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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的诗人和文论家研讨杜诗也产生了大量关于杜诗的艺术批评。特别是在宋代，无论是在诗歌创作上学习杜甫，还是对杜诗的艺术批评，抑或是对杜诗的搜集整理和编年，均呈现出非常繁荣的态势。本书将依据宋代诗歌和宋代诗话类著作，从诗歌创作和艺术批评的角度，探讨杜诗对宋诗的影响及宋人对杜诗的基本认识。
有许多学者对宋代的杜诗学和宋代诗人的学杜情况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分述如下。
对该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主要有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钱锺书《宋诗选注》在选注宋诗的同时，仔细梳理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 [1] ，在介绍诗人的小序中，作者对其诗歌创作的内容和特色都有简要而精妙的介绍，其中涉及诗人学习杜甫的一些情况。比如在黄庭坚的小序中，钱锺书就对黄庭坚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观点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2] 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也对宋人学杜多有涉及。钱锺书博览群书，目光普照，其学术见解深刻，引人深思。
许总的《杜诗学发微》是研究杜诗学的专书，也是构建杜诗学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和总结杜诗学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体特征、主要论点、代表学派和重要著作。许总归纳了杜诗学的发展概况，他把杜诗学分为四个阶段：中晚唐是杜诗学的肇始期，宋代是杜诗学的兴盛期，金元时期是杜诗学的过渡期，明清时期是杜诗学的总结期。许总指出：在宋代，“杜诗受到人们的极度推崇，杜甫被尊为‘诗圣’，杜诗被视同‘六经’，诗坛几乎无不尊杜、学杜。人们在对诗歌的本质、功能、价值及创作主张的论述中，往往集中于对杜诗的评论和分析上，在儒家政教诗学的极度发展中，强调杜诗的社会功用，宣扬杜诗‘忠君’说，即成为这一时期杜诗学的主要观点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同时，由于对杜诗的推崇，辑注杜诗更蔚为一代之风，所谓‘千家注杜’，可见其盛况” [3] 。在该书“内编”部分，作者对宋代杜诗学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宋诗宗杜新论”一节对宋代诗人宗杜学杜的总体倾向进行分析，并归纳了其中深刻的社会原因。作者认为，江西诗派和陆游、文天祥一样，既学习杜诗的形式，也学习杜诗的内容。 [4] 作者还论述了宋学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作者指出：“杜诗地位在宋代的确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理学的道统观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贯彻和集中表现……宋代的杜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和汉代的《诗经》研究一样，超越了自身的文学价值，成为儒家诗教的图解，几乎脱离了诗学的范畴而接近于经学……因而，对于在宋代理学的牢笼与支配之下，宋儒在杜诗研究中对杜诗本义的曲解和误解，也应当有一较为清醒的认识。” [5] “宋代理学的时代背景、实质内容就是宋人说杜的主要论点并影响千余年的杜诗‘忠君’说的植根土壤……宋代始尊少陵，原因正在于此。” [6] 许总还对宋代杜诗辑注的源流进行了详细考述。 [7] 许总对宋代江西诗派的杜诗学进行讨论，结合理论和创作，讨论了江西诗派的论杜和学杜，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江西诗派只追求艺术技巧、只学到杜诗格律形式”，“江西诗派在论杜中更多地从杜诗的缘情特征进而发现杜诗的美学价值”。 [8]
胡可先对宋代的杜诗学研究多有发明，他在《杜甫诗学引论》中对宋代诗人学杜问题有所讨论。 [9] 该书在“杜诗学史论”一章中讨论了宋末的杜诗学，在“杜诗学年表”一章中收集了北宋和南宋时期诸多的杜诗研究资料并予以编年。胡可先在《论宋末的杜诗学》一文中，对宋代理学与杜诗学的关系、南宋遗民的杜诗学和江湖诗派的杜诗学进行了论述，胡可先指出，“杜诗受到遗民的特别注意，杜诗的忠君爱国精神，得到遗民们的心灵呼应，杜诗的写实笔法，成为他们效法的楷模。他们在矛盾冲突中或避世隐居时，读杜诗，注杜诗，评点杜诗，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杜诗精神在遗民中得到充分发扬”，“杜甫的诗史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得到了大力的发扬”。 [10]
赵仁珪《宋诗纵横》一书，“横向探讨宋诗与宋代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系，纵向论述宋诗发展的过程” [11] ，对宋诗的发展脉络有清晰准确的描述，对宋代诗人学杜也多有卓见。 [12]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是研究江西诗派的专著，该书讨论了江西诗派的产生、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和影响。该书在讨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的诗歌创作时探讨了他们诗歌的艺术渊源，其中涉及杜甫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问题。莫砺锋认为，“黄庭坚学杜最特出的表现则有以下两点：第一，对前人语言艺术作有效的借鉴即所谓‘点铁成金’；第二，拗体七律” [13] 。莫砺锋认为，杜甫在艺术上对陈师道的影响，一是用俚语俗字入诗，二是句法。 [14] 他认为，陈与义在靖康事变以前的早期创作中受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较大，南渡之后则直接向杜甫学习，陈与义学杜主要表现在“沉郁的艺术风格”“七言律诗的句法”“用七言绝句写时事”三个方面。 [15]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在讨论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诗学体系的同时涉及杜诗对黄庭坚诗歌的影响问题。钱志熙讨论了黄庭坚各体诗歌的渊源，认为杜甫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山谷学杜，不单只七律一体，七古、七绝乃至五古，都见学杜之功，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杜，最根本的是学习杜甫由传统中推陈出新的创造法则，所以杜甫对他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体裁而言，山谷学杜，近体更多于古体，近体之中七律之学杜工夫最深，造就最大” [16] 。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研究杜诗对后世文学影响的专书， [17] 该书讨论了杜甫的生平及其诗歌成就，总结出杜诗“沉雄、工妙、比兴、用典、史笔、拗体、口语、拙句、叠字”等特色。该书讨论杜甫对唐宋诗人的影响，在宋代诗人中主要讨论了杜甫对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和陆游的影响。该书指出，“荆公有子美之工致，但乏其悲壮；有工部之健峭，但少其沉郁；有少陵之精绝，而无其高远；有老杜之圆妥，而逊其自然” [18] 。该书指出，“山谷喜以鄙语入诗……而杜甫每以鄙语入诗，不避粗硬” [19] ，“杜诗布局之谨严，亦为鲁直所师法也” [20] ，“山谷之贵用事，乃是以杜甫为圭臬而来” [21] ，“山谷学问之渊博可上追子美，而无愧色” [22] ，“他如诗体、句式，类杜甫者亦多” [23] 。该书认为，“后山诗步趋庭坚，而上追杜甫” [24] ，“其苦吟锻炼之精神，实可追踪子美，毫无愧色” [25] 。胡传安论述杜甫对陈与义的影响，认为“（陈与义）之诗风，正是杜甫之精神所在” [26] ，“诸如与义对仗自然，善于用事，工于吴体，亦均为子美之师法” [27] 。他还认为，“放翁无论诗派、诗体、诗风乃至句法、章法、创作态度均与杜甫神似……放翁诚杜甫之化身也” [28] ，“放翁实为诗圣异代之衣钵传人” [29] 。该书论述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从文论出发，涉及的作品较少。
关于南宋遗民诗人，方勇的《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不仅结合宗国覆亡的历史背景讨论了谢枋得、谢翱、林景熙、汪元量等诗人的诗歌创作，而且对南宋遗民诗人的布局结构、成员类型和不同心态、诗歌主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特别指出，南宋末年的遗民诗人，普遍存在“以诗存史”的观念，“使杜诗的‘诗史’精神得到了大力弘扬”。 [30]
除以上著作外，还有很多论文对此问题进行过讨论。杨胜宽认为：“宋人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唐代诗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杜甫‘诗人或不尚之’的风气，而且充分发扬了杜甫的诗歌精神，使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不仅具有艺术上集大成的地位，还与历史上人格最杰出的诗人屈原、陶潜等享有同样的令誉，他不仅是最受尊崇的唐代诗人，也是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 [31] 杨胜宽还认为：“宋代士人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最能在杜诗中找到感情上的共鸣。因此，杜甫在宋代之被重视，始于范欧等倡导‘庆历新政’之时；其后王安石、苏轼等均倡言革故鼎新，而杜甫的忠君忧国精神，正由他们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南北宋之交的靖康之难，南宋末的亡国之秋，有志之士如李纲、陆游、文天祥等人，对杜甫精神亦大肆赞扬，呼唤不已。” [32] 此外，杨胜宽还对宋代蜀人论杜进行详细梳理，他指出：“宋代蜀人论杜，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显著的地域特色。苏轼的不少开创性观点，不仅相对前人发所未发，而且对宋以后‘杜学’的发展的基本思维格局，具有清晰的‘定调’作用。如杜甫在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地位，杜甫一饭不忘君国，李杜不当优劣轩轾等观点，成为千载不可移易的定论。” [33] 苏轼首次标举杜诗的“集大成”，他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诗，皆集大成者也。” [34] 关于苏轼论杜，王文龙也指出，是苏轼提出杜诗“集大成”，杜诗有陋句，杜甫“一饭不忘君”的观点。 [35]
此外，黄穉荃《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一文简略谈到杜诗对宋代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36] 刘开扬《论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涉及杜甫对宋代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诗歌创作的影响。 [37] 黄志辉《全面认识杜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一文，对宋代的杜诗学发展概况有所论述。 [38] 刘新生著文讨论过杜诗对中唐至清代文学的影响，其中涉及的宋代诗人有杨亿、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均有精略论述。 [39] 此外，一些文学史著作普遍涉及宋代诗人的学杜问题，如《中国大文学史》就有“黄诗源出杜甫”“师道为诗规模杜甫”等结论。 [40]
关于北宋的学杜趋势，周裕锴认为：“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是在北宋中页后才真正奠定的。宋初诗人王禹偁尽管对杜诗保持着相当的敬意，但他的诗实际上走的是白居易浅切的路子。西昆体的首领杨亿则把杜甫目为鄙陋的‘村夫子’。宋仁宗以后，儒学思潮的复兴、诗文革新运动的崛起固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杜甫的政治伦理价值，但从道学家程颐不喜欢杜诗的‘闲言语’、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不好杜诗的奇怪现象中，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杜诗的艺术精神还未引起真正重视……韩愈在诗文两个领域中，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复兴儒学、讨伐西昆的旗帜。宋代诗坛由崇韩到崇杜的转移大约发生在熙宁、元祐年间，转变风气的人物首推王安石，辅之以王的政敌司马光、张方平、苏轼兄弟等等。” [41] 所述颇有道理。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宋诗最重要的诗歌典范的杜甫诗，早在庆历时期，便已经被广为学习，庆历诗坛的主要诗人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都曾深受其影响，而庆历诗歌的种种特点也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2] 。
关于南宋的杜诗学，杨胜宽指出：“南宋时代相对北宋而言，杜诗研究的著述大幅增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一方面侧重对杜诗艺术（其诗）的研究，另一方面侧重对杜诗人格（其人）的研究。” [43]
此外，金诤讨论了宋诗与陶诗、杜诗的关系。 [44] 段炳昌从宋人对杜甫的评价出发讨论了宋代诗风的演变。 [45] 聂巧平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阐释了宋代杜诗学兴盛的原因及其阶段性的特点，探讨了宋诗的特质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杜诗研究的影响，进而揭示出宋人对杜甫诗歌典范意义的论述与宋诗的建设同步发展及其并行互动的因果关系。 [46] 罗山鸿认为：宋人以学问为诗“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诗人杜甫”。 [47] 谷曙光对宋代诗人学杜也有所论述，并认为韩愈是宋人学杜的艺术中介。 [48]
宋代是杜诗学发展的高峰期，许多学者对宋代不同时期诗人的学杜情况进行过比较深入具体的研究。
在著作方面，有两部专著值得特别注意。一部是魏景波的《宋代杜诗学史》，该书共分五章，以历史为线索，以诗人为专题，梳理源流，考辨得失，在宋代文化和诗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宋代的杜诗学，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了宋代杜诗学发展的全貌。 [49] 另一部著作为邹进先的《宋代杜诗学述论》，该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篇主要概述宋人尊杜学杜的基本历程，中篇主要讨论宋人对杜诗的阐释，下篇则讨论王安石等六位诗人学杜的诗学实践。 [50] 以上两部著作均于2016年出版，是关于宋代杜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论文方面，也有一些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如徐志啸在《王禹偁文学思想简论》一文中论述了王禹偁的文学思想，指出王禹偁“诗学李、杜、白”的特点。 [51] 张忠纲认为：“作为白体代表人物的王禹偁，主张学白而实亦崇杜。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受到杜甫的深刻影响。‘子美集开诗世界’的卓识，在杜诗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两宋尊杜第一人’，王禹偁是当之无愧的。” [52] 陆德海则认为，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偁在杜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再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开’字应理解为展开、呈现而非开辟开创”。 [53] 关于杜甫对林逋的影响，钟婴认为林和靖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甫。 [54] 马茂军认为林逋诗的特点是平淡，“他的隐逸走的是儒家内圣之路”。 [55]
关于梅尧臣学杜，刘开扬认为，其诗“得杜诗之一端”，“圣俞不仅写深远闲淡的诗，他也从老杜学写雄豪横绝的诗”。 [56] 有学者指出，“梅尧臣早期的诗风是平淡的，发展到中期则变为雄肆古硬，后期显得圆熟和乐”，“梅尧臣正是以其学习‘李杜韩’、雄肆古硬的创作，为议论化、散文化的宋诗拉开了帷幕，使宋诗显现出异于唐诗的独特风貌”。 [57] 吴大顺则指出梅尧臣诗歌博采众长的特点。 [58] 关于苏舜钦学杜，张晶认为：“杜甫那种博大深厚的爱国忧民之情对苏舜钦影响很大。” [59] 也有学者指出苏舜钦的诗歌以豪放为主的特点。 [60] 赵晓兰认为，王安石“尊崇杜诗，潜心学杜，善于学杜，刻意求新……宋诗的基本特色是在王安石学杜并积极创新的基础上，在王安石手中才逐渐奠定的”。 [61] 吴中胜等认为：“王安石不但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学杜。在人格上汲取杜诗的精华，在风格技巧和表现方法上深入学习并不断创新，在文学主张上的一致性，影响了其诗的整体成就，人称‘东京之子美’。” [62] 杨胜宽指出：“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 [63] 李凯《苏辙论杜》认为：苏辙“对杜甫多难的人生表示深切同情，指出杜诗成就的取得与其多难的人生有关；高度评价杜诗成就，特别推崇杜诗的叙事技巧，提出了诗歌叙事的典型问题”。 [64] 也有学者认为苏辙的晚年诗作“是北宋末期诗歌史上的最重要的内容，也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一种别具深意的境界”。 [65]
关于黄庭坚学杜，学界讨论最多，也有不同认识。谢思炜指出：“在诗艺解释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以及他所代表的江西诗派。” [66] 周裕锴认为黄庭坚学杜前后期有所不同，他青年时期“对杜诗的理解主要是从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的角度着眼”，晚年则“发展了杜甫夔州后诗抒写个人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创作倾向”，着眼点放在句法、句中有眼、点铁成金和拗体七律等方面。 [67] 莫道才《黄庭坚论杜甫》论述了黄庭坚对杜甫诗歌的认识，指出黄庭坚钟爱杜甫，对杜诗的“忠义”“点铁成金”“大巧”等“认识甚深”。 [68] 黄镇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略论黄庭坚学杜》讨论了黄庭坚在语言和诗歌技巧等方面对杜诗的学习。 [69] 10周金标认为黄庭坚的七绝变体继承了杜甫的诗歌艺术。 [70] 郑永晓讨论了黄庭坚学杜方面的历史争议，认为“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 [71] 关于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学界也多有讨论，有学者认为陈师道的诗歌风格与黄庭坚有很大的差异，“将他纳入‘江西诗派’的阵营是不妥当的”。 [72] 还有日本学者指出，“陈诗是直接学杜诗而形成了他自家的风格”，但“与杜相比，陈的忧患始终是个人的、内向的”。 [73]
关于陈与义诗歌，胡明指出：“陈与义的诗尤其是南渡之后的诗，风格追绍老杜，沉郁悲壮，慷慨雄浑。”并且陈与义的诗与江西诗派有很大的不同。 [74] 李琨认为：“陈与义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与江西诗派相去甚远，实不应为江西派中人。” [75] 施洪波在《论陈与义之学杜》中也指出：陈与义“完成了由表面学杜到内质同杜的飞跃，造成了后期诗歌与杜诗风神相近，显得悲慨雄浑，奇壮沉郁，在最大程度上改造、丰富了江西诗风” [76] 。吴忠胜《“诗宗已上少陵坛”吗》一文认为陈与义诗歌沉郁似老杜，宏壮在杜陵廊庑，但他们之间也有种种差异，“杜甫的心理可以说是单一型的社会忧患，而陈与义则是双重心理。杜甫的心怀要比陈与义博大深广……（陈与义）沉郁忧患之时有退避有解脱，不如杜甫执着。所以其沉郁宏壮亦不如杜之深广，他们有着程度上的差异。陈与义终是似杜而不能比杜：‘简斋似于杜而全滞于色相矣’”。另外，“杜诗偏向‘社会史’，陈诗偏向‘心灵史’”。 [77] 白敦仁指出陈与义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等与杜甫诗歌的相似性。 [78] 吴中胜认为，杜甫重社会忧患，陈与义则有社会忧患和个人忧患的双重负荷。 [79] 关于陆游学杜，有学者指出，陆游人格理想似杜，风格技巧和表现手法似杜，文学主张似杜，但陆游功名之念甚于杜，词意句法重迭互见的缺点甚多。 [80] 陆游的《示儿》流传千古，王晓祥论述了杜甫的示儿诗，认为杜甫的示儿诗是杜诗中的精品，“开示儿诗的先导”。 [81] 曹栓姐认为：“陆游来到四川，随着阅历的丰富、眼界的开阔，其诗歌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都开始向杜甫靠拢，成为宋代学杜最有成就的篇章。” [82]
学界对文天祥诗歌有较多的讨论。屈守元论及文天祥与杜甫的关系，指出杜甫对文天祥影响最大。 [83] 有学者指出，文天祥“认真学习杜诗的‘诗史’传统”，并且“学习杜诗的沉郁顿挫，因而形成自己诗歌悲壮苍凉的风格”。 [84] 邓晓琼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了文天祥学杜的成就。 [85] 关于杜诗对文天祥诗歌的影响，钟树梁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诗篇意义重大，立大题目，写大题材”，“二是诗篇震撼力强，深入人心，感人至深”，“三是诗歌声气广，互相呼应，蔚然成风，同声相应”。他说：“文天祥学杜甫，其精神与杜甫一脉相承，其行谊与杜甫易地而皆然，其诗篇是为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人学杜的一派，而且较陆游更有所发展。”他还认为文天祥是“南宋一大家”。 [86] 关于文天祥的《集杜诗》，莫砺锋指出，“文天祥的这些集杜诗是历代集句诗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他把文天祥的《集句诗》二百首按照题材内容分为七大类，他指出，这七类之中有六类皆有佳作，尤其以咏宋末史事及有关人物和诗人自己抗元入狱经历的集句诗，成就最为突出。但其中有些诗歌“有支离破碎之病，读来不免有勉强拼凑成篇之感”，特别是《胡笳曲》十八首，“往往有诗意支离，词句芜杂之病”，“写得比较草率”，“艺术成就不如《集杜诗》二百首”。 [87] 还有人讨论过文天祥《集杜诗》与《胡笳曲》的异同，指出“其相同处表现在诗歌中包含的主题精神和诗歌主张上，不同处表现在这两类诗的艺术形式和给我们提供的认识价值上” [88] 。黄镇林则认为，文天祥的《集杜诗》，抨击权臣误国，深切怀念故旧妻儿，怆然为世道感叹，集杜诗而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做到天衣无缝、形同己出”。 [89] 关于汪元量学杜，方勇指出：“南宋遗民诗人汪元量诗学杜甫，遵循‘走笔成诗聊纪实’的创作原则，其诗全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宋末的历史现实。在叙事纪实的形式方面，他还继承了杜甫以联章组诗来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法而又有重大突破，使我国的诗史创作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90]
关于宋代的杜诗艺术批评，学界的研究不够深入，也没有出现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仅有一些学术论文对此问题略有涉及。如林继中的《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杨胜宽的《南宋杜学片论》和《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刘文刚的《杜甫在宋代的魅力》、聂巧平的《宋代杜诗学论》等。 [91] 这些文章多从杜甫和杜诗在宋代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影响力方面展开研究，基本上未就宋人的杜诗艺术批评的角度进行讨论。
有一些学位论文对宋代的杜诗艺术批评有所涉及。博士学位论文方面，王红丽的《宋人唐诗观研究》曾论及宋人对杜诗字句精准独特、写物工巧以及诗学经典等问题的评述。梁桂芳的《杜甫与宋代文化》则从文化学视角出发，偏重于阐释杜甫对于宋代的文化史意义，其第四章较为宏观地论述了杜诗对于宋诗思想与艺术的影响，实际上还是偏重于对杜诗在宋代传播和接受情况的研究。 [92]
硕士学位论文方面，郭月莲的《老成：杜诗风格与宋代诗学的“视界融合”》从两宋诗学理论及杜诗创作实际出发，探索了宋代诗学对于杜诗“老成”艺术特色的认同和继承。余思亮的《宋代诗话中的杜甫批评》从宋代诗话特别是江西诗派诗学理论入手，着重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了宋人崇杜现象，就宋人诗话中对于杜诗语言风格、炼字、句中眼、平仄、对仗等方面的批评有粗略论述。 [93] 可见，学界对宋代的杜诗艺术批评关注不够。
除以上著作和论文外，还有一些成果与本论题紧密相关。我们注意到，许多学者论及宋代的杜甫研究，如廖仲安、王学泰指出，“有宋一代是杜诗研究的兴盛时代”，并分析了杜诗从不受重视到被重视的过程和原因，列举了宋人研究杜诗的盛况，以及宋人研究杜诗的成就和不足。 [94] 王学泰归纳指出了宋代杜诗研究的主要成就，即“杜集定本的出现”，“杜甫生平的考证、杜甫年谱的编订已经无大差误”，“通过注解笺释基本上弄通了杜诗”。 [95] 刘崇德指出，宋人的评杜、尊杜，“不仅造成了杜诗的种种曲解，也造成了对于杜甫这位唐代的伟大诗人形象的扭曲”。 [96] 张忠纲论述过北宋和南宋时期的山东杜诗学的发展情况。 [97]
关于宋代对杜诗的辑注，学界多有讨论。宋代辑注杜诗的简况如下：孙仅作《读杜工部诗集序》，此为宋人编辑杜诗的开始；苏舜钦于景祐三年（1036）编成《老杜别集》；王洙于宝元二年（1039）编成《杜工部集》；刘敞编有《杜子美外集》；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诗后集》；嘉祐四年（1059）王琪等在王洙本的基础上编成《杜工部集》。南宋杜集的整理更为兴盛，绍兴年间有王祖宁本、吴若本、郑卬本、鲁訔本、黄长睿本等，其中黄长睿编的《校定杜工部集》是最早的编年本。此后杜诗注本纷然而起，有所谓“千家注杜”之盛。淳熙八年（1181）出现了杜诗的集注本，即郭知达所辑《杜工部诗集注》（即《九家集注杜诗》）。在南宋末年，还出现了杜诗评点本，即高楚芳编辑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为刘辰翁所评点。 [98]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杜诗诗话，如方道深所辑《诸家老杜诗评》、蔡梦弼集录《杜工部草堂诗话》。 [99]
除以上外，还有学者谈到杜诗与宋词的关系，如张志烈在文章中论及杜甫咏物诗与南宋人咏物词的关系。 [100] 刘扬忠讨论过杜甫对辛弃疾、姜夔诗词创作的影响。 [101] 吴明贤在《试论杜甫的“狂”》一文中对杜甫性格中的狂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作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102] 韩成武讨论了杜甫精神和杜诗的文化意义。 [103]
由以上可以看出，学界对宋代诗人学杜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许多学者是从宋人论杜的角度研究宋人对杜诗的态度，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没有涉及或涉及较少；有一些问题争议较大，学界没有一致意见；一些问题未见论述或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宋代诗人学杜的阶段性及各个阶段学杜的总体特点缺少论述。另外，学界对于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的研究尚不够全面，缺乏深入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对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未能加以利用，诚为憾事。
关于宋人诗歌创作学杜问题，本书拟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和考察。所谓比较，即通过通读主要的宋人别集，将宋诗与杜诗进行比较，考察宋诗对杜诗的学习、继承、模拟情况及其新变。
要进行以上比较，除通读宋人主要别集外，还应掌握杜诗在内容、形式和艺术上的基本特征。
本书认为，杜诗在内容上的特征是关心国事和民生，具有“诗史”意义。邓小军认为：杜甫的诗史精神是“诗人国身通一精神”“良史精神”“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和“平等精神”，“杜甫诗史精神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 [104] 刘明华认为：“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因素。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最突出的。作为社会良知，杜甫最终关心的是人，是一切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在这一点上，诗人博大的胸怀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105] 杜甫的诗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而且表达了对国事和民瘼的深切关怀。
从体裁上看，杜甫的七言律诗有较多的创新和创造，也体现出多种风格。杜甫有一种具有萧淡婉丽风格的七言律诗。裴斐认为，栖息草堂时期，杜甫的七律和五律都呈现出“萧淡婉丽，近似陶谢”的风格，特别是七言律诗，“真正达到纯熟完美的境界”，“萧淡婉丽，细入无间”。 [106] 同时，杜甫的七言律诗也体现出老健疏放的风格。叶嘉莹就认为杜甫定居成都草堂的作品已从纯熟完美转变为老健疏放，杜甫进入夔州后，变体拗律横放杰出，正格七律则达到完全的从心所欲的化境。就技巧而言，此时的七律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七言律诗才得真正发展臻于极致”。 [107] 杜甫的七言律诗更具有浑涵汪茫、雄浑悲壮的风格，这类七律悲壮苍凉，沉郁顿挫，亘古绝今，惊天动地，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五言律诗则较多体现出沉郁顿挫的特征。杜甫的五言律诗有的极为壮美，如《登岳阳楼》，“仅二十字便囊括了整个人生、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还包含那么多耐人寻思的言外意，而意境又是如此真切而生动，这才是艺术上的奇迹” [108] 。从整体上看，杜甫的五言律诗虽具有多种风格，但他沉郁顿挫的五言律诗最具代表性，取得的成就也最高。
杜甫以《北征》为代表的五言古体诗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这些作品的最大特色便是自身经历与社会时期、身世自叹与忧国伤时浑然相融为一体，普遍呈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后世白居易等人能写出近似三《吏》三《别》的作品，却决写不出近似《赴奉先咏怀》和《北征》的作品”。 [109] 除此之外，杜甫的山水纪行组诗、《同谷七歌》、联章七律和长篇排律等亦各具特色。
在诗歌句法上，杜甫擅用“当句对”和“时空并驭”的句法。杜甫诗中喜用“当句对”，如“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等。杜甫首次把“当句对”的对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 [110] 杜甫还常用一种“时空并驭”的句法，使用得也非常成功，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锦江春色来天地，玉磊浮云变古今”等皆是。韩成武先生认为：“杜甫‘时空并驭’的手法，还常用于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每每在一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而且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语，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 [111]
除以上所述之外，杜诗的创新和特点还有一些，如杜甫变先前诗歌以抒情为主为以叙事为主，变先前的歌唱理想为描写实际人生；杜甫首创“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杜甫首次把时局题材引入七律；杜甫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丁卯句法”等。 [112]
本书拟在前人基础上展开杜诗与宋诗的比较，拟重点讨论以下问题：宋人学杜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杜诗影响宋诗的阶段性及其特点，以及宋代诗人学杜的成就和局限；宋代崇杜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杜甫“诗史”精神在宋代的继承与新变；杜诗风格在宋诗中的再现；杜诗艺术技巧对宋诗的影响；宋诗使用杜诗典故的基本情况与特征等。
关于宋代的杜诗艺术批评研究，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本书拟从整理和分析两宋时期的诗话、笔记、选集、论诗诗文、札记、杜诗注本等文献入手，首先对基本的文学批评史料进行钩沉。然后，在两宋社会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结合宋代文坛的创作宗尚，系统地梳理宋人对于杜诗艺术批评的主要观点，并对宋人关于杜诗艺术风格、艺术手法乃至艺术渊源、艺术成就等具体艺术批评进行深入研究。
在宋代的杜甫艺术批评方面，本书拟讨论以下问题：宋人对杜诗艺术成就的讨论；宋人对杜诗艺术渊源的主要观点；宋人对各类体裁杜诗的不同看法；宋人对杜诗艺术风格的评判；宋人对杜诗对仗和用典问题的讨论。
总之，本书将采用内容风格比较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宋人诗歌创作学杜问题和宋代杜甫艺术批评进行全方位讨论。
[1]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页。
[3]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5]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6]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7]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8]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9] 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 胡可先：《论宋末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
[11] 程杰等：《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12] 赵仁珪：《宋诗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
[13]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7页。
[14]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69页。
[15]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46页。
[16]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17]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
[18]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87页。
[19]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20页。
[20]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20页。
[21]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18页。
[22]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16页。
[23]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23页。
[24]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28页。
[25]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27页。
[26]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37页。
[27]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40页。
[28]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85页。
[29] 胡传安：《诗圣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88页。
[30]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31] 杨胜宽：《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32] 杨胜宽：《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33] 杨胜宽：《宋代蜀人论杜》，《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
[34] 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按：关于杜诗集大成的说法，元稹首开其说，宋祁、苏轼继其说，秦观又加以发扬，此说遂成定论，为后人接受。
[35] 王文龙：《说东坡论杜》，《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
[36] 黄穉荃：《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草堂》1983年第1期。
[37] 刘开扬：《论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第1期。
[38] 黄志辉：《全面认识杜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3期。
[39] 刘新生：《杜诗对后世的启迪和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40] 柳存仁：《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0—453页。
[41] 周裕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3期。
[42] 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人对杜诗的发现与继承》，《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43] 杨胜宽：《南宋杜学片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3期。
[44] 金诤：《宋诗与陶杜》，《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45] 段炳昌：《从对杜甫的评价看宋代诗风的演变》，《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
[46] 聂巧平：《宋代杜诗学论》，《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
[47] 罗山鸿：《浅论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8] 谷曙光：《艺术津梁与终极目标——论韩愈作为宋人学杜的艺术中介作用》，《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49] 魏景波：《宋代杜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50] 邹进先：《宋代杜诗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51] 徐志啸：《王禹偁文学思想简论》，《中州学刊》1985年第1期。
[52] 张忠纲：《王禹偁——两宋尊杜第一人》，《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
[53] 陆德海：《“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4] 钟婴：《林和靖其人其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55] 马茂军：《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6] 刘开扬：《梅圣俞与杜诗》，《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2期。
[57] 艾思同：《论梅尧臣的诗风》，《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
[58] 吴大顺：《博采众长话宛陵》，《广西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59] 张晶：《论苏舜钦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松辽学刊》1989年第1期。
[60] 胡问涛、罗琴：《论苏舜钦诗歌的艺术特色》，《重庆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61] 赵晓兰：《王安石与杜甫》，《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4期。
[62] 吴中胜、孙雨田：《东京之子美——论王安石诗学杜》，《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
[63] 杨胜宽：《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4] 李凯：《苏辙论杜》，《内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65] 朱刚：《论苏辙晚年诗》，《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66] 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67] 周裕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3期。
[68] 莫道才：《黄庭坚论杜甫》，《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2期。
[69] 黄镇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略论黄庭坚学杜》，《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70] 周金标：《试论黄庭坚的七绝变体》，《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1] 郑永晓：《关于黄山谷学杜的历史争议及重新认识》，《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8期。
[72] 曹凤前：《陈师道是江西派诗人吗——兼谈陈师道与黄庭坚诗风之差异》，《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73] [日]横山伊势雄：《陈师道的诗与试论》，张寅彭译，《阴山学刊》1997年第2期。
[74] 胡明：《关于陈与义诗歌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
[75] 李琨：《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吗？》，《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76] 施洪波：《论陈与义之学杜》，《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77] 吴忠胜：《“诗宗已上少陵坛”吗》，《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
[78] 白敦仁：《论陈简斋学杜》，《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3期。
[79] 吴中胜：《陈与义与陶杜心态比较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80] 吴中胜、钟峰华：《“放翁前身少陵老”吗——论陆游学杜》，《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
[81] 王晓祥：《杜甫的示儿诗》，《草堂》1987年第2期。关于杜甫的这类诗歌的研究，还可参见詹杭伦《杜甫的教子诗》，《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
[82] 曹栓姐：《诗外工夫与杜甫门墙——以川中诗为例谈陆游学杜》，《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83] 屈守元：《文天祥与杜甫》，《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84] 龙霖：《少陵杜鹃心——文天祥学杜简论》，《吉安师专学报》1995年增刊。
[85] 邓晓琼：《“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论文天祥学杜诗》，《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4期。
[86] 钟树梁：《杜甫与文天祥》，《草堂》1986年第1期。
[87] 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 〈集杜诗〉》，《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3期。
[88] 赵超、王渭清：《文天祥 〈集杜诗〉 与 〈胡笳曲〉 异同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89] 黄镇林：《善陈时事，同声相应——从文天祥 〈集杜诗〉 看杜诗对后世的影响》，《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
[90] 方勇：《走笔成诗聊纪实——简论南宋遗民诗人汪元量诗歌的特征》，《天中学刊》1999年第4期。关于汪元量诗歌的诗史特色还可参见高明泉《宋亡之诗史，悠悠之哀情——汪元量诗歌简论》，《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章楚藩《略论爱国诗人汪元量的诗歌》，《杭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91] 林继中：《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杨胜宽：《南宋杜学片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3期；杨胜宽：《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刘文刚：《杜甫在宋代的魅力》，《文史杂志》2003年第1期；聂巧平：《宋代杜诗学论》，《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
[92] 王红丽：《宋人唐诗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梁桂芳：《杜甫与宋代文化》，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梁桂芳的博士学位论文以相同题目于2011年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93] 郭月莲：《老成：杜诗风格与宋代诗学的“视界融合”》，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4年；余思亮：《宋代诗话中的杜甫批评》，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6年。
[94] 廖仲安、王学泰：《论唐宋时期的杜甫研究》，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95] 王学泰：《杜诗的赵次公注与宋代的杜诗研究》，载中国杜甫研究会编《杜甫研究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6] 刘崇德：《“诗史”与宋代诗风》，载中国杜甫研究会编《杜甫研究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7] 张忠纲：《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52—255页。
[98] 参见许总《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述略》，《文献》1996年第2期。
[99] 参见张忠纲《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
[100] 张志烈：《谈杜甫咏物诗与南宋人咏物词》，《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
[101] 刘扬忠：《稼轩词与老杜诗》，《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蔡锦芳：《姜夔与杜甫》，《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
[102] 吴明贤：《试论杜甫的“狂”》，《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
[103] 韩成武：《弘扬杜甫精神，回应人类危机——纪念伟大诗人杜甫逝世1230周年》，《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104] 邓小军：《杜甫诗史精神》，《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05] 刘明华：《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106] 裴斐：《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107] 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 代序》，《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页。
[108] 裴斐：《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109] 裴斐：《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110] 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1] 韩成武：《杜诗艺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12] 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