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中国文学

近十多年来，随着世界文学的理念再度在中国学界受到关注和由此引发的讨论，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其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而本书则是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尝试。本书的各章节之所以要在中文的语境下讨论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并非是为了赶时髦，跟在别人后面说，而是要在中外学者说得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对着他们说，甚至在对着他们说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从而引领他们跟着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说下去，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因此，本书的部分章节也用英文重新改写并发表在国际权威的英文刊物上，从而向国际学界展示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在理论上，我们从中国的视角讨论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也并非无的放矢，而是要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学。因此我们接下来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通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我们认为还是相对边缘的。中国文学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经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答案是过去很少，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增多，但与中国文学实际上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正是我们承担此项目所要在重写文学史方面做的一项工作。关于中国文学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问题，这们在这里仅举一个西方学者提出的例证：

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 Histoire des litt é ratures ）（3 卷本，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中国文学的12倍。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 ）（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 ^[15]

针对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如此带有偏见的世界文学布局，连佛克马这位来自欧洲的学者都觉得实在有失公允，那么我们将采取何种策略有效地使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呢？这正是本课题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民族/国别文学的研究，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它使得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使得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相融合。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情况。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纪念，全世界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确实，“五四运动”以及在此之前已经拉开帷幕的“新文化运动”为世界文学进入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一直在通过翻译的中介向现代性认同进而走向世界。但是这种“走向世界”的动机多少是一厢情愿的，其进程也是单向度的：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去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潮流，仿佛西方有什么，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什么。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就要拿出扎实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传统的封闭的古代文学，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无疑也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被翻译到了中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创造性想象。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甚至鲁迅这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先驱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时，也绝口不提传统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而是认为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先前所读过的“百来部外国小说”以及一些“医学知识”。 ^[16]

我们都知道，鲁迅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文学造诣，但他仍然试图否定他的创作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试图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强有力动机。实际上，对于鲁迅这位兼通中西的大文豪，主张一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文化上和知识上的策略。鲁迅决不想全然破坏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精神，而是试图弘扬一种超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而在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重建一种新的中国民族和文化认同。

另一些“五四”作家，如胡适和郭沫若等，也通过翻译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当时的青年作家巴金甚至花了不少时间学习了世界语，但他后来还是认识到了这一人为的语言的局限性，并坚持用母语创作，进而通过翻译的中介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大师。由此可见，经过大面积的文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更为接近世界文学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它既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也迥异于现代西方文学，因而它同时可以与这二者进行对话。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这种形式的翻译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化上的变革。正是通过这种大面积的文化翻译，一种新的文学才得以诞生并有助于建构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应该说，这只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步，但它却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主要是从中心向边缘旅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别文学的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对西方和俄苏文学的大量翻译。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对世界文学篇目的能动性选择。 ^[17] 当然，我们的判断和选择曾一度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一些西方作家的评价，现在看来，对于西方20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家，这样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对于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选择，则主要依赖我们自己的判断，同时也参照他们在西方文学研究界实际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正是这种对所要翻译的篇目的能动性选择才使得世界文学在中国不同于其在西方和俄苏的情形。这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把西方各种文化理论思潮引进中国的同时，“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忽视了文化翻译的另外一极：即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给外部世界。同样，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他们也把传统儒学中的一些积极的东西破坏了，这便预示了中国当代出现的“信仰的危机”。对此我们确实应该深刻地检讨“五四运动”之于今天的意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全球化实践绝非要使中国文化殖民化，而是要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推波助澜。因此在这一方面，弘扬一种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符合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将中国文化推介到国外的目的。因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大氛围下，世界文学才再度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18]

确实，不管我们从事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我们都离不开语言的中介。但是在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实用主义的目标上，而非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层面上。因此中国现代语境下翻译所承担的政治和文化重负大大地多于文学本身的任务。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尤其体现于对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新绘图。在这方面，英语和汉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语言，最为受益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大英帝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殖民传统，英语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所处的强势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它在全世界诸种主要语言序列中仍名列第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全球化给汉语这一仅次于英语的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带来何种后果呢？我们已经注意到，汉语也经历了一种运动：从一种民族/国别语言（主要为中国大陆和港台人所用）变成一种区域性语言（同时也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所用），最终成为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甚至在北美和欧洲的华人社区广为人们所用）。汉语目前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广无疑改变了既定的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 ^[19] 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是导致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及语言文化的疆界变得愈益模糊，从而为一种新的世界语言体系和世界文学经典的建构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Hlm7NlP6mwQq67DMzgWvk1+D/Kw9Hbc1n21kOUKaEx8oS4jympNJEED5iFcxLa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