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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当代学者们的考证，“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并不是歌德最先使用的，因为根据现有的研究，在歌德之前，哲学家赫尔德、文学理论家施罗哲和诗人魏兰也都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类似的术语， [1] 但是歌德却无疑是在对这个术语加以概念化和理论阐释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大都从讨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开始自己的进一步研究。确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谁先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至少说明，这一概念本身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概念时毕竟无法绕过歌德对它的阐释和建构，而歌德在阐释这一概念时也留给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阐释和讨论的广阔空间。我们认为这恰恰是歌德提出这一概念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即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化在一定的意义上使之成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中国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有关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流变，国内已有学者详细讨论， [2] 本章不再重复。
正如弗朗哥·莫瑞提所指出的，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确实，由于不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鉴于此，莫瑞提认为，世界文学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 [3] 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 [4] 显然，莫瑞提在这里试图将世界文学描述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它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就体现在它能够并且已经引发了国际学界的理论讨论甚至辩论，通过这样的讨论，使得被人们认为已经“死亡”的文学又在全球化的时代获得了新生，并使得世界文学这个并不算全新的话题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成为一个崭新的前沿理论话题。既然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提出问题以便就此进一步深入讨论。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及范围，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中做过较多的讨论和阐发，此处无需赘言。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概括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得以引发当代学者进一步讨论的几个方面，并尝试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提出“世界戏剧”的概念。
首先，关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我们尽管在前面已经讨论了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所做的贡献，但此处仍想进一步由此拓展这一讨论，因为这不仅是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同时，这个话题也吸引了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之进行反思。由于比较文学学者进行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且常常还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的比较研究，这样看来，比较文学研究者对经典问题的敏感和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比较文学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著述，对于我们今天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建构新的经典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此外，文化研究学者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过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也发生了变化，它引入了文化研究的一些课题，如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并有意识地对既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经典进行质疑，同时也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既有的经典进行重新建构。当然，在一些人看来，文化研究的崛起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致使一些学者预见了这门“学科的死亡”。 [5]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反而使得比较文学学科迅速地摆脱了“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世界文学在近十多年里在中美两国的兴起和所引发的讨论中见出。在讨论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等问题时，比较文学学者往往关注这样几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作是世界文学经典？经典应当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我们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恪守精英立场的欧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重量级学者的观点影响最大，也颇中国学者的重视。
首先是前几年刚去世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 The Western Canon ：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中，一反以往所持的“解构”立场，从传统派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但他并不止于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者的抨击，而是试图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出新的“修正”和调整。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 [6] 也即在布鲁姆看来，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 [7] 显然，布鲁姆的精英立场对恪守世界文学“经典性”和审美价值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本人坚信经典构成的历史性和人为性。但是长期以来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另几个问题则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和理论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在这方面，布鲁姆身体力行，他不仅就文学经典问题著书立说，此外，他还大量地为在他看来属于经典的文学作品撰写序言或导言，推广他的经典评判标准。但在我们看来，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后一种因素有时也能对前一种因素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
另一位较早就开始关注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他对世界文学问题的有关论述，但是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所做的论述也不容忽视。这些论述的意义首先体现于他对所谓“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 [8] 。可以说，佛克马正是从这一点切入世界文学研究的。早在1987年，他就出版了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论题》。这本书中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做了一些介绍，这里面的各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分期的代码问题等。收入该书的一些论文也涉及世界文学问题，他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也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作者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现象的关注所证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与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该书还将世界文学与文学经典的重构结合起来讨论，解构了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使更多的人去关注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可以说该书是在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再度于20世纪初兴起前的一部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著作。
其次，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胜利者所编写的，因而按照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其中隐匿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权力关系。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理所当然地更为关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如何，其目的是要让国内外学者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以及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究竟占据何种地位？经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得出的初步答案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远不如它应有的地位那样突出，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地位更是相对边缘的。在历时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中国文学的地位逐步上升，但是依然不尽如人意。那么，也许人们要接下去再问道，中国文学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经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它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虽然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做了一些展示，但我们的答案仍是，中国文学作品过去很少被译成外文，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增多，但与中国文学实际上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仍是很不相称的。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中国作家的数量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的数量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每年的出产量也是巨大的，但主要在中文的语境下流通，这样便促使我们中国学者在今后数年内将致力于从事一项工作：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使之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关于中国文学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问题，佛克马曾为我们提出过一个例证。他在为劳特里奇版《全球化百科全书》撰写的“世界文学”条目中指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下，世界文学的版图的绘制是极不公正的， [9] 它公然将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遗产的中国文学置于边缘的地位。
不仅像佛克马这样一位浸淫于西方文化的欧洲学者对这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世界文学版图感到不满，就连那些美国学者和其他一些非西方学者也是如此。2008年，当我们邀请美国学者戴姆拉什前来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时，他提供的主旨发言题目是《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这至少表明了美国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满和致力于在国际场合弘扬美国文学的愿望。不仅戴姆拉什在一切国际场合都不遗余力地弘扬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也写过类似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方面的专著， [10] 可见，美国学者早已发现自己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远远谈不上显赫，于是便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国际学界弘扬美国文学。这种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立场是值得钦佩的，对我们中国学者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学的价值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但美国学者由于其独特的语言与文化优势而迅速地掌握了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研究和编史的话语权，两部在英语世界影响最广泛的世界文学选集就出自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之手：由马丁·普契纳领衔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秉持了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兼顾欧美国家以外的文学；而戴姆拉什担任创始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则致力于挑选那些流通较广的经典或非经典文学作品。这两部文选相得益彰，可以供我们在考察世界文学的全貌时起到互证互补的作用。好在这两位世界文学选集的主编对中国文学都有些好感，因而在他们主编的世界文学选集中，数十位中国古代和现当代作家得以跻身其中。但是较之美国作家在其中的地位，有着几千年历史和辉煌传统的中国文学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愈益扩大，将来一定会有中国学者参与未来的世界文学史编撰或文学选集编选的工作，而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此外，世界文学作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完全可以使我们据此从中国文学的视角展开进一步讨论，以促使世界文学版图绘制的相对公正性和客观性得到保证。
世界文学所引发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即是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对此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所讨论，这当然也是中西方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就这一问题，虽然中国学者在中文语境下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但是在国际学界仍陷入相对的失语状态。如前所述，佛克马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就探讨了世界文学问题，但是他对其评价标准始终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也即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学假设了全世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资质，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成就不能绝对地以一种标准来衡量，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以欧洲文学为主的文学史。 [11] 这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使得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界定可以更为宽泛一些，把目光放在那些长期以来被西方的文学史家有意忽视甚至放逐到边缘的小民族或弱势民族的文学。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长期以来就秉持了这样一个原则，也即一方面，诺奖应当授给那些（在全世界范围内）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作家，但另一方面，它也考虑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的发展状态的不平衡性，又希望照顾国别和语言的不同分布，以便亚非拉美澳一些相对边缘地区的作家也能获奖。我们认为这一原则也比较接近当年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初衷，也即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强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种对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经典的解构尝试在戴姆拉什的那本专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戴姆拉什提出了一个关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虽然他并未强调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以及他所领衔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中，实际上隐含了他所认为的世界文学的标准。这当然标志着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方面所迈出的一大步。既然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总是通过原文来阅读所有优秀的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在重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针对戴姆拉什的这一定义，我们也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和重新界定。在我们看来，强调世界文学的经典性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中阅读所有的文学作品，他只能有选择地去读那些在他看来最值得阅读的优秀作品。所以文选编辑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为这些读者提供一个阅读指南和书目。根据目前各种世界级的文学奖项的评选和一些主要的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原则，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评价标准。我们从中国的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出发，并参照国际学术同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建构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应依循的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把握时代精神；超越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收入文学经典选集；进入大学课堂；在另一语境下受到讨论和学术研究。我们之所以提出上述评价世界文学的标准，并非又想回到过去的精英立场，而是在强调世界文学的经典性的同时注重其在被阅读、翻译、流通以及批评性选择中的作用。这与我们将世界文学当作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引入中国是不矛盾的。当然，我们在承认上述评价标准有着部分的合理性时，实际上也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学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方法。我们在这里仅根据我们的理解和研究中的实践，将这些方法具体概括为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我们通过阅读世界文学作品了解到生活在遥远的国度里的人们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习俗。我们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他所阅读的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发。同样，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我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我们必然会依循那部作品所提供的场景去联想，那里的场景究竟与我们所生活的国度有何不同，那里的生活习惯与我们的生活有何差异。西方人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阅读一些东方文学作品逐渐形成的；同样，东方人头脑里的“西方主义”的定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通过阅读西方文学进而接触西方文化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阅读世界文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使我们的阅读处于一种开放、想象和建构的状态中。而那些世界文学佳作的意义在我们不同民族的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又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建构，因而它们才得以保持长久不衰的经典作品的地位。
其次，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种阅读和评价具体文学作品的比较的和国际的视角，使我们在阅读某一部具体作品时，不至于仅仅将自己局限于民族/国别文学的语境，而能够跳出这一狭隘的语境，自觉地将这些作品与我们所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相比较，从而得出对该作品的社会和美学价值客观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我们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因此我们更应该具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会重复国际同行已经做过的工作，更不会被人们指责为“翻译”或抄袭国际同行的著述了。例如，当我们在编写世界文学史时，我们除了基于国内现已出版的文学史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外，还要仔细考察目前已经出版的国际上，至少是英语、德语和法语世界的同类著述，这样我们才能写出中国的特色。因此可以说，这一评价标准是很高的，尽管它在当下还难以实现，但应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
再次，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我们在对具体的作品进行阅读和评价时，有可能对处于动态的世界文学概念本身进行新的建构和重构。当我们在研究世界文学时，我们常常头脑里总是躲不过本民族文学的影响，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与本民族的一些作品相比较。这样，我们有时便会发现，我们本民族也有这样的写法，因为正如歌德早就发现的那样，人类的文心和诗心都是共通的，人类的审美标准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总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目标，也即所写出的作品必须能打动读者，而要想打动读者则首先要使自己感动。例如，当我们阅读一部当代文学作品时，如果我们的期待视野里有着数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那么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创新性又体现在哪里。这样，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成了我们从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至少我们的批评和研究就不全面。
最后，我们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广阔的世界语境中大力弘扬中国文学，为新的世界文学版图提供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方案。鉴于此前我们讨论的文学体裁或者文类主要局限于小说、诗歌等，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另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戏剧，而戏剧在世界文学研究和理论概念阐释方面也有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故此，我们将在下一节简要讨论“世界戏剧”这一很少有论者涉及的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