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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之所以要讨论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在西方学者说得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对着他们说，甚至在对着他们说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从而引领他们跟着我们说下去，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的最高境界。此外，我们讨论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也并非无的放矢，而是要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学。因此我们接下来要发问的就是，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通过仔细的调研，我们大概不难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许多在国内盛名赫赫的古典和当代作家竟然不为国外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所知。那么中国文学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经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答案是：过去很少，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增多，但与中国文学实际上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仍是很不相称的。许多作品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资助后被翻译成了外文，也即走出了国门，但人们要问的是，这些作品“走出去”以后有没有真正进入到另一文化语境中呢？也即有没有为译入语的读者大众所阅读？这应该是我们跟踪考察研究的现象。针对那些西方学者带有偏见的世界文学布局，连一些欧洲的学者都觉得实在是有失公允，那么我们将采取何种策略有效地使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呢？这正是我们目前从事的一个研究课题。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民族/国别文学的研究，那么与其相反的是，它从另一个方面则促进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它使得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使得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相融合。在今天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界，普遍出现了这样一种具有悖论意义的现象：一方面，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地不断地被其他学科的学者侵占而日趋萎缩；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学科的学者又十分活跃，他们著述甚丰并频繁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但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在研究文学，或至少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更多地涉及大众文化甚至影视传媒。但他们的文学功底和文学知识却使他们明显地高于一般的学者，或者如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所自豪地声称的，“我们的结论已成为其他人的假想”， [10] 因为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研究在诸多人文学科中扮演的是“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只是他们把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使其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地。如果我们仍然过分地强调早已过时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原则而拘泥于文学形式分析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忽视文学现象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将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这样我们就能超越文学自身，达到使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对话和互补的境地。
辩证地来说，全球化给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它的积极方面在于，它使得文化和知识生产更接近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制约而非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管束。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加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在当今时代，形式主义取向的文学理论已经为更为包容的文化理论所取代。任何一种产生自西方语境的理论要想成为普适性的或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那就必须要能够被用于解释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同样，任何一种产生自非西方语境的理论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进而产生世界性的影响，那就不得不首先被西方学界“发现”并翻译到英语世界。在一个强势的英语存在的世界上，走向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应该走向英语世界，中国的文学翻译目前就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确实，回顾历史，我们认识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一直在通过翻译的中介向现代性认同进而走向世界。但是这种“走向世界”的动机多少是一厢情愿的，其进程也是单向度的：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去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潮流，仿佛西方有什么，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什么。久而久之，在那些本来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的西方汉学家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值得研究，因为它过于“西化”了，值得研究的只是19世纪末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因此，在中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看来，这种朝向世界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不谛是一种将中国文化和文学殖民化的历史过程。比如，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破坏了习来已久的民族主义传统。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这样一种“殖民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语言也大大地被“欧化”或“西化”了。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被翻译到了中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创造性想象。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甚至鲁迅这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先驱，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时，也绝口不提传统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
我们知道，鲁迅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文学造诣，但他仍然试图否定他的创作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试图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强有力动机。实际上，对于鲁迅这位兼通中西的大文豪，主张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文化和知识策略。众所周知，他本来是想学医的，试图通过医学来救国，但后来却改学文学，因为他知道，文学也可以通过唤起民众反抗吃人的封建社会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他生动地讽刺了旧中国的人吃人的状况。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新一代的孩子，因此他呼唤“救救孩子”，因为在他看来，孩子们仍然天真无邪，并未被传统的封建文化毁坏，孩子们很容易接受一个变革的社会和世界。当然，鲁迅决不想全然破坏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精神，他试图弘扬一种超越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而在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重建一种新的中国民族和文化认同。
另一些“五四”作家，如胡适和郭沫若等，也通过翻译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试图解构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经过这种大量的文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更为接近世界文学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它既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也迥异于现代西方文学，因而它同时可以与这二者进行对话。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这种形式的翻译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更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化上的变革。正是通过这种大量的文化翻译，一种新的文学才得以诞生并有助于建构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应该说，这只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步，但它却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在这一过程中，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对西方和俄苏文学的大量翻译。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对世界文学篇目的主观的能动的选择。 [11] 当然，我们的判断和选择曾一度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一些西方作家的评价，现在看来，对于西方20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家，这样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对于20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选择，则主要依赖我们自己的判断，同时也参照他们在西方文学研究界实际上所处的客观地位以及他们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正是这种对所要翻译的篇目的能动性选择才使得世界文学在中国不同于其在西方和俄苏的情形。这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说，超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有着自己的独特形式：当旧中国处于贫穷状况、中国文化和文学由于自身的落后而难以跻身世界文学之林时，我们的作家只能呼吁大量地将国外先进的文学翻译成中文，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得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走向世界；而在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时，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在这方面，翻译又在促使中国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文学主流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翻译现状又如何呢？可以说，与经济上的繁荣表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迄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古典文学作品被译成了外文，而当代作品被翻译者则是凤毛麟角。有的作品即使被翻译成了外文，也大多躺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鲜有人问津。这自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翻译，其中的复杂因素需另文分析。但无论如何，我们当下翻译的重点无疑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尤其是要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英语，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全球化所造成的语言霸权主义状况。在这种中译外的过程中，为了更为有效地实施“本土全球化”的战略，我们尤其需要国外汉学家的配合和帮助，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12]
显然，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把西方各种文化理论思潮引进中国的同时，“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忽视了文化翻译的另外一极：即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给外部世界。同样，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他们也把传统儒学中的一些积极的东西破坏了。对此我们确实应该深刻地检讨“五四运动”之于今天的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全球化实践绝非要使中国文化殖民化，其目的恰恰相反，是要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推波助澜。因此在这一方面，弘扬一种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恰恰符合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将中国文化推介到国外的目的。因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大氛围下，世界文学才再度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13] 但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在把中国文学和文化推介到国外时，翻译将扮演何种角色？
确实，不管我们从事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我们都离不开语言的中介。但是在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实用主义的目标上，而非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层面上。因此中国现代语境下翻译所承担的政治和文化任务大大多于文学本身的任务。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尤其体现于对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新绘图。在这方面，英语和汉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语言，最为受益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大英帝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殖民传统，英语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所处的强势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全球化给汉语带来何种后果呢？我们已经注意到，汉语也经历了一种运动：从一种民族/国别语言变成一种区域性语言，最终成为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汉语目前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广无疑改变了既定的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 [14] 而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同样也消解了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印记的“单一现代性”的神话，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他种现代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5] 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是致使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及语言文化的疆界变得愈益模糊，从而为一种新的世界语言体系和世界文学经典的建构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1] Craig Calhoun，“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3），2008，p.427.
[2] Craig Calhoun，“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3），2008，p.428.
[3]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0页。
[4] 参阅[英]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中文版（王宁主编），“全球化”词条，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308页。
[5] Cf.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Cosmopolitan Europe ，Cambridge：Polity，2007，pp.5-6.
[6] Craig Calhoun，“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p.431.
[7]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毛尖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页。
[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毛尖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译文略有改动。
[9] [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世界文学史》第1卷上册，陈雪莲等多人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 23页。
[10] Huan Saussy，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hapter One，“Exquisite Cade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3.
[11] 关于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的实用主义目的，参见 Sun Yifeng，“Opening the Cultural Mind：Translatio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69，No.1（March 2008）：13-27。
[12] 参阅王宁《中国文学如何有效地走向世界》，《中国艺术报》2010年3月19日。
[13]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领衔作用，世界文学的教学也进入了一些西方大学的课堂，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翻译的中介。
[14] 杜维明在2008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对他早先所鼓吹的“文化中国”的范围又做了新的扩大和调整，他认为有三种力量：（1）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华人；（2）流散海外的华裔侨胞；（3）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我们也可以据此提出一个“汉语中国”的概念，详细的讨论将在另外的场合展开。
[15] 关于“单一现代性”的解构和“他种现代性”的建构，参阅Wang Ning， Translated Modernities ：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Ottawa and New York：Legas Publishing，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