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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戏剧”

世界文学最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的一个讨论得十分热烈的前沿理论课题,这当然主要得助于三位欧美学者的著述和大力推进:引发学界讨论和争议的弗朗哥·莫瑞提的论文, [12] 前面各章多次引证的戴维·戴姆拉什的专著 [13] 以及西奥·德汉(Theo D'haen)的世界文学简史。 [14] 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们也从中国的和比较的视角参与了这场国际性的讨论,并在不同的场合就世界文学这个概念阐述了我们的看法。同时我们也认为,研究世界文学不仅要研究具体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还要从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于是我们在本书中又提出了我们自己建构的世界诗学概念,试图借此引发学界对之的讨论。当然我们对世界诗学建构主要基于中国的和比较的理论视角,据此我们试图提出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或曰诗学。随着世界文学和世界诗学讨论的日益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文学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有着多种不同的文类,其中戏剧较之其他文类而言更接近艺术,而且更容易得到跨越语言和国别界限的世界性传播,因而戏剧的表现除了人物的对白外,同时还诉诸人物的形象和唱腔,这一点尤其在中国的各种地方戏曲中见出其鲜明的特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些并不懂得中文的外国人对京剧情有独钟,甚至还能用中文唱上一两段京剧。因而我们认为,世界戏剧这一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并没有得到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们的重视,也未得到戏剧理论家的重视,尽管中国的戏剧较之小说和诗歌更容易走向世界。有鉴于此,我们在西方同行戴姆拉什和莫瑞提等人的启迪下,尝试提出我们对世界戏剧(world drama)的理论构想。

首先,提出一个理论概念必须涉及对之进行界定。我们在对之进行理论阐述之前,暂且对世界戏剧做一个简略的概括和界定:世界戏剧并非各国戏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理论研究的范畴,它既要探讨世界文学大框架下的一种独特的文类——戏剧,同时它也属于戏剧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也即超越特定民族/国别的戏剧之局限,考察研究那些具有世界性特征和世界性影响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的优秀戏剧。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只能通过语言的媒介来完成。也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作用。尽管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哀叹声:“文学已经死亡”,或者“小说已死”,或者“诗歌已死”,等等,但是文学依然存在,它仍在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着丰富的文化精神产品和审美愉悦。因此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随着图像的崛起和普及,语言的很多传统功能确实受到挑战而呈萎缩状态,这也必然影响到印刷文学的生存,现在我们听到实体书店倒闭的报道已经不足为奇。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文学非但没有死亡,反而一直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尽管它不可能达到过去那样的繁荣状态和受读者大众欢迎的程度。不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仍然欣喜地注意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并没有死亡,它们仍是我们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文学再度崛起并且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挽救比较文学并使之走出危机之境地的作用。显然,正如对世界文学始终给予强有力支持的已故美国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所言:“与其相反,新兴的世界文学学科可以被视为是拯救文学研究的最后一搏。它暗示研究全世界的文学正是理解全球化的一种方式。这样一种理解使我们成为世界公民、世界主义者,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语言的地方族群的公民。” [15]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再也不只是用单一的语言来表达,而是超越了语言和民族的界限。借助翻译的中介,某个产生自特定民族/国别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另一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甚至“来世生命”。 [16] 当代读者和学者需要世界文学,而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为世界文学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兴起和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应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及阅读氛围。

诚然,上述这些现象只是各种文学文类的个案,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关于小说和诗歌的状况,因为这两种文类在异域的传播主要取决于语言的转换。而戏剧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体裁,就其作为印刷出版的戏剧文学文本而言,它所受到的阅读范围从来就无法与小说相比,这一点在中国更是如此。但是戏剧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广大戏剧观众只需聆听人物的对白和唱段而无须去阅读印刷出来的戏剧文学文本就可以对其进行欣赏。即使在中国的语境下,那些热衷于某个剧种的戏剧票友也不去阅读戏剧剧本,他们仅仅将戏剧当作一种艺术来观赏。那么戏剧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境遇又是如何呢?可以说,作为可供阅读的戏剧文学的境遇远不如小说。但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剧则仍有着相对稳定的观众和爱好者,因为它主要诉诸人物的对白、形象、行动和唱腔,因此它所受到的广大观众的观赏则是其他文学体裁所无法比拟的。它可以更为生动地得到表现而且又更容易超越语言和国别的界限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广大戏剧观众和爱好者无需阅读剧作家的某个戏剧文本就可以通过观赏该剧的演出而得到巨大的审美享受。这一点尤其见诸于中国的一些地方戏曲,例如越剧和昆曲等在海内外的传播。因此在广义上来说,这些中国的传统地方戏曲也应该归纳到广义的戏剧之范畴。我们今天在剧院里观看到的剧作实际上与剧作家创作的原作往往相距甚远,它之所以能在舞台上演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改编和再创作。事实上,由于中国各地有着众多的方言,即使对于中国的观众而言,我们仍然很难听懂一些地方戏曲的对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戏曲的观赏,作为热爱这些戏曲的观众,我们完全能够欣赏剧中人物的行动和唱腔,甚至还能跟着人物的唱腔哼上几段。因此我们首先要承认,世界戏剧这个概念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不仅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艺术表演的一种独特形式。世界戏剧的出现也如同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各种地方戏剧或戏曲的简单相加,它必定有着自己的选取标准和世界性特征和世界范围的传播,同时也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质量。

在描述世界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远大目标时,莫瑞提曾中肯地指出:“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的扩大……它必须有所不同。这一范畴(categories)必须有所不同。” [17] 他在这里试图表明:“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 [18] 尽管莫瑞提知道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原文来阅读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即使是通过翻译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他提出了一种“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并认为这仍是了解世界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至少可以了解自己国家以外的一些事情。他本人曾经就世界小说做过一些尝试性的实验,希望广大读者至少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关于这些数量众多的小说的一些大意。因此按照我们的理解,世界文学的兴起并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当下的复兴,而应该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和计划。它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论述的,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它不仅促使当代文学走出低谷,同时也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以及文学史的书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莫瑞提等人挑起世界文学讨论的初衷至少已经部分地达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学研究者纷纷撰文参加讨论,从而使得世界文学这个理论话题在沉寂了多年之后终于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场讨论也激励着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研究者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

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假想后很快就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得到响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就世界文学问题做过一些简略的阐述,并就欧洲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家的创作发表过自己的评点意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也多有论述。 [19] 按照詹姆逊的看法,歌德创造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不仅要告诉人们,文学并不只是一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环境中产生出的东西,而且也意味着通过翻译的中介,文学可以旅行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度。如果我们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也即如果小说和诗歌确实无法为外国读者所阅读和欣赏的话,那么翻译就不可避免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角色。同样,如果我们将其运用于戏剧的翻译、改编和传播的话,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一部在广大观众中产生巨大反响的剧作必定要经过翻译/改编后才有可能为更为广大的观众所欣赏并打动他们。在描述世界文学何以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戴姆拉什曾提出一个聚焦于世界、文本和读者的关于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 [20] 在他的定义中,戴姆拉什除了提出另一些颇有理论洞见的创新性见解外,还用了这样的关键词:“在翻译中有所获”。也即通过翻译的中介,一部原先具有“地方”特色并且仅仅在某个民族/国家和文化语境中传播的作品有可能在另一种语言或文化环境中具有“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进而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这一见解用于描述一部戏剧作品的持续生命或来世生命的话,或许更为恰当,因为所有的戏剧作品要想在另一个国家或另一种文化语境中上演并得到观赏都必须经过翻译和改编的中介。之于戏剧导演而言,改编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翻译,它导致的结果是使得原先的剧作有可能在另一语境中有所收益,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传统的戏剧的改编。正如德国戏剧理论家厄丽卡·费希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在描述易卜生的剧作所经历的全球化过程时所正确指出的: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切不应忘记易卜生的剧作都是翻译,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原作”。事实上,即使是挪威语也只是在挪威于1905年获得独立后才成为其官方语言的,而挪威语也明显地与易卜生的剧作所用的语言差异很大。所有的翻译又都是改编。这样看来,每一代人都要求一些用外国语言或死去的语言而写作的经典作品有新的翻译,不管它是古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或布莱希特的剧作都是如此。 [21]

这就告诉我们,一部剧作从文本到舞台演出其中必然无法回避改编这个中介,缺乏这个中介,戏剧的传播就会大受影响。考虑到戏剧的这一特征,同时也受到戴姆拉什的启迪,我们不妨在此提出我们自己建构的关于世界戏剧的一个三重概念:

(1)世界戏剧是民族/国别戏剧中最优秀的经典剧作之总汇;

(2)世界戏剧必须是那些在改编和创造性再生产和演出中有所获的剧作;

(3)世界戏剧必定是那些通过翻译或者改编而超越时空局限,为本国文化之外的人演出、欣赏并加以批评性讨论的剧作。

尽管这三条标准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有了这三条临时性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据此继续讨论,并推出这样的结论: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的剧作和易卜生的剧作以及其他经典剧作家的剧作都应当被视为世界戏剧,因为它们不仅在本国广为人们观赏和欢迎,而且还受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广大观众的观赏、讨论和研究。一些最优秀的非西方剧作也应当被视为世界戏剧,如印度的古典诗句《沙恭达罗》、中国的明代戏剧《牡丹亭》等,因为它们被不同国家的人们翻译和改编,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本民族/国家的界限,也受到自己国家以外的观众的欣赏以及批评家和学者们的讨论和研究。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学,包括其戏剧,长期以来在中国通过众多译者和艺术家的翻译、改编和演出在中国观众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追捧。在当今中国,莎士比亚、易卜生这些伟大的剧作家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艺术大师。这些译者和艺术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诞生。这一新的现代戏剧传统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戏曲迥然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西方同一时代的戏剧有着很大的差异,也即从西方引进了话剧这个形式,但讲述的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这就加速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国际化步伐。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现代戏剧可以同时与其过去的传统以及西方乃至世界戏剧进行对话。作为文学创作和艺术生产的一种重要体裁,戏剧在中国也有着漫长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遗产,它往往以地方戏曲的形式在民间十分流行,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应有的翻译/改编以及再创造,它在外部世界却很少为人所知。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戏剧界所出现的进口和出口的极不平衡的状态,这也如同中国当代小说的译出远不如从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小说的译入。

任何熟悉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即中国戏剧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世界戏剧的版图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在2016年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的日子里,中国的戏剧研究者不禁更加怀念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大师汤显祖,尽管国内学者也大张旗鼓地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并且以不同的戏剧或戏曲形式排演汤显祖的剧作,但实际上由于翻译和改编的缺乏,汤显祖在世界戏剧的版图上依然处于相对的边缘地位,直到近年由汪榕培等翻译的《汤显祖全集》的问世和在英国的再度出版,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才逐步走出国门,从边缘向中心移动。 [22] 可见中国戏剧走向世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现代戏剧确实已经很接近西方戏剧和世界戏剧了。这一点我们应有所认识。作为中国戏剧艺术中一个十分流行和重要的体裁,我国的话剧就是在西方戏剧的影响和启迪下诞生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在易卜生以及另一些重要的西方剧作家的影响和启迪下诞生的。这方面也出现了诸如郭沫若、曹禺、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样一些蜚声海内外的戏剧艺术大师。但是他们与西方戏剧艺术大师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比也相差太远。由此可见,世界戏剧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戏剧走向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书也将辟出一章专门讨论作为世界戏剧的中国现代戏剧及其代表人物曹禺的剧作,我们通过这一个案试图证明,世界戏剧并非凭空杜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众多的戏剧文本所支撑的,因此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引起更多学者的讨论甚至争论。


[1] Cf.Wolfgang Schamoni,“‘Weltliteratur’—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Arcadi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 ü 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43.2 (2008):288-298.

[2] 这方面可参阅本书第一章的资料追踪。

[3]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55.

[4]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55.

[5] Cf.Gayatri C.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6] 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4,p.17.

[7] 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4,p.18.

[8] Douwe Fokkema,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Calcutta:Papyrus,1987,p.1.

[9]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p.1290-1291.

[10] Cf.Lawrence Buell, Shades of the Planet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11]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p.1290-1291.

[12]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Vol.1(2000),pp.54-68.

[13]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14] Theo D'haen,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

[15] J.Hillis Miller,“Global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Neohelicon ,38.2(2011),251-65.

[16]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73.

[17]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Vol.1(2000),p.55.

[18]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Vol.1(2000),p.55.

[19] Fredric Jameson,“New Literary History after the End of the New”,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39(2008),No.3:375-87.

[20]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1.

[21] Erika Fischer-Lichte,“Introduction”,in Fischer-Lichte,Erika,Barbara Gronau,and Christel Weiler.eds.,Global Ibsen:Performing Multiple Moderniti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1,p.5.

[22] 我们欣喜地读到一篇报道,由汪榕培和张玲翻译并编辑的《汤显祖全集》(英文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由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在海外出版发行。这显然标志着这部由中国译者自己翻译的中国文学名著得到了英语世界的承认。 kIOfUpD8KBLik/o2oA4yddQw1aaCtLW2qClm66EBDvfsfMlBOYZlQM8cx5RNAh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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