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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几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世界文学这一话题在当今时代并非是全新的话题，而是一个存在了近两百年的老话题，但是它为什么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呢？这自然与前面所提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相关。确实，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这个话题不仅为比较文学学者所热烈讨论，而且也为不少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者所谈论。但是对于世界文学在这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断地引发讨论甚至争论。正如前所述，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就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交流和沟通。但是在当时，包括歌德在内，呼唤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影响和后果之后，也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了作为全球资本化的一个直接后果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清楚地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已经诞生。在这里，马恩并不期望建立一种大一统的世界文学，而是更强调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既接近歌德的原意，同时又超越了以往的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领地，进入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之境地。因此，我们今天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产生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视野，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称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实际上是一种“总体的”世界文学：
总体文学时代，是“交流意味着一切”的时代：一切在交流中生成，一切在交流中存在；不在交流中发展，就被交流所淘汰。
……
总体文学时代，是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之内的交流不断地深入和扩大的时代，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比消此长的时代。 [1]
显然，这也许是这位学者的美好愿望，希望通过各民族文学的交流逐渐形成一种一体化的世界文学。因为确实，强调交流正是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初衷；近二百年后，他的这种乌托邦幻想已经逐渐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得到了证实。这也许正是我们要把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的重要意义。同样，世界文学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个广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新话题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我们说，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化仅仅建构的是一种乌托邦形式的世界文学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世界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重新强调世界文学的建构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确实，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疆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种民族/国别文学，而不参照其他的文学或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因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潮流已经打上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就不仅意味着“超民族的”或“翻译的”的意义，还意味着共同的审美特征和深远的社会影响。由此看来，世界文学更是一个旅行的概念，在其旅行和流通的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这里，翻译并不仅仅局限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在于两种文化思想和话语的转换和再现。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界讨论世界文学问题，人们总免不了要引证莫瑞提和戴姆拉什的著述，但是这两位西方学者都有一个明显的局限：不懂任何西方世界以外的语言，也没有对东方文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应该指出的是，他们的这一局限早已有人做过弥补，那就是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已故荷兰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杜威·佛克马。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时却忽视佛克马早先的著述和贡献。不可否认，佛克马专门讨论比较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并不是很多，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却有着鲜明的理论性和跨文化性，并有着扎实的经验研究作为基础，对于当今具有理论争鸣意义的论题均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见解大多散见于发表在期刊或文集的论文之中，出版于1987年的《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则是他自己精选的一本专题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由十篇论文组成，其具体篇目如下：第一篇为《文化相对主义重新思考：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id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第二篇为《文学史：关于文学撰史学问题的一些评论》（Literary History：A Comment on Some Problems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第三篇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狗和猿猴：关于接受理论的一些思考》（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a Dog，and an Ape：Some Observations on Reception Theory），第四篇为《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第五篇为《审美经验的符号学定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期代码》（A Semiotic Defini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eriod Code of Modernism），第六篇为《文学研究中的符码概念》（The Concept of Cod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第七篇为《文学理论中成规的概念与经验研究》（The Concept of Convention in Literary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第八篇为《作为解决问题之工具的经典》（The Canon as an Instrument for Problem Solving），第九篇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法和反教学法》（Didactics and Anti-Didac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十篇为《论文学研究的可靠性》（On the Reliability of Literary Studies）。从上述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出，佛克马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大都在当今的学术界有所反响，上述这些文章中有多篇涉及世界文学问题，并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相关联。可惜的是这部专题研究文集是由一家不太知名的印度出版社出版的，因而远未产生应有的影响。但其学术理论价值却促使我们不得不在此对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做一评介。
这部论文集之所以以《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为标题，恰恰体现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思考。所谓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主要指欧洲一些大学的非国别/民族文学研究，探讨的是一般的理论问题，类似于中国的文艺学。与那种传统的X加Y式的类比式研究迥然不同，佛克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特色体现了总体文学的风格和精神。同时，由于他的研究总是跨越国别/民族和语言界限的，因而又充满了比较的特征。他的著述开始的切入点总是提出问题，最后的归宿也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反思之后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建构。这种研究特色始终贯穿于他的这本文集中的各篇文章。尽管该文集所收论文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但仍体现了作者所受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学术训练：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正如作者在“序”中所不无遗憾地表达的：“我曾作为一位汉学家受过训练，因此早期的部分研究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然，那些文章不得不在本集中略去，但是读者可以注意到，本文集所收论文在参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献时有时也参照中国的材料。” [2] 因此，这本书仍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和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性。
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从不屑于进行那些表面的比附式研究，他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比附式“研究”才使得比较文学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他总是以提出问题为讨论的对象和核心。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针对中国学界所热衷于谈论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长短的争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无需讨论什么学派问题，而是要讨论理论问题，探讨各民族文学的一些审美共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一些国别/民族文学文本仅作为理论探讨的材料，正是在对这些广为学界人们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可以说，这本文集中的各篇论文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著述特色。虽然从上述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本文集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但我们在此还是稍加归纳，梳理出作者的一些主要观点，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2）世界文学的新含义；（3）文学史的写作和经典的建构与重构；（4）比较文学与新范式；（5）关于文学研究的符码问题；（6）文学成规与经验研究。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较早，并且在各种场合均提出自己的前瞻性见解。因而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这些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仍没有成为“明日黄花”。这里仅将上述前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作为欧洲比较文学学者中最早关注文学经典问题的学者之一，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 [3] 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比较研究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 [4] 。显然，这种开放的眼界和广阔的胸襟决定了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尤其关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发展。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 ）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的编写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多卷本（世界）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 [5] 这不能不说是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学史编写方面的一个突破，而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和经典的重构也不无启迪意义。
毫无疑问，经过佛克马等人的努力以及国际学术界的一系列理论争鸣，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今天的语境下，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系列著述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关于世界文学的新含义。由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总体文学的视野，因而他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他从考察歌德和艾克曼的谈话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启发，因此歌德在谈话中多次参照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在歌德看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和我们的是何其相似；而且很快地，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与他们的也十分相似”。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一些论文中，佛克马也涉及了世界文学问题，认为这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受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起，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明，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指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世界文学就应运而生了。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进行了专门论述，可见佛克马的理论前瞻性再次得到了印证。
（3）讨论世界文学问题，必然涉及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对此佛克马也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们都知道，经典原先在希腊语中并非只有今天的明确含义。按照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翰·吉勒理（John Guillory）的解释，“‘经典’从古希腊词 kanon 衍生而来，其意义是‘芦苇秆’（reed）或‘钓竿’（rod），用作测量工具。后来， kanon 这个词逐渐发展成为其衍生义‘尺度’（rule）或‘法则’（law）。这个对文学批评家有着重要意义的词首先出现于公元4世纪，当时canon被用来指一组文本或作者，尤其指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圣经一类书籍。” [6] 也就是说，经典一开始出现时，其宗教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发展到后来才逐步带有了更加世俗的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意义，而在今天，后两者的意义甚至比前者的用途和含义更广，因而更容易引发我们的理论思考和争鸣。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是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界定和论述。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佛克马就涉足了经典的建构与重构问题，他提请人们注意接受美学对经典的形成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此外，由于经典的形成往往有着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因素，也即一个民族文学中的非经典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的经典。因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必然也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的兴趣。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又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正如佛克马所注意到的，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他从考察歌德和艾克曼的谈话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启发，因为歌德在谈话中多次提及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在这本论文集的一些论文中，佛克马也多处论及了世界文学问题，认为这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7] 虽然“世界文学”的不同文选编辑者们经常用这一术语来指向一个大致限于欧洲的文学经典的市场，但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却产生了一种大大扩展了的文学兴趣和价值。因此，在佛克马看来，在讨论世界文学时，往往会涉及“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困难关系” [8] 。同样，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时，我们往往只会看到其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多样性，实际上后一种趋向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样，我们不妨采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文学，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世界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形式。
虽然佛克马早于莫瑞提和戴姆拉什涉及世界文学问题，但是当时的全球化进程尚未达到后来的那种广阔的辐射面，再加之他在讨论世界文学时只是将其当作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诸问题之一进行讨论的，并未像后来的那两位学者那样专攻世界文学问题，并对世界文学概念提出全新的界定和描述，因而后来参加世界文学讨论的学者也就逐渐忘记了佛克马早期的那些努力。但毫无疑问，所有上面提及的这三位西方学者都对世界文学的建构和重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其成为当今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因而也都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但是本章限于篇幅，只能把着重点放在翻译对世界文学建构和重构的作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