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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河西走廊是指甘肃省西北部，夹处于南部祁连山脉和北部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统称为北山的山脉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至甘新交界处库木塔格沙漠东缘，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50—120千米的狭长廊道地带，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历史上其地曾建置有甘州、肃州，因此也叫甘肃走廊。地理坐标在北纬37°17′—42°48′、东经92°12′—103°48′之间。海拔900—3200米，面积约863.2平方千米。
河西走廊就像一个巨型楔子，嵌置于东部黄土高原、西部塔里木盆地、南部青藏高原、北部阿拉善高原之间，是通达东西、穿越南北的必由之地。
作为一个区域名称，河西走廊则一般指以走廊地带为核心，包括南部祁连山地和柴达木盆地北缘的一部分、北部北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南缘，今行政建制为甘肃省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五市的辖区，包括天祝藏族自治县、古浪县、民勤县、凉州区、永昌县、金川区、山丹县、民乐县、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敦煌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以及嘉峪关市共20个县（区）市，范围要大于地理概念下的河西走廊。
因内部山地隆起，河西走廊自然呈东中西三大相互分隔又连续贯通的盆地，即东部武威金昌盆地、中部张掖酒泉盆地和西部瓜州敦煌盆地，地表砾石戈壁和黏土沙地相间分布。
河西走廊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干旱少雨、多风沙。年降水量从东端最多360毫米，到中部100毫米左右，再到西端最少37毫米，依次递减。但是祁连山脉的冰川、积雪融化后形成了大小几十条河流。河水向北流淌，穿越走廊腹地，滋润着这片干涸的土地。众多河流出山而汇聚，形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发源于祁连山脉东部，从东到西分布之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等河流，呈扫帚状出山后于凉州城北汇聚成石羊河，再向北注入民勤青土湖，另有支流西大河 [1] 于下游汇入。发源于青海境内祁连南山的黑河于张掖鹰落峡出山流入走廊，经甘州区、临泽县，再过高台正义峡、金塔鼎新向北注入内蒙古额济纳居延海，沿途汇入的主要支流有洪水坝河、丰乐河、马营河、梨园河、大都麻河、山丹河、北大河（上游称讨赖河），是全国第二大内陆河。疏勒河水系主要支流有昌马河、榆林河、党河等。上游主要支流昌马河于玉门南部山区发源，向北至玉门镇始称疏勒河，再向西流经瓜州至哈拉诺尔消失。三大水系的冲积滋养，形成了走廊面积较大的三块绿洲，即武威金昌绿洲、张掖酒泉绿洲和瓜州敦煌绿洲。绿洲地带土地平坦肥沃，水源充足，草木繁茂，宜农宜牧。
河西走廊人文历史悠久。考古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河西走廊就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面貌复杂、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地域特点浓郁的石器和青铜文化。
典籍史料反映，秦汉之际及以前，有羌、戎、吐火罗、月氏、乌孙、匈奴等众多部族先后或同时在河西走廊活动繁衍。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进兵河西，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西汉遂在走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持久经营：修筑长城烽燧、驻军屯守，从而保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先后设置史称“河西四郡”的张掖郡、酒泉郡、武威郡和敦煌郡，隶属凉州；多次从内地迁入大量移民，兴修水利，垦殖开发，使走廊人口迅速增加。据研究，到西汉末，河西走廊总人口“不下六十万” [2] 。东汉至三国曹魏，河西走廊仍隶属凉州。
西晋至南北朝。在经过西晋的短暂统治后，河西走廊除一度统一于北方氐族政权前秦外，主要由先后出现的地方割据政权“五凉”统治，分别是汉族张氏集团的“前凉”政权，氐族吕氏集团的“后凉”政权，鲜卑秃发氏集团的“南凉”政权，汉族李氏集团的“西凉”政权和卢水胡沮渠氏集团的“北凉”政权。除南凉一度定都于今青海乐都、而后迁都姑臧（今武威）外，其余四凉政权的政治中心始终在河西走廊。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河西走廊与中原重新连为一体，在河西走廊设凉州、瓜州，西魏又增设甘州，由凉州都督府统辖。
隋统一全国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敦煌三郡，隶属雍州，结束了西晋以来河西行政区划变动频繁、管理体制混乱的状况。唐代在河西走廊先设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后又析瓜州为沙州、瓜州，属陇右道，此后基本保持了凉、甘、肃、瓜、沙五州的格局。军政方面，初设凉州都督府和瓜州都督府，后设河西节度使，兼领诸州事，节度使、节度副使分驻凉州、甘州。经过一百多年的大力经营，到玄宗时经济文化有了显著发展，河西走廊成了全国最富庶繁盛的地区之一。“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为吐蕃占领。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开始衰落。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沙州各族人民发动起义，先后收复走廊各地，建立了归义军政权并统一于中原王朝。到9世纪末，随着甘州回鹘的兴起和凉州嗢末蕃汉联合政权的建立，归义军政权势力萎缩至仅有瓜、沙二地。因此，唐末五代至宋初，河西走廊实际处在瓜沙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六谷部蕃汉联合政权分裂统治的状态。
宋景祐三年（1036年），党项人在已经占领甘州、凉州后，进兵攻陷肃、瓜、沙等州，尽有河西全境，从而开始了西夏政权对河西走廊近两百年的统治。西夏统治者将河西走廊作为其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来经营，在走廊设置了凉、甘、肃、瓜、沙五州，又升凉州为地位仅次于其首府中兴府（今宁夏银川）的“西凉府”，作为河西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后又在甘州设“宣化府”进一步强化其对河西走廊的管理。
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蒙古军队占领河西走廊全境。元朝建立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甘肃行省，治甘州。甘肃行省下辖七路、二直隶州和五属州。治在河西走廊的有四路，即甘州路（治在今张掖甘州区）、肃州路（治在今酒泉肃州区）、沙州路（治在今敦煌市）、永昌路（治在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一直隶州即山丹州（治在今山丹县），两属州即永昌路所属之西凉州和沙州路所属之瓜州。此四路一直隶州和二属州总体管辖区域要大于今河西五地市所辖范围。但走廊肃州以西之地由于处在元中央政府与蒙古诸王势力争夺的前沿，以致整个元代，沙州路的设置有名无实，这些地方实际处在部落化、游牧化的状态。
进入明代，初设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管理西北嘉峪关以东民政，又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主管军政。在边塞要地实行军民一体的卫所管理体制。河西走廊则有凉州卫（治在今凉州）、镇番卫（在今民勤）、永昌卫（在今永昌县）、山丹卫（在今山丹）、甘州左、中、右、前、后五卫（治均在甘州）、肃州卫（在今肃州）、镇夷守御千户所（在今高台北）、高台守御千户所（在今高台）、古浪守御千户所（治在今永登）等卫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迁甘州，实质管辖河西诸卫所。为了屏藩走廊内里，又于嘉峪关以西设沙州、赤斤等“关西七卫”以羁縻蒙古诸王部族。明代中后期，西部吐鲁番势力强大，吞并了嘉峪关以西的羁縻卫所，嘉靖初年即罢关西七卫，明朝势力退至嘉峪关以东。
清初西北局势动荡，河西走廊属陕西右布政使司，仍沿袭明代卫所制。康熙六年（1667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驻今陇西），七年（1668年）改巩昌布政使司为甘肃布政使司，驻兰州。雍正时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始罢卫所，先后于河西走廊设凉州、甘州二府和肃州、安西州（今瓜州）二直隶州。
民国至今，河西走廊属甘肃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特别是工业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当代河西走廊逐渐形成了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五地市，共辖20个县（区）市的行政管理格局。
河西走廊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上也呈多样分布的状态。当代河西走廊的语言，除汉语外，还有藏语、裕固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多种民族语言。藏语主要分布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语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蒙古语主要分布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哈萨克语则分布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汉语在走廊各县区均有分布，是走廊各民族的通用语言。
根据1991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有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仅分布于敦煌市党河东岸，其他各地均为兰银官话河西片。
历史上，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存在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两汉至三国曹魏时期，可谓古代河西走廊汉语方言的初步形成发展期。西汉拥有河西走廊之后，为了隔绝羌胡，开始向河西走廊持续不断地移民。《汉书·西域传序》载，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河西等地，“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书·平淮传》记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汉书·大宛列传》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东汉延续西汉经营河西的基本策略，也向走廊不断移民，只是规模上较之要小。
内地人口的迁入及不断增加，将汉语带到了河西走廊，并且使之迅速成为走廊绿洲地带的主要语言和优势语言。两汉向走廊的移民不仅有戍卒、贫民，还有犯罪的士吏官员。《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记载，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刘屈氂等随戾太子发兵作乱被诛，其“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敦煌文献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条记载，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与丞相赵周，因“直谏忤旨”而徙边，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从巨鹿迁于敦煌。被发配贬谪的士吏官员将经学典籍带到了河西走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继承和传播，也为汉语在河西走廊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经过大约四百年的时间，到东汉至曹魏时期，河西走廊所在的凉州已成为一个在经济文化方面令人侧目的区域。这一时期走廊的汉语方言与当时汉语中心区域的“秦”或“秦晋”应当是较为一致的。但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中所提到的方言地域与西北有关者，除“秦晋”“关西”“秦”“秦之西鄙”“秦陇”“西秦”“陇”等外，还单独出现了一次“凉州”的名称。同样为东汉时人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涉及方言的材料当中，其方言区域名称与西北有关者除“秦”“关中”“三辅”“秦晋”“关西”“陇西”等外，也出现了“西方”和“凉州”各一条。上述文献材料虽然极其简约，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凉州已经是汉语方言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且其汉语方言已经在逐渐形成一些区域的特点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第二阶段是西晋南北朝（五凉）至西夏，可谓古代河西走廊汉语方言的发展演变期。“五凉”时期，随着羌、氐、卢水胡匈奴、鲜卑等部族在走廊的兴起和民族政权的建立，这些民族的语言也一度成为河西走廊的主要语言甚至优势语言。但各族统治者均崇尚儒学，学习汉制进行统治，又有大批包括众多文化精英在内的中原汉人避居流徙而来，使得走廊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不仅保持和延续了中原传统文化，而且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儒学文化的中心，成就了“承前启后，继绝扶衰” [3] 的“五凉文化”。因此汉语在河西走廊总体保持了优势语言的地位。此后拓跋鲜卑的北魏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全面推行汉化政策，穿汉服、学汉语、行汉俗，汉语的这种优势地位进一步加强。隋和唐朝前期国家高度统一，随着军屯、民屯等的实行，又有大量中原汉族人口，以及其他民族人口进入河西走廊，社会稳定繁荣、民族和睦共居，更加促进了西北各地汉语方言的融合与发展。隋唐之际的语言学者陆法言称其时的西北方言为“秦陇”方言，并将之与“吴楚”“燕赵”“梁益”并列。《切韵·序》描述各方言的状况说：“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去声为入”是秦陇方言的显著特点。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先为吐蕃占领，五代时则汉族、回鹘、蕃汉混合的嗢末人分别割据而立，后又为党项西夏长期统治。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大量吐蕃、党项族以及其他民族人口进入河西走廊，汉族在人口数量上已不占优势，汉语虽然还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语言之一，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优势语言的地位，甚至出现了异族化的现象，唐诗“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番毡裘学胡语”之语，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西北地区、特别是吐蕃、党项统治下的走廊及毗连地区的汉语秦陇方言与东部中原地带的汉语方言的联系交流被隔离。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汉语西北方言变化较快。罗常培（2012）、邵荣芬（1963）等发现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言与《切韵》音系相较，已经出现了宕江摄鼻尾开始消变、浊擦音声母开始清化、一二等元音失去分别等重要变化；王洪君（1987）、李范文（1994）、龚煌城（2004）等认为宋代西北方言宕江摄舒声鼻韵尾已经消失、入声则分别混入果摄和效摄，曾摄舒声与通摄合并，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仄声送气。唐宋时期西北方言的上述特点，有的与现代河西走廊方言是大体一致的，如入声的归向；有的只在个别方言点有所体现，如宕江摄阳声韵鼻尾的消失；有的则基本上不一致，如全浊声母仄声送气。
第三阶段是元明清时期，可谓近现代河西走廊汉语方言的形成、定型、扩散期。蒙古占领之初，河西走廊人口多有逃亡，经济凋敝。为了发展经济，蒙元政府实行重农政策。首先是招抚逃亡或安置本地人口。《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记载，至元元年（1264年），“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迁瓜、沙地区民户于甘、肃二州。其次是移民垦殖。《世祖本纪》载，至元七年（1270年），迁怀孟路（今河南沁阳一带）“新民千八百户居河西”。再次是实行军屯。《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汉军屯田沙、甘”；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太原新附军五千人屯田甘州。另据《甘州府志》卷二《世纪下》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四川宣慰司都元帅刘恩奉诏率蒙古军、汉军万人屯田甘州。《元史》卷一九《成宗本纪》载，大德元年（1297年），“总帅汪惟和以所部军屯田沙州、瓜州”。随着移民屯田，东部、特别是中原地区的众多汉族人口进入河西走廊，对走廊的汉语方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德清《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元代中原官话的主要特点“平分阴阳”“入声韵尾消失”，在兰银官话中有充分的体现，“入派三声”在兰银官话也有体现，但在入声归并的具体情况上兰银官话与中原官话却有着突出的差异。这些情况表明，元代中原官话已经对走廊汉语方言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走廊原有汉语方言的某些特点也作为底层特征有很多的保留。黎新第（1987）认为，“兰银官话是从中原官话发展来的”，它与宋代西北秦陇方言有间接关系，但“其地域已经大大缩小了”。张燕来（2014）认为，兰银官话这个时期已经“渐具雏形”。
明代是河西走廊近现代主要方言兰银官话的定型期。明朝在据有河西走廊之后，即开始了对走廊的屯垦经营，掀起了继汉、唐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从征留戍、实边移民、谪配充军、流民自徙、出仕调遣等多种形式，尤以戍边屯垦留居、有组织的实边移民为多。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河西走廊的汉族人口急剧增加。以卫所守屯军户来说，明太祖洪武年间即完成了河西走廊十个卫、三个千户所的设置。按额定规模每卫五千六百人左右、每所一千二百人左右计，共有军士近六万人，加上所带家属按每卒一人计，总数也达十多万人。这些军户，除归降的元代兵卒和土著民丁外，许多是从征留戍者、发配充军者或迁发屯垦者。关于移民的来源地，有的史籍中有所反映，如《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七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迁陕西西安右卫及华阴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往甘肃屯田”，再如据《明史·诸王传》（卷一一七）载，朱元璋还将其第十四子朱楧封肃王住甘州，随其移居甘州的校尉、从员有两千多人等；而大多数移民的来源地则无从确证。但根据一些零星的线索和地方文献、家谱等的记载，明初走廊诸卫所的军士、特别是军官许多来自包括安徽、江苏等在内的江淮地区以及毗邻的浙江、湖北等地，他们征战河西后即留戍于此。如民勤王氏家谱记载，其始祖王兴原籍江南滁州，于洪武初随徐达军征王保保，因功调镇番掌印指挥，家居本县。民勤孟氏家谱记载：“原籍浙江宁波府鄞县右坊人。始祖大都，随大将军徐达西征，以军功实授庄浪千户。二世原，于永乐元年从戎至镇，遂留居。” [4] 而以“大槐树移民”为代表的更大规模的实边移民和随徙流民，则多来自山西、河南、陕西（包括甘肃东部）、河北、山东等地区。民勤地方文献《镇番遗事历鉴》载，洪武五年（1372年）秋，“饬命山西、河南等地民人约二千余众，迁徙是土，多居于蔡旗、青松环围”。来自各地的移民与走廊本地原住居民一起屯守生活于偏僻封闭的边塞之地，语言、习惯等方面自然不断融合趋同，经过几代人的传承，走廊分布最广、最主要的汉语方言——兰银官话在元代走廊方言的基础上最终走向稳固定型。
清代及以后则是近现代河西走廊汉语方言的扩展期。清代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开发采取的主要是就近移居开垦的策略。康熙、雍正时开发重点在嘉峪关以西。雍正时先后三次从今甘肃黄河东部各地，宁夏、青海的部分地区以及走廊凉、甘、肃等州集中迁移民户至瓜、沙之地垦荒。从今甘肃河东及宁夏、青海迁来的民户按照来源地建立诸坊集中安置于敦煌党河东岸之地，河西各州县的移民则大多安置于敦煌党河西岸以及瓜州、玉门等地，由此形成了敦煌党河东岸的中原官话方言岛，兰银官话也随之扩展到了嘉峪关以西地区。雍正后期开始，河西开发的重点在嘉峪关以东，主要是在河西本地招募民户分成开垦，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易垦荒地如民勤柳林湖区、甘州平川堡、肃州南部沿山地区等均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兰银官话也在域内得到了进一步扩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20世纪50年代在走廊永昌北部龙首山和酒泉南部祁连山中发现大型铜镍矿和铁矿，随后分别于永昌宁远堡、肃州稍西嘉峪关附近荒漠戈壁建设现代化大型冶金企业“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和“酒泉钢铁公司”，从黑龙江、辽宁以及华北等地调遣技术人员、干部、工人各一万多人参加两个企业的生产建设，此后尚不断有东北人迁来两地。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两地分别发展成为走廊地区的工业重镇。1971年嘉峪关从酒泉县独立，设地级市，不辖县；1981年将永昌县从武威地区析出设地级市金昌，辖永昌县和金川区，市府住金川区。早期嘉峪关、金川两镇居民以东北人居多，加之城乡隔离，东北官话自然成为两地市区城镇人口的通行语言和地方的优势语言，因此在河西走廊形成了嘉峪关、金川两个东北官话方言岛。
酒泉市所属之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没有汉族居民。其县府原驻博罗转井镇，1995年迁至红柳湾镇。据我们的调查，红柳湾镇现通行带有河西兰银官话色彩的地方普通话。
作为河西走廊分布范围最广、最主要的汉语方言，兰银官话由西到东可分为酒泉小片、张掖小片和武威小片。比较而言酒泉小片的特点是曾梗摄德、陌、麦三个入声韵字今一般读[ɣ]/[ə]/[uə]韵，但“北、白、百”三字今读[ei]韵母且均有文白异读。张掖小片的特点是曾梗摄德、陌、麦三个入声韵帮、端、泥三组字多读[iə]韵母且有文白异读，其他读[ɣ]/[ə]/[uə]韵；知章庄合口字今读[pf pf‘ f]或[k k‘f]。武威小片的共同特点是曾梗摄德、陌、麦三个入声韵字今读[ə]/[ɣ]或[ɯ]韵母，少有文白异读。
较早以甘肃以及宁夏、青海方言为对象的方言著作，有民国时期成书的李鼎超著《陇右方言》、李恭著《陇右方言发微》、慕寿祺著《甘宁青恒言录》等，均以传统训诂学方法对方言词语进行辑录训释。《陇右方言发微》有“释言”和“释训”二卷，训释甘肃方言词语五百多条，所举方言地域范围广泛，但以黄河以东各地方言词语为多。《甘宁青恒言录》又名《甘宁青方言录》，辑录描写了包括张掖、民勤等在内的甘宁青地区大小十一个地域的方言词语，总计五万多字。莫超（2014）评价该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在方言描写的同时注重相关的民俗记录，扩展了研究领域，也增加了著作的可读性（趣味性）”。《陇右方言》初名《武威方言》，作为《武威县志》的一部分，后改名《陇右方言》。该书仿照章太炎《新方言》体例，分“释词”“释言”“释天”等十部分，系统分类训释武威凉州方言词语，共约十万字。可以说，《陇右方言》是专以河西走廊域内汉语方言为研究对象的最早著作。
以现代语言学方法对西北汉语方言进行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nhard Johannes Karlgen）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和30年代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两种著作涉及的甘肃汉语方言点仅有兰州、平凉等少数几个地方，但对西北方言的语音研究均具有极大的开创价值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组织学者对甘肃省41个点的汉语方言进行了调查，其中河西走廊调查点包括天祝、民勤、武威（凉州）、永昌、山丹、张掖（甘州）、高台、酒泉（肃州）、玉门、安西（瓜州）共10个点。此次调查形成了初步成果《甘肃方言概况》（1960），同时相关学者有零星论文发表，如赵浚的《甘肃方言里ən、əŋ不分的问题》（1963）。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甘肃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受到了省内外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与河西走廊方言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不断出现。
关于河西走廊方言的语音特点与分区的讨论：李荣发表《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一文，依据古清音入声今读去声，将兰银官话与其他官话区分开，河西走廊方言划入兰银官话。此后张盛裕、张成材论文《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区（稿）》（1986）将河西走廊兰银官话分为河西片和古天片两个片，河西片的特点是上声与阳平同调，合并为阳平上；古天片的特点是上声与阴平同调，合并为阴平上；民勤方言因四调俱全划入兰州片。张盛裕论文《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1993）就包括敦煌在内的走廊十八个点汉语方言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进行了对比描写，归纳了各点的异同和特点。曹志耘论文《敦煌方言的声调》（1998），就敦煌河东话和河西话的声调及其特点进行了讨论。周磊《兰银官话的分区（稿）》（2005）一文，根据新的研究材料，将河西走廊的兰银官话整体作为一个片与其他片分开，其特点是“北京开齐合撮四呼零声母分别读[Ɣ ʑ v ʑ]”。雒鹏论文《甘肃汉语方言研究现状与分区》（2007），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李蓝论文《敦煌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2014）归纳描写了现代敦煌河东方言的语音特点，并就现代敦煌方言语音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论述。张燕来著《兰银官话语音研究》（2014）对兰银官话的语音特点、内部差异以及变化规律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张建军论文《西北方言入声韵带i介音现象》（2015），则对包括河西走廊方言在内的西北方言[i]介音现象进行了讨论。
对域内单点方言现象的综合性描写与研究的成果有：刘伶著《敦煌方言志》（1988）、何茂活著《山丹方言志》（2007）、孙占鳌著《酒泉方言研究》（2013）。三部著作分别就当代敦煌、山丹、酒泉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写研究。此外，吴开华、赵登明著《民勤方言与普通话》（2006），除对民勤方言的语音、词汇进行了描写外，还对本地的一些方言文化现象进行了讨论。
其他成果还有如下几个方面：
河西走廊方言语音研究。论文有张盛裕《敦煌音系记略》（1985），刘伶《张掖方言声母tʂ、tʂ‘、ᶊ、k、k‘、f、v的分合》（1986）、《略论敦煌方音的形成》（1987），张文轩《武威方言及其“秃嘴子话”的语音特点》（2000），高霞《高台方言语音简论》（2000），雒鹏《甘肃汉语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2001），黄大祥《民勤方言音系说略》（2005）、《凉州方言同音字汇》（2007）、《甘肃张掖方言同音字汇》（2009），何剑丽《临泽方言音系记略》（2008），吴开华《甘肃民勤方言音系》（2009），李贵生《凉州方言声韵调及其与中古音和北京话的对应关系》（2009），钱秀琴《甘肃民乐方言音系记略》（2009），王晓斌《张掖方言两字组的连调模式》（2015），等等。
河西走廊方言词汇研究。著作有安忠义《陇右方言词语疏证》（2011），对流行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近五百条方言词语解释其意义，讨论其来源，梳理其语义演变，引证广泛。李磊《敦煌方言释义》（2009），李贵生《凉州方言词汇研究》（2017），王继中《凉州方言词语考释》（2013）、《凉州方言词语汇释》（2017）。论文有何茂活《山丹方言古语词例释》（2005）、《陕甘方言难词比证——以陕西扶风和甘肃山丹方言为例》（2010）、《聊斋俚曲俗字例解——兼以甘肃河西方言为证》（2012），黄大祥《民勤方言古语词例释》（2011），徐丽华《河西走廊的亲属称谓语》（2015）、《河西走廊称谓语之“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2015），孙月梅《张掖方言词汇的构词理据及文化内涵研究》（2014），等等。
河西走廊方言语法研究。论文有雒鹏《甘肃汉语方言词法初探》（1994）、《甘肃方言几类实词中存在的语法现象》（1997）、《甘肃方言的第三人称代词》（2006）、《甘肃汉语方言人称代词》（2016），莫超《甘肃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综述》（2009），黄大祥《民勤方言里的语气词“啷”及其形成》（2013）、《民勤方言语气词“莽”和“们”及其来源》（2015）、《民勤方言的选择性问句——兼论其“X+啊+Y”句式的来源》（2016），何剑丽《河西方言里的助词“价”》（2007），高天霞《虚词“咧”在张掖方言中的意义》（2005）、《张掖方言的程度表示法》（2008）、《论甘州方言的疑问句》（2009），钱秀琴《甘肃民乐方言的子尾词》（2009），等等。
方言文献及文献语言研究。著作有莫超《西北方言文献研究》（2014），该书对西汉扬雄《方言》以来至民国涉及西北方言的方言文献的特点、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就这些文献对西北方言研究的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价值进行了分析讨论。论文有莫超《元曲与甘肃方言》（2004）、《近代西北方言文献中的代词》（2011）、《晚清至民国期间甘肃方言专著四种》（2013）。还有学者就敦煌文献、河西宝卷等河西走廊地方文学文献语言进行研究，例如安忠义《敦煌文献中的陇右方言》（2008），黄大祥《敦煌文献中的河西走廊方言词语》（2011）、《结合现代河西方言训释敦煌变文的几个词语》（2011），雷汉卿《河西宝卷所反映的西北方言浅说》（2002），赵颖《甘肃凉州贤孝唱词的地域性语言特点研究》（2014）、《凉州贤孝唱词语法特点选析》（2015），等等。
关于河西走廊方言的描写研究，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却是不平衡、不广泛、不深入的。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来看，语音研究、词汇研究的成果较多，而语法研究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从局部与整体来看，对单个方言点、某些个别语言现象的描写研究较多，就域内方言现象进行整体描写分析讨论的很少。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看，共时描写的多，而历时考察、理论探讨的少。
河西走廊地域广阔，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有较为集中的理论探讨，也有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此仅列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者。比较重要的论著有高荣主编的《河西通史》（2011）。该书利用传世文献与河西简牍、敦煌文书、墓志碑铭、墓葬壁画、考古材料等对上古先秦至清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学术发展等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深入探讨，是第一部有关河西走廊的专门史著作，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和意义。在河西走廊历史文化中，“五凉文化”是其灿烂的一页，这方面的成果有陆庆夫论文《五凉文化简论》（1987）、赵以武著《五凉文化述论》（1989）等。《五凉文化述论》对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学术、文学、佛教、艺术、教育等文化领域的成就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深入论述。另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2008），利用敦煌文献，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食物加工、食物品种、饮食器具、宴饮活动、宴饮礼仪、饮酒习俗、僧人饮食、饮食胡风等方面系统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人的饮食风俗。
历史文化方面的其他成果，著作类有齐陈俊《河西史研究》（1989），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1990），洪涛《五凉史略》（1992），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1995），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1997），谭蝉雪《敦煌民俗》（2006），吴浩军《酒泉地域文化丛稿》（2007），姜清基《河西历代人口研究》（2008），崔云胜《张澍研究》（2009），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2009），等等。论文类主要有陈新民《河西走廊移民史》（2010），高荣《古史所记的先秦河西》（2004），高小强《从堡寨到村堡：明清河西走廊堡寨民居的功能演变》（2016），郝润华《凉州七里十万家——古代凉州与盛唐凉州的繁华》（1994），贾小军《五凉文化及其历史贡献》（2013），李并成《“张掖”释名》（1990）、《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2011），李敏锋《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2000），李辉《西夏与丝绸之路》（2001），王欣《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1998），王军涛《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2006），王国华《从文献看河西走廊非物质文化的历史演变》（2007），闫天灵《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和寄住政策》（2009），叶舒宪《丝绸之路还是玉石之路——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传统的重构》（2013），张连银、喻堰田《明清嬗变与西北边陲的变迁——以16—18世纪的河西走廊为例》（2009），钟敬文《河西走廊历史上的多语言环境》（2009），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2006），朱瑜章《河西走廊“苏李”文化述评》（2005），等等。
二是河西走廊神话传说和地域文学研究。神话传说研究方面，范三畏著《旷古逸史——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1999），运用文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法就“西王母”“夸父逐日”“穆天子西游”等西部神话和古史传说与陇右及河西走廊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论说。叶舒宪著《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2008），同样聚焦于西部神话传说，透过“冥水”、“西天”、“瑶池”和“玉门”等走廊地域意象，深入河西走廊的文化底层，从《穆天子传》到《西游记》的传说构建等多个方面，探寻上古华夏文明的源头信息，揭示河西走廊在华夏文明成长构建中的地位。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朱瑜章《先秦河西走廊神话传说考略》（2009）等。地域文学研究方面，朱瑜章著《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2007），共选古代与河西走廊有关的诗歌332首，是目前唯一公开出版的古代咏河西诗歌的选注本。论文有胡阿祥《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述论》（2002），任伟《十六国时期的河西本土文学与南北各方的交流》（2008），孙少华《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2009），巨虹《五凉时期河西地区部分文学作品研究》（2013），跃进《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2008），等等。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河西走廊与《西游记》取经故事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瑜章《玄奘取经与〈西游记〉“遗迹”现象透视》（2004），杨国学《河西走廊三处取经图画与〈西游记〉故事演变的关系》（2000），等等。
三是河西走廊民俗文化研究，包括民间文艺研究和其他民俗文化研究。首先是民间文艺研究。河西走廊的民间文艺类型丰富，其中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当属宝卷。作为民间说唱文学的宝卷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而河西宝卷的研究则盛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成果，著作有段平著《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1992），认为河西宝卷源于敦煌变文。方步和著《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1992），除对所搜集到的河西宝卷文本进行校注外，还就河西宝卷的内容、宝卷与敦煌讲唱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其与敦煌变文有紧密的关系。刘永红著《西北宝卷研究》（2003）。论文有车锡伦《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1999），认为河西宝卷是明清时期随着民间宗教传入的，和敦煌变文没有直接关系。谢生保《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比较》（1987）、李贵生《从敦煌变文到河西宝卷——河西宝卷的渊源与发展》（2015）则通过宝卷与变文的比较，进一步论证河西宝卷对敦煌变文的继承关系。还有程瑶《河西民间宗教宝卷方俗词语的文化蕴藉》（2015），哈建军、张有道、李弈婷《河西宝卷对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当代文化价值》（2016），李贵生、王明博《河西宝卷说唱结构嬗变的历史层次及其特征》（2015），敏春芳、程瑶《河西宝卷方俗口语词的文化蕴涵——以民间宗教类宝卷为例》（2017）等从不同角度对河西宝卷进行了研究探讨。
近年来，凉州贤孝、河西地方小调民歌等也逐渐为研究者关注。有关贤孝研究的文章有丁一清《贤孝与明清小说传播》（2015），李贵生《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2011），等等。有关河西民歌、地方小调的研究成果，著作有李慧芬、李发国《高台民间小调研究》（2016）。论文有李慧芬《浅析高台民间小调歌词的表现手法和修辞方法——以罗城乡小调为例》（2011）等。
其他民俗文化研究方面。著作有王仲保、胡国兴《甘肃民俗总览》（2006），分地域就甘肃境内各地汉族、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进行了介绍。孙占鳌著《酒泉民俗研究》（2014），从饮食、服饰、居住、婚姻、诞生、丧葬、节日等方面对酒泉一带的汉族民俗以及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梳理介绍。冯天民、杨若冰著武威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的《民俗风情》（2002）则对武威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些岁时、饮食、特产等方面的民俗事象进行了概括性描述。相关论文有孟凡港《从碑刻看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2012），贾强《清代河西走廊“八景”与环境变迁》（2016），谢继忠《浅谈“金张掖”、“银武威”的由来》（2012），王勇、张宏《从“撩病消灾”到“外慷内敛”——河西走廊的民间信仰规范及其法人类学意涵》（2015），谢正荣《甘肃河西民间歌谣的民俗阐释》（2007）、《方言与古俗——以甘肃省古浪县路家台村为例》（2010），崔云胜《张掖、酒泉的西夏土主信仰》（2005），王振忠《区域文化视野中的民间日用类书——从〈祭文精选〉看20世纪河西走廊的社会生活》（2014），张力仁《河西走廊民风的地域差异》（1999），钟敬文《甘青地区独有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征》（1997），等等。
四是关于“河西文化”的梳理概括和理论阐释。河西文化历史积累丰厚、范围庞杂。除了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外，一些学者还试图从整体上对河西走廊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概括和理论阐释。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却难能可贵，也是今后河西文化研究的一个必有方向。邵如林发表论文《“河西文化”论》（1995），从走廊地理环境、“河西文化”的历史渊源、内涵以及发展高峰等几个方面对河西历史文化进行了概括性论述。方步和著《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2004）分“总论”、“分述”和“研究”三编，其亮点在第一编，认为河西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经史文化和佛教文化，正是这个文化背景孕育了灿烂的敦煌文化，河西文化是“敦煌学”的摇篮。张力仁著《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2006），运用文化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河西走廊的地理特点与景观、民族交流与融合、宗教渗透、人才产生与流动、文化区域的空间分布等方面对河西走廊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理论阐释。相关文章还有刘朝霞《论河西文化的特色及文学呈现》（2008），张涛《河西文化的特征——兼论挖掘研究河西文化的策略与现实意义》（2006），叶舒宪《河西走廊的文化镜像》（2012），等等。而张生龙、董红《西部走廊文化心理初探——关于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首倡“河西支派”的显微》（2002），彭清深《西北河西汉族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2003）以及徐杰舜《河西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四》（2016）则对河西走廊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人文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此外，张涛《“河西学”的学科构建与初步设想》（2005）、高荣《论“河西学”的界定与构建》（2016）等均就河西文化的内容、特征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构建“河西学”的设想。
本书对河西走廊方言的语音调查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蓝开发的《汉语方言自动处理系统》，系统带有录音功能，可现场记音录音。记音的国际音标字体为李蓝所创“语言所音标”。基本调查分单字、词汇、连读变调、语法例句和话语故事等几个方面。单字有1500和3800个两种调查方式，均以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为据。另外针对河西走廊方言的特点，我们以社科院语言所《方言调查词汇手册》为主要参考，编制共有430个基本词汇和304个用于连读调查的两字组词语。调查过程中均对上述材料进行了记音录音。
河西走廊共有二十个县市区，调查点均选取县（市、区）政府所在地或邻近的乡镇。具体为：凉州区北街，古浪县古浪镇，民勤县大坝乡，天祝县华藏寺镇，永昌县焦家庄乡，山丹县清泉镇，民乐县洪水镇，甘州区梁家墩镇，临泽县沙河镇，高台县巷道镇，肃南县红湾寺镇，肃州区西峰乡，金塔县金塔镇，玉门市玉门镇，瓜州县西湖乡，敦煌市沙州镇，肃北县党城湾镇，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另外，金昌市金川区和嘉峪关市分别选择金川公司和酒泉钢铁公司移民二代为调查对象。其中嘉峪关、金昌市金川区、凉州、甘州、肃州、敦煌六个点的单字按3800个进行了记音录音，其余各点则按1500个字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嘉峪关市区、金昌市金川区通行的汉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特殊原因形成的，其基本属性可确定为东北官话方言；阿克塞县红柳湾镇的通行汉语为地方普通话，因此在此后的有关河西走廊方言的相关论述中这几个点不再涉及。
论说中涉及的其他有关河西走廊方言的民俗词语则由课题组成员多次赴各地调查或通过大量地方文献、有关方言著作搜集而来。
[1] 因来水减少、中上游用水增加而断流，如今已经不再有水流入民勤石羊河段。
[2] 高荣：《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高荣《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73页。
[4] 李玉寿：《民勤家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