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再识

长期以来，人们虽然承认有一种谓之“世界文学”的文学现象存在于世，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才能算得上世界文学却难以达成共识，这自然是所有人文学科的一个特征：也即人文学科的成果往往并非追求相同，而是追求差异和标新立异。既然我们不否认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且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呈现为不同的形式，那么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也就应当有不同的标准。这无疑是不错的。也就是说，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主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范围，我们对之的衡量标准就应该是共同的，也即这种标准应当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或者至少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各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兼顾到世界文学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即这种标准之于不同的国别/民族文学时又有其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发展史就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正如苏联的文学史家共同编撰的《世界文学史》中所言，“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上一些民族前进了，另一些民族落后了。这样的不平衡性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之一。” ^[9]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文学创作也难免受其影响。由于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对之的评价难免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干预。但是尽管如此，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仍然有一个相对客观公认的标准，也即按照我们的看法，它必须依循如下几个原则：（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在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二和第五个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但若从上述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我们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下面我们就这些标准稍稍做一些阐发。

1.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把握特定的时代精神，并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反映特定的时代风貌。应该说这是判定一部作品是否伟大的重要标准。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乔伊斯以及中国的曹雪芹、鲁迅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中，他们的作品不仅超越了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在本民族的语境中广为人们阅读和讨论，而且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们阅读和讨论。这也正是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能够旅行到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下吸引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原因所在。当然，伟大的作家不仅能够把握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精神，而且有时还具有前瞻性，也即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因此作为其代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上述易卜生和乔伊斯以及中国作家曹雪芹，生前并不受到同时代人的重视，甚至因与同时代的批评风尚和原则格格不入而被公然排斥在文学经典之外，但是正是由于他们把握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并对未来具有前瞻性，因而即使他们去世多年后仍没有被人们遗忘，他们的作品的价值仍然被后来的研究者“重新发现”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2.伟大的作品必须超越国别/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世界文学，就必须走出自己的国门，为本国/民族以外的更广大的读者所诵读，甚至为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外国读者所诵读，并且为他们所研究。这样看来，翻译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就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种翻译应该带有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转化，因而应是一种“能动的”忠实。有时这种能动的作用甚至是干预性的，它使得一部原本在本国/民族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及其作品在另一语境下变得更为著名。当然，拙劣的翻译也会对一部作品在另一语境的流传起到副作用：一部原本十分出色的作品经过拙劣的翻译反而在另一语境下黯然失色，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总之，一种民族/国别文学，不管其在民族的语境中多么有影响，不经过翻译而仅仅在本国/民族或单一的语言中流传的作品绝对算不上是世界文学。

3.文学选集的编选对于一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世界文学选集包括英语世界的诺顿和朗文等国际出版机构出版的经典性版本，以及更多的出版社出版的国别文学选集。虽然这些文选的主编们的初衷并非是要对文学的经典化做出贡献，但是他们的编选实践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对众多文学作品的筛选：首先，受到这些出版机构邀请编选世界文学选集的学者必定是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或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如诺顿和朗文这两部世界文学选集的主编现在都在世界一流学府哈佛大学任教，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主编现在也在哈佛任教，这大概并非偶然吧。其次，经过筛选的作品至少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某个国别/民族文学的上乘之作，而出版社约请著名学者来承担文选的编选工作本身就体现了出版机构试图对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一种尝试。因此，这些著名的文学选集实际上已经对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至少对进入高等院校的文学专业学生起到了世界文学的启蒙教育作用。面对每日剧增的一大堆文学作品，学生们往往无所适从，这时文选所起到的导引作用就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是某部长篇巨制中的一个片段，一旦诱发了学生们的文学兴趣，他们自己就会找来原作阅读。

4.如上所说，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大学的文学专业已经越来越重视世界文学的教学，除了英语国家的世界文学选集外，在汉语世界，中国的大学一般都同时在中文系和外语系开设类似的世界文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也即用汉语通过翻译的中介或者用外语讲授世界文学。这对于我们的研究者把中国文学放在一个世界语境下来考察和评价是必须的。根据上面提及的公认的标准，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也编选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多卷本《外国文学作品选》，从而使得不通外语的学生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世界文学的概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通过考察不同的语境中所出现的不同版本的世界文学选，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世界文学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经典的选择自然有其自己的独特标准。但无论如何，在每一种版本的世界文学选集中，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样公认的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都不会被漏掉，而次于这一级别的二流大师或一些有争议的作家往往会出现在某一部文选中，但却会被另一些文选编者所忽视。这就说明了判定世界文学的标准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5.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会在不同的语境下和不同的批评或研究群体中产生批评性的反响。纵观国际莎学研究的历史，我们仍记得几次大的“倒莎”尝试，即使到了20世纪也有一些新的批评学派试图通过贬低莎士比亚来达到解构既定的文学经典之目的。因此很难设想，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作品竟会受到批评界或学术界的“冷遇”，因为这样的沉默实际上隐含着批评家和研究者对该作品之价值的根本忽视。即使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也至少说明了该作品所具有的批评价值和客观的社会和美学影响。而严肃的批评家和学者们对于有着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是不会保持沉默的，他们至少会对之做出自己的批评性回应，或使之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此可见，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在另一国别/民族或另一语境受到批评性的研究，因为翻译的中介只能促使一部作品走出国门进入到另一语境，但若是一部作品在另一语境下仅仅在一般读者中短时间地流传而受到批评界的“冷遇”，那么这部作品也很难成为世界文学。而倘若它能够激发另一语境中的批评性反应甚至理论争鸣，这部作品至少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批评价值，因而也就应当被当作世界文学。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评判世界文学的标准既有其绝对的普遍性标准，同时这种标准也因时因地而显示出其不可避免的相对性。不看到这种二元性，仅仅强调其普世性而忽视其相对性就会走向极端；反之，过分地强调世界文学的相对性而全然忽视其共同的美学原则，也会堕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淖。 lClBfjNyWhSpjtUbVlt0PA9C2WRX9nY7puM+x/iQ9bjsPTHpS7YqF25m/BilQd7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