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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仍记得，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故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受到与会的中国作家质询，他当时的回答十分巧妙，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长时期未能获得诺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缺少优秀的作品，而是缺少优秀的译本。当然，他的回答虽然避免了对当代作家进行价值判断，但仍激起一些中国作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当即问道，诺奖评委会究竟是评价作品的文学质量还是翻译质量，马悦然并未立即回答，因为他自己心中也有不少令外人难以想到的苦衷。后来，我们在一篇报道中读到，2004年，当他再一次被问到“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时，马悦然干脆做了这样的回答：“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 [2] 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20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只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 [3] 这样的回答虽然一时仍难以服众，但却让人有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同时也道出了诺奖的评奖原则和机制上的一个问题。它既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文学大奖，但长期以来却又仅仅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里评选，由于评委本身的知识结构和所掌握的语言之局限，对西方世界以外的作家的评价就不得不依赖翻译，这显然是一个悖论。我们可以从后来沈从文的案例中见出端倪。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且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已经准备颁奖给沈从文，但就在当年的5月10日，台湾文化人龙应台打电话告诉马悦然，沈从文已经过世，马悦然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试图确认此消息，随后又给他的好友文化记者李辉打电话询问这一消息是否确切，最终得到确认：沈从文已过世了。 [4] 这样，按照诺奖的评奖原则，已故的作家是无缘获奖的。之后马悦然虽然几次试图改变这一原则，但终未能奏效。 [5]
我们都知道，在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院士中，只有马悦然可以直接通过阅读中文原文来判断一个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优劣，而其他评委只能依赖阅读主要的西文译本来判断进入推荐名单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属于一流。当然，如果语言掌握多一点的院士还可以再参照法译本、德译本、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的译本。但是问题是，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译本怎么办？那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这确实是诺奖评选的一个局限，而所有的其他国际性奖项，如龚古尔奖、卡夫卡奖以及中国的茅盾奖和鲁迅奖等，它们的评选或许还不具备诺奖评选的这种相对公正性和广泛的国际性，其奖金也远不能与诺奖相比。因此我们只有综合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才不会一味指责诺奖的评选为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翻译的质量了。这种依赖翻译的情形在诺奖的其他科学领域内则是不存在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所有的科学奖候选人至少能用英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论文，或者像中国的诺奖得主屠呦呦那样，其发现具有世界性影响并且有强有力的推荐者的支持，而所有的评委都能直接阅读候选人的英文论文或推荐报告，因而语言基本上不成为障碍。而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则体现了作家作品独特的民族和文化精神以及作家本人的风格，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民族/国别文学的独特的、丰富的语言特征，因而语言的再现水平自然就是至关重要的，它的表达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再现的准确与否。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优秀的翻译能够将本来已经写得很好的作品从语言上拔高和增色，而拙劣的作品则会使本来写得不错的作品在语言表达上黯然失色。因此译文质量如何就自然会影响评委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做出最终的评判。我们只有考虑这一系列因素才能对诺奖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做出评判。
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诺奖评审档案的揭秘以及网络信息的普及，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替已故的马悦然院士进一步回答这个老问题：由于诺奖的评委不可能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依赖译本的质量，尤其是英文译本的质量。这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正是诺奖评选的一个独特之处。就这一点而言，泰戈尔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将自己的作品译成了优美的英文，因而能通过英译文的魅力打动诺奖的评委。莫言的获奖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作品的英译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对于这一客观的事实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加以充分认识，因为这对于我们今后更加重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争取第二位中国作家在不远的将来再度荣获诺奖。无论如何，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总是离不开翻译和评论界在国际场合的大力推介。尽管是否得到诺奖并非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和质量的唯一标准，但是诺奖所起到的“风向标”作用也不容忽视。此外，为了更为有效地促使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问鼎诺奖，我们需要对这一奖项的评选机制和原则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首先，就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和标准而言，它确实与不同时期的评委们的审美情趣不无关系：文学和批评的风尚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致使昨天备受冷落的作家作品完全有可能在今天大受推崇并走红；评奖委员本身的个人偏好、语言的局限以及涉猎范围的局限都是一些难以估计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授给死去的作家。据说当年托尔斯泰的未获奖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评奖委员认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缺乏基本的伦理道德追求；左拉的未获奖是因为其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掩盖了其应有的理想主义倾向，易卜生则因为其后期剧作在当时的批评界有着较大的争议而未能进入最后的名单。后来虽然有鉴赏趣味可能不同的新一代院士进了评奖委员会，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三位大师级的作家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从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史上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而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的价值则更是在其生前根本不为批评界所认可，甚至一度被列为禁书（如《尤利西斯》），等到他们身后被新一代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重新发现”时也已经为时过晚。这显然是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制的一个十分无奈的局限。
此外，诺奖评选也不能排除其中复杂的政治因素。例如，2004年耶利内克的获奖在不少人看来就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因为这位女作家对奥地利社会的严厉批判已尽人皆知，但评奖委员会却对此予以了否认。近年的白俄罗斯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出于政治因素， [6] 但诺奖评委会照样予以否认。实际上，评奖委员们在各种场合已做过多次声明，“评奖委员会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但正如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所坦言的，有时主观意图未必能导致与之相一致的客观政治效果，因而难免“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当年诺贝尔在其遗嘱中宣称，文学奖应授给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的文学家，但对这个“理想主义倾向”究竟做何理解或解释，这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评委那里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就“导致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家未能获奖，而一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并未做出最大贡献的作家倒被提名获了奖”。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但是评奖委员们为其辩护的理由也同样充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评奖标准和原则。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是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诸多奖项之一，评奖委员会从来就未宣布过它是世界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也不想承担“文学经典化”的沉重压力， [7] 只是它的相对客观性、评奖原则的独特性、评奖程序的严格性以及奖金的丰厚则使它成了20世纪以来世界文坛上的第一大奖，并被认为对文学经典化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也许人们会问，什么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和原则呢？它的评选程序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我们这里不妨引证多年前担任过诺奖评奖委员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主要根据这样几个原则：（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创新者；（2）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给他/她而使他/她成名；（3）授给名气很大、同时也颇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时也兼顾国别和地区的分布。 [8] 尤其是最后一条原则就导致了该奖的成功与失误同时并存，并使得许多获奖者都引起较大的争议。
根据和埃斯普马克有过交往的国内研究瑞典文学的专家李之义先生的披露以及我们多年的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程序确实有着不同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奖项的独特之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各位委员的工作确实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他们有时为了研究一位有可能获奖的候选人，甚至可以花上十多年的时间读完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和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评论文章，然后写一份论证报告提交委员会。但这样的努力却会往往由于该作家的早逝而流产。 [9] 这种独特的程序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它不接受个人的申请。一般的情况是，每年获奖者的有关推荐建议应在2月1日前报送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当然建议必须附带理由。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的院士、大学的文学和语言学教授、过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各国的作家协会，都有资格推荐。中国作家和学者中就有一些人曾收到过瑞典文学院邀请推荐候选人的信函，我们也确实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一些中国当代作家，其中就包括莫言等当代著名作家，但毕竟大多数都未能如愿以偿。评奖委员会每年大约可收到300多份这样的推荐，最多时据说甚至达到2000份推荐信。4月，这份名单缩小到20个左右；9月，名单缩小到5人。某个候选作家获奖与否，与瑞典文学院十八名院士中有无专人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而这十八名院士是终身制，去世一名增补一名。当然他们不可能把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读遍，其中不少作品得借助于英文及其他主要欧洲语言译本。因此对于一位非欧美作家能否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作品有没有主要的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的译本。就这一点而言，如果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的代表作《灵山》没有英文译本，不用说他不可能获得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他的中文原作恐怕都只能长期躺在书店里。 [10] 但是一旦他获得诺奖的消息发布，这本书立即就变成畅销书了，因此有人认为诺奖对于一个作家名声有着某种操控作用，对于其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尽管诺奖的评委予以否认，但客观上所产生的效果却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曾有相当长的时间，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中一直没有懂中文者，考虑到这一点，文学院于20世纪80年代初补选了著名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家马悦然为院士。马悦然在当选后，为了让文学院的其他院士们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筹措资金邀请多位中国当代作家前往瑞典访问等。但迄今除了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外，中国本土作家只有莫言有幸荣获这一崇高的奖项。据我们所知，另外还有不少人入围，如“文革”期间的老舍，20世纪80年代的沈从文和北岛，20世纪90年代的王蒙等。而获得提名并进入大名单的则包括林语堂、闻一多、艾青等。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评奖委员本身的文学修养和对新理论思潮的接受程度也决定了他们能否鉴别出真正有着理想主义倾向并能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作家。正如埃斯普马克所披露的，早期的评奖委员们大都比较保守，远离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因而致使不少有着锐意创新精神和先锋意识的文坛大师被遗漏。可以说，现任的十八位院士都是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文学家或研究者，他们有着一定的超前意识，关注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且及时地追踪新的理论思潮，把握当下主要的文学创作倾向，因而不少富有创新意识的获奖者能够脱颖而出，并进而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若考察近三十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情况，便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20世纪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擅长跨文化写作的流散作家。而前几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则大多属于非虚构文学创作。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诺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世界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风向标的作用。把握这一内在规律，也许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获奖作家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相对权威性和客观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既不应该盲目地对其推崇以至于忘记自己是在为人生和时代而写作，也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就对这一严肃的奖项持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