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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回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福利国家”——魏玛共和国为何以及如何应对社会问题、尝试解决社会危机的历程。尽管魏玛德国最终让位于纳粹政权，其社会政策也被视做民主体制失效的根源之一，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先驱性。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日益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背景下，本书希望能够提供某种历史之镜，以供参鉴。
“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顾名思义，是“针对社会的政策”。它是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德语圈中，该词至少在19世纪中叶已经流行开来，而其大致内涵可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由工业革命和农业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产生了大规模贫困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讨论国家出手保障社会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等问题，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lodt）在1792年便谈道“政府必须关照民族的身体和道德上的健康” [1] ，劳伦茨·冯·施坦因（Lorenz von Stein）在1848年革命前夕已直言不讳地告诫君主制国家“必须以社会改革的方法来回应社会问题，从而预防不可避免的革命” [2] 。在普鲁士改革中，首相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于1817年下达命令，要求各省针对工厂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加以积极干预，以“发现解决社会结构危机的办法”。随后十余年间，限制童工、推行义务教育等措施成为普鲁士王国最早针对社会问题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一词也由此正式出现在1839年公布的《普鲁士规章》（ Preußisches Regulativ ）中。 [3]
1848年革命后，“社会政策”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教会、企业、政党都竭力把“社会政策”作为自己凝聚人心、稳定教徒或雇员或选民的重要手段。在此影响下，德意志各邦政府也不得不把社会政策作为执政工具，来诊治所谓“社会病态”。不过，从此时延至德意志帝国成立，“社会政策”基本上是“工人政策”的代名词，因为政府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就是不断成长的工人运动对于专制统治的抗拒心理。“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三大社会保险立法正是针对工人而抛出的“棉花糖”。
尽管如此，社会保险体制的出现，宣告了德国社会政策发展历史大幕的开启。随后，“社会政策”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到魏玛时期，它被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即从“工人政策”转变为真正的“社会”（Gesellschaft）之政策，其中“社会”涵盖着所有需要保障的阶层，政策宗旨也从保障最低生存扩展至公正公平之维护。时至今日，德语圈对于“社会政策”一词的理解，大致便源于魏玛共和国的实践，其要旨如下：社会政策是国家推行的某种政治机制。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政策”主要指国家确保其国民在出现年老、失业、残疾、疾病、事故、死亡或因怀孕、主要供养者去世而引发的特定家庭负担时仍然获得最低社会安全之保障。广义的“社会政策”则在狭义理解之上增加保障社会公正、增进社会一部分人或者整体之福利、支持经济主体的自我救助能力与自我规制能力。 [4] 最终，社会政策的终点是建成一个“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或者按照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圈社会政策学家的话来说，建成一个“社会国家”（Sozialstaat） [5] 。
然而，为什么全面启动“社会政策”，并试图建成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的魏玛共和国却并未因其社会政策领域的诸多贡献而获得民众拥护、迅猛发展？事实正好相反，魏玛历史只有短短十四年，甚至还以和平的方式把权力拱手送给了纳粹政权。这一巨大反差同样是八十多年来魏玛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在既往研究 [6] 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理论框架。第一种理论认为，魏玛共和国是一种“即兴创作的民主”（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7] 源于战争与革命的各种临时措施，持久性地影响着民主政权的构造与延续。因此，从魏玛初期的各种问题入手，探寻整个十四年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困境，成为研究者的惯常思路。所谓“危机前的危机”（Krisen vor den Krisen）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做这一理论的产物。 [8] 第二种理论认为，魏玛共和国是一种“未完成的民主”（unvollendete Demokratie）。 [9] 由于战后环境复杂，时间短促，魏玛政府来不及完成原定的民主建构，从而为纳粹夺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尽管如此，魏玛民主仍然是值得推崇的体制。从这一理论出发，魏玛才被视做波恩（即联邦德国）的前身，而希特勒上台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第三种理论认为，魏玛德国是一个“被过度要求的共和国”（überforderte Republik）。 [10] 在短短十四年间，一系列现代转型的诉求被投射于共和肌体之上，从19世纪延续下来的“经典现代性的危机”（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11] 最终爆发于魏玛时期。在这里，从帝国到纳粹的延续性问题再次得到了积极回应，但同时超越了仅仅把“魏玛共和国”视做“纳粹前奏”的简单认识。 [12]
本书是在第三个理论层面上的聚焦和延伸。作为现代性的表现之一，“社会政策”体现了现代国家对自身职能的一种新界定。其目的从帝国时代的“控制社会”出发，到魏玛时期形成“服务社会”的宗旨，即“福利国家”（Sozialstaat）这一词汇所显现的那样，“社会”高于“国家”——既留下了转折的印痕，特别是把公正公平性诉求置于首位，体现了质的飞跃，又在具体事务上反映出一系列的延续性特征，如社会保险项目的增加、覆盖人群的扩大、国家开支的提升。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成长，在不断满足社会各群体需求的同时，也在无限放大国家的责任，赋予政府以更沉重亦更强大的干涉力，从而最终颠倒了社会政策的目标，让国家置于社会之上，以致为纳粹一类的独裁政权打开了大门。这便是社会政策历史所透露出来的“经典现代性的危机”。当然，在把社会政策作为“被过度要求的共和国”这一理论的聚焦点之外，本书还试图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延伸出来，进一步考察社会政策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斗争场域，究竟如何一步步地加深共和国的政治认同危机，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遭到颠覆的“滑铁卢”。
具体而言，本书提出的问题是：
第一，魏玛德国究竟在哪些社会政策领域内做出了贡献？它为何以及如何推出这些社会政策？换言之，在社会政策的扩展中，民主意识、危机控制、集团私利、个人需求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共性特征？
第二，这些社会政策怎样对魏玛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特别是那些负面效应是如何出现的？简言之，在社会政策失败的原因中，经济问题（国家负担过重）、运行机制（国家强制日益明显）、交往方式（国会内外斗争激烈）、时代因素（合作立场不被认同）之间是否以及如何产生一种共同的负面效应？
第三，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之命运，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所谓“经典现代性的危机”的组成部分？这些社会政策的兴衰怎样表现了西方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追求现代性但又纠结于现代性的复杂心理？
这些问题或能为“魏玛何以失败”提供一种思考路径。
本书研究的对象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领域。
早在魏玛共和国尚未解体之前，当时人已将目光投向社会政策的发展。中央劳动部在1928年回顾了此前十年的社会政策进展，条分缕析地总结了共和国在劳动权和劳动保障、工资政策与调解机制、劳动力市场与失业救济、传统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住房与迁居政策等领域的成就。 [13] 在英语世界，埃米尔·弗莱克（Emil Frankel）对德国8小时工作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 [14] 法学博士生约瑟夫·施特莱歇尔（Joseph Streicher）以“1918年以来劳资关系”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主题，讨论了社会政策对劳资关系变化趋势的影响。 [15] 除此之外，各大报刊也偶尔刊登一些回忆性文章，对共和国在住房、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领域的做法加以回溯。总体而言，这些观察尽管属于当时代人的直接感受，具有第一手档案价值，但因身处过程之中，缺乏对于魏玛时期社会政策总体发展的综合把握，部分评述或过于乐观，或失于公正。
1945年以来，德语学界出版过几本有关德国社会政策的通史著作。阿尔宾·格拉登（Albin Gladen）率先分析了德国社会政策出现的条件、形式、目标转换及其影响。 [16] 弗洛里安·滕施泰特（Florian Tennstedt）从社会史出发简单概述了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同阶段。 [17] 弗尔克尔·亨特舍尔（Volker Hentschel）集中关注了社会政策中的社会保障与集体劳动权。 [18] 约翰内斯·福雷里希（Johannes Frerich）和马丁·弗雷（Martin Frey）合作编写了有关德国社会政策历史的手册，比较详细地关注到魏玛时期的劳动保障、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住房保障等五个领域。 [19] 曼弗雷德·G.施密特（Manfred G.Schmidt）则从历史发展与国际比较两个角度出发，全面而概览式地勾勒了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政策的演进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20] 这些通史类著作一般篇幅不大，涉及魏玛部分的内容也不多，主要为我们呈现了德国社会政策在历史上的纵横发展脉络。
迄今为止，唯一一本针对魏玛社会政策历史全貌的研究是由路德维希·普莱勒（Ludwig Preller）在1949年推出的《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策》（ Sozialpolitik in der Waimarer Republik ） [21] 。作者是魏玛时期的劳动部官员，对相关情况与数据熟稔于心。他以时间为序，逐年介绍了当时主要社会政策的演进历程，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时间政策、住房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等。作者使用了大量一手档案材料和统计数据，其目的并非仅仅记录史实，而是希望后来者思考：“为什么围绕在魏玛社会政策上的斗争与魏玛民主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对于魏玛社会政策史的研究，主要是去考察各种社会政策出台的经济与政治背景，反思各种社会力量介入社会政策立法的动机与成效，追问社会政策的是非成败与魏玛民主兴衰历程之间的关联。这些问题至今仍拥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也是本书的出发点之一。当然，该书出版时间较早，一些档案材料尚未开放，且作者主要关注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政策范围，还没有涉及如家庭政策、矫正政策、历史政策等领域，故而留下不少空白。此外，该书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不利于读者了解各种社会政策的前因后果。
随后出现了大量个案研究成果。按照本书所关注的重点领域 [22] ，分别概述如下：
唯一集中关注 劳动时间政策 的研究是格拉尔德·D.费尔德曼和伊姆加德·施泰尼施（Gerald D.Feldmann & Irmgard Steinisch）的长篇论文《在福利国家和经济国家之间的魏玛共和国：抵制8小时工作制的决定》。 [23] 该文十分详细地梳理了8小时工作制在魏玛时期的法制化及其陷入劳资冲突的过程。其他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贝恩德·魏斯布罗德（Bernd Weisbrod）的名著《魏玛共和国中的重工业：在稳定与危机之间的利益政策》。作者提供了资本家（特别是重工业家）在劳动时间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一系列行动。 [24] 与之相对，克里斯托弗·雷·杰克森（Christopher Rea Jackson）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革命与镇压之间的产业工人：德国的劳工法与社会，1918—1945》则为我们描述了劳方在8小时工作制上的各种努力。 [25] 约翰内斯·拜尔（Johannes Bähr）的著作《魏玛共和国中的国家调解：在通货膨胀与萧条之间集体合同政策、合作主义与工业斗争，1919—1932》和宋吉春（Gi-Chul Song）的博士学位论文《在1918/1919年革命与1923/1924年货币改革之间的德国的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魏玛共和国在劳动力市场上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可能性与局限》详细阐释了魏玛政府调控劳动时间及其他相关工人政策上的立法根源、过程及问题。 [26]
德国史学界对于 住房政策 发展历程的研究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迪特·赫林（Dieter Häring）和乌利希·布卢门罗特（Ulrich Blumenroth）的政策史研究基础上，以彼得-克里斯蒂安·维特（Peter-Christian Witt）、君特·舒尔茨（Günter Schulz）、米夏埃尔·鲁克（Michael Ruck）、蒂尔曼·哈兰德（Tilman Harlander）为代表的多位历史学家率先关注共和国政府在住房领域贯彻“福利国家”原则的核心问题之一——住建促进机制。在《通货膨胀、住房统制经济和房租税：魏玛共和国住房建设与住房市场的调整》 [27] 中，维特对魏玛住建促进政策从产生到调整的必然性及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论证了在战后紧急状况下这一国家干预住建措施的“相对”成功。而鲁克的两篇论文则立足魏玛共和国资金不足的背景，呈现住建促进机制的内在设计缺陷。他将保障住房的建设资金短缺根源从住建领域拓展至现房政策扩张，尤其是通过论述房租税及租房统制经济的内在缺陷为后人展现魏玛住房政策体系在设计上的先天不足。 [28] 进入80年代，舒尔茨在其《住房政策的连续性与断裂：从魏玛共和国到联邦德国》 [29] 一文中明确强调由魏玛共和国开创的国家福利住房政策与当代德国福利住房体系之间的传承与演变。但上述研究主要考察住房政策的制度性变化，并未涉及太多住房政策演变与政治环境、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即便鲁克的研究部分涉及政党因素及不同利益团体对住房政策变动的影响，但他也仍未跳出制度研究的框架。率先将住房问题从制度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是卢茨·尼特尔哈默（Lutz Niethammer）。他在1979年编纂的论文集《居住的变迁：市民社会日常生活史论文集》围绕“居住”主题所涉及的行为方式、聚居生活、居住环境、住房政策及建设展开，首次投向各色人等（如资产阶级、工人和雇员）的居住形式、城市与乡村的居住差异以及家庭环境和生活习惯等过去被忽视的“细枝末节”。卡尔·克里斯蒂安·费勒尔（Karl C.Führer）1995年出版的教授授职论文《租户、房主、国家与住房市场：1914—1960年德国住房短缺与住房统制经济》 [30] ，则是德国学界并不多见的系统讨论租户权利与租户群体的专著。费勒尔利用大量档案材料通过现房统制模式开局时代的研究，明确指向魏玛社会因住房问题而导致的社群碎片化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除未能妥善解决建设资金以外另一个导致住房政策合理性遭普遍质疑的关键所在。其研究明确指出，这一矛盾在魏玛公共领域所引发反响的广泛度和严重性甚至要高于资金问题，而公共领域妥协基础的破碎化又加速了政策失败。
在 劳动力市场政策 中，特别是失业保险政策，尤其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是理查德·J.埃文斯和迪克·吉尔里（Richard J.Evans and Dick Geary）主编的论文集《失业的德国人：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大规模失业的经历与结果》。该书收集了多篇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角度探讨大规模失业问题的缘由及其后果。 [31] 卡尔·克里斯蒂安·费勒尔的专著《失业与德国失业保险体制的诞生，1902—1927年》和彼得·勒维克（Peter Lewek）的专著《失业与魏玛共和国的失业保险体制，1918—1927年》是该领域最近三十年间最重要的研究作品。两者特别关注失业保险体制建立进程中的立法问题，提供了比较详尽的各派立场和争议过程。 [32] 大卫·F.克鲁（David F.Crew）的《福利中的德国人：从魏玛到希特勒》是目前学界比较少见的社会文化史著作。它从接受福利者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以失业者的感受为基础，来反思魏玛福利制度的问题。 [33]
在 传统的社会保险 领域里，最重要的仍然是路德维希·普莱勒的前述著作。它保留了大量一手统计资料和各大保险机制逐年改革的成果。弗洛里安·滕施泰特的长篇论文《德国的百年社会保险：周年庆典与研究成果》 [34] 与弗尔克尔·亨特舍尔的长篇论文《历史视角下的社会保障体系，1880—1975年》 [35] 不仅概述了社会保险体制的历时性发展，而且还逐一评点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问世的重要成果。瓦尔特·博格斯（Walter Bogs）的博士学位论文《魏玛民主的社会保险体制》从法学角度梳理了社会保险体制在魏玛时期的法律进展。 [36] 洪永孙（Young-Sun Hong，音译）的著作《福利、现代性与魏玛国家，1919—1933年》讨论了社会保险体制扩大中出现的“新穷人”。 [37] 与此相关，疾病保险制度中的医生群体，在最近二十年里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en）的专著《医生在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上：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医生群体在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面前的劳动力市场情况、自我理解与阶层政策之研究》。 [38] 在这一领域中，中国学者李工真也曾有过精彩论述。 [39]
对于 家庭政策 ，比特·福克斯（Beat Fux）的专著《家庭政策讨论：关于家庭政策、生育力和家庭相互关系及转换的理论性和经验性研究》 [40] 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了20世纪有关家庭政策的各种讨论，特别描绘了有关生育政策的变化。科内利·乌斯鲍内（Cornelie Usborne）的研究《魏玛德国的堕胎文化》 [41] 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有关堕胎政策讨论的政治关怀。特别是卢克·约希姆森（Luc Jochimsen）的材料汇编《第218条：有关一种百年困顿的文件集》 [42] 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一步讨论了家庭文化及其观念变化下的堕胎禁令延废之争。延斯·弗莱明（Jens Flemming）等主编的资料集《危机阴影下的家庭生活：魏玛共和国社会史档案及分析，1918—1933年》 [43] 从当时一代人的家庭观、政府的家庭政策、家庭规划、家庭开支、住宅变化、妇女角色、青少年教育、利益集团政治、失业感受等多角度呈现了有关家庭形象的各种画面。1991年，卡伦·哈格曼（Karen Hagemann）主持举办了有关魏玛时期生育政策的展览。随后，她推出了相关档案集《有关妇女的日常生活和生育政策，1919—1933年：展览会档案集》。 [44] 该书充分注意到不同社会阶层对生育控制的差异性观念及其对魏玛家庭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反馈效应。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关注到魏玛时期的“新女性”问题，如阿提纳·格罗斯曼（Atina Grossmann）的《“新女性”与魏玛共和国的性合理化》 [45] ；或医生群体在家庭政策中的角色，如科内利·乌斯鲍内的《魏玛德国的堕胎：医生职业群体中的争议》。 [46] 部分涉及纳粹时期家庭政策的专著，也多少在回顾中提供了魏玛德国家庭政策的大致面貌，如吉尔·斯蒂芬逊（Jill Stephenson）针对“多子女全国联盟”（Reichsbund der Kinderreichen）这一组织的个案研究 [47] ，或亨利·P.大卫（Henry P.David）等有关纳粹时期的优生学思想和堕胎法令之间关系的梳理 [48] ，又或丽萨·派纳（Lisa Pine）对纳粹家庭政策的整体研究。 [49]
历史政策 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历史”作为社会文化意识的重要建构手段，在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50] 到20世纪，政府越来越主动地介入有关过去的形塑和教育中。在这一方面，理论上的重要论文是埃德加·沃尔弗鲁姆（Edgar Wolfrum）的《作为政治场域的历史——历史政策：19—20世纪的国际研究》。 [51] 塞巴斯蒂安·乌尔里克（Sebastian Ullric）最早注意到魏玛初期有关国名问题的斗争。 [52] 汉斯-于尔根·佩里（Hans-Jürgen Perrey）、埃贝哈德·科尔布（Eberhard Kolb）、米夏埃尔·金茨勒（Michael Kienzle）和克里斯蒂安·戈拉德曼（Christian Gradmann）等人透过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与职业历史学家之间的一场所谓“历史之争”，看到了共和国在历史政策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缺位问题。 [53]
最后，在 特殊群体 领域内，德国学界最早将 青少年救济 纳入社会史研究领域，同时做出最重要成果的历史学家首推德特勒夫·J.K.波伊克特（Detlev J.K.Peukert）。波伊克特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版了《福利纪律化的边界：1878年至1932年德国青少年救济的崛起与危机》及《介于战争与危机之间的少年：魏玛共和国工人子弟的生活世界》 [54] 两部专著，围绕青少年（尤其是工人子弟的）救济教养问题，对“人道主义干预”与国家要求绝对掌控青少年教养的主张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尽管波伊克特已注意到男女“不良青少年”在行为方式与后果上的差异，但他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缺乏家庭教养的男性青少年，他之后的历史学家如伊丽莎白·哈维（Elisabeth Harvey）和伊莲娜·威廉（Elena Wilhelm）则开始涉足这一时期对女性“不良青少年”的矫正措施。 [55] 进入21世纪，马丁·吕克（Martin Lücke）沿袭波伊克特的研究路径，将目光对准其中更为特殊的群体，即男性同性恋青少年 [56] ，从而进一步充实魏玛共和国青少年教养问题的研究范围。在 吉卜赛人政策 方面，最早全面梳理德意志帝国及魏玛共和国涉及约束吉卜赛人的国家、邦及地方立法的成果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维尔纳·K.赫内（Werner K.Höhne）的博士学位论文。 [57] 而在当代，尽管围绕纳粹政权迫害吉卜赛人的相关研究早已启动，但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针对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出于治安原因抗击所谓“吉卜赛困境”研究。1985年，沃尔夫冈·君特（Wolfgang Günter）最先以汉诺威及其下属县官方对吉卜赛人的约束为例，在呈现帝国至魏玛时期普鲁士吉卜赛人政策极端化的演变及地方政府（邦/州—省—城市）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矛盾的同时，也为基层地方早在第三帝国之前就对吉卜赛人“零容忍”并最终导致驱逐和灭绝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具体例证。 [58] 赖纳尔·赫尔曼（Rainer Hehemann） [59] 则在1987年将1871—1933年官方“抗击吉卜赛困境”的法规、措施作为第三帝国迫害犹太人的前史加以系统论述。但针对吉卜赛人在这一时期实际遭受的迫害，米夏埃尔·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n）在其有关德国警方对吉卜赛人加以迫害的长时段研究中指出，帝国时代针对吉卜赛人警察措施由于各邦各自为政的现实效果并不明显。 [60] 利奥·鲁卡森（Leo Lucassen）的研究从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吉卜赛人”概念切入，他认为这一概念从最初想象的民族概念到19世纪下半叶起成为警方便捷区分“定居”与“非定居”乃至“好人”与“坏人”的演变，为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警方普遍采取措施“约束”吉卜赛人奠定理论基础。 [61] 但作为一部梳理概念及措施演变的长时段作品，该书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警方对吉卜赛人观点的呈现却略微简单。在 同性恋矫正 方面，除前述马丁·吕克的作品之外，由曼弗雷德·赫尔策（Manfred Herzer）编纂的论文集《“第175条”的历史——反同性恋的惩戒》 [62] ，在多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整呈现德国刑法“第175条”（即同性恋入刑条款）从诞生到被废除的整个演变历程。其中，约尔根·胡特尔（Jörg Hutter）和博多·门德（Bodo Mende）的论文主要涉及德意志帝国与魏玛共和国围绕“第175条”的修改、同性恋去刑化倡议与反同性恋社会思潮之间的激烈冲突。 [63]
上述研究成果各有侧重，但都对我们认识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演进有所助益。当然，这些研究基于档案开放的程度不同，仍有继续深入探究的空间。不同个案之间的联系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社会政策发展中的贡献和问题，特别是衡量魏玛民主机制如何制造并推动了社会政策发展与经典现代性危机之间张力的形成及其影响，还未得到学术界的认识。
基于此，本书试图结合整体视角与个案研究，以七大社会政策——雇员保护政策、住房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传统社会保险政策、家庭政策、历史政策和特殊群体政策为观察对象，从中各自截取一个侧面作为具体分析的切入点。它们分别是劳动时间规范、社会福利房建设、失业保险、“新穷人”及“医生群体”的反抗、“堕胎禁令”存废、国名和纪念日及公共历史文化书写之争、针对青少年和吉卜赛人及同性恋者的矫正措施。
笔者将论述这些社会政策的出台背景、讨论过程、立法特点、实践手段和实施效果。其中，主要政党、社会团体、政治家、学术界的相关论述将被视作社会政策出台的思想根源。笔者还将涉及部分负责实施具体社会政策的机构发展史，并描述具体社会政策实施对象的相关体验。
针对每一个具体社会政策而言，本书的问题意识在于：
第一，该社会政策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中、由谁提出的，其主要理由是什么？反对者有哪些，其观点又是什么？
第二，该社会政策在国家层面上是如何获得通过的？这包括内阁商议、国会讨论与公共舆论的关注。
第三，该社会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它同此前法案相比具有哪些进步的地方，又有哪些不足？
第四，负责实施该社会政策的国家机构是如何成立或改革的？它如何同该社会政策的对象建立联系并进行交往？在拥有足够材料的地方，笔者还将讨论。
第五，接受该社会政策援助的弱势群体是如何看待它的？他们的命运是否因此而得到改变？最终在整体层次上，本书需要回答。
第六，这些社会政策如何在体现魏玛民主的同时成为共和国“无法承受的负担”？在这些政策的背后，社会权利的扩展究竟存在哪些“现代性的陷阱”？它们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上的哪些极限问题？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书分为七章。
第一章从8小时工作制规范出发，讨论魏玛德国的雇员保护政策。该章分为四节。第一节概述1918年前德国雇员劳动时间的一般情况及工人阶级追求“8小时工作制”的努力。第二节探讨“8小时工作制”在魏玛初期得以确立的原因及经过。第三节集中关注1923年8小时工作制危机的前因后果。第四节描写8小时工作制走向衰亡的历程。
第二章以社会福利房建设为例，探讨魏玛德国的住房政策。该章分为四节，分别讲述住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起源、作为“一战”后紧急措施的住房保障政策、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福利住房建设发展以及住房政策的中断。
第三章从失业保险体制来谈魏玛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演变。该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首先勾勒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失业保险观念及其存在的争议。第二节重点描述1927年失业保险体制建成的过程。第三节探讨魏玛末期失业保险体制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
第四章讨论传统社会保险政策在魏玛德国扩大和改革时遭到的困境，特别是来自“新穷人”和“医生群体”的抗议。该章首先从整体角度对魏玛共和国在传统社会保险政策中的变化做一概述，特别关注它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延续性和跳跃性问题；然后集中关注三大社会保险体制中的两类反对派，一类是社会保险领取者，他们以残疾军人及遗属、社会保险金领取者（Sozialrentner）和普通养老金领取者（Kleinrentner）为代表，自称为“新穷人”群体；另一类是社会保险的重要参与者医生群体。该章将着重探讨此二类群体参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原因及其影响。
第五章以“堕胎禁令”的存废之争为中心，探讨魏玛德国的家庭政策。该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首先回顾“堕胎禁令”的出现及其早期实践。第二节重点分析魏玛时期有关“堕胎禁令”存废的三次讨论高潮。第三节延伸到纳粹时期，探讨禁令及其争议本身带来的现实后果。
第六章以国名、纪念日和公共历史书写为核心，探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政策。该章首先针对共和国的正式国名何以延续德意志帝国的问题，描述“帝国”（Reich）观念在德意志人的历史意识中的延续性特征；其次叩问共和国为何无法创制一个广为接受的纪念日，来保存当时代的革命记忆，从中总结魏玛政治文化的重大缺陷；最后从一场历史传记之争出发，探求“一战”后德国各阶层公共历史书写权力意识上的矛盾立场，反思共和国政府在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中的缺位问题。
第七章面向青少年、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三类特殊群体，讨论魏玛德国针对特殊群体的矫正措施。该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以“教化”为主题，讨论共和国针对“问题”青少年的一些做法。第二节以“约束”为主题，讨论共和国针对吉卜赛人的排斥政策。第三节以“矫正”为主题，讨论共和国针对同性恋者的压制手段。
本书除了参考相应研究论著外，主要运用的一手材料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内阁讨论档案集 [64] 、国会讨论档案集 [65] 、外交部档案集 [66] 、临时经济议院档案 [67] 、普鲁士财政部档案 [68] 、德意志暨普鲁士城市议会档案 [69] 、普鲁士内政部档案 [70] 、刑法文库 [71] 、同时代的相关报刊、公告、当时代人的日记等。
考虑到行文阅读的方便，本书还把相关重要档案文本或文本节选放在最后，以供读者参鉴。
本书的部分成果已通过论文形式在一些专业期刊上发表，目前文本在发表的基础上做过一些修改。特此说明。
[1] Waldemar Adler，“Gedanken zur Sozialpolitik”，in W.Rohrbeck（Hrsg.）， Beträge zur Sozialversicherung . Festgabe für Dr . Johannes Krohn zum 70. Geburtstag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54，S.1-5，此处是S.3。
[2] Manfred G.Schmidt，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und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2.Aufl.，Opladen：Leske+Bidrich，1998，S.17.
[3] Johannes Frerich & Martin Frey，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Band 1，München：R.Oldenbourg，1993，S.12-18.《普鲁士规章》全称为《青少年工人工厂劳动的规章》（ Regulativ Über die Beschaftigury judgendlicher Arbeiter in Fabrik ）是德意志地区首部限制童工并提及劳动保护的法规。
[4] Manfred G.Schmidt，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und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S.17；“Sozialpolitik”，in Erwin Carigiet，Ueli Mäder，Jean-Michel Bonvin， Wörterbuch der Sozialpolitik ，Zürich：Rotpunktverlag，2003；Hans F.Zacher，“Das soziale Staatsziel”，in：Hans F.Zacher （Hrsg.）， Abhandlungen zum Sozialrecht ，Heidelberg：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1993，S.3-18.此处是S.15。
[5] “Sozialstaat”也可被译作“福利国家”，它体现的是自由主义者把“社会”置于“国家”之上的理念。此外，用“Sozial”来代替“Wohlfahrt”，体现了德语圈社会政策学家从广义上来理解社会政策的一种倾向。
[6] 关于魏玛共和国研究的整体情况及个案研究，可参见Eberhard Kolb编写的综述类著作：Eberhard Kolb， Die Weimarer Republik ，mit Dirk Schumann，8.Aufl.，München：R.Oldenbourg，2012。
[7] Theodor Eschenburg， Die improvisierte Demokratie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Piper，1964.
[8] Knut Borchardt， Wachstum ， Krisen ， Handlungsspielräum der Wirtschaftspolitik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2.
[9] Horst Möller， Weimar . Die unvollendete Demokratie ，München：dtv，1985.
[10] Ursula Büttner， Weimar ： Die überforderte Republik 1918-1933 ， Leistung und Versagen in Staat ， Gesellschaft ， Wirtschaft und Kultur ，Stuttgart：Klett-Cotta，2008.
[11] Detlev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Frankfurt a.M.：Suhrkamp，1987.
[12] 在最近的一些研究里，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从“魏玛何以失败”到“魏玛失败了吗”这样的转变。研究者更多去挖掘魏玛时代的一些具有持久效应的创新之举，以便讨论它的“正面遗产”。参见Eric D.Weitz，“Weimar Germany and its Historie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43，No.4，2010，pp.581-591；Colin Stor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etc.：Bllomsbury Academic，2013。
[13] Reichsarbeitsministerium， Deutsche Sozialpolitik 1918-1928 ， Erinnerungsschrift des Reichsarbeitsministeriums ，Berlin：Verlag von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1929.
[14] Emil Frankel，“The Eight-Hour Day in German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3，1924，pp.315-334.
[15] Joseph Streich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Arbeitgeber und Arbeitnehmer seit 1918 ，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Kräfteverhältnisses zwischen den beiden Partei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Organisionen der Gewerkschaften und Unternehmerverbände ，德国弗赖堡大学1924年博士学位论文。
[16] Albin Gladen， 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 Eine Analyse ihrer Bedingungen ， Formen ， Zielsetzungen und Auswirkungen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74.
[17] Florian Tennstedt， Sozial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1.
[18] Volker Hentschel， Geschichte der deutshen Sozialpolitik ， Soziale Sicherung und kollektives Arbeitsrecht ，Frankfurt a.M.：Suhrkamp，1983.
[19] Johannes Frerich & Martin Frey，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Band 1，München：R.Oldenbourg，1993.
[20] Manfred G.Schmidt，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und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
[21] Ludwig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aimarer Republik ，Athenaeum：Droste Taschenbücher Geschichte，1978.
[22] 以下只涉及本书所关注领域，其他如劳资关系等问题，此处不赘。
[23] Gerald D.Feldmann & Irmgard Steinisch，“Die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staat，Die Entscheidung gegen den Achtstundentag.Hans Rosenberg zum kommenden 75.Geburtstag gewidmet”， Archive für Sozialgeschichte ，1978，S.353-439.
[24] Bernd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Hammer，1978.
[25] Christopher Rea Jackson，“Industrial Labor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Labor law and society in Germany，1918-1945”，美国哈佛大学1993年博士学位论文。
[26] Johannes Bähr， Staatliche Schlich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Tarifpolitik ， Korparatismus und industrieller Konflikt zwischen Inflation und Deflation ， 1919-1932 ，Berlin：Colloquium Verlag，1989；Gi-Chul Song， Die Staatliche Arbeitsmarktpolitik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r Revolution 1918/19 und der Währungsreform 1923/24.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s arbeitsmarktpolitischen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Kraemer，2003.
[27] Peter-Christian Witt，“Inflation，Wohnungszwangswirtschaft，und Hauszinssteuer：Zur Regelung von Wohnungsbau und Wohnungsmark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Luth Niethammer （Hrsg.）： Wohnen im Wandel .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Wuppertal：Peter Hammer Verlag，1979，S.385-407.
[28] Michael Ruck，“Finanzierungsprobleme der Althaussanie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Christian Kopetzki u.a （Hrsg.）： Stadterneue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 Beiträge zur stadtbau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 ，Kassel：Gesamthochsch，1987，S.223-238；“Die öffentliche Wohnungsbaufinanzie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Zielsetzung，Ergebnisse，Probleme”，in Axel Schildt，Arnold Sywottek （Hrsg.）： Massenwohnung und Eigenheim . Wohnungsbau und Wohnen in der Großstadt seit dem Ersten Weltkrieg ，Frankfurt/ New York：Campus，1988，S.150-200.
[29] Günter Schulz，“Der Wohnungsbau industrieller Arbeitergeber in Deutschland bis 1945”，in Hans J.Teuteberg （Hrsg.）： Homo habitans .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ländlichen und städtischen Wohnens in der Neuzeit ，Münster：F.Coppenrath，1985，S.373-389.
[30] Karl C.Führer， Mieter ， Hausbesitzer ， Staat und Wohnungsmarkt ： Wohnungsmangel und Wohnungszwa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14-1960 ，Stuttgart：Stein，1995.
[31] Richard J.Evans and Dick Geary， The German Unemployed ：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Croom Helm，1987.
[32] Karl C.Führer， Arbeitslosigkei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 1902-1927 ，Berlin：Colloquium-Verlag，1990；Peter Lewek， Arbeitslosigkeit und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7 ，Stuttgart：Franz Steiner，1992.
[33] David F.Crew， Germans on Welfare ： From Weimar to Hitl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4] Florian Tennstedt，“Hundert Jahre Sozial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Jubiläumsaktivitäten und Forschungsergebniss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981，S.554-564.
[35] Volker Hentschel，“Das System der sozialen Sicherung in historischer Sicht 1880 bis 1975”，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18，1978，S.307-352.
[36] Walter Bogs， Die Sozialversicherung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München：J.Schweitzer Verlag，1981.
[37] Young-Sun Hong， Welfare ， Modernity ， and the Weimar State ， 1919-1933 ，Princeton /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38] Peter Thomsen，Ä rzte auf dem Weg ins “ Dritte Reich ”. Studien zur Arbeitsmarksituation ， zum Selbstverständnis und zur Standespolitik der Ärzteschaft gegenüber der staatlichen Sozialversicherung währe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Husum：Matthiesen Verlag，1996.
[39] 李工真：《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与危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40] Beat Fux， Der familienpolitische Diskurs . Eine 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Zusammenwirken und den Wandel von Familienpolitik ， Fertilität und Familie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94.
[41] Cornelie Usborne， Cultures of Abortion in Weimar Germany ，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2007.
[42] Luc Jochimsen （Hrsg.），§218. Dokumentation eines 100 jährigen Elends ，Hamburg：konkret Buchverlag，1971.
[43] Jens Flemming & Klaus Saul & Peter-Christian Witt （Hrsg.）， Familienleben im Schatten der Krise . Dokumente und Analysen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Düsseldorf：Droster Verlag，1988.
[44] Karen Hagemann （Hrsg）， Eine Frauensache Alltagsleben und Geburtenpolitik 1919-1933 . Eine Ausstellungsdokumentation ，Pfaffenweiler：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1991.
[45] Atina Grossmann，“Die ‘Neue Frau’ und die Rationalisierung der Sexualitä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Ann Shitow，Christine Stansell，Sharon Thompson （Hrsg）， Die Politik des Begehrens . Sexualität ， Pornographie und neuer Puritanismus in den USA ，Berlin：Rotbuch Verlag，1985，S.38-62.
[46] Cornelie Usborne，“Abortion in Weimar Germany-the debate amongst the medical profess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5，1990，pp.199-224.
[47] Jill Stephenson，“‘Reichsbund der Kinderreichen’.The League of Large Families in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Nazi Germany”，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Bd.9，Nr.3，1979，S.351-375.
[48] Henry P.David，Jochen Fleischhacker and Charlotte Hohn，“Abortion and Eugenics in Nazi German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4，No.1 （Mar.1988），pp.81-112.
[49] Lisa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 1933-1945 ，Oxford：Berg，1999.
[50] 最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是：Stefan Berger and Chris Lorenz， Nationalizing the Past . Historians as Nation Bilders in Modern Europe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
[51] Edgar Wolfrum，“Geschichte als Politikum-Geschichtspolitik.Internationale Forschungen zum 19.und 20.Jahrhundert”，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e ，Nr.41，1996，S.376-401.
[52] Sebastian Ullric，“Der Streit um den Namen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1918-1949”，in Moritz Graf Rüdiger Föllmer （Hrsg.）， Die “ Krise ” der Weimarer Republik ： Zur Kritik eines Deutungsmustes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2005，S.187-207.
[53] Hans-Jürgen Perrey，“Der‘Fall Emil Ludwig’-Ein Bericht über eine historiographische Kontroverse der ausgehenden Weimarer Republik”，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N.43，1992，S.169-181；Eberhard Kolb，“‘Die Historiker sind ernstlich böse’.Der Streit um die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in Wermar-Deutschland”，in：ders.， Umbrüche deutscher Geschichte 1866/71-1918/19-1929/33.Ausgewählte Aufsätze ，München：Oldenbourg，1993，S.311-329；Michael Kienzle，“Biographie als Ritual.Am Fall Emil Ludwig”，in：Rucktäschel，Zimmermann （Hrsg）， Trivialliteratur ，München：Fink，1976，S.230-248；Christian Gradmann，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 Populäre historische Biographi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1993.
[54] Detlev J.K.Peukert， Grenzen der Sozialdisziplinierung .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Jugendfürsorge von 1878 bis 1932，Köln：Bund-Verlag 1986； Jugend zwischen Krieg und Krise . Lebenswelten von Arbeiterj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öln：Bund-Verlag 1987.
[55] Elisabeth Harvey， Youth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Weimar German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3；Elena Wilhelm， Rationalisierung der Jugendfürsorge ： die Herausbildung neuer Steuerungsformen des Sozialen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Bern：Haupt，2005.
[56] Martin Lücke， Männlichkeit in Unordnung . Homosexualität und männliche Prostitution in Kaiserreich und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2007，S.150-233
[57] Werner K.Höhne， Die Vereinbarkeit der deutschen Zigeunergesetze und - verordnungen mit dem Reichsrecht ， insbesondere der Reichsverfassung ，德国海德堡大学1929年博士学位论文。
[58] Wolfgang Günter， Die preußische Zigeunerpolitik seit 1871 im Widerspruch zwischen zentraler Planung und lokaler Durchführung . Eine Untersuchung am Beispiel des Landkreises am Rübenberge und der Hauptstadt Hannover ，Hannover：ANS，1985.
[59] Rainer Hehemann， Die “ Bekämpfung des Zigeunerunwesens ”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871-1933 ，Frankfurt a.M.：Haag und Herchen，1987.
[60] Michael Zimmermann，“Ausgrenzung，Ermordung，Ausgrenzung.Normalität und Exzeß in der polizeilichen Zigeuner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1870-1980）”，in Alf Lüdtke （Hrsg），“ Sicherheit ” und “ Wohlfahrt ”. Polizei ， Gesellschaft und Herr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Suhrkamp，1992，S.344-370.
[61] Leo Lucassen， Zigeuner ： Die Geschichte eines polizeilichen Ordnungsbegriffes in Deutschland 1700-1945 ，übersetz.von Annegret Bönner，Rolf Binner，Köln：Bohlau，1996.
[62] Manfred Herzer （Hrsg.）， Die Geschichte des § 175- Strafrecht gegen Homosexuelle ，Berlin：Verlag rosa Winkel，1990.
[63] Jörg Hutter，“§ 175 RStGB im Zweiten Deutschen Reich von 1890-1919”，in Manfred Herzer （Hrsg.）， Die Geschichte des § 175- Strafrecht gegen Homosexuelle ，S.62-81；Bodo Mende，“Die antihomosexuelle Gesetzgeb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Ebenda .，S.82-102.
[64] 魏玛共和国内阁档案集，网上资料库，http：//www.bundesarchiv.de/aktenreichskanzlei/1919-1933/，2016年5月—2018年10月查阅，下文不再标注具体网页，只标注相应档案信息。
[65] Reichstagsprotokolle ，1918-1933.网上资料库，https：//www.reichstagsprotokolle.de/rtbiiizu.html，2016年5月—2018年10月查阅，下文不再标注具体网页，只标注相应档案信息。部分通过纸质文本 Verhandlungen der verfassunggebenden Deut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Berlin，1919-1933。
[66]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Aus dem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 Serie B ：1925-1933. Band XXI .16. August 1932 bis 29. Januar 1933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3.
[67] 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 Deutschland，BArch）；R 401/1409，der vorläufige Reichswirtschaftsrat（临时经济议院） Standort 51 Magazin M 201 Reihe 25，4.2.1922-31.7.1925.
[68] 普鲁士国立秘密档案馆（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GStA PK）：I.HA Rep.151C Finanzministerium（普鲁士财政部）。
[69] 普鲁士国立秘密档案馆（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GStA PK）：I.HA Rep.193A，Deutscher und Preußischer Städtetag（德意志暨普鲁士城市议会）。
[70] GStA PK I.HA Rep.77B，Ministerium des Innern（普鲁士内政部）。
[71] 德国刑法文本，网上资料库，http：//lexetius.com/StGB/，2016年5月—2018年10月查阅，下文不再标注具体网页，只标注相应档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