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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十多年来，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不仅仅是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每一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任务。因为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代的文学撰史学者都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进行阐释，因而应当写出具有自己时代特征和精神的文学史。对于重写文学史的合法性我们已经毋庸置疑。但是究竟从何种角度来重写文学史，则是我们首先应当选定的。就20世纪中国文学所越来越具有的现代性、世界性和全球性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接受美学对重写文学史有着最重要的启迪，尤其对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更是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此，本书后面的章节也将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讨论来涉及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仅想指出，在整个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日益走向现代性进而走向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日益具有了一种整体的意识，并有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及其产物文学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一方面，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带有中国作家（以及翻译家）的主观接受—阐释的意识，通过翻译家的中介和作家本人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影响已经被“归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既带有西方影响同时更具有本土特色的新的文学语言。同时，另一方面，在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对外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38] 因此可以预见，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丧失，反而会得到加强，只是体现在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中，这种趋向将发生质的变化：翻译的重点将体现在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到世界，让全世界的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五四”的新文学先行者所走过的扎实的一步至少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缺少的。
在认识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断代的必要性和基本策略之后，我们便可基于对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几种文学理论思潮的回顾，尤其是对德国学者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对文学史写作的见解的发挥，结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提出一种新的设想。我们认为，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文学与政治相等同，将文学史的断代依附于某个特定的政治事件，因而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运作规律。而我们所要提出的一种断代策略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和审美因素，兼顾社会政治事件对文学史断代的影响的。尤其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断代策略是首先将20世纪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时代的代码，并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边缘地位，它需要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重现古典文学时期的辉煌，因此它所采取的一个实际策略就是向西方强势话语的认同：通过翻译的媒介，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将曾风行于西方文坛一百多年之久的三种主要文学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及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统统介绍到了中国，并对刚刚迈入文化现代性门槛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9] 毫无疑问，这种大量译介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尝试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进程。可惜的是，这种现代化、国际化乃至全球化只是单向度的，并未形成一种双向的交流和平等的对话。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实际上是西方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西化的过程，有点类似文化由西向东的全球化运作，但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的民族文化的制约也时强时弱，与这种全球化形成了一种互动的作用，也即一种“全球本土化”式的运作路线。不认识到这一点，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反作用都无法准确地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走向，更无法准确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断代。
这样看来，我们依然依循传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的上限，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年代仍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理由不仅是基于政治事件的考虑，更是因为这一时代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开放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整体的自觉的世界意识。诚然，对于“五四运动”的功过得失，学术界依然有着种种非议，根据海外汉学家的概括，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争议：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的国粹派则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将其看作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等等。 [40] 但正如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五四’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1919年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另一个方面则是指在1916年开始发生的思想运动。一般把前者称为‘五四’救亡运动，把后者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41] 当然，王元化的这种划分也遭到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反对，其主要理由就是他忽视了“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如果单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但若简单地以思想史来代替文学史的断代，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王元化本来的意思，他是想同时强调“五四”的两方面作用：思想史上的启蒙意义和文化及文学史上的承前启后之断代意义，而用来统合这两种意义和作用的恰恰就是现代性。由此可见，“五四”也是中国的现代性诞生的标志，它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进入了国际性的现代性计划的过程中。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观念保守的学者大肆指责“五四”开了文化殖民化或全盘西化的风气。但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五四”在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平心而论，尽管在“五四”之前，林纾、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就大力主张译介西方文学及其理论思潮，但直到“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大规模的“全盘西化”才达到高潮。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研究者完全有理由将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就其影响的来源来看，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影响和得到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是来自外国作家，而非本国的文学传统，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对“五四”大加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新思想的诞生或艺术上的创新在一开始总会经历一段漫长的“不合法”（illegitimate）阶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以及它本身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努力，这种不合法便逐渐变得合法进而从边缘进入中心。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管其对“五四”的态度如何，大概不会对“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持怀疑态度了。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则可延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不仅从时间上来说，当代中国文学至今才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比较符合文学史的断代逻辑规律；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来看，这也比较合乎实际，因为自1976年以来，中国文学掀起了第二次“开放”和“走向世界”的高潮，也即一些海外人士所称的第二次“全盘西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中国当代文学更为接近世界潮流，并且更加自觉地在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进行对话，并且力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的话语，全球化显然已经代替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话语，因而在这样一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文学进入当代阶段是完全符合其内在发展逻辑的，也与特定的国际背景相契合。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文学已不再是孤立的一隅，而是已经自觉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潮中，并开始在世界文学之林闪烁出自己独特的光辉。这也正是本书要将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考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