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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诺贝尔文学奖既然是一项世界范围内的重量级文学奖项，那么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是十分密切的。在当前的中外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话题，毫无疑问，世界文学概念的再度提出并引发广泛的讨论，为我们的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和参照系。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新的“世界文学热”已再度兴起，但是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在这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断地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术语和概念，而是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加以概念化的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概念。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就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交流和沟通。 [11] 但是在当时，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推测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发展后沿用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但是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较之歌德早年的狭窄概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实际上是指一种包括所有知识生产的世界文化。即使我们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也不能仅仅关注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现象，还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下来比较和考察。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现象，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这也许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一个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为一体：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可以在瞬间就使我们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同行取得联系，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就可以进行深度的学术理论对话，并使之得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正如佛克马所注意到的，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前者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平等价值，后者则更为强调其普遍的共同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标准，这一点尤其体现于通过翻译来编辑文学作品选的工作。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例如，戴姆拉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就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而不只是把这一术语用于价值评估的目的。因此，以一种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所产生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就成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不少重要国际文学奖项所依循的原则。但是，在对待具体民族/国别的文学及其作家作品时，我们仍应采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产生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因此在我们看来，只有将上述两种态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戴姆拉什就曾经提出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 [12]
戴姆拉什在讨论世界文学时有时直接引用原文，而在多数情况下则通过译文来讨论，这显示出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所迈出的一大步。既然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总是通过原文来阅读所有优秀的作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在重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我们看来，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引进西方的理论概念并在中文语境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层次，而更应该带有积极主动的意识与国际主流的理论家和学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讨论，并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和突破。如果说，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应该是世界文学理论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既然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以其作品影响西方一代文豪歌德，使其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进行理论阐述，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学者为什么就不能以中国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经验来影响当代国际学界的文论大家呢？在这方面，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应当充当国际文学理论对话和批评性讨论的先锋。
任何一个作家要想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作家，都必须将自己创作的作品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审视，自觉地将自己与那些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进行比较，这样他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或者说才有可能写出具有永久不衰的价值并获得世界性影响的文学名著。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这样要求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并不过分。当然，对于那些只瞄准市场而写作的畅销书通俗作家，他们完全可以不理会文学批评家的忠告，但可以断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完全可能只领一两年的风骚就很快被人遗忘，更遑论成为世界文学名家了。
文学批评更是如此，如果说文学作品的走向世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世界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家自己的自觉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语境下兴起过一场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尽管那场关于现代派文学问题的讨论理论水平并不高，完全是一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式的独白，也没有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理论批评同行进行交锋和对话的境地，更没有自觉地引证西方学界已经发表的成果，因而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并不多，但是那场讨论却使得一些国内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脱颖而出，成为蜚声国内学界的批评大家，不过却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国际知名度。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兴起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这种现象便有了一些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参加这场讨论的少数具有国际前沿理论意识的学者和批评家通过总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启迪和影响，积极地投入国际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问题的讨论，并用英文撰写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或文集上。 [13] 可以说，那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从封闭的“自说自话”式的独白状态摆脱出来，进入了一个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和讨论的境地。 [14] 我们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便不难发现，那场讨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中国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已经走出国门，以清醒的对话意识和国际视野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学理论争鸣中，并开始发出“中国的声音”。而在当下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中，更有一批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广阔的世界视野的学者型批评家积极地用英文著述并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