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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翻译的作用及其文本的可译性历来是翻译理论家和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课题，他们一般分别从语言学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来研究翻译。虽然比较文学学者也对翻译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但比较文学学者更为注重一国文学通过翻译而在另一个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最近出现的一个趋向就是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翻译对于世界文学经典重构的重要作用。这在戴姆拉什等人的著作中尤为明显。诚然，在讨论翻译对文学作品在外国语言中的走红和经典化的作用时，我们必须首先想到本雅明的贡献，他在讨论（文学）翻译者的任务时，曾十分中肯地指出：“因为译作往往比原作迟到，又由于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在其诞生之时都没有发现适当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就标志着它们的生命得以持续的阶段。艺术作品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的看法应该以不带任何隐喻的客观性来看待。” [12] 在本雅明看来，翻译绝不仅仅止于语言上的相互转换，或者说逐字逐句的翻译。翻译还有着另一些功能，它可以帮助一部文学作品成为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意义的不朽之作。因此按照本雅明的看法，正是翻译才赋予文学作品以“持续的”生命或一种“来世生命”。
确实，当我们决定翻译一部我们自认为具有超民族性或国际性意义的作品时，我们必须预测这部作品原作的内在“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以及潜在的市场价值。如果一部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持续的”生命的话，它就具有了一种可译性，这就能够确保这部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有所获。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指出：
可译性是某些作品的本质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正在被翻译的作品本身是本质的。它意味着内在于原作中的某种特定的含义在可译性中得以自我展示。显然，任何译作不管多么优秀，较之原作都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它确实由于原作本身的可译性而接近原作；事实上，这种关联更加紧密，因为它不再对原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将它叫作一种自然的关联，或更具体地说，一种至关重要的关联。正如生命的各种形式与生命现象本身紧密关联而对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一样，译作虽来源于原作，但它与其说来自原作的生命，倒不如说来自其来世的生命。因为译作往往比原作迟到，又由于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在其诞生之时都没有发现适当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就标志着它们的生命得以持续的阶段。艺术作品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的看法应该得到不带任何隐喻的客观性的看待。 [13]
显然，在本雅明看来，译者绝不只是原作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更应是原作的能动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确实，一旦一部作品已经发表或出版，它就不再仅仅属于原作者，而且原作者甚至都无法对其可能的“持续”生命和来世生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的意义只能够被它的同时代或后代的不同读者/阐释者发掘出来。这样看来，译者就同时扮演了三种不同的角色：价值判断者，他可以确定他试图翻译的这部作品是否值得或是否会有潜在的市场或是否具有可译性；趋向原作品的一位仔细的读者，因为优秀的译作一定是译者与原作者配合默契而共同完成的产品；试图完成原作者未竟事业的能动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和语言再现技能往往能决定他的译作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作用应当被看作与原作者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
除去上述种种作用外，译者的作用也许还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一部译作的好坏将直接决定原作是否将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根据当今中国的翻译现状，我们不难看出，在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下列三种情形：（1）译者的水平高于原作者；（2）译者的水平与原作者相当；（3）译者的水平低于原作者。显然，在第一种情况下，译者最有可能对原作进行过多的干预和创造性改写，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家林纾所做的那样。如我们在绪论中所述，林纾虽不通任何外文，但其古文功底扎实，在和懂外文者合作翻译作品时，总是把任何一种文体的作品都纳入他的古汉语的强势之下，最终所有的译文，不管其原作出自何人之手，统统带有了鲜明而强烈的林纾风格。所以在那些注重语言转换作用的翻译研究者那里，林纾的译文质量总是受到怀疑：不仅文字上的误译和任意添加的成分比比皆是，而且所有原作者的风格都被他本人的语言风格统一了。上述第二种情况其实是最为理想的境地，因为这样一来，译者可以与原作者配合默契，共同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将原作的字里行间甚至文字背后的隐含意义转达出来，而且还能再现原作者的风格。这尤其体现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翻译家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中，经过傅雷翻译的中介，巴尔扎克成了中国最有名的法国文学经典作家。而与其地位相当甚至在法国文学史上地位略高于巴尔扎克的雨果则没有这个运气，因而他至少在中国的地位和知名度远不如巴尔扎克。这当然与傅雷的翻译风格有关。第三种情况在当今的中国翻译界十分普遍，由于翻译高手的短缺，一大批初出茅庐的新手仅仅粗通外文就匆匆上阵，他们十分胆大，仅借助于一两本词典就敢于翻译世界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因而生产出大量粗制滥造的翻译作品，更有甚者，他们还染指文学名著和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这也就是不少外国文学及其理论著作的中译本不堪卒读甚至令人费解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译者的作用远比仅作为信息的忠实传达者更为重要。优秀的译者完全可以使原本的佳作更为出色，乃至成为目的语中的经典，而拙劣的译者则不仅会把一部原本优秀的作品损坏，进而有可能使这部佳作在目的语中失去原来的经典地位。这种例子在中国和西方文学中不胜枚举。作为解构翻译理论的先驱者，本雅明的那篇讨论译者任务的短文影响了当今整个一代翻译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他的看法，后来还发展了他的一些观点。 [14] 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看来，翻译是既“必不可少同时又不可能做好的”（inevitable and impossible），但是只要译者去努力实践，最终还是有可能达到“确当的”（relevant）翻译之境地的。德里达总结道，“简而言之，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偿还了自己的债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尽了自己义务的翻译，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 [15] 虽然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并不被认为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实践，但至少为译者的继续探索开辟了可能的空间，同时也为后代译者重译优秀的原作提供了合法性和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在他和另一些解构主义者看来，你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真理（忠实），你只能说你所做到的只是更接近了真理（原作）。因此，翻译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去共同努力完成。在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看来，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ing），它甚至能操纵原作及其作者的名声。 [16] 由此可见，对翻译的这种作用我们决不可小视。
也许在20世纪能够真正操控作者及其作品的最有力量的机构性权威当推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它完全可以使一个不甚有名的作家在短时间内成为蜚声世界的大作家，他的作品也随之被“经典化”。但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人们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已经不断受到挑战，它所被人们公认的“普适性”权威正在逐渐萎缩。人们可以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发问，在已经获得这一奖项的一百多位作家中，有多少人的作品今天仍属于世界文学经典？正如瑞典文学院前终身秘书贺拉斯·恩格达尔（Horace Engdahl）所坦然承认的那样，尽管人们总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掌握着文学经典化的权力，但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依赖于由施莱格尔兄弟形成的西方文学的概念” [17] 。而关于它是否拥有经典化的权力，他接着指出，“经典性是一种力量的作用，它是不可控制的，而且也不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可识别的系统。文化权威只是这些力量中的一个方面，也许都不是最强有力的力量。这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金所积累下来的象征性权力显然还不足以使一位作者成为经典作家，虽然能够足以唤起后代人对他的兴趣。” [18] 如果他是出于谦虚而贬低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使一部作品经典化方面的权力的话，那至少其最后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至少能使该作者一度获得很大的世界性声誉，同时他的作品也随之畅销并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他本人及其作品也将得到后代的批评家和学者研究。 [19] 在这方面，翻译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文的语境下，高行健所据以获奖的作品《灵山》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优秀的英文翻译者和汉学家陈顺妍（Mabel Lee），而他的不少中国同行却无缘遇到这样的译者，因而他们只好忍受继续被“边缘化”的境遇。同样，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也是如此，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分别将他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后十年左右甚至更久。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可见翻译的作用是多么重要。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乏与莫言同样优秀的作家，所以说莫言确实是十分幸运的，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语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跨文化认知作用和传播功能。
当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按照时任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昂格伦德的看法，莫言“具有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以至于你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会立即识别出：这就是他”。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虽然其中不免带有一点夸张之意。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昂格伦德究竟是读了莫言的原著，还是葛浩文的英译本或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显然是后二者，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前任院士中，懂中文者只有马悦然，但是马悦然并没有说过此话。可见成功的翻译已经达到了有助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境地，这也正是文学翻译所应该达到的“再创造”的高级境地。毫无疑问，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国内外文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真正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承认的一个令人可喜的开始。实际上，莫言的获奖绝非偶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葛浩文就开始了莫言作品的翻译，并于1993年出版了第一部译著《红高粱》（ Red Sorghum ），而那时莫言刚刚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其文学成就也并未得到国内权威文学机构的充分认可。但西方的一些卓有远见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就已经发现，他是一位有着巨大的潜力的优秀作家。佛克马十年后从比较的视角解读了莫言的作品，在他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讨论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论文中，探讨了中国的一些代表性作家，而莫言就是他讨论的第一人。 [20] 这大概也并非偶然。
确实，莫言从其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他不仅为自己的故乡高密县的乡亲或中国的读者而写作，而更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这样他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可译性”，因为他所探讨的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对并关注的问题。在他所读过的所有西方作家中，他最为崇拜的就是现代主义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启迪和影响。确实，正如福克纳的作品专门描写美国南部拉法叶县的一个小城镇上的故事，莫言也将自己的许多作品聚焦于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县。同样，像马尔克斯一样，莫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创造出一种荒诞的甚至近乎“梦幻的”氛围，在这之中神秘的和现实的因素交织一体，暴力和死亡显露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精湛的叙事技艺，莫言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极少数有着广泛国际声誉和众多读者的作家之一，几乎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被译成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同时也译成瑞典文。而且还有一些讨论其作品的批评性论文也发表在国际文学和学术期刊上。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再一次证明，翻译不仅具有转换的作用，更具有认知和传播的作用，优秀的翻译可以使本来写得很好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好，并加速它的经典化进程，而拙劣的翻译有可能破坏本来很好的作品的形式，使之继续在另一种语境下处于“死亡”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优秀的译作应该与原作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优秀的译者也应该像优秀的作者一样得到同样的尊重。由此，我们不妨对这样一个现象进行思考，假如莫言的作品不是由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优秀的翻译家来翻译的话，莫言能否获得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若不翻译莫言作品的话，别的译者照样可以来翻译，但是据我们所知，像上述这两位译者如此热爱文学并且视文学为生命的汉学家在当今世界确实屈指可数。
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文学翻译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并心甘情愿地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将中国文学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上。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果断地转移当下中国翻译界的重点：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也即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但尽管如此，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仍然是必要的，只是重点应该有所转移。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加速中国文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海外推广和普及汉语的重要性，尽管对于外国人来说，掌握汉语要比中国人掌握英语难得多。如果我们加强与我们的国际同行的合作，我们就肯定能成功地提升汉语作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的地位。但是这又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没有翻译的参与或干预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因为翻译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今时代和不远的未来对世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在这方面，正是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翻译家和汉学家的精彩翻译才使得莫言的作品在域外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文学翻译的情况确实如此，而理论的翻译又如何呢？我们在绪论中所提及的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的“旅行中的理论”之概念就完全可以说明一种理论及其理论家在另一语境中的地位和影响。当今世界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些人文学者或理论家就得益于翻译和跨文化阐释的推介：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世界上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重要著作的英文翻译，因为正是通过翻译的中介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人物。而他的一些法国同行虽然在本国的地位和他不相上下，但终因缺乏英文翻译和美国学术界的推介而未能走向世界。
众所周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位学者的努力：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乔纳森·卡勒和希利斯·米勒。斯皮瓦克的功绩在于她以一种近似理论阐释式的翻译方法再现了德里达的重要著作《论文字学》的精神，从而使得那些看不懂德里达的法文原著的读者通过查阅她的英译文就能对德里达的晦涩内容有所理解。卡勒则是英语文论界对德里达的思想理解最为透彻并阐释最为恰当的美国文论家，但是卡勒的阐释已经超出了翻译的界限，加进了诸多理论发挥的成分，因此只能算作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翻译或转述。而米勒作为一位解构批评家，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性地运用解构的方法，并糅进了现象学的一些理论，将解构的阅读和批评方法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也运用自己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使德里达确立了在英语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英语和法语虽然不属于同一语支，但是都是出自欧洲文化语境中的语言，因而跨文化的成分并不是很多。而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斯皮瓦克的翻译属于地地道道的语际翻译，因为她始终有一个原文作为模本，即使她对德里达的理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阐释和发挥，也仍未摆脱“戴着镣铐跳舞”的阐释模式，其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称作有限的阐释，或一种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而卡勒在阐释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时，则没有一个明确的模本，他往往大量地参照德里达的一系列著作，并从整体上把握德里达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精髓，然后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表达。所以他的这种阐释带有鲜明的“卡勒式”的解构主义阐释的成分，理论阐释和叙述的成分大大地多于翻译的成分。因而若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他的阐释并非那种有限的阐释，而是一种“过度的阐释”，所产生的结果是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也即使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和更为广泛的传播。米勒等耶鲁批评家对解构主义的推介和创造性运用使得解构主义在美国成为独树一帜的批评流派，而德里达的直接参与更是使得这一理论在美国获得了持续的影响。这也正是德里达的理论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在法语世界的影响力的原因。
既然我们认识到了英文翻译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中国的翻译家在将中国文学译介到全世界进而为重绘世界文学的地图提出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时将采取何种积极的对策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