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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在近二十年里，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当下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不仅比较文学学者在大谈世界文学现象，而且文学理论学者也从中发现了某种理论创新和建构的因子，甚至连一些专事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也从中得到启发，进而对原有的仅限于国别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提出新的阐释。确实，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文学”这一话题不仅为比较文学学者所谈论，而且也为不少民族/国别文学研究者所谈论？因为人们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而且从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发现，他们所研究的民族/国别文学实际上正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世界文学在这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断地引发人们的讨论甚至争论。显然，根据现有的研究，“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是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创造出来的一个充满了“乌托邦”幻想色彩的概念，而根据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迪德林（Heinrich Detering）的考证，歌德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人。早在1810年，诗人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就率先使用了这一术语，哲学家赫尔德等人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诸如“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表达法， [7] 但是人们不可否认，歌德是最早将其付诸实践和概念化的思想家和作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歌德被称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鼻祖之一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他的理论概念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启发性，并引起了持续的理论讨论。
为什么歌德的许多同时代作家都没有注意到文学创作的世界性，而歌德却不仅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将其加以理论化了呢？这自然在于歌德具有广阔的世界主义视野，他所关注的文学现象不仅仅限于德国甚至欧洲，而且也涉及了广袤的东方诸国，尤其是中国的文学。当时年逾古稀的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深有感触，进而总结道：“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 [8] 他在这里以“诗”来指代文学，指出了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美学特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歌德虽然不懂中文以及其他东方语言，但他当年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恰恰得助于他通过翻译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的阅读。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许已经忘记了《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通过翻译的中介进入了歌德的视野，从而大大地启发了歌德，使他得出了具有普适理论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这一点颇值得我们今天从事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的深思。
确实，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就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交流和沟通。在启蒙时期的欧洲，甚至出现过一种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 [9] 这应该是文化全球化的早期形态或先声。但是在当时，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推测阶段。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借用了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作为全球资本化的一个直接后果的资产阶级文学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显然，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较之歌德早先的狭窄概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包括所有知识生产在内的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因而在这里，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乌托邦想象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试图证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或文化知识（生产）已经出现。这就可以使我们以一种开阔的、超越了民族/国别视野的全球视野来考察文学。用于文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现象，还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下来比较和考察。我们今天若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它在某种程度上就产生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现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这也许正是我们要把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考察研究的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说，上面提及的这一现象开始时只是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世界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的审美现实：通过翻译的中介，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多个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下广为流传；一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和身份的作家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下从事写作，涉及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他们心目中的读者并非操持本民族/国家的语言的读者，而是使用不同语言的全世界的读者；文学研究者自觉地把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放在一个世界性的语境下来考察和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强调世界文学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此时的世界文学之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它逐步摒弃了早先的“乌托邦”色彩，带有了更多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并且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启迪。我们今天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出发，完全可以针对一部作品发问，该作品究竟只是在本民族的语境下具有独创性意义，还是一部能够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传世佳作？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疆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种民族/国别文学，而不参照其他的文学或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因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潮流已经打上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记。由此看来，世界文学就远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现象，而更是一个旅行的概念。在其旅行和流通的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缺失”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过程中，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 [10] 而另一些作品也许会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由于本身较差的可译性或者误译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们不适应特定的文化或文学接受土壤。这就说明，世界文学应当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得到观照，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正如杜威·佛克马所注意到的，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佛克马从考察歌德和艾克曼的谈话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启发，因为歌德在谈话中多次参照他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在一本题为《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7）的文集所收录的一些论文中，佛克马也多次论及了世界文学问题，认为这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11] 可以说，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的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虽然各种版本的“世界文学”选集的不同编选者们经常用这一术语来指向一个大致限于欧洲的文学经典的市场，但在最近三十年里却产生了一种大大扩展了的文学兴趣和价值。例如，诸如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中就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而不只是把这一术语用于价值评估的目的。他的另一本近著《如何阅读世界文学》（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9）中，更是通过具体的例证说明，一位来自小民族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作品是如何通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世界各地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 [12] 关于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专门进行讨论。总之，在我们看来，未经过翻译的文学是不能称为世界文学的，而仅仅被译成另一种语言却未在目的语的语境中得到批评性讨论的作品，也不能算作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影响的文学作品。这是本书各位作者所秉持的一个基本立场。当然，世界文学这一术语也可用来评估文学作品的客观影响范围，这在某些方面倒是比较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因此，在佛克马看来，在讨论世界文学时，“往往会出现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困难关系。世界文学的概念预设了人类具有相同的资质和能力这一普遍的概念” [13] 。
由此可见，以一种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所产生出的文学作品的普适价值就成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不少重要国际文学奖项所依循的原则。但是，正如全球化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本土实践的协调，人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把握也不尽相同。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们往往只会看到其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差异性特征，而实际上后一种趋向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考察各民族用不同语言写作的文学也是如此，即使是用同一种语言表达的两种不同的文学，例如英国文学和加拿大文学，其中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一些英语文学研究者便在英美文学研究之外又创立了一门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学科——英语文学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有两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具体的世界各国的文学（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评价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的最高水平的普遍准则，后者则指世界各国文学的不同表现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和接受的形式。在本书中我们主要从理论的视角讨论前者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戴姆拉什提出了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 [14]
在他的那本富有深刻理论洞见的著作中，戴姆拉什详尽地探讨了非西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他在讨论中有时直接引用原文，而在多数情况下则通过译文来讨论，这无疑标志着西方的主流比较文学学者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所迈出的一大步。既然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总是通过原文来阅读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博学，也总不可能学遍世界上所有的主要语言，他不得不在大多数情况下求助于翻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在重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角色。
这里，我们从戴姆拉什的定义出发，通过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将其做些修正和进一步发挥，以便提出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和重建。在我们看来，我们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时，实际上已经至少赋予它以下三重含义：
（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
（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
（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
虽然所有上述三个因素都完全能够对世界文学的建构和重构做出贡献，而且也都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但是我们在下面这一部分先讨论另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