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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学是“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直接继承，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进程紧密相连，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曲折性，被定性为社会主义文学。 [95] 从文艺思潮和观念的演变来看，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由全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至此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以阶级斗争、二元对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为思维特征的抗战文化传统。 [96]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主要受到这两种传统或隐或显的影响，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择取和利用也在两种传统的互动与冲突的过程中展开。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世界文学观与新文化传统相协调，世界文学观念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以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新文学家为代表，强调世界文学概念对以情感为共同基础的人类文学的统一作用，并试图建构中国新文学乃至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他们的观念与实践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其呼吁和倡导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虽弥足珍贵，但总体来说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世界文学的含义在国际国内的战争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置换，更为强调世界文学的阶级性、战斗性、进步性等特征。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下构建起来的一种新的世界文学传统，属于抗战文化规范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在多个方面继承和延续了抗战以来形成的世界文学内涵，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即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向。负责筹备这次大会的主要文艺界代表郭沫若、茅盾、周扬等纷纷回顾和总结“五四”以后新文艺的历史，自觉地以革命的、进步的文艺观对新文艺的发展进行批判与评价，肯定在党的领导下抗战以来解放区的文学经验，呼吁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这些报告中，抗战以来所形成的革命的、进步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世界文学观又一次被强调。郭沫若提出：“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必须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吸收那些适合于表现人民，并为人民所容易接受的东西，而抛弃那些相反的东西。” [97] 这些观点是对《讲话》精神的直接运用，同时突出了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批判和吸收都要以人民的需要为标准。这既是一种艺术标准，也是一种政治标准。茅盾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批判了过去对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艺盲目地介绍甚至崇拜的做法，肯定了其中“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若干进步的思想因素”， [98] 表现出鲜明的世界文学阶级倾向性。周扬把人民英雄称为“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必须“十分重视而且虚心接受中外遗产中一切优良的有用的传统，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经验”，必须把“任何外来的艺术形式”“变形为自己民族的人民的艺术” [99] 。丁玲则谈道：“要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批判地学习西洋文学，尤其是学习苏联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习研究民间形式。” [100]
这次文代会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常常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起点。历史地来看，大会发言所体现出的世界文学观是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的一次总结和继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接受世界文学，成为其精神要义。“中国的”“人民的”“民族的”与“外国的”“世界的”“外来的”“苏联”等关键词的对照使用在时代政治语境中凸显的更多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互照。虽然聚焦中国文学问题，洋溢着革命文化的精神，但世界文学仍然是重要的参照背景。它实际上从意识形态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世界文学的择取范围和评价标准问题，肯定世界文学中具有进步因素的优秀遗产，加强与世界进步文学的联结，并尤为强调苏联经验的重要性，提出向苏联文学学习。
曾在西南联大与杨振声一起编辑过《世界文艺季刊》的文学家李广田在抗战以后受到进步思潮影响，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苏联文学作品，这一时期也明确表达过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包含了世界文学的因素，过去是知识分子创作的“为人民的文学”，今天应提倡“中国人民的文学”，“创造人民自己的文学”。“而这一切，都是要开着大门作的，这开着的大门是和整个的世界相通的”；“从中国的文学，到世界的文学或国际的文学，这正是一条大道，正如同从民族的国家到大同的世界是一样，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理想。” [101] 这一说法虽有对新文学发生以来世界文学观的继承，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人民”这一谈论世界文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显然，并没有人否认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区分符合自身标准的世界文学对中国的意义更多的是服务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同于“五四”时期以人类情感共通性为基础的世界文学观，这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人民为基点构建的世界文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被列入最先进的文学序列。对苏联文学的这种认识事实上是新文学发生以来学习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动选择的结果。“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有不少人曾翻译和介绍过俄罗斯文学，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俄国诗人爱罗先珂还对鲁迅、周作人等产生过重要影响。1922年，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已有高度肯定和积极展望。 [102] 俄国文学作为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代表，成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它以“内容和技术的杰出”，给了广大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鲁迅曾高度评价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并密切关注苏俄文坛的动向，认为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让读者“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103]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革命文化浪潮的影响下，苏联文学的先进性受到充分重视，被誉为“世界文学前哨”。 [104] 与20世纪前两个十年相比及同期其他国家文学的译介相比，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也达到20世纪以来的一个高潮。 [105] 可以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就是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而苏联文学模式作为建构新中国文学体制的一种资源借鉴，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文学观，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
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向苏联文学学习形成一种政治文化氛围。1953年，创刊不久的官方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专门译载了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所作的结束语，可视为这种氛围的一种重要表征。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既是研究苏联文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对当前的文学工作有重要借鉴意义，认为高尔基对苏联文学国际意识的强调，对世界进步作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任务的论述等宝贵经验对中国有重要意义。 [106] 对中国学界来说，苏联文学在这一时期是真正的世界文学的代表，向苏联文学学习的态度是真诚的。1954年，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吉洪诺夫的发言为代表，进一步肯定了苏联文学作为世界进步文学代表的正统和领导地位，区分出世界进步文学的不同等级和层次，描绘了一幅苏联领导下的世界文学版图。在这个世界文学体系中，以苏联文学为中心，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中国、蒙古、越南、朝鲜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东方的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进步文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拉美各国的进步文学，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他还强调了苏联文学与世界进步文学其他部分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 [107]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世界进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这也是苏联世界文学版图划分的重要甚至是唯一依据。这一理论因其所具有的“世界性”，对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有深刻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从作家到读者都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和学习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实践苏联化的世界文学观。这种对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强调深刻影响了高校体制中的世界文学教育。尽管自晚清至民初，新教育的实践者已经开始设计和规划有关外国文学的教育内容，成为中国的世界文学学科的发端。但在1949年之前，现代大学中的世界文学教育以欧洲文学为主，总体来看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还谈不上真正的学科建设。除了延安的“鲁艺”外，几乎没有对苏联文学的观照。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模仿苏联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课程制度和体系的建立上也参照苏联，聘请苏联专家来华直接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高校教学。仿照苏联模式，师范院校中文系成为世界文学教育的主要阵地，这是苏联世界文学观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实践。苏联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中的领导者，在这一时期被格外突出和强调。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1949—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世界文学史”必修课，由黄药眠主讲，在课程宗旨中已经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讲述世界文学”。 [108] 20世纪50年代初，曾留学苏联的作家、翻译家彭慧（1907—1968）来到北京师大中文系工作，在四年级开设了苏联文学的选修课，这是全国高校第一次系统讲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课程旨在向学生说明学习苏联文学的阶级性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性，着重说明苏联文学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和重点作家，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都进行了系统的讲授。院系调整后，外国文学课程方面，“苏联文学”改为必修课，“世界文学史概要”则设为选修课。“苏联文学”在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部200个学时中占据120个学时，第四学年上下学期全部讲授苏联文学（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古代至18世纪末、19世纪的外国文学（不含俄国文学）等仅占80学时。 [109] 这一比重具有明显的“厚今薄古”的特点，可见苏联文学受到的重视。在有关外国文学的教学计划中，明确指出文学课目设置的目的之一是“使学生具有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历史知识”；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初步认识世界文学发展进程”，“认识苏联文学是世界文学中最有思想性、最革命、最先进的文学，认识它的教育作用和世界意义”，学习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认识和学习苏联人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等。 [110] 不仅如此，在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设置、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也被单列出来，与其他外国文学相区别。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中国学界对苏联文学的重视及对其世界文学观的接受，同时，这里正式奠定的将世界文学基本等同于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举但存而不论的实践范式，此后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看法。
1958年，《人民日报》刊载了周扬在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报告，认为亚非两大洲的作家讨论东西方文化关系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充分肯定了人类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文明成果。他特别讲到歌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引用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谈话，认为歌德并没有否定民族文学，“而是否定那种把自己的民族文学当作世界上唯一文学的狭隘观念。相反地，他是推崇其他民族文学的成就的，他从遥远的中国文学得到了新的启示。他所说的‘世界文学’应该理解为世界各个民族文学优秀产品的集合，因为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111] 。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歌德世界文学的一次明确的阐释。周扬注意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之于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意义，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大国霸权，东西方对抗的时代语境中，强调世界文学是“世界各个民族文学优秀产品的集合”，具有积极的国际主义精神。周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也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对《译文》杂志创刊的支持中，他特别谈到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在与杂志筹建者冯雪峰等人的谈话中，他建议刊物可以命名为《世界文学》，因为这个说法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出现，创办介绍世界各国文学的刊物，就要以马克思这个观点为出发点。而且他认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当然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但杂志不登中国文学作品，可以刊载一些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章。他还对杂志编辑提出要求：一是要广泛收集有关各国文学的图书报刊等各种资料；二要利用这些资料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状况。 [112] 这些建议说明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
随着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开展，世界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育工作不仅被提升至国家的高度充分加以重视，而且对世界文学的相关理解也在进行着与时代相应的调整。1962年，茅盾、夏衍等代表中国还参加了在开罗举办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会议不仅讨论了亚非国家面临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追求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共同局势和任务，而且重新评估了亚非人民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强调东方文学艺术的风采和亚非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把亚非作家从精神上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客观上来说推动了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形成，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亚非国家当中的一员，积极呼应着世界文学的这种召唤。至“文化大革命”前，伴随着对东方文学的重视，中国大幅增加了东方国家文学的译介工作，成就惊人。在外国文学史的编写中常常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文学或亚非文学放置在前，与西方文学分列对待。西方文学中又格外重视无产阶级文学、进步文学。这些做法在实践中回响不断。如1963年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编印《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索引》，该索引“包括苏联文学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资料”，“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错误或反动的研究文章亦作为资料收入”，以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113] 1979年又扩充重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资料排序上，这本索引将亚非文学首先列出，亚洲文学中，将朝鲜文学、越南文学、蒙古文学等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排在前面，而将日本文学、印度文学置于其后。欧洲文学中，将保加利亚文学、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匈牙利文学、波兰文学、罗马尼亚文学等首先列出，将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放在其后。在具体国别文学中，日本文学中单列德永直、宫本百合子、小林多喜二等左翼作家，法国文学单列巴黎公社文学、巴比赛、阿拉贡等进步文学。这些编排序列和原则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也可大致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对于世界文学的择取范围和关注重心。与此同时，由于苏联文学受到批判，意味着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发生了重大调整，对此前对苏联文学的过度推崇进行纠偏。苏联文学的文学地位一落千丈，至1964年，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114] “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多地作为内部研究对象出现，这也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俄苏文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世界文学观总体来看是政治力量因素主导下的世界文学观，强调世界文学的进步性、革命性、国际性等特征，从向苏联文学学习，到注意加强亚非文学之间的联系，从以苏联文学为主导的世界文学观进而演变为重视亚非等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立地位，乃至形成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文学思维模式。这既是中国文学发展主动择取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对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发生以来进行有意扬弃的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殊时代语境下基于具体国情对世界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建构和实践。中国的世界文学观从来都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念领域的一种话语言说，而是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这一演变过程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痕迹，代表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人典型的世界文学观，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过去一些对世界文学的既有规则正在被完全抛弃，客观来说，那些规则也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里面的经验和教训格外值得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