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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民族/国别文学的研究，那么与其相反的是，它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它使得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使得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相融合。只是一些学者已经把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使其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地。如果我们仍然过分地强调早已过时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原则而拘泥于文学形式分析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忽视文学现象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将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这样我们就能超越文学自身。
辩证地来说，全球化给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它的积极方面在于，它使得文化和知识生产更接近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制约而非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管束。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加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在当今时代，形式主义取向的文学理论已经为更为包容的文化理论所取代。任何一种产生自西方语境的理论要想成为普世性的或全球性的理论，那就必须要能够被用于解释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同样，任何一种产生自非西方语境的理论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进而产生世界性的影响，那就不得不首先被西方学界“发现”并翻译到英语世界。中国的文学翻译目前也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前后的大规模翻译运动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把西方各种文化理论思潮引进中国的同时，“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忽视了文化翻译的另外一极：即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给外部世界。同样，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他们也把儒学中的一些积极因素破坏了，这也预示了中国当代出现的“信仰的危机”。 [21] 对此我们确实应该深刻地检讨“五四运动”之于今天的意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全球化实践绝非要使中国文化殖民化，其目的恰恰相反，要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推波助澜。因此在这一方面，弘扬一种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确实符合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将中国文化推介到国外的目的。正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大氛围下，世界文学再度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22]
我们认为，不管我们从事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我们都离不开语言的中介。但是在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实用主义的目标上，而非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层面上。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尤其体现于对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新绘图。在这方面，英语和汉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语言，最为受益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汉语目前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广无疑改变了既定的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 [23] 同样，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消解了带有西方中心印记的“单一的现代性”的神话。全球化的到来更是导致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及语言文化的疆界变得愈益模糊，从而为一种新的世界语言体系和世界文学经典的建构铺平了道路。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语言文化格局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超民族性将进一步凸显，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考虑既从语际的层面（interlingual level），同时又从跨文化的层面（intercultural level）来向世界译介中国：因为后者将更为有效地把中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而前者则有助于中国文学为更多的非汉语世界的读者所知。
[1] 曾小逸：《导言：论世界文学时代》，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2] Douwe 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ta：Papyrus，1987，“Preface”，vii.
[3]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Cf.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35，p.200。
[4] Douwe 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ta：Papyrus，1987，p.1.
[5] Cf.Wang Ning，“Th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The Case of Avant-Garde Fiction”，in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eds.，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Company，1997，499-510.
[6] Cf.John Guilory，“Canon”，in Frank Lentricchia et al.，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2nd ed.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233.
[7] Cf.Douwe 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ta，1987，尤其是这几篇文章：“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id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23）and“The Concept of Cod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118-136）。
[8]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91.
[9] Roman Jakobso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144-151.
[10] 关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参阅王宁的专著《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72-73.
[12]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73.
[13]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72-73.
[14] Cf.Paul de Man，“‘Conclusions’：Walter Benjamin's‘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73-105.
[15] Jacques Derrida，“What is a‘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27，No.2，p.177.
[16]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9.
[17] Horace Engdahl，“Canon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The Nobel Experience”，in World Literature . World Culture ，edited by Karen-Margrethe Simonsen and Jakob Stougaard-Nielsen，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08，p.204.
[18] Horace Engdahl，“Canon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The Nobel Experience”，in World Literature . World Culture ，edited by Karen-Margrethe Simonsen and Jakob Stougaard-Nielsen，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08，p.210.
[19] 确实，这种情况在当今的中国尤为明显。许多出版社对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人力赶译出获奖作家的代表作以便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 Cf.Douwe Fokkema，“Chinese Postmodernist Fi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69，No.1（2008），pp.141-165.
[21] 关于全球化语境下儒学的重建，参阅王宁《“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新儒学重建》，《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8—77页。
[22]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领衔作用，世界文学的教学也进入了一些西方大学的课堂，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翻译的中介。
[23] 杜维明在2008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对他早先所鼓吹的“文化中国”的范围又做了新的扩大和调整，他认为有三种力量：（1）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华人；（2）流散海外的华裔侨胞；（3）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我们也可以据此提出一个“汉语中国”的概念，详细的讨论将在另外的场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