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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人了解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是从了解欧洲文学开始的。早在1913年，李叔同《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载《白阳》创刊号）就显示出对欧洲文学发展大势的整体观照以及艺术品位。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欧洲文学因其强烈的域外色彩和异质特征而被认为是世界性的、近代性的，代表了世界近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世界文学的向往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以欧洲文学的标准改造和翻新中国文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从敬告青年顺应世界潮流，养成世界智识出发，认为介入世界文学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23] 他力主思想文化的革新，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撰文介绍欧洲现代文艺思潮，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文学结缘。 [24] 欧洲文艺因革命而产生“新兴而进化”的先例，成为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的榜样。他激烈强调文艺思想的变迁对于政治社会革新的意义，重视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家的思想价值，最为推重的世界性文体是戏剧。他认为只有把握“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借助“时代之精神”，才能够革新文学与政治，建立新文化。 [25] 他的革命精神和激进特征使其在评价和处理中国文学问题时，也不忘以世界文学为参照，表现出明显的抑中扬外特色。胡适称陈独秀“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改革文学之宏愿”， [26] 点出了这一时期陈独秀学术政治之精髓。
更为直接地以世界文学为参照，试图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人是胡适，这也与其世界意识密不可分。早在美国求学时期，他就把亚洲置于整个世界的格局之中，视之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7] 他也较早拥有了文学中的世界意识，获得了观察中国文学的新视角。他研究“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的成因，认为中国文学过去为世界文学贡献过具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现在也应该以新文学贡献于世界。世界文学不但是具有永久价值之文学，更是具有新时代精神的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只有践行这些理念，中国新文学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他提倡短篇小说的创作与翻译，以此把握“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 [28] 讨论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时，他以世界文学史上的实例，说明只有吸取别人的长处，才能保持文学的进步。 [29] 可以说，从小说到戏剧，从形式到内容，胡适对世界文学的参考是多方面的。他对“世界文学”概念的使用既显示了空间层面的世界意识，又体现了时间层面的进取精神。胡适把对世界文学名著的译介视作促使中国文学新生的最佳手段，多次强调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重要性。他还提出许多译介的策略，如择取其中与中国人心理相接近的部分， [30] 出版白话翻译的西洋文学丛书，先译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从缓。 [31] 这些建议具备很强的可行性，并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读者对于世界文学的接受，对此后的世界文学出版事业有着不小的影响。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域外文学的存在与价值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常识，而且还大有从原来的“何类我史迁”或“固不逮我”的地位一跃成为中国文学榜样之势。世界文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轨迹亦可从见证了此间时代风云的梁启超那里略见一般。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久完成了从政治家到学者的重要转变。 [32] 以1917年为界，梁启超前期主要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作“辞达而已”的“觉世之文”，注重启蒙之功效。他曾劝学青年学子到国外求学要重实务，不必学文学。后期则注重学问之趣味，甚至亲身去实践文学的研究，弘扬世界文学的价值。这一转变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不禁耐人寻味。“新文化运动”卷裹着世界文学汹涌而来，曾经开风气之先的梁启超不能不为之振奋。立场之转变也带来了思考文学问题的新契机，加之梁启超此间曾游历欧洲，更是加深了域外文学对于表现社会功能和艺术成就的认识。他在《欧游心影录》（1918）、《欧洲文艺复兴史·序》、《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屈原研究》（1922）等论著中重视人类情感和文学的共通性，探讨文学的想象力与风格问题。梁启超对世界文学的态度，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从重视文学的教化和启蒙，转为重艺术重趣味，既是他本人经历了时代风云变换之后，思想和学问凝结沉淀的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学思想更为开放、更为世界化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晚清一代学人参照西学更多的是从文明史和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仍然无法摆脱中体西用的影子，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域外那些“虚文”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逆转。以欧洲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可资参考的资源，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了重大的价值重估和地位转换。
从这一时期的高校课程设置来看，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要求文学类专业均设“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世界文学课程比晚清时期的设置有所增加，但都指向欧洲文学，并最终落到了实处。1917年起，周作人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并于1918年出版了以讲义为底稿的《欧洲文学史》。这项事业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功绩，也是中国高校世界文学学科的重要发端。不过，周作人长于写作而拙于演讲，课堂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加之当时国文系的学生仍以传统文言学习为主，“不重视此学科”的大有人在， [33] 欧洲文学课程的边缘地位可想而知。周作人也自嘲说在北大国文系他只是个帮闲的角色。 [34]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讲授和著述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作者注意探求了文学现象的联系及规律，贯穿了比较意识与综合意识，充满了自信从容的历史思考和判断，显示出对于欧洲文学的丰厚积累。比起此前学者的欧洲文学论述，周作人的著述在翔实性和专业性上有大幅提升。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推进世界文学的传播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蔡元培指出：“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 [35] 在他的改革下，中国文学史和西洋文学史均被列入北大文学科通科课程，并设有详细的课程方案。 [36] 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已包含了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读等以资比较的课程，如宋春舫“欧洲戏剧发达史”、胡适“英美近代诗选”等。这些既是我国高校中文系讲授世界文学的较早实践，也是晚清以来高等教育中世界文学课程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文化精英对世界文学观念的推动，新教育培养的普通新青年也关心世界文学问题。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的杨亦曾（1897—1921）所作《近代世界文学之潮流》（1919）一文是现代中国较早以“世界文学”为题的专门论文，对于传播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具有积极意义。文章精练地梳理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潮流，反映了新青年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常以欧洲文学指称世界文学，难能可贵的是，杨亦曾却能自觉地把东西方各国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认识到世界文学不止在于对国界的突破，也在于对西洋的突破。“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可单研究中国一国的文学，必要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一点概括观念。” [37] 作者对世界大同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字和文学的趋向统一充满信心：“世界文学既然有相互的关系，一致的精神，同样的进化，可以证明世界文学有共同研究的必要，近代的文学潮流有可研究的价值”；“研究文学，非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不可”。 [38] 作者尤为强调文学的思想性，这一点可谓深受时代氛围的影响。他认为不管何种民族，只要有相同的思想，就会产生精神上相同的世界文学。这种对世界文学共通性的强调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世界文学观念的重要内涵。作者一方面指出了当时提倡新文学遇到阻力的原因，另一方面提醒国人从建设文学的世界性背景入手，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进行文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世界文学问题的思考也与其政治思想倾向密切相关。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热心追随者和提倡者，杨亦曾推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其具有“国际的性质”，“眼光不限于一国”。这种立场促使其在观察文学时得出了“近代的文学都带了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都是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这样的结论。 [39] 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作者连当时甚少有人注意的美国文学也有所涉及，更证明了其世界文学视野之开阔。历史地来看，杨亦曾这篇文章中体现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都比此前有所推进，对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也提出了积极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等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层面涉及文学，“五四”以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世界文学做系统的介绍和研究。郑振铎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最具典型性。他积极引介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世界文学论》（即《世界文学及其在一般文化中的位置》）和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等涉及世界文学问题的著作。 [40] 波斯奈特的著作主要给予郑振铎以文学进化观念的启示，郑振铎肯定了他对文学进化的分级（部落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相比之下，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1849—1924）主要在“文学的统一观”上影响了郑振铎的世界文学观念，并引发了他一系列的世界文学实践。1922年8月，郑振铎发表了集中体现其世界文学观念的重要论文《文学的统一观》。 [41] 该文从题目到观点，都受到了莫尔顿的深刻影响。但他并没有完全沿用莫尔顿的论证逻辑，而是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行了阐发。
莫尔顿强调文学与语言的综合研究，强调文学对于本国历史的反映。 [42] 郑振铎则更强调文学表达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的思想性被格外看重，到了郑振铎这里，他参照莫尔顿、韩德、文齐斯特等人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的情感属性有了深刻认识。“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绝不宜为地域或时代的见解所限，而应当视他们为一个整体，为一面反映全体人类的忧闷与痛苦与喜悦与微笑的镜子。” [43] 他还使用“最高精神”一词来凸显这种共通性。他相信“世界文学的连锁，就是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与世界的文学界断绝关系，就是与人们的最高精神断绝关系”。中国人必须“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 [44] 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积极贡献者。这些呼声成为后来学界呼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郑振铎不仅提出了文学统一观的必要性，而且还具体论证了其可行性。莫尔顿曾在《文学的近代研究》中认为，翻译过程中流失的东西只与语言有关，而与文学本质无关。因此，可以用译文来教授世界文学。郑振铎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与莫尔顿有相似之处。他重视文学翻译及译本的作用，认为翻译是新文学与世界文学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为了中国文学的再生，不但要努力创作，更要全力介绍，而翻译家正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 [45] 显然，郑振铎对莫尔顿虽有借鉴却并不盲从，显示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思考。强调从真正整体的角度研究全世界的文学，重视人类文学统一的情感因素，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些特征，也是对“新文化运动”早期过于借重欧洲文学及其思想性的一种纠偏。
能集中反映郑振铎世界文学观念的另一项实践活动是他所编写的《文学大纲》。他曾殷切期待一部“人类的文学史的出现”。高尔基主持的世界文学出版计划，对他的启发也很大。 [46] 在他的设想里，中国不但要有综合的世界文学史，也要有专门的外国国别文学史。“我们没有一部叙述世界文学，自最初叙到现代的书，也没有一部叙述英国或法国，俄国的文学……这实是现在介绍世界文学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47] 可见，郑振铎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既有时间维度（从最初到现代），亦有空间维度（包含各国文学）。这一理念在《文学大纲》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文学大纲》并不完全是郑振铎的“原创”，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约翰·梅西的《世界文学史话》、理查森与欧文合著的《世界文学史》都曾对该书的编纂出版有所裨益。特别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的同名专著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1923—1924）对其影响最为显著。20世纪初，西方世界出现了多种世界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将东方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择取范围仍旧十分狭窄，往往仅涉及古代文学。德林瓦特的著作也不例外，他对东方文学的关注局限在“世界的古籍”和“东方的圣书”等有限的章节。文学史的主体仍然是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该书还有过分渲染英国文学成就，忽视其他民族文学的倾向。但是，原著十分注意文学史发展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各国文学之间的连带感、交叉感、整体感得以强化和突出，具有一定的比较文学批评特色。原著还尤其注意翻译文学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益处，并精心选择了大量优美的引文和华丽的插图。
对德林瓦特原著的优点和局限，郑振铎显然既有认同又有批判。因此，他吸收借鉴，更确切地说是“编译”了原著的大部分内容，同时在章节安排、史实处理、文学评论等方面又进行了重构与更新。他试图平衡东西方文学整体，突出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格局。中国文学约占全书章节的四分之一，这一安排至少从数量上肯定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大家族里的一员” [48] 成为郑振铎世界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世界文学实践者还有吴宓，他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世界文学史”的翻译和评注进一步传播了中国学者具有东方特色的世界文学观念，丰富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吴宓早年曾赴美留学，打下了良好的世界文学基础，回国后曾在东南大学用英语讲授世界文学。他以理查生与欧文合著的《世界文学史》（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1922）为主要资源，并翻译了该文学史前三个章节（东方文学、圣经文学、希腊文学）。吴宓在文化主张上重古典，对世界文学史的翻译和介绍也侧重古典部分。他时常在译文中加入按语或评注，或解释或评价或补充，表达自家看法，以至于按语数量大有超过译文之势。例如，介绍印度文学，按语不仅介绍了欧美梵语文学的研究状况，补充说明梵语文学史知识，而且总结出印度文学的七大特点。 [49] 在翻译之外，加入大量的“书写”成分，这样的“喧宾夺主”实际上表明了译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功底。在西方文学占据世界文学史中心位置的情况下，吴宓对东方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世界文学史的内容，也借此表明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吴宓对东方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地位的重视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西方文学概论”，后改名为“欧洲文学史”，但讲课的实际内容除英、法、德等欧洲文学外，还涉及埃及、印度、巴比伦、波斯、阿拉伯、日本等东方各国的文学。后来，他的课程又改名为“世界文学史”。 [50] 单从这一课程名称的变化就能看出吴宓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及演进。从翻译语言上来看，吴宓采用了古雅的文言翻译，坚持了一贯的古典文化立场。他用文言翻译世界文学史，似乎也是想证明用传统的中国文字传达西方思想的可能性。这种策略既保持了与本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又联结了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进入中国主要与日本的中介作用有关，“五四”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其世界文学思想客观上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关注。1920年8月，陈望道参照日译本和英译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其主要译词，如“全世界”“世界市场”等这样与世界相关的三字词、四字词，都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世界的文学，已经从许多国民的地方的文学当中兴起了。” [51] 这种将“国民文学”与“世界文学”对照使用的情况在“五四”以后较为普遍。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译文中，而且构成了中国新文学观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国民性、国民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关注。如茅盾主导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也宣称“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史占一席地”。 [52] 文学的使命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文学”，“促进世界的文学”。 [53] 国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被认为是相辅相成的。不过，也有人对世界文学的概念提出了质疑。郑伯奇认为世界文学属于理想层面，而国民文学的提倡属于现实层面，铸就伟大的艺术需要从国民文学做起。 [54] 世界文学被归类到“不真实的、虚幻的领域”，关注“国民文学”这一相对“真实的与现在的领域”一度成为新文学界的重心。这反映了世界文学概念在现代中国遇到的挫折。 [55]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主义、左翼思潮的传播与深化，成仿吾、博古等人对《共产党宣言》的译词则放弃了“国民”的说法，而转向了更具人种色彩和阶级斗争意味的“民族”一词。这样与世界文学相对照的就是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对立统一成为进步知识界进行各种文艺论战和思想宣传的话语表征。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提出了世界文学思想，但宣言毕竟更多的是一份政治纲领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与之相对照，歌德、莫尔顿、马修·阿诺德等批评家的世界文学思想在“五四”以后更为文学界所关注。 [56] 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文化范围来看，歌德显然比莫尔顿有更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的世界文学观也影响了莫尔顿。而郑振铎主要从莫尔顿而非歌德那里获得世界文学的理论资源。当时的新文学界在谈论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问题时常常征引莫尔顿的观点，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外，部分与日本作为传播西方文学理论的中介有关，而莫尔顿的文学理论自19世纪末起对日本也有过较大的影响。郑振铎在以后编纂《文学大纲》时曾给予歌德充分的重视，对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地位做了重点评述，但却并未讲到他的世界文学观。
实际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人触及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强调人类文学广泛的联系性，世界文学观念在“五四”时期的传播也伴随着对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广泛联系性的深入认识，出现了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考察国别文学的趋向。这样的世界文学观在唐性天撰写的《世界文学中的德国文学》（1921）中有典型的体现。该文正是发表于由郑振铎等新文学家主导的《文学旬刊》。作者谈论的话题今天看来正属于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德国文学。他论证了德国文学从诞生到发展所受到的充沛的世界文学的滋养以及它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认为德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处在世界文学之中，其文学要素既包括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文化，也有东方的文化及文学，尤其是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以圣书为代表的古希伯来文学，乃至中国和日本的小说，还包括欧洲近世各国的文学，如英国、法国乃至俄国的文学。作者对从赫尔德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都非常熟悉和推崇，认为自赫尔德开始，正是有了“德国的文学，已经生活在世界文化里了”这样的觉悟，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才能保持双向互动的密切交流。今天来看，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但在于较早触及了从赫尔德到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观察具有世界文学双向交流的超前意识，对今天我们研究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等课题有着重要启示。
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的陈西滢也曾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及世界文学史的编纂问题发表过看法，这些谈论集中在1926年《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闲话”文章里。陈西滢早年曾赴英留学，对世界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罗曼·罗兰》一文中，作者发现了罗兰和歌德在世界意识上的共通点：罗兰说“民族太小了，世界才是我们的题目”，歌德认为“国家文学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世界文学的世纪就要到了” [57] 。他由罗兰联系到歌德，将罗兰列为世界文学的开山鼻祖，已经可以看出他对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了解。稍后，在《文化的交流》一文中，他极力主张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提倡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吸取外国的精华，抛弃中国在文化上优于西方的成见。他将庄子的河流比喻和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联系起来，并对欧美的世界文学观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百余年前，哥德、希勒，看见各国的文学都互相发生和受着影响，各国大文豪的作品都互相发生和受着影响，各国大文豪的作品都不只受本国读者的馨香膜拜，就提倡过世界文学。从此以后，世界文学的趋势，一天明显一天。可是欧美人所说的世界文学，不过是欧美一系的河流。东方一系，印度一系的文学，他们没有算在里面。不用说，一定得等这几条大河汇合在一处，才有真正的世界文学。这样的趋势已经在发端了。” [58] 在这段充满隐喻色彩的文字中，作者不但指出了歌德等欧美文豪对世界文学的提倡以及世界文学来临的必然趋势，而且试图在“欧美一系”的世界文学中加入“东方一系，印度一系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这些论述显示了论者丰富的东西方文化知识和对世界文学发展的预期，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观。
陈西滢还以中外文学交流的具体例子来证明各国文学之间交流的益处，不但指出了欧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且看到了中国诗歌对西方诗人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也是作者眼中“真正的世界文学”的发端。显然，作者认同的是各民族广泛的文学交流、互相学习与借鉴，从而产生世界文学这一历史趋势。他还将这种见解用之于中国当时的文艺问题中，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学需要吸纳世界文学的养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西方世界文学思想的局限，主张将东方各国的文学汇入到世界文学的系统之中。如此明确地引用、评价和反思由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思想，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还并不多见。《谈世界文学史》一文更为直接和集中地发表了关于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书写的看法。和莫尔顿一样，他强调了观察点的重要，认为文学史的作者必然要受到其所在国观察点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一国观察点出发，而是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像德林瓦特那样过分偏袒本国。 [59] 这些观点正好可以与同时代的郑振铎形成对比。郑振铎在编纂《文学大纲》时大量参照德林瓦特的著作，自然不会没有注意到其对于英国文学的过分偏袒，他也以中国版《文学大纲》的重新构架反驳了这一点。但是，郑振铎的理论主张具有矫枉过正的色彩，认为要达到文学的统一，必须彻底放弃一国的观察点，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而陈西滢从中国读者对世界文学史的阅读需求出发，其看法要现实和温和许多。但是，陈西滢对世界文学谈论影响似乎要小得多，后世学者也很少有人去谈论。究其原因，或许在于，陈西滢对世界文学的看法更多地停留在了一纸“闲话”的议论上，更不曾有著述世界文学史的宏伟计划。但是，相对于郑振铎在编写《文学大纲》时对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只字不提，陈西滢的这几篇文章在传播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推进中国的世界文学观方面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补阙之用。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还与中德文化交流密不可分。1927年4月，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应《小说月报》邀请撰写了《歌德与中国文化》（温晋韩译）一文。这篇文章是较早研究歌德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文，文章写道：“哥德思想范围的推广和他的年岁同时增进，人类在他的心中渐成一个整体，东方也随着得到他的注意……他对于世界文学底将来说：‘我愈久相信，诗是人类公有的财产，它随时随地盈千累百的盈千累百的，出自群众产生下来……真的，若使我们德国人底眼光不冲出你们自己狭隘的范围射到外边去，则我们必久入于肤浅的偏见之途。故我极喜欢观察各民族，并劝告各民族在他们方面也一样的做去。国家文学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世界文学的时期了，凡人类俱要努力，促它完成这个大同。’” [60] 这很可能是歌德这段谈话的首次中译，是歌德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传播的明证。1929年，梁实秋也将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谈论译出：“国家文学现在已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临了，人人应促其实现。”对此，梁实秋评论道：“歌德的批评意见往往是很深刻而稳健的，上面这一段便很可表现他的眼光远大。他赞美中国人的地方，由我们自己看，未免太过；但是他能以同情的态度了解别国的文学，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学自囿，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和识见。” [61] 这些判断表明，中国学者对于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是颇为欢迎的，并为歌德的世界主义胸襟所感染。至此，中国的普通读者进一步了解了歌德谈论世界文学的具体语境。在这两种译文中，译者使用的译词是“国家文学”而非“国民文学”。前者强调的是政治地理属性，而后者强调的是精神主体。这种变化既反映着当时文化语境的悄然变迁，也透露了持论者对于世界文学构成的看法。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在世界学术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世界文学思想与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也不无关系，但客观来说，及至20世纪20年代，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还是相对薄弱和分散的，更有影响力的甚至是经由郑振铎传递的莫尔顿的文学统一观。这一曲折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在接纳国外学者世界文学思想时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从早期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到“五四”以后郑振铎编译《文学大纲》以及吴宓对《世界文学史》翻译与评注，文学史的编、写、译、评成为中国人介入世界文学的重要方式。如果说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是将中国传统的文学纳入到现代的时间逻辑之中，那么世界文学史的编纂则是将更多的地理因素纳入到文学史这种体例当中，改变中国“宗古”的旧习。从中国文学史到世界文学史，不但是世界意识的表现，更是进化意识的表现。在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文学史对于急切渴望异域文化知识的读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伴随着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传播，现代学者对世界文学的谈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已经获得了学理层面更为深入的思考。总体来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欧洲文学及其思想性的极度推重，到稍后对文学情感属性的确认，对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和贡献的强调，对中外文学交流与价值的充分尊重，中国学者并非一味地盲从，而是适时修正和丰富着世界文学的概念，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日益呈现出更为特色鲜明的内涵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