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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人普遍学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淡朴、瘦硬而有味，是宋诗的总体风格， [13] 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杜诗不无关系。当然，宋人学杜也有其局限性。
宋人学杜的成就首先表现在陈与义等诗人写出了在内容和风格上极似杜诗的诗歌。正如谢思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南北宋之交，“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收获便是，从自己身受的乱离中真正接近了杜诗的世界……出现了大量逼近杜诗风格的乱离诗、逃难诗” [14] 。陈与义真正“恢张悲壮”，得老杜神髓，在宋代学杜的诗人中，他的成就最高。当然，杜诗和陈诗还是有不少不同。陈诗力弱，杜诗力大。陈与义也忧国忧民，但总不似杜甫那样真挚深切。杜甫时刻念及家国之痛，陈与义却总能于漂泊流离之中流连光景，乐而忘忧。尽管如此，陈与义的诗歌依然代表了宋人学杜的最高成就。
宋代诗人学杜的另一个收获是陈师道等诗人写出了杜甫那样沉郁顿挫的诗歌。陈师道与杜甫一样有着真挚朴质的情感，他的诗歌似杜既是学习的结果，也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他没有黄庭坚学问杂博，这正好使他可以写出语言朴素而感情真挚的诗歌。当然，陈师道学杜而最终不及杜，除了艺术和天分方面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境界不及老杜，老杜于饥寒之中常能思及天下百姓和国家大事，此为陈师道所不及。
宋代诗人广泛学习杜诗技巧，这是宋代诗人学杜的另一个收获。在江西诗派影响和主宰诗坛的时期，杜诗被奉为诗学典范。江西诗派专心学习杜诗的法度，注重炼字炼句，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他们的诗歌字斟句酌，法度井然，不仅支配了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宋代诗歌中的句法问题，王德明认为：“宋代诗歌句法理论极为丰富，宋人所说‘句法’含义宽泛……但中心意思是指诗歌语言的组织方法。宋人谈句法相当普遍，但基本上围绕杜甫诗来讨论，可说是杜诗句法学。宋代句法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传统政治诗学向语言诗学的转变。” [15] 尽管江西诗派的诗歌题材狭窄，眼界不宽，特别是黄庭坚的诗，讲究字句的锤炼，重视用典，但诗味贫乏，不能打动人心，但是江西诗派普遍注重借鉴杜甫在炼字、炼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经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此外，宋代诗人继承杜甫关心现实的精神，写出了许多有“诗史”意义的诗歌，这也是宋人学杜的一个收获。
宋人学杜也有其局限。总体上说，杜诗虽然对宋诗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宋代并没有出现能和杜甫比肩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出现全面继承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诗人。
宋代诗人学杜，在艺术技巧方面用力太过。正如程杰所说：“杜甫以其道德性和现实性的品格标志了一种新型诗学创作主体的出现”，杜诗的“意胜”“直至北宋形成了‘以议论为诗’的普遍倾向”。他特别指出：“杜诗的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能’字……杜诗之‘能’既在博采，更在独造。杜诗之能对于后世诗艺方面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是谓‘大’。一是‘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是谓‘深’……晚期杜诗更具有纯粹的、自由的艺术意味。因此，它对于艺术意趣要求较高的宋诗影响最大。杜诗之‘能’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满足了人们对诗意追求的愿望，其自我作古，‘无复倚傍’的创作精神和‘开合变化、施无不宜’的艺术能力中包含了不断吸纳诗料发展诗意的艺术创造活力。遗憾的是，杜甫的这一精神在后世只是部分地被贯彻在类似杜甫‘老去诗篇浑漫与’那样的以日常生活内容为题材的创作中。与日益成为一种抽象的道德榜样相一致，杜甫的艺术影响愈来愈趋于一种技巧的典范。透过杜诗典范化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封建社会后期诗歌艺术创造力的萎缩。这是历史的遗憾，又是历史的必然！” [16] 总之，后人并没有真正继承杜诗的精髓。
同时，即使是艺术技巧的继承，宋人也多是得杜之一体。如陈与义、陈师道等，他们均是得杜之一体，学杜之一面。正像叶嘉莹在论述杜甫七言律诗的影响时所指出的那样：“宋人之得于杜甫者虽多，而独未能于其意象化之一点上致力，即如北宋之半山、山谷、后山、简斋诸人，以及南宋之放翁、诚斋一辈……可以说都是学杜有得的作者，尤其他们的七言律诗，更可以从其中看出自杜甫深相汲取的痕迹。或者取其正体之精严，或者取其拗体之艰涩，或者得其疏放，或者得其圆熟，然后复参以各家所特具之才气性情，无论写景、言情、指事、发论，可以说都能有戛戛独造的境界，只是其中却没有一个作者，曾继承杜甫与义山所发展下来的意象化之途径更有开拓” [17] ，“杜甫七律的影响虽大，沾溉虽广，得其一体的作者虽多，然而真正能意象化的境界悟入，而能深造有得的作者，却并不多见” [18] 。这是宋人学杜给后人留下的大教训。
综上，杜诗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在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甫和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反映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他们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作诗还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或以杜诗为韵。杜诗影响宋诗有其阶段性：北宋初期是学杜的初始期，北宋中期是杜诗的广泛影响期，北宋后期是杜诗的艺术继承期，南宋前期是学杜高潮期，南宋后期是宋诗的以诗存史期。宋人学杜的成就表现在陈与义等诗人写出了在内容和风格上极似杜诗的诗歌，陈师道等诗人写出了杜诗那样沉郁顿挫的诗歌。宋代诗人广泛学习杜诗技巧，并写出了许多有“诗史”意义的诗歌。但总体上说，宋代并没有出现能和杜甫比肩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出现全面继承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诗人。宋代诗人学杜在艺术技巧方面用力太过，同时宋人学杜也多是得杜之一体，这是宋人学杜的局限所在。
[1] 关于宋诗的分期，学界有三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等多种划分方法，详见张毅《宋代文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本书对宋诗的分期基本按照程千帆、吴新雷的划分方法将宋诗分为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五个时期，详见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3]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8页。
[4]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5]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9页。
[6] 陆德海先生认为，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他说：“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偁在杜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再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开’字应理解为展开、呈现而非开辟开创”。参见陆德海《“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本书同意陆德海先生的意见。
[7] （宋）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7页。
[8] （宋）陆游：《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剑南诗稿校注》卷七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84页。
[9] （宋）黄庭坚：《登快阁》，《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一，《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44页。
[10] （宋）陈与义：《对酒》，《陈与义集校笺》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
[11] （宋）陈与义：《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陈与义集校笺》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页。
[12] 参见张明华《集句诗的发展及其特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3] 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文史哲》1989年第2期。
[14] 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15] 王德明：《论宋代的诗歌句法理论》，《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6] 程杰：《杜甫与唐宋诗之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7] 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 代序》，《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页。
[18] 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 代序》，《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