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上确立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从此，“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 [115]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这些事件意义重大，中国文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时期，并再次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潮。“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恢复了活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入了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获得了新的发展。人们常常用“春天”“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等充满希望的词汇来描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学术生态，自此开始的历史阶段也成为今天中国思想、文学与文化研究最具活力与深度的领域之一。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精神可以视为文学领域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热潮的政策指引。从世界范围来看，拉美文学热在世界文学中的兴起也给了中国文学发展很大的刺激。这一时期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不但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深刻地显现出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关联，它所开启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
在文艺理论领域，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思考。1978年，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是基于“唯心的普遍人性论”。 [116] 1979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围绕历史发展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歌德并不是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去提倡民族文学，他是第一个瞭望到‘世界文学’的产生，并且号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促使它快一点来临’。他所理解的‘世界文学’不是把某一‘优选’民族的文学强加于世界，把各被统治的民族的文学全压下去，如帝国主义者为着侵略，在‘世界主义’口号之下所宣传的……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主张是辩证的：他一方面欢迎世界文学的到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各民族文学须保存它的特点。……世界文学愈能吸收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它也就会愈丰富，不应为一般而牺牲特殊。” [117] 朱光潜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的产生，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交通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歌德值得钦佩处在嗅觉灵敏，在世界文学刚露头角时，就已嗅得出它将要到来，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有意识地指导它走上正常发展的路径。” [118] 朱光潜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这些看法对以后学界影响颇大。1983年，学者钱念孙较早地专题论述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他从各国文学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的角度，把文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彼此隔绝，单独发展的阶段；二是邻近国家或同一语系的一组文学交往与联系的阶段；三是各民族文学普遍联系和互相影响阶段，即世界文学兴起和发展阶段。世界文学兴起之后的一国文学，是整个世界文学汇流中的一个支流。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指的是既根植于民族土壤之上，又在全球性的互相交往和影响中消除了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不是消除民族性），从而使各个分散的民族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普遍联系的这样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现象。” [119] 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等同一系列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对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后的人类社会的全面概括。“马克思从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由这种发展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中，精辟论述了世界文学的成因。” [120] 伴随着对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的讨论，学界开始取得了更多的共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被理解为一种伟大的文学理想，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则被认为科学地论证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复兴，世界文学的问题才真正获得了可以充分讨论的学术平台。1984年，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比较文学教材，由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出版。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第一次明确地在教材中得到讨论，并梳理出它的三个主要含义，第一是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和其后各国学者的阐释，其主旨是通过文学交流来增进各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了解，是一种伟大的文学理想。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是指正在发展的文学事实。第二，世界文学应理解为全世界各民族最优秀的作品。第三个含义由第二个含义派生，可以指讲授这类文学作品的世界文学课程，并且特别指出，在我国不称它为“世界文学”，而称“外国文学”。论者还尝试从空间因素、实践因素、质量和感染力因素的差别诸方面来区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显然是指世界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国外比较文学论著被译介至国内，它们一般都会对“世界文学”的含义做出专节论述， [121] 这也成为此后许多中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对世界文学进行术语讨论的一个重要参照。在论述比较文学历史、给比较文学尝试下定义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都强调了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的出现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如乐黛云强调：“比较文学的出现不仅要有民族文学的确立，而且要有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比较文学就是适应世界文学时代的要求，在各民族文学相互往来，相互影响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122] 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国内学界逐渐区分出了世界文学作为“全人类文学作品的总和”，作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以及“人类文学广泛的联系性”这样三条基本含义。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心在于清理中外文学关系，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关键词，正如此后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话语背景存在的。 [123]
比较文学学科中对世界文学概念的重视，由它而生发的世界文学的理想图景，加之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强烈渴求，给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极大的渴望与期许，人们充满希望地接受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预言。这一时期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主编，1985—1986）专收1840—1911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影响深远。钱锺书为“走向世界丛书”的序中写道，“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是因为外面有人推门、敲门，甚至于破门跳窗进来” [124] 。因此，中国文学更应该主动走出去，这有利于民族文学遗产的保存，也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这样的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走向世界”成为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时代精神的呼喊与见证。正如此后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是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人们发现，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的文学史意义常常不能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视角中获得证明，恰恰是走向世界的选择赋予了它有别于传统的“现代价值”；“走向世界文学”这一口号同时带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两个学术领域的勃兴，使之形成了“最亲密最默契的配合关系”。 [125]
1986年，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让许多学者印象深刻的蓝皮书揭开了此后“走向世界文学”讨论热潮的序幕。这本书的长篇导言《论世界文学时代》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集中反映。这种世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学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的划分和认识上。作者论述了人类文学发展的四个时代。第一，民族文学时代，是各地方和各集团的文学在交流中融合为民族文学的时代，是文学的内部交流时代，是各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多中心、分途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诞生。第二，近现代文学时代，是各民族的近现代文学在交流和融合中的诞生及其组合为世界文学总体的时代，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外部交流取代了内部交流所据有的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成为一种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人类其他历史活动的交流的时代。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空前地接近、交流和融合，及其促成的东方现代文学的诞生。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第三，总体文学时代，是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之内的交流不断地深入和扩大的时代，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此消彼长的时代。第四，人类未来是一体化的世界文学时代。世界性的文学交流所促成的人在审美意义上的不断解放，意味着人类审美群体化时代的结束和审美个体化时代的诞生。 [126] 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总结是对世界文学发展历程和特质的宏观描绘。尽管这本书的内容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上，更多地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畴，今天看来，它不仅以理论纲领，更以具体案例突出了文学交流与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有关“文艺影响与世界文学观”的谈论。这应该被理解为世界文学观的一种特殊实践，由它正式开启的“走向世界文学”的讨论也成为中国文学界普遍关心的话题。
“走向世界文学”这一视角给了作家研究更为开阔的角度，从而使作家专论往往能升华为突破性的全论。孟悦认为，“走向世界文学”在广义上可被看作一种选择、一种行为，透露出一代人在摆脱历史印象和自身潜藏的“集体无意识”时所遇到的艰难和痛苦。它所体现的既有学术价值，也有行为价值，即它所表达的意义和这种表达本身的意义。而这两种意义在中国从来就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帮助自身观念、文化意识走出囿而不自知的历史阴影，真正走向世界与未来。 [127] 这些评论让我们体会到了走向世界的欣喜与收获，艰难与不易。除《走向世界文学》这本书之外，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8）作为对此后文学史总体构架影响深远的著作，都饱含了走向世界的激情。陈思和认为，中国新文学整体属于世界文学框架中的体内经络与动脉。 [128]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被描述为“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的一个进程”。 [129] 世界文学成为中国人文学术言说必须考量的一个宏大背景。至此，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接受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程度。
围绕着“走向世界文学”这一话题，学界展开了对中国文学发展，主要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诸多探讨，从中亦可见出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接受。在“走向世界”的热潮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重新得到思考，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也有进一步清晰的认识。人们认为，民族文学的特有素质在世界文学时代并不在与他民族的世界性联系中削弱或消亡，而是表现得更加明晰。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相互之间加强影响，一体化的趋向有所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强烈的寻根意识，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必须寻求和建构走向世界文学的正确基点，这个基点就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批判性认同出发。 [130] 也有学者提出应“让世界向我们走来”，世界文学更应理解为一种在相互联系和影响中具有共通性的文学发展过程。如吴元迈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今天的世界文学概念已不再是各个民族文学的加和或汇集，而是表现为“各国文学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所发生的那些共同的或近似的同步的或不同步的变化”，表现为世界文学发展中所形成的重要过程、重要思潮、重要倾向和重要特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能处于世界文学发展的某些主要过程和主要思潮之外。一个国家的文学如果不参与且不去解释世界历史进程中与世界文学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反之，世界也不会向它走去。他反驳了所谓的“一体化的世界文学”的说法，认为尽管世界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某些共同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没有导致也不可能导致民族文学的独特性的泯灭。走向世界和让世界走来是一个二而一的统一过程。 [131] 这些见解充分反映出中国学者在建构世界文学概念时的独立思考和主体意识。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交流互动的关系，主张文学之间的平等对话，许多学者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如陈辽认为，中国文学三次走向世界，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以后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都包含着将外国文学引进、介绍到中国，也包括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国外。为提高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他提出作家不应该仅仅满足本国读者，还要争取世界读者。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应理解为“世界人民”，并以苏联文学既服务了本国，也提高了世界人民的觉悟做类比。这里面的论述逻辑不言而喻，中国作家应该有成为世界性作家的雄心壮志。他还注意到翻译对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性，提出“有必要培养和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翻译队伍”，甚至要主动走出去，“完全被动地等待外国翻译家翻译我国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而不主动地、大量地把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译介出去，这一情况再也不能长此以往了。” [132] 这些观点得到学界的呼应。如黄国柱认为，一方面，由于文化和语言、政治差异，走向世界是一个自然的也是漫长的历史积淀的过程。另一方面，走向世界必须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走向世界最根本的前提在于具备和世界及其文学进行平等对话的能力。 [133] 再如，蒋卫杰认为，不但要研究本民族文学接受外民族文学影响的现象，而且要研究本民族文学影响外民族文学的现象，后一种研究同样重要和不容忽视。世界文学时代，任何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变化，既受到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又反馈影响于整个世界文学。当代中国文学应当以强者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和根据地就是丰富、悠久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学。 [134] 这些观点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种先声。
回顾这一时期的争论，可以看到关于文学要不要、应不应走向世界的回答是较为肯定和一致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世界的？衡量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在哪里？相关讨论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 [135] 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尴尬地位，外国人“似乎只认识我们死了好几千年的祖宗。老子、孔子似乎就是还在喘气的当代作家。” [136] 由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差异问题，评价标准问题，国家的政治地位、经济强弱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有语言差异带来的难以翻译的问题，许多人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充满忧虑。作家冯骥才甚至明确反对“走向世界文学”的提法，认为这个口号看似开放实则糊涂，从起点到终点，仍未摆脱直线式乃至封闭式的思维模式，容易陷入中国本位主义或西方本位主义。 [137] 不少作家或学者对这样的口号保持了警惕，认为“以世界文学为新的终极价值尺度的造神倾向”，“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心理的不成熟性和追求大一统价值尺度的传统性”，会使世界文学沾满实用主义的污泥。 [138] 还有人认为，对中国文学来说更有建设意义的是将“世界文学走向中国”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结合起来，创造“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一氤氲完美的文化世界。 [139] 翻译在走向世界文学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钱念孙以大量的实例证明翻译是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用西班牙语写作的马克尔斯真正轰动西方主要得力于美国杰出翻译家格雷戈里·拉巴萨的英文翻译。福克纳在世界文学中的声名鹊起，得益于著名翻译家莫里斯·库安德罗的法译本，得益于萨特、加缪等法国作家的推崇。因此，一个作家、一个民族的文学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其前提条件之一，若离开了翻译，即使再优秀的文学，也无法被广大异域读者所感知。翻译的好坏能直接决定作品在外国的命运。 [140] 这些讨论与新世纪以来对世界文学与翻译问题的重视遥相呼应。今天看来，这些争论所提供的有意义的结论在于：强调世界文学应该是相互交流、互动复合的良性循环系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前提是具有与世界平等对话的素质和能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是漫长的，不能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如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单视之。不管讨论具体内容如何，这种讨论或行为本身的意义实质上证明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离开彼此就无法完整言说的话语格局。
更多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这一时期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如1988年《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发表任一鸣选译的《世界文学杂论》，集中展示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七段短论，为学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141] 1989年《国外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苏联戈尔斯基《世界文学的两种概念》（李吟波译）一文，涉及苏联文艺界对世界文学（所有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和世界性文学（前者的最优秀部分）的区分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尝试构建主体色彩鲜明的世界文学理论，最引人注意的是钱念孙在《文学横向发展论》（1989）中沿着文学横向发展这一思路，提出建立“世界文学学”的构想。他认为可以对“世界文学学”从世界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理论两个方面展开独立研究。“世界文学学”把世界各民族文学视为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自觉地应用系统方法对它进行整体把握。他既批判比较文学中的“总体文学概念”，又试图建构更高层次的“世界文学学”体系，并大胆预测“21世纪将是诞生世界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理论的世纪”。 [142] 这一预言已经在今天持续升温的世界文学讨论中开始实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文学热，世界文学更多的是作为谈论中国文学的一种目标、背景或语境存在的，世界文学常常被描述成一种视野、立场甚至情怀。“走向世界文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思潮和文学观念方面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应该说，人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在这种争论和思考中大大向前推进了。它的出现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这个命题背后所反映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恰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人思考世界文学问题的一种历史延续，是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发展深化的重要表征。
同时，随着比较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学科建制的展开，世界文学在中国作为实践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文学”在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中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由于历史原因，世界文学在中国常常被视为“外国文学”的代名词，这种代用在高校的学科和课程设置中尤为明显。中文系的世界文学课实为不讲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课，而外文系的文学课又常常局限在国别语种文学之内。这样的学科和课程设置实际上问题重重，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学者的自我封闭，阻碍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1998年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又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和反思，主要的争议点就在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的合法性问题。这种争议的实质也反映了人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问题。有的学者否认世界文学学科的存在，其主要理由是认为一人之力无法穷尽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学。“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是无法定性的空疏概念。 [143] 还有学者认为世界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认为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别、民族文学中去。 [144] 有的学者主张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研究，而非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来规范。但更多的人认为世界文学学科在中国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对这门学科的特性、现状与展望及实践做出了总结。 [145] 应该说，今天看来，这一认识已为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的历史所证明。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世界文学观念在实践方面可资一提的一项功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它的编选出版历经多年，横跨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代表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重构世界文学的努力。这套书共二百种，约八千余万字，“旨在汇总世界文学创作的精华，全面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读者提供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 [146] 既然各国都按照自己的观点和标准来评价世界文学，这套文库也力求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文学部分为四十部，占这套文库的五分之一，编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成就。从20世纪初郑振铎编纂《世界文库》到世纪末集中国家专业出版力量出版这套《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国对世界文学的编选和思考始终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审美特色、文化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理论方面，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热也展开了不少反思，并进一步在反思中推动了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展。这种反思以王一川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反省了“走向世界”这个口号的文化无意识渊源。从深层次来说，“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无意识——“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无意识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文化结构内部的历史的暗中传承的社会性语言—心理机制。” [147] 古代的“天下”概念所蕴含的文化自信在近代被打破之后，在强烈的中心主义焦虑的驱使下，转为文化的无意识。它在古典生成，又在现代发挥作用，成为丰富的文化想象资源和动力。“走向世界”具体包含着走向西方中心和走向（重建）中国中心两个意义，两者的主要标志都是为西方所承认和容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表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崭新的世界意识。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增多，“中国”和“世界”的形象也都在发生变化，“世界”不再是过去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意识梦中的神圣幻象”，“而就是文化交往的平常对象和环境”。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尽管有差距问题，但真正具有根本意义是差异问题。这种差异是由两者不同的民族文化—审美特性决定的，是它们各自的立身之本，是不可抹去或消除的。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中国文学需要的是在与其他文学的交往过程中保持和发展自身富于独特魅力的文化审美特性，为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做出自己的独特性贡献，而非抹杀个性，以求走向西方。更何况，全球化就是一种世界化的特殊方式，我们已然置身世界化的格局之中。中国文学生活在与全球各种文化紧密交融的当下生存状态之中。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全力发展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样性承担起自己那部分责任。
的确，从20世纪过渡至21世纪，“全球化”成为理解“世界文学”的另一个关键词。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突出了文学的同一性、一体性、人类性等内涵，全球化语境中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又增添了差异性、多样性、动态性、变异性等色彩。全球化也是一个走向世界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它似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成为必然，揭示了跨国民族的“精神共享”的真实性，而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崇尚与固守或自身的特殊性成为精神共享的基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论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被认为是“文化全球化”的一种预言，暗含着对文化侵略的批判，同时包含着“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理念。 [148] 复数的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既指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也指具体的各国文学（world literatures）。 [149] 全球化营造的是一个宽阔的思考背景，提示我们对当下生存的关注，世界文学的问题也置身其中，成为一个具有导向性的问题概念。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走出去又成为时代的最高呼声。学界对马克思和歌德的再次征引，对世界文学的热情讨论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高呼“走向世界”的年代，只不过这一次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从注重吸收、引进转向注重文学的域外传播，乃至思考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这样的问题导向毫无疑问正在重构当下的世界文学。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上更多的世界文学理论的兴起，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到与世界文学的理论对话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思考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文学的发展为立足点，探讨世界文学概念对中国的积极意义，思考界定世界文学的标准，力图重构世界文学中的中国版图。 [150] 世界文学在中国今天还被看成一种关系结构，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提醒我们关注其过程性。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学热，正是在参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努力融入发生中的世界文学。 [151] 伴随着这些持续的讨论，可以说，世界文学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力。
回顾世界文学概念进入现代中国以来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它的演变与实践是一个贯穿了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的综合命题。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念，而且是与时代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意识存在。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人世界文学观念的获得主要是基于民族国家危亡时刻世界意识的产生与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更多地指向文学地理空间意识的拓展，随后才是文学永久历史价值、文学共通性等内涵的确认。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中国人从天下走进万国，进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整个过程。近代中国人在世界意识的洗礼下，在接纳世界知识的过程中，在创立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尝试中，将世界意识引入文学变革，获得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发现并确认了“世界文学”的存在，并逐步开启了一系列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世界文学实践。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学者一开始就在世界文学中努力寻找中国文学的位置，试图参与到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中国文学被认为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到了世界文学的影响和激荡。世界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热情追赶的现代潮流，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理想。从理论建设来说，中国学者注意对国外学者世界文学理论的借鉴和改造，重视文学的综合研究，强调各国文学发展的相互联系。中国学者还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强调东方国家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力图为世界文学的观念谱系增加东方维度。从学科发展与实践来说，中国学者重视高校世界文学课程的建设，重视中外文学的互补，在文学史料的翻译和保存上面有诸多努力。究其本质，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种借助文学，走近世界、参与世界、了解世界，与世界对话的近代意识。这种世界文学观念始终贯穿着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意识与普世情怀，反映着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中国近代化大潮中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表征。通过对“世界文学”这一话语的运用，中国文学逐步改变了自身的封闭状态，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启示。
[1] 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2]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3] 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4] 《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5—2987页。
[5] 《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6] 《梁启超全集》第1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6页。
[7] 《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119—123页。
[8] 参见1903年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根据附录可知他参阅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9]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10]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0页。
[11] 陈力卫：《让语言更革命——〈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版本与译词的尖锐化》，参见《新史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9—204页。
[12] 梁启超主编：《大中华》1916年5月20日第2卷第5期，时事日记之四月三十日栏。
[13] 这段话出现在1928年曾朴与胡适的通信中。参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5—506页。
[14] 这段话出现在1928年曾朴与胡适的通信中。参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页。
[15] 这段话出现在1928年曾朴与胡适的通信中。参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5页。
[16] 相关研究可参阅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另可参阅[日]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17] 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18] 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19] “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词条，在1949年之前的文艺辞典中，鲜见收录。笔者仅见王隐编译的《文艺小词典》（中华书局1940年版）所收录的“世界的文学”一条。
[20] 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4页。
[21] 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301页。
[22] 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23]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
[24]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1915年11月15日第1卷第3号。
[25]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
[26] 《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7] 《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0页。
[28] 《胡适文集》第2卷，第104页。
[29] 《胡适文集》第2卷，第115—126页。
[30]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0页。
[3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55—57页。
[32]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
[33]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1页。
[3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35]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
[36] 潘懋元、刘海峰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84页。
[37] 杨亦曾：《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新群》杂志1919年第1卷第2号。杨亦曾在此还发表了《新社会与新生活》《群众运动与中国社会之改造》《社会主义思想之源流及其发展》等文章。
[38] 杨亦曾：《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新群》杂志1919年第1卷第2号。
[39] 杨亦曾：《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新群》杂志1919年第1卷第2号。
[40] 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期。
[41] 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第13卷第8期，见《郑振铎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50页。
[42]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5.
[43] 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见《郑振铎全集》第15卷，第142页。
[44] 郑振铎：《文学旬刊》宣言，见《郑振铎全集》第3卷，第388—389页。
[45]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序》，见《郑振铎全集》第15卷，第415页。
[46] [俄]高尔基：《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郑振铎译，见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3页。
[47]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序》，见《郑振铎全集》第15卷，第415页。
[48] 郑振铎：《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题辞》，见《郑振铎全集》第5卷，第322页。
[49] 吴宓译：《世界文学史》，《学衡》1924年第29期。
[50] 王泉根：《吴宓先生年表》，见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 年版。
[51] 陈望道：《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52]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53]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54]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创造周报》1923—1924年第33—35期。
[55] [美]刘禾著，宋伟明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3页。
[56] 1879年，马修·阿诺德在为《华兹华斯诗选》撰写的序言中，曾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加以呼应，提出要把全世界的知识和精神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世界上最精美的知识和思想。阿诺德这一思想在1924年被介绍到中国。参见东方杂志社《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家》，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3页。
[57] 西滢：《罗曼·罗兰》，《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60期。
[58] 西滢：《文化的交流》，《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69期。
[59] 西滢：《谈世界文学史》，《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7期。
[60] [德]卫礼贤：《歌德与中国文化》，参见《歌德研究》，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84页。
[61] 梁实秋：《歌德与中国小说》，《新月》1929年第2卷第8号。
[62] [日]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1—5页。
[63] [日]神田丰穗：《文艺小辞典》，王隐编译，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17页。
[64] [美]约翰·梅西：《世界文学史话》，胡仲持译，开明书店1931年版，“原序”。
[65] [苏]柯根：《世界文学史纲》，杨心秋、雷鸣蛰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36年版，“后记”。
[66] 赵景深：《最近的世界文学·序》，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版。
[67] 甘奴：《关于世界文库底翻印旧书》，《作家》1936年第1期。
[68] 郑振铎：《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见《郑振铎全集》第5卷，第316—317页。
[69] 蔡元培：《世界文库·序》，见《世界文库》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
[70] 胡水波：《世界文学的两大来源》，《之江期刊》1933年第2期。
[71] 黎烈文：《一本专论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著》，《图书评论》1933年第5期。
[72] 戴望舒：《比较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译者序”。
[73] 刘介民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74] 夏炎德：《法兰西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75] 夏炎德：《法兰西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73页。
[76] 《歌德研究》，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16—317页。
[77] 周学普译：《哥德对话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1页。
[78] 张月超：《歌德评传》，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见宗白华为其所作的序言。
[79] 李长之：《歌德之认识》，《新月》1933年第7期。
[80] 参见《世界文学》发刊词，1934年10月。
[81] 吴鼎第：《文艺影响与世界文学观》，《学术界》1943年第1卷第3期。
[82] 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1948年第5期。
[83] 徐懋庸：《怎样从事文艺修养》，三江书店1936年版。
[84] 周扬：《我们的态度》，《文艺战线》1936年第1卷第1号。
[85] 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第2号。
[86] 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第5号。
[87] 光未然：《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文学月报》1940年第1卷第5期。
[88] 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国文化》1940年第2卷第1期。
[89]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大公报》副刊《战国》1942年5月13日第24期。
[90] 这一区分有着明显的苏联背景。1934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发表了《关于现代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人物的报告》，认为世界文学已经分化成了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两大部分。参见[美]拉狄克《论世界文学》，杨哲译，《清华周刊》1934年第8期。
[91] 以群：《略论接受文学遗产问题》（1943年3月），见《以群文艺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92] 周立波：《周立波鲁艺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93] 何其芳：《论文学教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17日。
[94] 易君左：《中国青年与世界文学》，《中国青年》1944年第4期。
[95]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96] 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绪论”。
[97]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见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1956年版，第6、7页。
[98]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上书，第21页。
[9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第29、32页。
[100] 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82页。
[101] 李广田：《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1948年5月），见刘兴育等编《李广田论教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页。
[102] [俄]爱罗先珂演讲，周作人口译：《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位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5日。
[103]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参见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104] Ludkevich原作：《世界文学前哨的苏联文学》，裴立昂译，《世界论坛》1934年第17期，第19期。20世纪40年代末，由苏联大使馆新闻处编印的《新闻类编》多次刊载肯定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先进地位的文章，如《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学》（1947年10月，第1620期）、《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之一》（1948年3月，第1642期）。
[105] 参见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06] [俄]高尔基：《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曹葆华、张礼修译，《人民文学》1953年第12期。
[107]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苏联人民的文学——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80—314页。
[108] 据笔者所查北师大档案：《中文系课表（预拟）》（1950年5月）、《中文系课程草案》（1950年8月）等。
[109] 教育部档案9801954—Y—75.0002。
[110] 教育部档案9801954—Y—75.0001。
[111] 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65页。
[112] 《译文》杂志创刊最初采用“译文”这个名称，主要是为了纪念和继承鲁迅开创的文艺传统。茅盾在发刊词中，强调解放了的人民迫切需要从外国文学作品中了解各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我国的文艺工作者迫切需要从外国文学得到借鉴。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杂志的编辑方针做出重大调整，在翻译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加强对世界各国文学的评论。因此，根据周扬的建议改名为《世界文学》。参见陈冰夷《忆〈世界文学〉的创办经过》，《世界文学》1993年第3期。
[113] 参见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索引》，开封师范学院1964年版。
[114] 陈众议主编：《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11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16] [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页。
[117]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55页。
[118]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页。
[119] 钱念孙：《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初论》，《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84年第10期。另可参见钱念孙《重建文学空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6页。
[120] 钱念孙：《重建文学空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21] 如[日]大冢幸南：《比较文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瑞士]约斯特：《比较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1页。他们都专门探讨了世界文学的含义。
[122] 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23] 刘洪涛：《文学关系还是世界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124] 钱锺书：《走向世界丛书序》，《人民日报》1984年5月8日。
[125] 李怡：《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语汇》，《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26] 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27] 孟悦：《走向世界文学——一个艰难的进程》，载《读书》1986年第8期。
[128] 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29] 参见黄子平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30] 李俊国、张晓夫：《寻求、建构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点》，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131] 吴元迈：《走向世界和让世界向我们走来》，载《文艺争鸣》1986年第5期。
[132] 陈辽：《走向世界以后——谈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
[133] 黄国柱：《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兼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1期。
[134] 蒋卫杰：《走向世界的沉思》，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135] 参见吴俊《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焦虑》，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136] 邓刚：《走向世界的忧虑》，载《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
[137] 参见冯骥才《一个糊涂的口号：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载《文艺报》1989年2月 18日。
[138] 陈泓、熊黎辉：《关于“走向世界文学”及其他》，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139] 参见全国权、徐东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质疑》，载《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个说法可对照思考的是，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导言正是由主编王德威撰写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140] 钱念孙：《文学由民族走向世界的外因条件》，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另参见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141] 这篇《世界文学杂论》译自H.J.Schulz与P.H.Rhein合编的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The Early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3。
[142] 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402页。
[143] 严绍璗：《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见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0页。
[144] 谢天振：《正视矛盾，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见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145] 参见马晓翙、马家骏《世界文学真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46] 胡真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出版始末》，载《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147] 王一川：《与其“走向世界”，何妨“走在世界”》，载《世界文学》1998年第1期。
[148] 参见姚鹤鸣《文化全球化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高建平：《马克思主义与复数的世界文学》，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4年第7辑。
[149] 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150] 这方面以王宁先生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21世纪以来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探讨世界文学问题，与世界学者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参见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相关著作。
[151] 参见方维规《历史形变与话语结构：论世界文学的中国取径及相关理论问题》，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