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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在中国当代文坛，曾发生过一起“顾彬事件”，也即同为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同乡的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曾一度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但在今天这种白热化的争论冷却之时，应当可以做出我们的理性反思和回应。应该承认，作为一位一流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本人的外语技能确实是令人佩服的，他的中国文学知识也高于一般的汉学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据《青年报》记者的报道，顾彬才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作家的语言太差了：“因为他们大多不懂外语，不懂外语就无法直接从外国文学的语言吸取养分，而只限于自己的摸索。顾彬告诉记者，在1949年以前，很多中国作家的外语都非常好，这使得他们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日文就很好，林语堂的英语也很棒。” [12] 反对顾彬这番话的人完全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反驳：尽管顾彬所提到的这些作家确实能用不止一种外语进行阅读，但除了林语堂能够并且已经用英文在国外发表作品外，其余的作家的外语水平也仅仅停留在阅读或将外国作品译成中文的有限水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顾彬的观点近乎偏颇。
但也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顾彬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同时，其出发点并非是中国文学本身，而是世界文学。也即他是用了一种很高的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来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因而便引发了一些中国作家的不满。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出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的那一代作家，由于其所生长的特定时代和知识之局限，其外语水平显然不可与他们的“五四”前辈相比，但他们大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设法通过翻译来阅读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的少数优秀作家试图效法他们的西方同行，在作品中探讨人类的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以此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瞩目。当然，通过翻译的中介，这些作家中的少数佼佼者的杰作也有幸成为世界文学，对此恐怕顾彬是无法否定的。因此他希望中国作家充分利用外语的优势广泛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以便使自己的创作得以跻身世界文学杰作的行列，应该说这一良好的初衷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人们要问的是，是否一个作家外语好就一定能顺利地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大家？我们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来证明顾彬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偏颇。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主义理论思潮于20世纪初叶进入中国时，曾有两位当时的中国青年作家对之十分着迷：巴金和叶君健。为了与世界文学直接对话，或者说，早日使自己的作品跻身世界文学，他们都学了世界语，叶君健的世界语水平大大高于巴金，甚至达到了用这种人造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境地。但巴金却坚持用汉语创作，并且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些优秀的翻译者，从而使他的作品更为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而叶君健虽然世界语水平较巴金更胜一筹，他同时也用英语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英语世界，在汉语世界，并没有像巴金那样成为一位世界文学大家。在当代中国读者的记忆里，叶君健的知名度主要在于他是一位曾经把安徒生的童话译成汉语的优秀翻译者。 [13] 这就说明，一部作品如果真有价值，即使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的，也会有优秀的翻译者将其译成外文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学。我们同样可以将鲁迅与林语堂作比较：前者尽管不能用外语创作，但其作品的世界性影响却大大超过了后者，尽管后者的英语水平应该说几乎达到了母语的程度。就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而言，前者显然高于后者。因为鲁迅和巴金等人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外语水平远未达到用外文写作并在国外发表作品的水平，因此他们宁愿用母语从事创作。但他们也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些优秀的译者，将他们的作品译成了多种世界语言，从而使他们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作家。因此顾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显然指的是他们的阅读水平，他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去要求中国作家用外语去写作并发表。这应该说是顾彬的原意，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一个较高的要求。
不可否认，对于严肃的中国作家而言，花上一些时间去学习一两门外语，要达到阅读的水平并不困难，当然这也许会影响他们作品创作的数量，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却更加有助于他们写出不朽的杰作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行列。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数量上并不缺少文学作品，但是却缺少那些能够令人震撼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佳作。因此若从正面来理解顾彬的批评不仅无害于中国文学，反而能够矫正我们作家中的一些浅薄和浮躁心理。无独有偶，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提及顾彬的另一位德国同乡瓦尔特·本雅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而且对当代翻译研究也有着持久的影响。他在讨论翻译之于世界文学的作用时颇为中肯地指出：
正如生命的各种形式与生命现象本身紧密关联而对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一样，译作虽来源于原作，但它与其说来自原作的生命，倒不如说来自其来世的生命。因为译作往往比原作迟到，又由于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在其诞生之时都没有发现适当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就标志着它们的生命得以持续的阶段。艺术作品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的看法应该得到不带任何隐喻的客观性的看待。 [14]
确实，本雅明的生命及写作生涯并不长，但他在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中的“来世生命”却是漫长的，而且仍将持续下去。对于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作家来说，他确实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本国和外国同行的写作，因为在过去，正如本雅明所言，“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在诞生之时都没有发现适当的译者”，他自己就是缺乏翻译的中介而未能在有生之年读到自己著作的外文译本。虽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生前曾和别人合作将法国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译成法文，并曾为另一本译文集撰写过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序言，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下过很大功夫的译文早已被后来者所超越，倒是这篇短短的序言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后广为流传，并得到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和德曼的阐释，从而使他本人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先驱。因此就此而言，按照顾彬的说法，如果作家能够直接通过外语读到原著将会尽早地受益，进而从世界文学杰作中汲取营养和创作灵感，使自己的作品不同凡响。单单就这一点而言，顾彬的话并不失其正确性。
因此我们这里首先要思考的是，顾彬所说的上述这番话是不是事实？其次，作为作家，尤其是作为严肃的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的作家，我们也应该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在为所有的读者写作还是仅仅为自己民族/国家的读者所写作？如果果真像有些作家所坦言的那样，他们的创作仅仅是针对国内读者的，那我们就无法接下去讨论了。如果一位作家心目中的读者并非仅仅是自己的同时代人，或者说并非是自己的同胞，那么他就应该在写作前考虑一下自己所写的题材是否首创，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否则的话，即使他/她没有抄袭前人，也至少不能算是首创。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来自挪威这一小民族的大作家易卜生的创作道路见出端倪。
众所周知，易卜生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世界性的经典作家和“现代戏剧之父”，他的不少作品已经载入世界文学宝库，但是他生前却与他同时代的批评界格格不入，其中的一些原因就在于他那很难为同时代人所理解的先锋思想和超前意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其剧中所隐匿的富有预见性的思想观念。他的一些至今仍为我们所热烈讨论的剧作在当时并不为观众和批评界所接受，其中就包括《群鬼》和《人民公敌》。当他的《群鬼》发表时，他受到了同时代批评家的猛烈批评。面对这些恶意中伤式的“批评”，易卜生毫不退让，反而十分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些抨击我的剧作的小人和骗子们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的著作是属于未来的。” [15] 确实，他为未来而写作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这已被今天的文学史编写者的实践所证明。也就是说，易卜生的艺术绝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来时代的不同解释开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与那些生前并不为同时代的人们所重视而嗣后却又被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重新发现”的所有中外文学大师一样，易卜生的剧作中虽不乏深受当时观众欢迎之作，但他的意义更在于，他的作品是面向未来的读者和观众的。所以他虽已逝世一百多年，但他的作品却依然被陆续译成数十种文字，不断地在当代各国的舞台上演出，并在批评界和学术界得到持久的讨论。
另一方面，我们从中国现代戏剧的兴起以及易卜生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也不难看出，在“五四”时期所有那些译介过来的西方文学大师中，易卜生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正是有鉴于此，《新青年》于1918年推出了由胡适主编的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讨论易卜生的文学和戏剧艺术成就以及他的思想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本“易卜生专号”所产生的持久性影响使得这位戏剧艺术大师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和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预示着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竟出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易卜生主义”（Ibsenism）。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易卜生主义的建构具有更大的实用性，而非基于他的戏剧艺术成就和影响。因此易卜生不仅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密切相关，同时也更为深刻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的作家和戏剧艺术家。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现代话剧几乎就是在易卜生及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很快诞生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指出，伟大的世界文学大家不仅本身应写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杰作，而且也应该产生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伟大的作家必定预示着未来，这应该是他的理想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易卜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虽然他的理想主义倾向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不谋而合，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却因为思想意识过于激进和超前而与当时保守的文学批评界格格不入，甚至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其戏剧创作的价值终未能被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们发现。他在进入20世纪第六个年头不久就去世了。诺贝尔文学奖于1903年授予了与他齐名的挪威作家比昂松。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知道比昂松的人也不太多了，更不用说在中国了。多年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终于发现了易卜生的价值，但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作家，因而当易卜生的文学价值被重新发现时，他也无缘这一由北欧自己的文学机构颁发的文学奖了。但易卜生的声名却经久不衰，他无疑是在中国最著名的西方剧作家之一。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法国小说家斯汤达、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境遇中见到。他们没有像歌德那样幸运地在生前就读到自己作品的多种译本，但死后却成了经久不衰的世界性大作家，他们的作品也载入了世界文学史册和各种权威性的选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歌德本人的语言修养吧。
美国学者简·布朗（Jane Brown）在考察歌德与世界文学的不解渊源时，颇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歌德在自传中说大约十二岁时，他练习用七种语言写成小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当地德国犹太人的方言。他能驾御的文学体裁则更为广泛。他的抒情诗包括歌曲、赞美诗、颂歌、十四行诗、民歌和讽刺短诗。他的戏剧采用诗歌体和散文体，包括喜剧、悲剧、讽刺性短剧、长剧、宫廷假面剧，甚至小歌剧——当然，还包括规模宏大的史诗剧《浮士德》（长度是《哈姆雷特》的三倍）。 [16]
即使歌德不懂中文，他也可以借助于英文和法文阅读当时并未译成德文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而促发了他的“世界文学”构想的诞生。这一点确实得助于他的语言天才。因此，作为一位专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我们应当也深有体会：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对自己的创作就有着越高的要求。我们不妨设想，假如一些当代作家能够直接通过原文或至少是英文早早地读到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或当代杰作的话，至少他们不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写一些浅薄之作上了。当然这是我们对作家提出的最高要求，但是像顾彬这样要求每一位中国当代作家都掌握外语知识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顾彬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受到诘难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看法是，尽管作家不可能掌握娴熟的外语技能，但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尤其是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者而言，掌握一两门外语的阅读技能应该是进入这一学科领域的起码的准入证吧。
在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探索中，一些学者还注意到，这一概念的“世界”与“文学”作为两个具有同等意义的关键词分别反映了世界文学的两个功能：通过文学的想象性来建构世界，同时也借助于世界性来弘扬文学。 [17] 它使人们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与世隔绝的狭隘封闭的小世界，而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大世界。但另一方面，由于交通通信工具的发达，人为的地理空间大大地缩小了，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硕大无比同时又十分渺小的地球村里。在这里，我们吃着大致相同的食物，穿着相同品牌或式样的服装，甚至使用着同样的语言（英语），谈着一个相同的话题（世界文学），仿佛一切均带有某种趋同性似的。其实不然，全球化之于文化的另一极就是多样化，也即同样品牌的麦当劳进入了中国，就必须受制于中国的接受条件；同样商标的奥迪牌汽车经过中国工厂的组装，也打上了中外合资的标志；同样的世界性语言——英语经过中国人的使用便带有了中国的腔调和中国特有的术语和词汇，等等。据此推论，同样一个“世界文学”的旅行的概念，其所到之处必然和当地的民族文化因素相碰撞，因而就完全有可能产生出新的变体。这样看来，世界文学就绝不只是一个单数，而应该同时具有单数和复数的形式：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总体）世界文学和作为指向具体国别的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前者指评价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的最高水平的普遍标准，后者则指世界各国的文学的不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和流通的形式。因此我们从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视角来进一步推论：同样是世界文学，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语言中，其内容也不尽相同。像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也许会出现在不同版本的世界文学选集中，而一些具有争议的或更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次经典作品或地区性经典（regional canon）作品也许会收入某个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学选集，但却会被另一些版本的世界文学选集所遗漏或淘汰。这也说明，世界文学也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建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确实势在必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世界文学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主要原因。
[1] Cf.Lionel Trilling，“Freud and Literature”，in Hazard Adams，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1，p.949.
[2]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日耳曼语文学系教授简·布朗（Jane Brown）于2006年3月10日应邀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作了题为“歌德与世界文学”的演讲，她的演讲稿经修改后由刘宁译成中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第32—38页。
[3] 引自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5] 这方面可参阅两位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理论家的论述：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January-February 2000），p.54-68；Fredric Jameson，“New Literary History after the End of the New”，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39，No.3（summer 2008）：375-387。
[6] 参阅王宁的文章《“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第3—9页。
[7]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January-February 2000），p.54.
[8] 这方面的英文著述甚多，除了上面提及的莫瑞提和詹姆逊的论文外，还应该参考下列重要文献：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Cf.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p.1290-1292；以及Wang Ning，“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1，No.1（2010），pp.1-14.
[9]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p.1290-1291.
[10] 季羡林：《季羡林谈义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11] 季羡林：《季羡林谈义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12] 关于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述，参阅《青年报》2008年9月17日号，上述引文就是出自那篇报道，题为“德国汉学家顾彬推新书：不提‘垃圾论’ ‘中国当代文学最大问题是语言’”。
[13] 参阅王宁《“世界文学”与翻译》，《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第23—31页。
[14]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72-73.
[15] 参阅Einar Haugen， Ibsen ' s Drama ： Author to Audienc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3。
[16] [美]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刘宁译，《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第34页。
[17] 参阅《诺顿世界文学选》第二版总主编、哈佛大学英文教授马丁·普契纳（Martin Puchner）在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译文题为《世界文学与文学世界之创造》，汪沛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第214—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