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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读者从本书的目录可以看出，本书所指涉的现代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非只截至新中国的成立，也并非止于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当下。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著述策略，也即本书并非仅写给当下的读者看的，也并非仅写给国内读者看的。本书之所以将现代延至当下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未来的文学史编撰者也许会以21世纪初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这样看来，我们的前瞻性就彰显出来了。另一个考虑则是，本书既然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考察研究，那就势必要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经验来丰富世界文学宝库，并为未来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学者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的地图提供中国学者的智慧和策略。因此本书同时也要用英文改写，以便为更为广大的英语世界的读者所阅读和参考。因此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描述到当下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虽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早已成为一个不争之事实，但其标志应该是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文学奖项，总是与中国的文学界和翻译界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故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公开宣称，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秀的译本。他的这一断言曾激起一些中国作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当即问道，诺奖评委会究竟是评价作品的文学质量还是翻译质量，马悦然并未立即给予回答，因为他自己也有不少难以言传的苦衷。2004年，当他再一次被问道“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时，马悦然回答说：“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 [42] 对此，马悦然曾做了如下解释：“如果20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 《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只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 [43] 确实，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且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准备颁发给沈从文，但就在当年的5月10日，中国台湾文化人龙应台打电话告诉马悦然，沈从文已经过世，马悦然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确认此消息，随后又给他的好友文化记者李辉打电话询问消息，最终确认沈从文已过世了。 [44] 实际上，马悦然曾屡次想说服瑞典文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当他最后一次使出浑身解数劝说无效后，他甚至哭着离开了会场。 [45] 因此我们把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奖归咎于马悦然的推荐不力实在是有失公允。
据我们所知，马悦然可以说已经尽到他的最大努力了，虽然他本人可以直接通过阅读中文原文来判断一个中国作家的优劣，但是他所能做的只有减法，也即否定那些不合格的候选人，至于最终的决定人选还得依赖除他之外的另外十七位院士的投票结果，而那些不懂中文的院士至多也只能凭借他们所能读到的中国作家作品的瑞典文和英文译本。如果语言掌握多一点的院士还可以再参照法译本、德译本、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的译本。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译本怎么办？那他或许早就出局了。这当然是诺奖评选的一个局限，而所有的其他国际性奖项的评选或许还不如诺奖评选更具有相对公正性和广泛的国际性。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我们也许就不会指责诺奖的评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翻译质量了。这种依赖翻译的情形在诺奖的其他科学领域内则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科学奖候选人至少能用英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论文，而所有的评委都能直接阅读候选人的英文论文，因而语言根本就不成为问题。此外，科学是没有国界和语言界限的，而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则体现了作家作品的民族和文化精神，并且包含着一个民族/国别文学的独特的、丰富的语言特征，因而语言的再现水平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它的表达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再现的准确与否：优秀的翻译能够将本来已经写得很好的作品从语言上拔高和增色，而拙劣的翻译却会使得本来写得不错的作品在语言表达上黯然失色。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世界颇受欢迎并且荣获诺奖就证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当然，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还可以举出很多。
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诺奖评审档案的揭秘和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成功，我们完全可以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替马悦然进一步回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诺奖的评委不可能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依赖译本，尤其是英文译本。这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正是诺奖评选的一个独特之处。就这一点而言，泰戈尔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将自己的作品译成了英文，他的自译不仅准确地再现了自己作品的风格和民族文化精神，甚至在语言上也起到了润色和重写的作用，因而完全能通过英译文的魅力打动诺奖评委。而相比之下，张爱玲的自译则不算成功，另外她的作品题材也过于狭窄和局限，因而她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应该指出的是，泰戈尔和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的英译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式”翻译的典范：国母文化的内涵在译出语文化中得到了阐释式的再现，从而使得原本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对于泰戈尔来说，荣获诺奖是对他的创作的最高褒奖，而对张爱玲来说，她的作品不仅被收入两大世界文学选（《诺顿世界文学选》和《朗文世界文学选》），她本人也由于汉学家夏志清等人的推崇而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名的中国女性作家。莫言的获奖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作品的英译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不看到这一客观的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今后更加重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尤其是英译，并加以推进。诚然，诺奖由于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和丰厚的奖金，致使一些自认为有着很高文学造诣和很大声誉的中国作家对之既爱又恨：爱这项高不可及的国际性奖项，始终将其当作对自己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最高褒奖；但同时又恨自己总是得不到它的青睐，或者说恨那些瑞典院士总是不把目光转向中国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奖是一个令人可喜的转机。出于中国文学自身的繁荣和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以及其他诸方面的考虑，瑞典文学院终于在2012年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学。是年10月11日，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德（Peter Englund）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按照恩格伦德的看法，莫言“具有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以至于你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会立即识别出：这就是他” [46] 。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但人们也许会问，恩格伦德是在读了莫言的原文还是译文后得出上述结论的呢？毫无疑问，他是在读了莫言作品的译本，或更为精确地说，是读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之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因为这两个译本，尤其是葛译本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讲述了莫言讲过的故事，就这一点而言，葛译本在跨文化阐释方面是忠实和成功的，它准确地再现了莫言的风格，并且使之增色，因而也得到莫言本人的认可。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葛浩文的英译本与莫言的原文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一点连莫言本人也不予否认。正如本书第十九章所示，莫言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对他的作品英译予以高度赞扬。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词句或段落中，葛浩文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和增删，有时甚至对一些独具地方色彩的风俗和现象做了一些跨文化式的阐释，但是就总体而言，葛译本最大限度地再现了莫言原文本的风姿，消除了其语言冗长粗俗的一面，使其更加美妙高雅，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这对于那些注重文学形式的瑞典院士们而言无疑是锦上添花。可见成功的翻译确实已经达到了有助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境地，这也正是文学翻译所应该达到的“再创造”的高级境地。同样，也正是由于读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才会称莫言为“所有中国作家中最有名的、经常被禁同时又广为盗版的作家之一”。 [47]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无法否认的。
毫不奇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国内外文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真正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承认的一个令人可喜的开始。但是实际上，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莫言的获奖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他的原文本的质量奠定了他得以被提名的基础，对他的作品的批评和研究使他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关注，而英文和瑞典文译本的相对齐全则使得院士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他的大多数作品对其文学质量做出最终的判断。在这方面，跨文化阐释在翻译和批评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对所要翻译的原作的选择则表明了译者的独特眼光和审美的前瞻性。据葛浩文坦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偶然在一家中国书店里买到了莫言的《红高粱》，他随即便被莫言的叙事所打动，并开始了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当他于1993年出版第一部译著《红高粱》（ Red Sorghum ）时，莫言刚刚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其知名度远远落在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后面。尽管当时莫言的文学成就并未得到国内权威文学机构的充分认可，但西方的一些卓有远见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却已经发现，他是一位有着巨大的创造性和潜力的优秀作家。荷兰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佛克马十年后从西方的和比较的视角重读了莫言的作品，在他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讨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论文中，讨论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而莫言就是他讨论的第一人。 [48] 由此可见，有着独特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眼光的佛克马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选中莫言的作品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吧。
我们若将莫言的作品放在一个世界文学的广阔语境下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也即他从其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这实际上也为他的作品能够得到跨文化阐释提供了保证。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蕴含着某种“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但是这种可译性绝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为译者而写的，对于这一点莫言曾在多种场合予以辩解。应该承认，莫言不仅为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的乡亲或广大中文读者而写作，而且也更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这样他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具有了这种“可译性”，因为他所探讨的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关注的问题。而他的力量就在于用汉语的叙事和独特的中国视角对这些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的主题进行了寓言式的再现，这应该是他的叙事无法为其他人所替代的一个原因。当然，莫言对自己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也并不否认，在他所读过的所有西方作家中，他最为崇拜的就是现代主义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启迪和影响。正如福克纳的作品专门描写美国南部拉法叶县的一个“邮票般”大小的小城镇上的故事，莫言也将自己的许多作品聚焦于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县。同样，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莫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创造出一种荒诞的甚至近乎“梦幻的”（hallucinatory）氛围，在这之中神秘因素和现实因素交织为一体，暴力和死亡显露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诞。实际上，他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本身的内容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调动一切艺术手法和叙事技巧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因此对他来说，小说家的长处就在于将那些碎片式的事件放入自己的叙事空间，从而使得一个不可信的故事变得可信，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一样。 [49] 这些特征都一一被葛译本所保留并加以发挥，这便证明，翻译可以使本来就写得很好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好，并加速它的经典化进程，而拙劣的翻译则有可能破坏本来很好的作品的形式，使之继续在另一种语境下处于“死亡”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优秀的译作应该与原作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优秀的译者也应该像优秀的作者一样得到同样的尊重。
读者也许会进一步问道，假如莫言的作品不是由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翻译家来翻译的话，莫言能否获得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基本否定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谈到语言再现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时已经做过论述。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若不翻译莫言作品的话，别的译者照样可以来翻译，但是像上述这两位译者如此热爱文学并且视文学为生命的汉学家在当今世界确实屈指可数，而像他们如此敬业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不是他们来翻译莫言的作品，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几年甚至几十年，甚至很可能他一生就会与诺奖失之交臂。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果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和莫言一样高居博彩赔率榜上的各国作家的名单就不难得出结论了：在当时的那份名单中，高居榜首的还有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和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莱尼。接下来还有加拿大的艾丽丝·门罗、西班牙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和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再加上一些多年来呼声很高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等，确实是群星璀璨，竞争是异常激烈的，稍有不慎，莫言就可能落榜而酿成终身遗憾。果不其然，2013年的获奖者门罗就居于这份小名单的前列，而同样受到瑞典文学院青睐的中国作家则还有李锐、贾平凹、阎连科、苏童、余华、刘震云等。他们的文学声誉和作品的质量完全可以与莫言相比，但是其外译的数量和质量却无法与莫言作品外译的水平完全等同。
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优秀文学翻译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将中国文学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上，尤其对于国外的汉学家而言更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繁重的语言教学任务，还必须在科研论文和著作的发表上有所建树，否则就得不到终身教职或晋升。像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会更加重视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之繁重，如果我们努力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我们就肯定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但是这又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没有翻译的参与或干预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因为翻译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今时代和不远的未来对世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对他们的跨文化阐释式翻译的价值决不可低估，而更应该从其成败得失的经验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同样有效地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译介出去，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也能像我们一样品尝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丰盛大餐。这样看来，无论怎样估价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作用都不为过。
总之，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本书要在一个世界文学语境下做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尝试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的成败得失完全可以供后来者参考借鉴。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原则。本书作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共分为三个部分，或三编。上编由七章组成，分别对世界文学概念在西方的产生以及其内涵的历史演变做了追踪，此外，还对世界文学概念进入中国以及在中国文学界的发展演变做了历史的梳理和分析。既然我们从中国的视角对世界文学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就必然要参照中国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实践，对这一由西方理论家建构的理论概念进行修正乃至重构。在我们看来，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更在于它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概念，也即它能够引起批评性的讨论甚至争论，通过我们在中国语境下的这些讨论和争论，提出我们的重新建构。可以说，第七章关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就是我们从东西方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视角提出的理论建构。希望我们的这一建构通过英文的中介在国际学界引起讨论。中编的三章分别从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重新书写中国现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发展史，具有在一个世界文学语境下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下编则是我们把中国现当代的一些重要作家放在世界文学语境下重新审视的一个尝试，这些作家都是深受世界文学影响和启迪而开始其文学创作的，有些现代作家甚至在创作之前和之初还从事过翻译。我们通过这些考察和分析，可以使读者看出世界文学是如何影响和启迪这些作家的，同时，作为优秀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后又是如何通过翻译的中介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这样的讨论应该说是前人很少做的，而我们所要做的恰恰就是前人未做过或者做得不充分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研究和著述对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有所启迪和推进的话，我们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1] Craig Calhoun，“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3），2008，p.427.
[2] 这里仅提及几部专著和专题研究文集：Timothy Brennan， At Home in the World ：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eds. Cosmopolitics ：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and The Cosmopolitan Novel ：a special issue in ARIEL ，42.1（2011），edited by Emily Johansen and Soo Yeon Kim.
[3] [荷兰]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收入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263页。
[4] [荷兰]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收入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5] [荷兰]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收入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6] 关于世界主义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王宁《世界主义》，《外国文学》2014年第1期，第96—105页。
[7] 这方面可参考这两篇文章：Wolfgang Schamoni，“Weltliteratur—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arcadia ：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 ü 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43.2（2008）：288-298；Hans-Joachim Weitz，“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arcadia ： Zeitschrift f ü 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22（1987）：206-208。
[8] 引自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
[9] Cf.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90.
[10] 在这方面，除了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外，我们还可以参见 J.Hillis Miller， New Starts ：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aipei：Academia Sinica，1993，“Foreword，”p.vii，and p.3。
[11] Cf.Douwe 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ta，1987，尤其体现于这两篇文章中：“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id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pp.1-23，and“The Concept of Cod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pp.118-136。
[12] Cf.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Willey-Blackwell，2009，p.65.
[13]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91.
[14]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1.
[15]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p.1290-1291.
[16] 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2页。
[17] 关于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的实用主义目的，参见 Sun Yifeng，“Opening the Cultural Mind：Translatio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69，No.1（March 2008）：13-27。
[18]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领衔作用，世界文学的教学也进入了一些西方大学的课堂，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翻译的中介。
[19] 杜维明在2008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主题发言中，对他早先所鼓吹的“文化中国”的范围又做了新的扩大和调整，他认为有三种力量：（1）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华人；（2）流散海外的华裔侨胞；（3）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20] 这方面可参阅希利斯·米勒的同名论文：J.Hillis Miller， New Starts ：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aipei：Academia Sinica，1993。
[21] 关于翻译带来的效果，参阅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trans.Harry Zohn，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71-82。
[22] Edward Said， The World ， the Text ，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26-227.
[23]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51.
[24] 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中国的接受和流变，参阅生安锋《理论的旅行与变异：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前沿》，第五辑（2008），第121—163页。
[25] 关于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接受和流变，参阅本书第一章。
[26]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January-February 2000），p.54.
[27]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January-February 2000），p.55.
[28]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January-February 2000），p.55.
[29] 这方面，尤其要参照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pp.1290-1291；Theo D'Haen，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
[30] 这方面可参考王宁的三篇英文论文：Wang Ning，“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1，No.1（2010）：1-4；Ning Wang，“‘Weltliteratur’：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XXXVIII（2011）2：295-306；Ning Wang，“On World Literatures，Comparative Literature，and（Comparative）Cultural Studies”， CLCWeb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5（December 2013），Article 4。
[31] 在这方面参阅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2页。
[33] 参阅王宁编《易卜生与现代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4] 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师级理论家，如德里达、米勒、伊瑟尔、斯皮瓦克等，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关注翻译问题，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和建构策略。而国内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
[35]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页。
[36] 关于林纾翻译的具体个案分析，参阅香港理工大学罗蔚芊女士的硕士学位论文《林纾翻译的真真假假》，1999年。
[37] 关于郑振铎对林纾翻译的评价，参阅他的文章《林琴南先生》，载《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5—1229页。
[38]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之现状，参阅王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
[39] 关于西方文艺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实证性接受研究，参阅乐黛云和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40] 关于国内外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五四”的不同评价，参阅美国学者周策纵（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hapter 14，pp.338-355，Cambridge，M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41] 参见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收入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应该指出的是，该书中对这一观点的批驳文章也值得一读。
[42] 王洁明：《专访马悦然：中国作家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2月9日号。
[43] 王洁明：《专访马悦然：中国作家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2月9日号。
[44] 参见报道《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0日第16版。
[45] 曹乃谦：《马悦然喜欢“乡巴佬作家”》，《深圳商报》2008年10月7日号。
[46] “Chinese Writer Mo Yan Wins Nobel Prize”， The Irish Times ，11 October 2012.
[47] Cf.Donald Morrison，“Holding Up Half the Sky”， TIME ，14 February 2005.
[48] Douwe Fokkema，“Chinese Postmodernist Fi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9.1（2008）：15.
[49] 关于莫言小说的叙事的成就和力量，参阅Wang Ning，“A Reflection on Postmodernist Fiction in China：Avant-Garde Narrative Experimentation，” Narrative ，Vol.21，No.3（2013）：326-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