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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必然无法绕过最早创造并使用这个术语的德国思想家和作家歌德。诚如本书绪论中所言，德国哲学家赫尔哲和诗人魏兰在歌德之前就使用过“世界文学”或“世界的文学”等术语，但是，歌德是率先从理论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歌德之所以于1827年在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联想。这也是歌德的视野明显高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地方。当年逾古稀的歌德通过翻译读到一些东方文学作品时，对各民族文学所共有的美学特征有所感悟，同时也对未来文学发展的美好前景做了大胆的猜测和构想。因此当青年学子艾克曼远道前来拜访他时，他便兴致勃勃地接待了这位崇拜者，并和他一起探讨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等理论问题。
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别的作家也阅读了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但却没有想到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审美特征，而歌德仅仅依靠几本翻译过来的次要东方文学作品就一下子萌发了“世界文学”的构想？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或一时的冲动所致，而正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以贯之的“超民族”（transnational）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意识的升华。长期以来，在“东方主义”思维定式的影响下，西方的读者总是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透过有色眼镜来阅读和理解东方以及东方文学。在他们眼里，东方本来就是十分落后的，尽管东方有着绮丽神奇的景致，但东方人民却是“未开化的”和愚昧的，因此这样的民族是产生不出伟大的文学的。而歌德则不同，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学都是平等的，都是通过交流而互相影响和互相启发的，因而这种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正如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讨论弗洛伊德与文学的关系时所颇具洞见地指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了西方的文学，但弗洛伊德首先受到包括古希腊悲剧在内的西方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因此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同样影响着弗洛伊德”。 [1] 无独有偶，这位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产生了持久性影响的德语国家的思想家和精神分析大师也与他的前辈歌德“相遇”了：弗洛伊德不仅阅读了大量歌德的作品，深受其影响和启迪，而且他自己还于1930年，由于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对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再加之他本人的清新优美的散文文体而获得“歌德文学奖”。可见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和他的德语文学前辈一样，自幼酷爱文学的弗洛伊德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后反过来又以其独具一格的文学观念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甚至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弗洛伊德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和相互的关系，这一点也应该成为我们考察歌德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参照点。如果我们据此来描述歌德与世界文学的双向关系，也照样可以指出，歌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世界文学”的假想，首先是由于他广泛涉猎了世界文学，不仅限于欧洲文学，而且还包括那些在一般的欧洲人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东方国家的文学。正是那些来自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感觉到各民族文学都有着某种共同的特征，因而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最终才有可能出现一种“世界的文学”。据此他对未来文学的前景做出了大胆的猜测和憧憬，预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呼吁每一个人都要为其早日到来而努力奋斗。其次，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之时，自己也受益于世界文学，尤其受益于那些翻译过来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作品。而当歌德晚年逐渐在自己的国家淡出批评界时，他的不少作品也通过翻译在英语和法语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他成为一个超越日耳曼民族和德语世界的欧洲著名作家。而在“欧洲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蜚声全欧洲实际上就等于蜚声全世界。在成为全欧洲最富有盛名的作家之后，歌德的作品继续通过翻译的中介向广袤的东方各国旅行，尤其是他的作品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遗产的中国受到了礼遇。最终，在歌德去世前后，他又开始对欧洲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持久的影响。今天，肩负在全世界推广德语和德国文化之使命的“歌德学院”之所以以歌德的名字来命名，大概已经不难为我们所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歌德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正是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温世界文学这一持续“旅行的”概念，不禁更加珍视这位先驱者早年对世界文学的憧憬和构想。
由此可见，歌德与世界文学的不解之缘绝不是偶然的。据美国当代歌德研究专家简·布朗考证，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涉猎非常之广，即使在歌德的时代许多世界文学作品并没有被译成德文，但他依然如饥似渴地通过其他主要的欧洲语言译本，阅读了所能读到的东方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一些在今天的文学史家看来并不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歌德对东方的情怀也并非一时的冲动，实际上，早在他对波斯感兴趣之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对于一个不懂中文的欧洲人而言，歌德的研究应该说是很认真的，他尽可能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欧洲主要语言，收集关于中国的材料。同样，他的研究是以游记和他所能接触到的其他零散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1781年他读到一篇法国的中国游记之后开始对儒学发生了兴趣。1796年他通过英文读到他的第一本中国小说《好逑传》，1817年他读到英译本戏剧《老生儿》，1827年读了英译本小说《花笺记》及其附录《百美新咏》。同年还读了法译本中国故事选集和另一本小说《玉娇梨》。除此之外，他与中国文学的接触还促发了他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并写出优美的抒情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2] 虽然被他阅读的那些中国作品也许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甚至连专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不见得读过那些作品，但是它们毕竟影响了一代文豪，并且引起了他对东方文学的强烈兴趣，最终激发他写下了这段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引证的话：
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 [3]
显然，也和他的古希腊前辈亚里士多德一样，歌德在这里以诗来指代整个文学，以世界文学作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高境界。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作品的一大功绩，也不能不承认歌德的远见卓识。近二百年过去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歌德的许多同时代作家几乎早已被人们遗忘，而歌德这位最早构想了“世界文学”概念的作家之一，却再次受益于世界文学，他在文学理论界被当作世界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他也被誉为比较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几乎入选所有主要的权威性世界文学选集，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诺顿世界文学选》（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和《朗文世界文学选》（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而在中国学者编撰的所有世界文学或欧洲文学选集中，歌德的作品也都赫然在列。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他是世界文学与中国之关系的直接牵线人和培育者。之后，他的德国同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展时又进一步发展了歌德早年构想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概念，在那部不朽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将其概括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运作在文化和知识生产上的一个直接后果：“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4] 虽然马恩并没有接下去进行深入的论述，而且在当时也不大可能再做进一步的阐发，但他们在这里所提及的“世界文学”之范围却极为广阔，实际上涵盖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知识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世界性”特征。这就说明，被称为“世界文学”的文学作品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精英文学圈，它必须关注整个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民族的人们。同样，被称为世界文学的作品必定有着较广泛的传播渠道和较大的读者群体，尤其是要为母语以外的广大读者所诵读。这应该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堪称世界文学的一个标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简单提及至少促使其从早先的一个乌托邦想象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切实存在的审美现实。应该说，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进一步发挥阐释世界文学时也是基于这一点的， [5] 对此我们已在其他场合做了讨论，这里毋庸赘言。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