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界文学”在近二十年来已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的又一个热门话题。 [1] 我们都知道，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受到极大的启发故提出了这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同样，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建构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却全然不知或者拒不承认。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1909—2002）、荷兰学者佛克马（1931—2011）以及美国学者孟而康（Earl Miner，1927—2004）等人则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孟而康甚至提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理论模式，但他的诗学理论并未上升到总体文学和世界文论（诗学）建构的高度。 [2] 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西方的文学和批评理论经验并未被当作建构一种普适性世界文论的基础。而在今天世界文学已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的情况下，文学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关于“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情势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讨论，这里无须赘言。 [3] 我们在提出一种世界诗学建构之前想再次强调，“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使得一些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理论话语得以步入前台，认知诗学在当今时代的兴盛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来自小民族的或非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得以与我们的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有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这两个概念建构一种同样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