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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现代文学的传统，把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主流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包括瑞典文学院在内的国际权威的文学评价和研究机构的青睐。出于中国文学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诸方面的考虑，2012年，瑞典文学院终于把目光聚焦中国当代文学。10月11日，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德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我们都知道，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的影响和启迪，但是在诺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却用了“梦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这一新的术语，这样便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莫言在文学创作中的独创性。他虽然受到马尔克斯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和启迪，但是他又不同于前者，他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继承者，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就有着古今中外文学的巨大张力。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阅读他的作品并获得不同的感受和教益。而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后又在异国他乡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莫言作品的译本主要包括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因为这两个译本在跨文化阐释方面应该是忠实和成功的。尤其是葛译本准确地再现了莫言的叙事风格，并且使之增色，并且得到莫言本人的认可。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葛浩文的英译本与莫言的原文具有同等的价值。就总体译文而言，葛译本最大限度地再现了莫言原文本的风姿，消除了其语言冗长和粗俗的一面，使其更加美妙高雅，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可见成功的翻译确实已经达到了有助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境地，这也正是文学翻译所应该达到的“再创造”的高级境地。在这方面，翻译确实起了很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翻译的“再创造”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毋庸置言，莫言的获奖在国内外文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真正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承认的一个可喜的开端。也有些自认为距离诺奖很近的中国和亚洲当代作家也许会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莫言的获奖至少使得诺奖评委会在短时间内不会将这一大奖授给另一位中国或亚洲作家了。但是实际上，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情况并非如此绝对。1976年和1978年接连两位美国犹太小说家先后获得这一奖项，这一点也并非偶然，而是诺奖评委会早就盯住了这两位美籍犹太作家，此外他们确实成绩非凡，因此他们的接连获奖说明了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15] 同样，莫言的获奖也绝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他的原文本的质量奠定了使他得以被提名的基础，批评家和学者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则使他逐步受到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关注，而英文、法文和瑞典文译本的相对齐全更是使得诺奖评委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他的大多数作品进而对其文学质量做出最终的判断。在这方面，翻译家和批评家在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葛浩文的作用确实应得到肯定，尽管不应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就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作品来看，这其中也有着电影的中介作用。据葛浩文所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偶然在一家中国书店里买到了莫言的《红高粱》，他随即便被莫言的叙事所打动，并开始了莫言作品的翻译。而在那之前他就已经看过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并深为其内容和艺术所打动，因此一直想读一读原著，并亲手将其译成英文。当他于1993年出版第一部译著《红高粱》时，莫言刚刚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后来知名学者佛克马从一种比较的视角重读了莫言的作品，在他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讨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论文中，就首先讨论了莫言。 [16] 毫无疑问，有着独特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眼光的佛克马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一下就选中莫言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与葛浩文做过任何沟通，也没有对该专辑主编做过任何暗示。可见真正优秀的作家一定会同时得到同行作家、译者和评论家的认可的。
当然，莫言的作品中还蕴含着一种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也即他从其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这实际上也为他的作品能够得到跨文化阐释提供了保证。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蕴含着某种“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绝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为译者而写的，对于这一点莫言曾在多种场合予以辩解。应该承认，莫言的作品同时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因为这二者如果处理得当是不矛盾的。也即他不仅为自己的故乡高密县的乡亲或中文读者而写作，而且也更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这样他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可译性”和“普适性”，因为他所探讨的都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密切关注的问题。而他的力量就在于用汉语的叙事和独特的中国视角对这些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意义的主题进行了寓言式的再现，这应该是他的叙事无法为其他人所替代的一个原因。可以说，这些特征都一一被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所保留并加以发挥，这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优秀的翻译可以使本来写得很好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好，并加速它的经典化进程，而拙劣的翻译则有可能破坏本来写得很好的作品的形式。
随着世界文学概念再度进入中国，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家一直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审视，并讨论了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我们若从宏观的视角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便不难看出当代中国有三位作家最有希望获得诺奖，他们是余华、贾平凹和阎连科。但是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对未来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做出预测，而是试图以诺奖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面镜子来折射中国作家在其中的位置。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远不止上述三位优秀作家，只是他们在现阶段最为吸引国际文坛和学界的瞩目。人们不难看出，另一位作家格非最近也开始逐步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和成就吸引了文学评论界的瞩目，并将继续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作为早期的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格非的创作并非十分多产，但他的积累却十分厚实，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早年所接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他更加关注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沧桑和社会变迁。他从20世纪中期开始酝酿构思、自2011年陆续推出的长篇小说系列“江南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他在坚守文学艺术的精英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同时，用厚重的笔触描述了自民国初年开始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力地回击了世界文坛早已发出的“小说之死”或“长篇小说之死”的噪声。因此毫不奇怪，莫言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因为“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这显然是莫言从中国文学的历史角度得出的结论，而在我们看来，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角来看，格非的整个三部曲则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它可以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比美。其不同之处在于马尔克斯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写世间不可能发生的东西，格非则更进了一步，用了“梦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所蕴含的必然因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格非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呢？诚然，除去他的那种书写历史的勃勃雄心外，还有他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他通过书中人物对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夹杂着另一个人物对“桃花源”的迷恋，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世界主义倾向和普世性的审美理想。这也许正是格非的创作更接近诺贝尔当年所推崇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方面。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以最高票荣获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后，他的心态依然很平常，并在接受学生采访时毫不隐晦地表示，“没有文学的人生太可惜”。 [17] 这不禁再次使我们想起埃斯普马克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在未来的世纪是不会消亡的”，他认为，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所赖以生存的语言媒介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人们不可能通过看电影和电视来欣赏文学作品，他们需要阅读文学作品，从中获得审美快感和艺术享受。因此，“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 [18] 这也是所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学者和作家所抱有的坚定信念。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题，并结合其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微妙关系发表我们的看法。毫无疑问，探讨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国内一切对世界文学和诺奖敏感的批评家也确实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字。当然预测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始终是媒体最为关注的话题。我们为很多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失之交臂感到愤愤不平，并就此问题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做过多次探讨，但得到的回答是，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诸多文学奖项中的一种，为什么中国作家如此看重这一奖项呢？这个问题击中了中国当代作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诺贝尔情结”。针对这一情结，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诺贝尔情结”而非其他情结呢？正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今世界各种繁多的文学奖项中影响最大，所享有的权威性也相对最高。它可以使得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在瞬间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家，并使他的作品在一段时间内畅销走红，此外还能吸引评论界的关注。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创作方面的竞赛绝不同于体育竞技：后者有着绝对的标准，而前者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的标准。也就是说，在后者，如果你跳高跳过了某一高度，而别人跳不过，你就是当然的世界冠军，除非未来有人打破你的这项纪录而成为新的世界冠军。而文学方面的竞赛则不同，因为它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所有的标准都是人制定的，给它打分的也是人，也就是说，除去评奖委员本人的素质外，评奖的原则以及评奖者的审美趣味和评选角度等都会对评奖的结果产生作用。因此我们评判文学作品所能做到的就是大致框定一批第一流的作家及其作品，从中再评选出委员会认为是最好的作家，最后通过讨论和投票表决来决定谁成为获奖者。这大概就是文学奖评选所能达到的最为客观公正的地步了。因此这样评选出来的作家无论通过怎样公正透明的程序，都会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不同的反响。而诺奖的评选恰恰是秘密进行的，直到获奖者信息公布的前一刻人们都很难猜测到结果。因此便有人认为诺奖评委会不按正常规律出牌，但这正是诺奖的独特之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时衡量某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否公正客观，最后还得看大多数人的反应如何，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的反应如何。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人们对近几年的获奖者莱辛、莫言、门罗的获奖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其很大因素在于他们的不少作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文学史的筛选已经成为经典，因此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这样一批作家当然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而对近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鲍勃·迪兰的获奖则争议颇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三个原因，其一，她/他本人在此前的“博彩赔率”上呼声并不那么高，被认为是脱颖而出的“黑马”；其二，则在于她/他的创作并非属于纯文学创作，许多毕生从事精英文学创作的大作家都败在了她/他的手下，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纯文学在当今时代所处的尴尬境遇；其三则是她/他本人处于的政治旋涡或大众文化的潮流中。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迪兰的文学成就和意义，就不难理解诺奖评委会的良苦用心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诺奖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究竟有何影响。毫无疑问，20世纪中各种能够操控作者及其作品的最有力量的权威性机构当推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它可以使一个不甚有名的作家在短时间内成为蜚声世界的大作家，他的作品也随之被“经典化”。但即使对于这一点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颁奖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总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它被人们公认的“普世性”权威正在逐渐萎缩。人们可以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发问，在已经获得这一奖项的一百多位作家中，有多少人的作品今天仍属于世界文学经典？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少能使这位获奖者得到很大的世界性声誉，同时他的作品也随之畅销并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世纪中国文坛的状况。毫无疑问，在繁荣的表象背后，仍有着种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全球化的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艺术，人们对纯文学的兴趣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浓厚了，而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网上阅读和用智能手机进行人际交流上。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的发达为我们获取信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来说，要在海量的信息中去芜存菁进而从事更为有效的阅读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再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能够产生轰动的效应了，作家经不起商品经济的诱惑，或者走上了为媒体和市场写作的道路，或者一味取悦众多的读者。他们不是引导读者进行有效的阅读和欣赏，而是一再迁就低层次读者的欣赏趣味，有的作家甚至以自己写作的速度和产品的数量以及挣得的版税的多少而感到骄傲。这当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连从事文学研究数十年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都感到忧心忡忡，但他却依然潜心文学研究。这样一种浮躁的创作心态怎能促使我们的作家写出划时代的巨著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作家要想在近十年内再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就必须沉下心来，排除各种外界干扰，潜心创作出厚重的文学巨著。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界也应该及时发现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在国内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同时也在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做宣传和介绍。在这方面，我国的文学研究者过去所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不少在国内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在国外，尤其在英语文学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同时也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和文学大国，中国不仅应该输出劳动力，更应该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和理论。而现今衡量文学质量的标准是多元的，我们在找不出另一个可以与诺奖相比的世界性文学大奖之前，中国作家的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令人欣慰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早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有实力的作家及其优秀作品了，不少西方著名出版社也争相购买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的版权，并组织优秀的翻译家去翻译，一些西方著名的文学研究刊物也积极约请国内学者编辑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专辑。 [19] 这一切均可以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在下一个十年内，中国作家再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1] 这方面可参阅王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述评》，《外国文学》1987年第11期；《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质疑与反思》，《外国文学》1997年第5期；以及《多丽丝·莱辛的获奖及其启示》，《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 王洁明：《专访马悦然：中国作家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2月9日号。
[3] 王洁明：《专访马悦然：中国作家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2月9日号。
[4] 参见报道《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0日16版。
[5] 曹乃谦：《马悦然喜欢“乡巴佬作家”》，《深圳商报》2008年10月7日号。
[6] 对于这一点，中国不少作家和评论家都有过讨论，最近的一篇文章可参阅《曹亚瑟：文学被政治绑架 越来越看不懂的炸药奖》，http：//book.sohu.com/20151009/n422772537.shtml。
[7] 参阅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李之义译，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8] 参阅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教授》，收入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403页。
[9] 本文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时，除标明出处外，其他文字均出自我们和埃斯普马克等人的谈话。
[10] 据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马森的介绍，高行健的《灵山》刚写完时，甚至在台湾都很难找到出版商，他慧眼识珠，动员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但直到高获奖之前的十年内，该书仅卖出不到1000册，而高获奖的消息一经宣布，该书立即重印10多万册，并很快进入畅销书的行列。
[11] Cf.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90.
[12]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281.
[13] 参阅下列英文期刊专辑或论文：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a special issue in boundary 2，24.3（1997），在这本主题专辑中，除了王宁的首篇长篇论文“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外，中国批评家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等也有文章收入。Wang Ning，“Th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The Case of Avant-Garde Fiction”，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Company，1997，pp.499-510.Brian McHale and Len Paltt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Chapter 28：“Postmodern China”，by Wang Ni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p.465-479.
[14] 关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讨论的成败得失的总结，参阅王宁《后现代主义论争在中国：反思与启示》，《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曾军《西方后现代思潮中国接受四十年：历程及其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
[15] 1976年，索尔·贝娄由于“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则由于“他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既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6] Douwe Fokkema，“Chinese Postmodernist Fi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9.1（2008）：151.
[17] 参阅程曦、曲田《格非：没有文学的人生太可惜》，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5/2015/20151012172802401366549/20151012172802401366549_.html。
[18] 参阅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教授》，收入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19] 客观地说，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文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了。这里仅列举几个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就得到北欧航空公司的支持，邀请了一批颇具创作实力的中国当代作家前往访问，瑞典的翻译界也组织翻译了莫言等人的作品；美国的一些出版社也购买了余华、徐小斌、姜戎等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的版权，并组织翻译出版。国际文学研究期刊 Modern Fiction Studies ， Neohelicon ， Narrative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等也邀请中国学者编辑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小说的主题专辑。所有这些努力都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和问鼎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