其成员国负责。法国和英国这两个欧洲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还会“唆使”美国同其一道发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军事行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就是法国率先派出战机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发动了第一轮空袭。 [59]
但是特朗普将美国外交转向“蛮权力”则打破了美欧的分工模式，它至少对欧洲外交造成三方面的冲击：首先，在全球层面上导致全球普遍认可和欧洲赞赏的国际机制严重受损，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美国退出或阻挠的多边机制均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看重的各专业领域的权威协定和机构，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欧洲对全球议程的设置权和话语权。其次，令欧洲在安全和外交领域的“搭便车”策略受挫，欧洲在对外军事干预和本土防卫上对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北约机制过度依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放大了这种结构性不平衡，不仅使得过去三年欧盟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愈益被动，也让北约中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因军费比例未达到GDP 2%而“尴尬”地遭受特朗普的言辞“奚落”。最后，维系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情感因美国挑战它们共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弱化 [60] ，欧洲建制派精英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和各项实用主义对外政策加速了“西方”概念的衰落，这个“大西方”是欧美共同组成，依靠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凝结而成的。 [61]
面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破坏，欧盟选择采用“制约”（binding），而不是“制衡”（balancing）战略。制约是制度主义对单边主义的反应 [62] ，它既能发挥出欧盟的制度性和规范性等“软实力”优势，同时也不会伤及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根基。由于对外贸易谈判是布鲁塞尔的专有权能，欧盟在此领域的反击最为坚决。2018年美国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后，欧盟随即对从美国进口的波本威士忌、哈雷摩托车、大米、玉米和钢材等产品征收25%对等关税；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加征汽车关税，欧盟也不示弱，欧盟委员会早已预备好了反制清单。2019年4月欧洲理事会授权欧盟委员会与美国开启贸易谈判，欧盟在贸易谈判领域（如是否包括农产品）、关税税率以及商品标准等核心关切上毫不服软；欧盟还亮出决心要与美国就波音和空中客车补贴问题打“持久战”，在美国2019年10月和2020年2月两次调整空客在欧洲生产的大型民用飞机关税至15%，并对部分欧洲农产品征收25%关税后，欧盟表示美国如果不进行对话，就将展开报复行动，并已列好120亿美元美国输欧商品清单。
此外，欧盟结合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庞大的市场，以征收数字税和进行反垄断行政处罚等方式对美主动出击。欧盟认为个人在数字化时代拥有和应当控制自己的数据，需要创建一个便利消费者使用和获益的体系 [63] ，而美国的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不仅攫取大量个人数据，并且把利润转移到爱尔兰和卢森堡等低税率国家以方便避税。目前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已颁布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令，2020年年初欧盟也向各成员国提议对大型科技公司征收3%的营业税，以解决跨国企业避税问题，美国硅谷的几大企业是重点征收对象，它们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就避税问题，欧盟2018年就曾对美国苹果公司罚款130亿欧元。针对美国谷歌公司在搜索引擎和广告竞争不公平等问题上，欧盟和法国等成员国的反垄断机构多次对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公司以其违反欧盟竞争政策对其罚款，2017年至2019年罚款数额已累计超过93亿欧元。
针对美国对第三方的“长臂管辖” “次级制裁”等“武器化”举措，欧盟也出台了一些应对措施。比如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施压要求SWIFT切断同伊朗银行的金融联系，导致欧洲与伊朗企业账户之间的正常交易和结算无法正常进行。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愤怒地称“美国不是这个星球的经济警察” [64] 。为了协助和保护进入伊朗市场的欧洲进出口商，欧盟及法、德、英三国（E3）加紧推动建立对伊结算“专门机制”，于2019年1月底在巴黎建立了独立于SWIFT之外的贸易支持工具（INSTEX）机制，并于2020年成功实施了第一笔交易。这是一个便利记账式易货贸易平台，为了规避美国制裁，所有交易都以欧元或英镑计价，而非美元或伊朗里亚尔计价，系统内的所有交易都不对美国公开，不受美国监管。
可是欧盟毕竟又是一个多国协同体，其内部对美在利益上依赖程度不同，外交中的独立性上也有差异。首先，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核心大国对美态度即有差异，法国外交文化保留着戴高乐传统，即独立的世界一极意识，所以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尊重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的必要性，极力要求保护欧盟框架下农业部门的利益，反美立场较为坚定。德国作为欧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同美国特朗普对打“贸易战”非常犹豫，害怕与美关系恶化妨碍德国经济增长，而且德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德国对美拥有大量顺差，它比法国更加依赖美国市场，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德国政治文化也倾向于在外交中寻求中立和妥协方案。其次，东欧和南欧国家已有一些带有民粹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它们的外交原则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有相通之处，比如波兰、匈牙利政府在新闻自由、法院法官任命等宪政问题上同布鲁塞尔欧盟机构意见相左，并且拒不接受欧盟的难民协议安排，不接收按照欧盟谈判结果分配给本国的难民 [65] ，这些欧盟内部的“反叛力量”干扰了欧盟对美形成统一立场，降低了欧盟联合应对举措的有效性。
拜登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很有可能回归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并继承奥巴马的“巧权力”战略，他已声明在正式出任美国总统后会回归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令美国重返伊朗核协定框架。拜登的过渡内阁人选均为经验丰富的建制派成员，特别是在外交领域，他们有望改变特朗普政府的“蛮横”特征，能够同欧洲同行保持较为融洽的气氛。民主党人对欧洲盟友素来重视，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力量对比加速调整的背景下，欧洲的作用恐怕会进一步上升。希拉里在2020年10月的《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中俄都不具备的宝贵资源，是美国向全世界投送力量的基础。特朗普威胁北约成员要取消军事保护、分摊军费的做法使美国的同盟体系出现了裂痕，必须修复美国同盟体系才能强化美国的军事地位。 [66] 拜登的当选让欧盟和德国等主要成员国喜出望外，热烈欢迎民主党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博客中写道：“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重建欧美合作。既然美国新领导层准备重塑双边伙伴关系，欧盟也应做好准备，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愿意倾听的美国和一个能够行动的欧洲。” [67]
除了外交气氛之外，拜登执政后在具体政策领域，欧美之间的协调预计也将得到很大改善。比如“长臂管辖”问题，尽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存在域外执行反垄断法等美国国内法的现象，但重视美国“软权力”或“巧权力”的民主党政府会相对重视国际礼让原则，比如奥巴马任内美国政府就支持在国会听证会和国际反垄断争议中采取节制态度，美国的监管者也会较少依赖单边国家行动，而是更多地依靠机构间合作，走上从单边到双边甚至多边的道路。这与欧盟的治理方式相像，欧盟运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通过高密度的会议和磋商，令原本意见有分歧的各成员国甚至是地方代表、利益集团代表达成意见共识，最终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政策。 [68] 权力运作方式的相近，会使得奉行“巧权力”战略的美国同以“软实力”见长，赞赏多边主义运作的欧盟合作起来更为顺畅。
但是特朗普的“遗产”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散，在过去的四年中，特朗普的“蛮权力”已经带给欧洲足够的危机感，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大幅提升，在自主防务建设等领域已有较大推进。2017年11月，法国、德国等欧盟23个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签署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的联合告知书（12月葡萄牙和爱尔兰宣布加入，使框架成员国增加至25个），承诺将发展共同防务能力、共同投资防务项目，以便增强彼此的军事实力。目前此框架已初步确定开展包括军事培训、网络安全、海洋监视、后勤保障、救灾和战略指挥等诸多领域的17个防务合作项目。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成员国同意履行“有雄心且更具约束力的共同承诺”，包括实质性地提高防务预算以达到约定目标，防务支出的20%用于防务设备，2%用于防务技术研发。 [69] 这虽然部分是为了响应北约和美国的要求，但此框架明确要求成员国应优先通过欧盟国家间合作来弥补欧盟及本国现有防务能力缺陷，要求成员国的防务力量储备、技术标准和行动资金应满足欧盟战斗群和理想化防务目标的要求，并在军工发展上参与欧盟的项目，选择欧洲防务署和欧洲共同军备合作组织（OCCAR）提供的框架，以增强欧盟的防务技术和工业基础，这都从军备角度体现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性，会降低欧盟对美国武器出口的依赖。法国总统马克龙清晰地表态：“我们增加军费是为了建立自主的欧洲军队，而不是购买美国的军火。” [70] 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称“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个历史性决定会让欧盟成为可靠的全球安全提供者”，体现出欧盟领导人不想再将欧洲安全和防务“外包”给美国的强烈意愿。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