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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文学从词形的发明到世界主义语义的应用并不始自歌德。比如德国学者魏兰在歌德之前已使用了这个词形，用以指称贺拉斯时代的修身养成。德国史学家施勒策尔在1773年的论著《冰岛文学与历史》中也已经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并将之引入欧洲思想。 [1] 但毋庸置疑，歌德为这个概念的确立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歌德谈话的语境可以看到，促使他引出“世界文学”这一创造性词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世界意识。他教导人们不要局限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小圈子”内，而应该“环视四周”，这种“世界意识”是创造“世界文学”这一文学理想的基本前提。世界文学观念实质上首先是一种文学领域中的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超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界限，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近代意识。尽管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全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尽管歌德那样的文学巨擘较早地具有了世界意识，然而从他对人们的劝导之意可以看出，至少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世界意识，尤其是文学中的世界意识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
与之相似，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人们观念的变化，中国人世界文学观念的出现也与近代世界意识的产生密不可分。在古代中国，人们主要在佛教用语中使用“世界”这个词，并不指向现实。传统中国盛行的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代表了不变的宇宙道德秩序。至于周边的异族，则可以用“四夷”一言以蔽之。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人的世界意识才开始空前地、普遍地被激发出来。“世界”这一传统佛教用语不仅开始出现新的内涵，而且使用次数激增。与之平行的是，“国家”“民族”的使用也急遽增加。 [2] 世界意识的产生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观念的确立。从不变的“天下”迈入变化的“世界”，更努力想要融入这个世界，成为自晚清以来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与世界相关的“新知识”被视为进入世界的一个必要条件。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类出版物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著作大都编译自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日本。地理和历史常常是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两个最直接的切入点，对于新旧世纪之交迫切渴望了解域外新知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知识的普及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直接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在早期登陆中国的西学知识中，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最初是在世界文明史的言说中偶然出现的，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也即，文学是被附加在文明史当中出现的，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对待，并没有从历史叙述中独立出来。“世界文明”作为大于“世界文学”的一个集合，在这一时期更为引人注目。文学问题在这一时期还远远没有被提上日程。随着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普及，对文明、文化及其与地理、历史关系的探讨一度成为较早拥有世界意识的学者关心的话题。在这股时代浪潮中，“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等表达方式成为先于“世界文学”出现的重要语汇，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意义。
梁启超作为晚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仅深刻反省过中国人从天下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而且在其学术思想中贯穿着自觉的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在梁启超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述中都曾反复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近代意义上使用了“世界”一词，而且是与国民、民族、国家、天下等词语的对照中使用此词的。他频繁使用“世界文明”的概念，强调“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责任”，主张中西文明的互补，也自信地确认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4] 在借由日本研究世界历史时，梁启超很快就意识到了西方人所谓“世界史”实乃“西洋史”这一缺陷，对日本学者率先将东方民族的历史引入世界史书写之中的做法，表达了赞赏之意，称其为“真世界史”。 [5] 梁启超还多次使用过“世界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明所陶铸而成的国民思想与国民意识“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 [6] 梁启超对世界文明、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讨论立场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预测颇有几分相像，他们不仅具有了明确的世界意识，而且看到了世界的融合趋势以及国家、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虽然梁启超更多地是从政治思想史、文明史等角度着眼，然而他对世界文化具有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也是很明显的。考虑到梁启超在晚清民国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他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另一位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教育家马君武也较早在文化、文明乃至文学的意义上显露出明显的世界意识。作为我国第一个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的人，他不但具备系统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而且精通德语、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1902年他参与创办了《翻译世界》杂志，旗帜鲜明地用翻译这一利器普及世界知识，曾“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马君武在这一时期的多篇文章中都表现出他的世界意识及抱负。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并且将这种理想精神发展为对中国文明崛起的热切期盼。 [7] 1903年，马君武较早地将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注意并参阅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尽管他没有直接使用“世界文学”这个词，但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说法。 [8] 可以进行佐证的是，他的知识背景中也有明显的世界文学色彩，在中文语境中最早译介雨果、歌德、席勒、拜伦等人的作品，还编译过法国、菲律宾等国家爱国者的诗作与故事。
在世界范围内，稍晚于歌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也提出了重要的世界文学思想：“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9] 与此相关，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最初使用与社会主义学说进入中国的历史颇为同步。190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朱执信（1885—1920）在《民报》上编译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生平，并在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纲领。 [10] 虽然他的文章中并未出现“世界文学”的说法，但应该说从马君武到朱执信，已经埋下了马克思世界文学概念进入中国的种子。近代无政府主义学者刘师培及其妻何震等对《共产党宣言》也较早做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思想，在中文语境下的最早译本出现在1908年3月15日的《天义报》（1907）第16—19号合刊上。这份杂志是何震主笔的女子复权会机关刊物，在东京出版。该刊所发表的译本是译者民鸣根据日本人幸德秋水1906年的日译本重译的，其文字语句75%以上沿袭日译。在译语对照表中，可以看到与世界相关的“世界市场”“世界人民”“世界之文学”等词组，均沿袭日译。 [11] 这恐怕是有资可查的马克思世界文学概念最早的中文表述，日语中的“世界之文学”这一表达方式进入中国语境。可以与之形成互证的是，1916年5月20日，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刊登了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即将访问日本的消息，其中援引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员记录的泰戈尔有关“世界之文学”的言论，称泰戈尔“言及世界之文学，虽任何国之文学，均各有其特殊之妙趣，非唯知名之人，即在无名之青年，亦时有足以尊敬之品价云”。 [12] 其中“世界之文学”这一表达带有明显的日本背景。这些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正如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新名词一样，“世界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外来背景，是早期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一种语言形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该杂志通过转述日本人会晤泰戈尔的新闻，还使中国读者间接了解了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预示了此后中国人对世界文学概念的一种重要理解。
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表述为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前语境。然而文学史、世界文学则从文明史、世界文明的框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知识体系，与晚清民初“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及学科化进程密不可分。在文学研究界，人们通常把1895年视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开端，从这一年起翻译文学在我国陆续大量出现。以林纾的译作为代表的西洋文学译介为人们提供了从感性层面了解世界文学的机会。据晚清文学家曾朴在1928年的回忆，旅法外交官陈季同1898年就曾和他谈到“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 [13] 其出发点就是突破国界的限制，让文学拥有世界的意识。此后，伴随着近代化的大学教育，“世界文学”逐渐为自身确立了合法地位。从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张之洞等人先后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多份重要的章程。这些文件初步设置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西学课程，特别是十分重视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还将对各国语言文字的关注扩大到了文学，并试图在制度设计中给以独立的地位。这份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补助课涵盖“世界史”和“西国文学史”，其他各国文学门的补助课则包括“英国近世文学史”“英国史”“中国文学”“外国古代文学史”等。其中，“西国文学史”“外国古代文学史”等科目名称的确立，表明了中国教育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是近代中国官方课程设置中第一次出现综合类的世界文学课程名称。尽管它在重实务、轻虚文的西学大潮中更多地流于一纸虚文，但客观上为人们系统地接纳世界文学知识做了制度上的准备，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为知识分子言说“世界文学”提供了平台。在这方面，曾任教于东吴大学，最早写出“中国文学史”的近代小说家、文学史家，被誉为“苏州奇人”的黄人（1866—1913，字摩西）尤为值得注意。他在1904—1907年较早明确地将“世界之观念”“世界之文学”“世界文学史”等说法引入到《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当中，并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纳入词典编纂的范围。他对世界文学概念的使用及其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意义，值得后人高度重视与评价。黄人对世界文学史的理解是与文学的进化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有着以世界文学史的发展审视中国自身文学症结的比较意识。“观于世界文学史，则文学之不诚，亦初级进化中不可逃之公理。” [14] 他将“文学之诚”确立为世界文学进化的一种目标，并把它的功效夸大到“国民进步”“固其国础”的位置。他认为，文学从“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从“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的关键在于言语思想的自由平等，不能仅仅“以国界为交易”。 [15] 这是晚清时期文学观念变革中突破地域界限，获得世界意识的最直接表现。
黄人的世界文学观念不但体现在文学域外意识的获得，还表现在他参照世界各国学者的学说，产生了关于“文学”的崭新理解。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文献中，“文学”并不总是literature的对应物。受日本用法的影响，“文学”才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被近代中国人逐渐接受。 [16] 黄人在文学史写作中赋予文学很高的地位，并将文学从文明史当中重点勾画出来。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以娱人为目的，以表现为技巧，以感情为要素。这无疑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目的，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传递了自浪漫主义以来西方世界对于文学的理解，从而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拉开了一定距离，并开始与世界接轨。得时代风气之先的黄人关心的是世界范围内对“文学”的理解，并自觉地将中国的“文学”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寻找其确切位置，这是中国获得世界文学观念的重要一步。
这种思路在他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07—1911）之中亦有集中体现。作为“清末新出现的百科辞书的知识系统的代表” [17] ，这部词典不仅在新的知识体系中给予“文学”清晰的地位，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词条，而且在“教育”的大类之下将“世界文学”与“本国文学”分目并列，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创举。据统计，大词典共收录21条关于世界文学的条目， [18] 既包括世界文学思潮的词条，如印象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等，还有若干世界文学家的词条，如“司底文孙”（即英国小说家史蒂芬孙）、“希宜”（即德国诗人海涅）、“司谛尔”（即法国文学家斯达尔夫人）等。显然，在黄人看来，这些就是构成“世界文学”这一知识门类的具体内容。不过，“世界文学”虽被列为一栏，但显然“世界文学”一词本身并未获得很高的概念化程度，因而大词典中未见“世界文学”词条。 [19]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这部大词典收录的大量外国新知识用语主要是取自日本的译语。大词典在对词条进行解释时也明显注重了相关人事在日本的情况。由此可推测，该书“世界文学”栏的出现亦与日本的影响不无关系。黄人的文学实践实际上是在近代学科的框架下对文学加以条分缕析式的知识化表达。他不仅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狭隘的国别界限，而且试图寻求中国文学发展和研究的方向。这本身就是其世界文学观念的一个反映，也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
黄人通过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和百科词典的编纂，将世界意识纳入文学观念，使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得以呈现。以此为起点，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域外意识，而且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开始与近代世界接轨，这其中以鲁迅和王国维的世界文学观最具代表性。
在考察了中外文学之后，鲁迅找到了“摩罗精神”作为救治中国弊病的良药。摩罗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域外的文学精神，也是鲁迅眼中世界精神的表现。《摩罗诗力说》（1907）把对摩罗精神的提倡与“国民精神之发扬”“世界识见之广博”联系起来，旨在启迪民众的国民思想和世界意识。他的思考虽仍以世界文明兴衰为背景，但已具有明确的世界文学维度。他评价印度吠陀是瑰丽幽琼之“世界大文”，指出其“启人生之闷机”的精神特征和“直语其事实法则”的现实意义。 [20] 这既是对文学功能的强调，也是对于文学本质的确认。鲁迅对摩罗精神和世界大文的选择不仅直接表明了他的世界文学意识，而且暗含了他的世界文学判断。这种判断也体现在《域外小说集》（1909）的编选中。自梁启超等开启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成就已然成为人们参照的模板。借助小说这种“文学上之最上乘”的文体对民众开展世界文学的启蒙和普及成为时代之选。《域外小说集》不仅选择了“小说”这种“世界性”的文体，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力求突出“域外”的特色。从内容上来说，编选者既考虑到了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成就，又注意到了收罗范围的广阔。这种编选原则实际上是将世界文学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纬度、普适性和相对性结合了起来。他们还认识到翻译是传播“异域文学新宗”的重要途径，希望能够忠实、准确、“弗失文情”地将其传入华土。这对于后世学者研究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不无启示。此后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胡适《短篇小说集》（1920）等，均为晚清以来译介世界短篇小说的经典文本，其渊源均可指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作为鲁迅这些文学事业的重要合作者在这里得到的锻炼，更是为其以后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打下了基础。小说集的关键词“域外”正反映了中国人面对世界文学之初的那种文学的地理意识。此后，周作人还编辑过专论外国文学的《异域文谈》（1915）。无论是“域外”“异域”，还是“异邦”“异国”，近代文学大潮中的世界意识正是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来的，它们所昭示的既是一种崭新的空间概念，更是一种强烈的他者意识。
与鲁迅相对照，王国维对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贡献在于为文学的价值评判确立了世界性的标准，进一步明确了近代的文学内涵。1904年至1907年，王国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等人的传记文章，时常以“世界的文豪”“世界大诗人”“世界之人物”等语对这些人物做出评判，其着眼点就在于“世界性”。梁启超在19世纪末已经有了要成为“世界人”的提法，到了王国维这里，他更是将这种“世界性”标举甚高。他尤其推崇歌德和席勒，分别视之为“世界的”和“国民的”诗人的代表。 [21] 他认为莎士比亚“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所作虽仅三十余篇，然而世界中所有之离合悲欢，恐怖烦恼，以及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 [22] 这实际上指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本质原因。王国维不但将世界性作为文学家、文学作品的评价尺度，而且还自觉地实践着这种批评理念。从王国维对歌德的推崇来看，歌德关于文学普遍性的认识很可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王国维以主张文学和学术的无功利性著称，他反对梁启超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倡导破除中外之见，使学问不再沦为政治的附庸。尽管在文学的功用论上王国维与梁启超并不一致，然而在突破文学的国界限制，融入世界文学方面，却又有着一致性，甚至比梁启超走得更远。作为一名教育家，王国维于1906年较早地将这些思考纳入到近代大学学科设置当中。他提出文学科下应分设“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两个科目下均须设“中国文学史”和“西洋文学史”课程，充分显示出沟通中外文学的思想。这可谓卓有远见的一项提议，也是“外国文学”这一语汇在学科意义上的最早用例。可以说，王国维对世界文学的思考是以世界学术作为大背景的，更多地体现了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