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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也并非只是单一的，它也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形式。要论证世界文学的多重性，首先我们就要从理论的旅行与变异谈起。在这方面重温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的“理论的旅行”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以及重建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的可能性。
尽管赛义德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界的影响力仍然不减，他的后殖民理论奠基性著作《东方主义》（1978）和另一部重要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直是在中国学界引用率很高的著作，但所带来的理论上的变异甚至歧义也是很多的。这就说明，一个理论概念要想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就不得不对其变异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有时这种变异还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20] 赛义德在中国的知名度除了上述两部著作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他的重要概念“理论的旅行”，也即那篇著名的论文《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在这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诚然，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在这种旅行的过程中，一种理论也会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下变得更加有力量和影响，它甚至会产生出令那一理论概念的提出者所始料不及的效果。当然，这些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做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甚至也是颇有必要的。一种理论若要想传播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中，就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正是理论的被翻译和被阐释以致发生变异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的“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的开始。 [21]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一种理论甚至会在另一语境下产生出与其大相径庭的意义和效果。对此赛义德并不认为是坏事。在他看来，理论或观念的旅行一般有四个阶段，并呈现出四种形式：
首先，它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整套起始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念才得以产生或进入话语之中。其次，有一段需要穿行的距离，也即一个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因为观念从早先的起点移向后面的时间和地点，使其重要性再度显示出来。再次，还须有一系列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受条件或作为接受所不可避免的部分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得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类，最终都能被引进或包容。最后，完全或部分地被包容或吸纳进来的观念因其在新的时间和地点的新的位置和新的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转化。 [22]
这实际上是在说明，理论的翻译和传播很难做到忠实和原汁原味地转述，而且也没有必要做到这样的忠实，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者/翻译者本人的取舍态度。有时一种理论在另一民族/国家的文化土壤里植根时发生的变异甚至有可能对建立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产生某种催生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曾出现过的“全盘西化”过程中得到验证。
因此赛义德便试图赋予其“理论的旅行”之概念以某种普适性意义。有鉴于此，我们也完全可以从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异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乃至现代汉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包括理论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中国的一个产物。因此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在第三世界和东方诸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所产生的误读和误构状况也是十分恰当的。
就“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nism）这个概念本身而言，它也内含着双重意义：在时间上，它是继殖民主义解体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老的殖民主义改头换面，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在文化上向第三世界进行渗透和入侵，因此后殖民主义既具有“超越殖民主义”之含义，又带有“新殖民主义”的含义。由此可见，“理论的旅行”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赛义德虽然十分明白，但他对自己早先的论述仍然不甚满意。他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的论文中又对之做了进一步发挥，该论文后来收入他于2000年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赛义德强调了卢卡契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后，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这其中的一个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这无疑是卢卡契的理论通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另一些地方并发生变异的一个例证。在追溯了法农的后殖民批评思想与卢卡契理论的关联之后，赛义德总结道：“在这里，一方面在法农与较为激进的卢卡契（也许只是暂时的）之间，另一方面在卢卡契与阿多诺之间存在着某种结合点。它们所隐含着的理论、批评、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业从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论的观点便始终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扩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中。” [23] 我们也可以从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及整个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流变中见出端倪。 [24]
同样，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世界文学”自20世纪初通过翻译的中介进入中国以来，经过一大批中国文学理论家和学者们的阐释和推进也发生了变异，出现了与西方不同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 [25] 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里不断地影响着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的“世界文学”一旦经过翻译的中介进入其他文化语境，也就自然会发生变异乃至产生自己的新的形式或版本。这种变异实际上也有力地消解了“单一的世界文学”（singular world literature）的神话，为多种形式和多个版本的世界文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正如本书下一章所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世界文学深深地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记，许多人甚至认为，由于欧洲出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欧洲文学实际上就等于是世界文学的另一名称。这一点在歌德那里也有着“德意志中心主义”的意识：一方面他通过翻译阅读了一些非欧洲的文学作品，从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假想，另一方面，他又对那些前来朝拜他的青年学子们说，只要学好德国文学就等于学好了世界文学。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学者将中国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领域之外的做法迥然不同。在欧洲学界，长期以来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只是极少数精英比较文学学者，他们懂得多种欧洲语言，甘愿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基本上是将比较文学当作一门文学的国际关系学，根本未覆盖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尽管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雏形而出现的，但正如意大利裔美国学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所讥讽的：“比较文学并没有实现这些开放的思想的初衷，它一直是一项微不足道的知识事业，基本上局限于西欧，至多沿着莱因河畔（专攻法国文学的德国语文学研究者）发展，也不过仅此而已。” [26] 但是毕竟，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通过翻译的中介还是旅行到了世界各地，并于20世纪初进入了中国，因而我们也就有了世界文学的不同版本。
显然，歌德通过翻译的中介偶然接触到一些东方文学作品，并使他的视野大大开阔以至于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假想。他在和艾克曼对世界文学的讨论中实际上将世界文学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各民族/国别文学链接起来了。今天，基于世界文学的视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文学是否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学的缩略词？如果不是的话，它是否就是各民族/国别文学的简单相加？当然也不是。那么世界文学究竟是什么？它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正如莫瑞提所总结的，“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不同国别/民族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因此在莫瑞提看来，“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 [27] 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 [28] 确实，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它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题和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的著述中，从而不断引发比较文学学者及专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的讨论甚至辩论。在这方面，几位欧美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推进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9]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自21世纪初以来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自然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一些中国学者也在多种国际场合下提出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的建构以及世界文学评价标准的看法， [30] 这些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对世界文学中国版本的初步理论建构，但仍然不足以涵盖我们的全部设想。关于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通过对具体作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做进一步的阐述。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与文学历史和丰富的文学资源。早在盛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了文学成就的巅峰，而那时的西方文学的发源地欧洲却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蜚声世界文坛的西方作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出现，也远远晚于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中国作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和苏轼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自满自足的，很少受到外来影响，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影响，除了因当时落后的交通技术所造成的隔膜等因素之外，这显然也与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无关系。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曾一度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帝国”，甚至以“天下”自居，而周围的邻国则不是生活在这个“中央帝国”的阴影之下，就是不得不对强大的中国俯首称臣。这些国家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只是“未开化”的“蛮夷”，甚至连欧洲也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但曾几何时，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昔日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和资产阶级革命，再加之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建国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一跃而从边缘进入世界重大历史的中心，而昔日的“中央帝国”却由于其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而很快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大国和穷国。不仅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的京城和大片土地，就连其面积和人口均远远小于中国的日本帝国也将其铁蹄踏上中国的国土，蹂躏中国的人民。一般人总会认为，弱国无文化，即使有也很难引起世人瞩目。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和文学也退居到了世界文化和文学版图的边缘地位。在一些西方学者编写的世界文学史书中，中国文学基本不被提及，或者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而造成的后果便是，今天的西方人文学科的大多数大学生不仅不知道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和李商隐，甚至也不熟悉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却是冷酷的现实。
为了起到唤起民众、团结抗敌的作用，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和俄苏，试图通过大量地翻译国外，尤其是西方和俄苏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来达到启蒙国人的目的。更有人将文学的作用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因此在那样一个崇尚“拿来主义”的时期，外国文学确实是颇受重视的。一些有着现代先锋意识的中国作家甚至坦率直白地承认，自己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大大多于来自中国文学的启迪。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似乎更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而非外国文学的研究。但是每当政治风云变幻时，外国文学便首当其冲，遭到无尽的打压和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连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样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度评价且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文学翻译迎来了新的高潮，外国文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所到起到的作用仍远远不如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同行。
我们现在再来看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境遇，大概不难得出结论了。为了更为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我们首先应该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文学应该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份额，同时发挥重大的影响。其次，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国际权威的世界文学选的编选工作，而在目前中文尚未成为世界上的通用语言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充分介入英语世界的有影响的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工作，使那些编选者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地位和影响。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和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两大世界文学选集《诺顿世界文学选》（马丁·普契纳任总主编）和《朗文世界文学选》（戴维·戴姆拉什任创始总主编）中，中国文学所占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大。当然，这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编选一部基于我们自己的遴选标准的《世界文学选》，从而使世界文学也有中国的版本。这样我们就涉及了第三个方面，即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标准确立哪些作家和作品可以纳入世界文学。关于这一点，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出的这一尝试性的评价标准所示：经典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我们在本书中所选择的专章讨论的作家就是基于这一考虑的。
既然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被称为“外国文学”，这样也就人为地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相隔绝了，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国内大学的中文系，世界文学课程由一些既不精通外语同时在中国文学方面也缺少造诣的中青年教师来讲授，他们往往使用一本教材，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一直讲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而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教学的重点则是所学的民族/国别文学的语言，或者至多是通过阅读那种语言的原文作品来欣赏民族/国别文学，极少涉及世界文学的全貌。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处于主流的中国文学研究之外，只是偶尔才能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根本无法影响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而本研究则旨在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下和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来考察和研究，以便为今后的重绘世界文学版图的努力做出初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