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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语境下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必然首先涉及现代性问题。既然我们承认，现代性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且又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那么它又是如何有效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呢？这大概与一些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革命先行者的介绍与实践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介绍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完成的，当然这种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述，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和阐释。因此从翻译文学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无疑是可行的。 [31] 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和林纾等新文化和文学先行者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诚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性开始的标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新文学革命的最主要代表，不仅大力鼓吹对待外来文化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且自己也从事翻译实践，为外来文化植根于中国土壤进而“为我所用”树立了榜样。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研究者完全有理由把“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就其影响的来源来看，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影响和得到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是来自外国作家，而非本国的文学传统。鲁迅曾十分形象地描绘过自己开始小说创作的过程：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32]
可以说，鲁迅的这番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相当一批“五四”作家的创作道路，他们不满于日益变得陈腐和僵化的传统文化，试图借助于外力来摧垮内部的顽固势力，因此翻译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新文化传播媒介，不少中国新文学家就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其创作生涯的。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对“五四”的革命精神大加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鲁迅在所有的新文学作家中影响最大，因而鲁迅就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则通过为《新青年》杂志1918年卷编辑的“易卜生专号”而开启了全面翻译介绍易卜生及其作品的先河。随后，由鲁迅挑起的关于“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讨论更是把对易卜生与中国的现代性大计之关系的思索推向了新的高度。 [33] 对此，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五四”之前翻译文学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就应该关注另两位学人做出的贡献。毫无疑问，和上述三位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一道，康有为（1858—1927）也为“五四”前后大量翻译介绍外来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对于这一点许多论者并未予以重视。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思想的文学家。他曾以文学家的身份对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和日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过一些精辟的见解，但是他所指的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字面层次上的翻译，而是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文化翻译”和“文化阐释”， [34] 其目的在于唤起国内民众对新知和理想的向往。这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早在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便游览了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当时均为西方列强所控制，一度思想保守的他因而也有幸接触了西方人的治国方略，感受到清政府的弱势和无能，并痛惜香港等本属于中国的地方竟为他人所统治。与此同时，他也读了不少西方典籍，改变了他过去认为外域均为不开化之夷狄之看法。从此他认为，要使得国富民强，唯有大力提倡并弘扬西学，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新旧的国学体系。毫无疑问，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康有为的思想显然是保守的，但在文化上他又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在中国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替期间，康有为无疑属于今文经学派，他的著述之丰在近代中国文人中是罕见的，他的不少著作对后人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康有为主要擅长作诗，但同时兼及散文政论。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大家十分景仰，但另一方面又不满于旧的形式，锐意开拓创新，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毫无疑问，康有为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深厚国学底蕴及对西学的通晓和娴熟掌握是分不开的。尽管他本人并不从事翻译实践工作，他所主张的翻译介绍西方典籍也仅用以服务于中国的改良革新，但他的不少文学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和深刻体悟。他也和一切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一样，反对抱残守缺的思想，认为独尊东方的古老文化是没有出息的，这种故步自封不求上进的态度非但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进步，反而会导致中国文化的衰落，只有不断地从西方引进先进文化的成分，才能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再创辉煌。这些精辟思想无疑对他的同代人梁启超所主张的翻译小说以推动文学革命的观点有着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几位思想家主要是在理论上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做了必要准备的话，那么林纾（1852—1924）的文学翻译实践则大大加速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与上述几位思想家的激进做法相比，林纾显然更为保守，但作为中国晚清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实践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林纾知识极其渊博，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门类，同时也爱好诗词书画。林纾的深厚古文功底，为他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很好的中文表达基础。尽管林纾本人并不懂西文，而且他涉足翻译也纯属偶然，但他却依靠和别人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他最初和留法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人）合作于1899年译出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中文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该译著的大获成功大大增强了林纾日后从事文学翻译的信心。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国破家亡使得一切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这时梁启超大力提倡翻译西方小说，试图用以改良社会。林纾自然受其影响，后又与魏易合作译出了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反黑奴制小说《黑奴吁天录》（又译《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的翻译，并非要从语言的层面对他的一些误译吹毛求疵，而更主要的却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林纾一生所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数量甚丰且至今仍有着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尽管林纾本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且在翻译时所依赖的口译者也未必可靠，但他常常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的有意误读之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之目的。因此，他在译出的文本中所做的有意的修改和忠实的表达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译文中，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的变异作用。如果从字面翻译的意义来说，林纾的译文并不能算是忠实的翻译，而是一种改写和译述。对此翻译界曾一直有着争论。但正是这样的改写和译述却促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翻译文学文体。“五四”时期的不少作家与其说在文体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们更直接地是受到了（林译）外国文学的影响。如果说，从语言的层面上对林译进行严格的审视，他并不能算作一位准确的翻译家，但从文化的高度和文学史建构的视角来看，林纾又不愧为一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创始者和成功的实践者，相当一批“五四”作家的文学写作话语就直接来自林译的外国文学名著语言。因此从当今的文学经典重构理论来看，林纾的翻译至少触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翻译文学究竟与本国的文学呈何种关系？翻译对世界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究竟能起何种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应该承认，不少在我们今天看作是经典的西方文学作品最初正是由林纾率先译出的。因此，在钱锺书先生看来，林纾译作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将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差异的新的“欧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不由使我们联想起他崇拜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过去记传的润色或增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文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 [35] 这就相当公正地对林译的意义给予了准确而客观的评价。钱锺书虽未点明林译在文化建构意义上的贡献，但却为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林译的积极意义奠定了基调。
毫无疑问，林纾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位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实际上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从内容的转达上来说，林纾的翻译是基本忠实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译作还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情调，大部分兼有文字和神韵之美，其中有些竟高于原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甚至连原作中的幽默风味和巧妙的遣词造句也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 [36] 但由于他不懂原文和过快的翻译速度也造成了一些错误和遗漏，从而成为后来的翻译研究者不断诘难和批评的对象。但大多数有意的“误读”表现出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意图，这些“误读”已产生出了新的意义。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林纾的翻译本身也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林纾的翻译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多现代作家正是读了林纾的翻译文学作品才步入文坛并在日后成为大作家的。郑振铎曾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林纾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在他看来，林译的三大功绩体现在：（1）使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真切地了解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情况；（2）使他们不仅了解了西方文学，而且知道西方“亦有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3）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文体中的地位，开了中国近现代翻译世界文学作品之风气。 [37] 但是我们认为，还应当再加上一点，就是林纾的翻译对于加快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进而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