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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谈论含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早已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即使在国际比较文学界，讨论比较诗学问题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进行，而且还要与当下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相关联。人们或许会认为，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江河日下的情形下，文学面临着死亡的境地，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也早就演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谈论比较诗学还有何意义？讨论诗学问题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只是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并不代表整个世界的文学理论状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经过近百年来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对比较文学的弘扬，再加之近几年来世界文学理念和认知诗学的引进和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此外，我们在大量引进西方文论时，也从未忽视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并在国际学界发出强劲声音的时候了。
当然，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或曰世界诗学，首先要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以及东方主要国家的诗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否则重复前人或外国人早已做过的事情绝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因此本章首先从比较诗学的视角切入来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理论的可比性和综合性。通过这种比较和分析，我们通过各民族/国别诗学或文论的差异之表面窥探其中的一些共性和相通之处，这样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有了合法性和可行性。当然，建构世界诗学有着不同的路径，它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世界诗学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诗学体系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2）世界诗学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更应该重视世界其他地方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文学理论著述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合理的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3）世界诗学必须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它应该能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和理论现象；（4）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结合，也即应当向取自民族/国别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所有理论开放，尤其应该关注来自小民族但确实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和理论；（5）世界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运用于文学阐释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阐释”，而更应该聚焦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并及时地对自身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6）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体系，它应该能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进行密切的深度对话，并对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7）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以便能够对英语世界或西方语境之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应有所获；（8）任何一种阐释理论，只要能够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就可跻身世界诗学，因此世界诗学也如同世界文学概念一样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9）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它也应处于一种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中，那种自我封闭的且无法经过重构的诗学理论是无法成为世界诗学的，因此每一代文学理论家都可以在实际运用中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总之，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使得比较诗学有了一个整体的视野和理论高度，同时也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也像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一样，可以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值得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引发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格局。
在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尽管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讨论，但却很少有人去深入探讨与世界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这些学者也不企望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 [4] 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伴随着世界主义这个大的论题的再度出现，已经变得越来越吸引东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一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也参与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的各种定义。同样，不少学者已经试图将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以及重写文学史等论题相结合，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我们看来，国际学界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至今尚无人提出自己的全新理论建构。对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也依然停留在比较诗学的层面，并没有在孟而康的比较诗学研究基础上做出理论上的升华和建构。因此在提出我们的理论建构之前，简略地回顾一下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概念和他已经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仍有必要。因为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主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那些年代里，孟而康力挽狂澜，颇有洞见地提出了“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他也曾经引领着一批学者褴褛筚路，朝着一个世界诗学建构的方向在前进。
孟而康在对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时，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收集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了“一种生成性诗学”， [5] 虽然他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的”（universal）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起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不应该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和批评风尚的嬗变，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美学原则。显然，孟而康仍然持有一种充满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集中讨论一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作品，但却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另一方面，孟而康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专著《比较诗学》后不久就患病，后来由于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他已经开始萌发的世界诗学构想，这无疑是他的比较诗学建构的一个局限。 [6] 他的另一个局限则在于，作为一位有着精英意识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头脑里考虑最多的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文论，虽然他在书中也稍带提及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全然不提现代文论，故而他的研究更具有史的价值而并不能引发当下的理论讨论。因此，后来在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并迅速步入学术前沿时，比较诗学便逐步被“边缘化”了。我们都知道，在孟而康的《比较诗学》出版的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文化研究崛起并对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强有力冲击的年代，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更是言必称文化研究。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文化研究也反对传统的习俗，挑战精英意识，以当代非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为研究对象，这就更与有着精英和经典意识并排斥当代文论的比较诗学大相径庭，因此比较诗学很快就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众声喧哗”声中，只是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发挥有限的功能和影响。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文论基本上是自满自足和相对封闭的，它要想在今天依然发挥其应有的理论争鸣和阐释作用，那就应当被今天的文学和批评实践激活，通过它的现代转型来实现它的当代功能。而19世纪后半叶以降的现代文论无疑是开放和包容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并有着跨学科和非文学化的倾向，但它已经被东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它也是很不完备的。在当今这个跨文化的语境下它很难显示出其普适意义和价值，因此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势在必行。
此外，我们之所以要提出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还受到当代认知诗学的启迪，这也是我们提出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因为在我们看来，提出世界诗学的建构，如果没有广泛深入地对中外诗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就如同一座空中楼阁那样不攻自垮。而认知诗学则是近十多年来从边缘逐步进入中心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介入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界面研究，专注文学的语言因素考察和研究。它提醒人们，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对它的研究就不可能忽视从语言形式入手的经验研究。因此认知诗学的崛起实际上起到了文化理论衰落之后的某种反拨作用。它近几年在中国的兴盛更是说明了这种理论模式的阐释力和可行性。本章的目的并非专门讨论比较诗学和认知诗学，但这二者在我们的理论建构中却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对我们的启迪也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从比较诗学谈起。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质言之，就是比较文论研究，它是一个以文学理论的比较为核心内容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既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比较诗学并不意味着仅仅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它还可以将文学的理论阐释作为其观照的对象，因此它同时也是诗学的一个分支。而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则是近十多年来十分活跃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它将认知科学的原则，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原则，用于文学文本的阐释。它与读者反应批评，尤其是注重读者的心理反应作用的那一派密切相关；此外，它也与专注文学的语言学界面研究的文体学关系密切，常常被欧洲的一些崇尚文学经验研究的学者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认知诗学批评家也像当年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那样，致力于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认知诗学批评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尤其关注对文本意义的发掘。因此认知诗学也突破了新批评派那种封闭式者专注文本的做法，同时也超越了结构主义者专注语言形式的做法，它所显示出的生命力已经越来越为当代理论界所认可。
如果说，比较诗学理论家孟而康是一位来自精英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的话，那么认知诗学的奠基人鲁文·楚尔（Reuven Tsur）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来自小民族和小语种的理论家，他所出生的国家是东欧的罗马尼亚，远离西欧的文学理论主流，所操持的母语更是不入主流。后来他所工作的国家以色列是一个远离欧美中心但却与欧美学界有着密切关系的边缘地区。楚尔在写于1971年的博士论文中发展了一种被他称之为“认知诗学”的方法，试图将其推广到所有的文学和诗学研究中。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认知诗学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多个分支。就文学研究而言，认知诗学探讨的是文本的结构与人类感知性之间的关系，并对发生在人的大脑里的各种作用充当协调者。楚尔的贡献就在于将这种认知诗学应用于格律、声音的象征、诗歌的节奏、隐喻、诗歌本身以及变化了的意识状态的研究，他从探讨文学的“文学性”乃至“诗性”入手进行研究，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他所建构的认知诗学还被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诸如某个时期的风格、文类、建筑范式、翻译理论、批评家的隐含风格、批评能力以及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当然这种美好的愿景能否在实际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但是，在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黄金时代”，一切专注于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考察研究的批评和阐释都被边缘化了，认知诗学也是如此。而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化批评的批判锋芒有所锐减，文学研究再度收复一些失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更加注重文学的经验研究，这显然为认知诗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提出世界诗学理论建构时，之所以要提及认知诗学，其原因有两个：其一，作为对某些大而无当的文化理论的一种反拨，认知诗学依然专注文学文本，并注重文学的语言因素，因而与诗学的关注对象比较接近；其二，既然鲁文·楚尔被认为是认知诗学的奠基人，那么他的双重边缘身份也值得我们重视，他的出身背景（罗马尼亚）和工作环境（以色列）都是典型的小民族。但是他却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善于采用世界通行的语言——英语作为写作的媒介，通过英语的影响力和流通渠道把自己的理论建构传播出去，这无疑对我们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是一种启示。于是这一来自小民族的边缘地区的理论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从边缘走向中心，经过英语世界的中介又对汉语世界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也是我们在提出世界诗学理论建构时可以借鉴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