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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国破家亡的痛苦刺激着诗人敏感的心灵，南宋诗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西诗派追求技巧、叙写日常生活的创作方法有了改变，呼吁抗金、描写现实、叙写离乱、反映爱国情怀的诗歌大量涌现。这个时期活跃在诗坛上的是陈与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无一例外都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叙写现实的诗歌大量涌现。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入寇，陈与义自陈留避地襄、汉，转徙湖湘之间，集中有《发商水道中》，自此始经离乱漂泊。陈与义学杜取神，写出了一系列与杜诗神似的诗篇。如《次舞阳》：“大道不敢驱，山径费推寻。丈夫不逢此，何以知岖嶔。” [32] 这是陈与义漂泊生活的生动写照，诗句平易，却写出了躲避金兵的实际情况。《次南阳》：“却凭破鞍去，风林生七哀。” [33] 《西轩寓居》：“辛苦元吾事，淹留更此心。” [34] 慷慨悲愤，有不能为国出力之叹，见出陈与义兵兴后的感慨之深。又陈与义《感事》沉郁顿挫，逼近杜诗。“风断黄龙府，云移白鹭洲” [35] 一联，上句写二帝北狩，下句写金陵宗庙， [36] 表面上纯是景语，却深关国事时局。“莫愁织绮地，年来战马过” [37] ，这样的诗句深刻地反映了烽火连天的时代，是宋金战争的真实写照。而“偷生亦聊耳，难与众人言” [38] ，“客心忽悄怆，归路迷行踪” [39] ，“百感醉中起，清泪对君挥” [40] ，则曲折地反映了战乱中士人的心态。正如吴之振所说：“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 [41] 此说极有道理。
陆游诗歌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那个时代的诗史。从陆游诗歌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陆游《幽居》云：“翳翳桑麻巷，幽幽水竹居。纫缝一獠婢，樵汲两蛮奴。雨挟清砧急，篱悬野蔓枯。邻村有鬻子，吾敢叹空无。” [42] 此诗隆兴元年（1163）秋作于山阴，写出了“邻村有鬻子”的社会现状。陆游《洊饥之余复苦久雨感叹有作》“道傍襁负去何之？积雨仍愁麦不支” [43] ，写出了淳熙九年（1182）正月山阴久雨伤稼的现实。又《秋获歌》“数年斯民厄凶荒，转徙沟壑殣相望。县吏亭长如饿狼，妇女怖死儿童僵” [44] ，这也是现实的真实写照。陆游关心百姓生活，他的《寄奉新高令》是淳熙七年（1180）于丰城高安道中写给奉新知县高南寿的，诗中写到了农民的贫困和艰难，希望高县令宽以待民，此与杜甫《又呈吴郎》意味相同。《晚登子城》：“胡行如鬼南至海，寸地尺天皆苦兵。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欃枪。” [45] 这样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的战争情况。陆游“太行之下吹虏尘，燕南赵北空无人” [46] ，亦有“诗史”之意。
范成大对穷苦者抱有深深的同情，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冬天卖鱼菜者，诗云：“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 [47] 他在另一首诗中写到雪中卖药者，诗题云《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 [48] ，都对百姓致以深切同情。他既写农民之乐，更写农民之忧，都亲切有味。范成大的诗歌广泛反映了农民的苦难生活，如《催租行》写官吏的横行乡里，农民的痛苦无奈，历历在目。范成大又有《后催租行》，写嫁女如卖女，痛入骨髓。又如《劳畲耕》写峡农甘冒艰辛，斫畲大山之巅，就是因为这里租税较轻，还可以吃饱饭。不像那些土地肥沃的地方，苦于奸吏征求，反而没有饭吃，表现出对奸吏的痛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范成大集中著名的篇章。在这一组诗歌中，范成大写农人之乐和农人之忧，对农村生活加以详细描绘，对农民的苦难寄以深切同情，“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 [49] 。范成大使金途中写的一组纪行诗，既写途中山川形胜、风物之美，又写沦陷区人民对恢复失地的渴望，十分动人。这组诗歌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也有诗史意义。
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之中，杨万里的诗歌对现实的关注是不够的。杨万里的诗歌主要描写山水风景，他能够非常轻巧地把眼前的景物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但他的诗歌太轻快，太灵巧，细碎轻薄，不够沉着有力，给人华而不实、文胜于质的感觉。另外，“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50] 。他的诗歌不能使人感动，用钱锺书的话说，“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 [51] 。杨万里满目都是山川风景，而不肯向多灾多难的人间看上一眼，这也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缺憾。 [52]
总体说来，除了杨万里，这个时期的诗人都写出了关心国事和民瘼的作品。将江西诗派与这个时期的诗人相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学习杜诗的技巧、艺术、法度，不会写出有成就的诗。只有把学习技巧、锤炼语言，与学习杜甫思想、境界结合起来，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写出优秀的诗歌。
南宋后期，首先登上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即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他们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开始转而学习晚唐诗，使唐体重新流行。再有就是姜夔、刘过、戴复古、刘克庄等江湖派诗人，成分比较复杂。宋亡之际，又出现了文天祥、谢翱、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等一大批诗人，用诗歌歌咏和记录亡国的痛苦与悲哀。在这些诗人中，文天祥、汪元量等写的诗有明显的诗史意味。
南宋后期，最早登上诗坛的永嘉四灵，他们的诗均浅显细碎，以晚唐姚合、贾岛为宗，很少涉及社会现实，不仅内容单调狭窄，风格单一，艺术性也不高。而此后的文天祥对现实的描写非常深刻。
文天祥是宋末抗元的英雄，他的诗歌以元军攻破临安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比较无聊，内容平庸琐屑。后期诗歌则长歌当哭，慷慨激昂，“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 [53] 。作者自云：“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 [54] 文天祥的诗歌以诗存史，记录了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以及诗人自己的心路历程，可称诗史。如其《和言字韵》云：“悠悠天地阔，世事与谁论。清夜为挥涕，白云空断魂。死生苏子节，贵贱翟公门。前辈如瓶戒，无言胜有言。” [55] 此诗作于留北期间，诗前有序云：“予以议论大烈，北愈疑惮，不得归关，将校官属，日有叛去，世道可叹。”诗人在“将校官属，日有叛去”的时刻保持内心的坚贞，诚属可贵。又《愧故人》：“九门一夜涨风尘，何事痴儿竟误身。子产片言图救郑，仲连本志为排秦。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56] 诗中表达自己立志救国的决心。文天祥有《纪事》绝句一组，更有诗史意味，据此诗诗序，诗人使北期间，北人渐不逊，文天祥慷慨云：“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从这些诗歌之中，也可以看出诗人殉国的决心。《高沙道中》是叙述诗人从敌营逃出的长篇叙事诗，这是一个人的逃亡经历，也是一个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文天祥被元军押往大都，一路上所见所感，寄之以诗。他经过保州，作《保州道中》，诗叙写路过保州所见风物，追述此地的历史人文，抒发自己被俘的感慨，颇有沉郁之气。尽管文天祥的诗歌在艺术上有平铺直叙的毛病，显得粗糙了一些，但算得上是真正的诗史。
汪元量以诗记宋亡历史，其诗也有诗史之称。 [57] 他把自己的诗歌称为“野史”，他说“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 [58] 。他的这类诗多为七言绝句，有所谓“幽忧沉痛”的风格。但细味其诗，过于流利畅达，总体不脱其乐师本色。汪元量《醉歌》写元军入城、宋室投降事，多正史所未载，刘辰翁称之为“江南野史”。汪元量有《越州歌》二十首，叙述元军入临安后的情况。他还有《湖州歌》九十八首，写宋帝后从临安到大都的详细经过及期间发生事件的种种细节，都具诗史意味。但在《湖州歌》中，他写到宋宗室在大都受到优待，所谓“三宫满饮天颜喜”，“须臾殿上都酣醉”，恐怕都有虚美和夸张的成分。有人认为汪元量的诗歌具有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 [59] 本书认为，汪元量对宋亡的态度是值得寻味的。王国维说：“（汪元量）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具在，不必讳也”，“水云本以琴师，出入宫禁，乃倡优卜祝之流，与委质为臣者有别”。 [60] 王国维所说不无道理。
除文天祥、汪元量以外，其他的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他们的诗歌尽管成就不高，但对社会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从这个时期的诗歌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诗人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他们自觉地用诗歌记录宋末天崩地解的大变动，记录大变动中的事件以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诗歌对社会现实有非常深刻的反映。
综上，北宋初期，尽管王禹偁的诗歌对社会现实有较为深入的反映，但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诗人对社会现实关注不够。北宋中期诗人努力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开始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写出了许多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歌，这是北宋中期诗人对北宋前期诗歌远离现实的不良倾向进行反思的结果。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诗歌字斟句酌，法度井然，有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个时期只有张耒写出了一些关心民瘼的诗歌。这是片面学习杜甫字句、法度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南宋前期呼吁抗金、描写现实、叙写离乱、反映爱国情怀的诗歌大量涌现，他们的诗歌无一例外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南宋后期，永嘉四灵的诗歌不太关注社会现实，但宋亡之际的文天祥、汪元量等一大批诗人用诗歌歌咏和记录亡国的痛苦与悲哀，叙写现实的诗歌又一次达到高潮。
[1]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页。
[2] （宋）林逋：《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林和靖诗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3] 如林逋《旅馆写怀》云：“可堪疏旧计？宁复更刚肠。的的孤峰意，深宵一梦狂。”《林和靖诗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又《淮甸南游》：“胆气谁怜侠，衣装自笑戎。寒微敢相掉，猎猎酒旗风。”《林和靖诗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宋）林逋：《偶书》，《林和靖诗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5] （宋）林逋：《深居杂兴六首》（之二），《林和靖诗集》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6] （宋）王禹偁：《对雪示嘉佑》，《王禹偁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7] （宋）梅尧臣：《汝坟贫女》序，载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8] （宋）苏舜钦：《庆州败》，《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4页。
[9] （宋）苏舜钦：《有客》，《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0页。
[10] （宋）苏舜钦：《己卯冬大寒有感》，《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88页。
[11] （宋）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前言》，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5页。
[12] （宋）欧阳修：《食糟民》，《欧阳修全集》卷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1页。
[13] （宋）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欧阳修全集》卷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3页。
[14] （宋）欧阳修：《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欧阳修全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0页。
[15] （宋）欧阳修：《边户》，《欧阳修全集》卷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页。
[16] 参见（宋）欧阳修《论西北事宜劄子》，《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84页。
[17] （宋）苏轼：《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睛，遂行，中途雪复作》，《苏轼诗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3页。
[18] （宋）苏轼：《陈季常所蓄 〈朱陈村嫁娶图〉 二首》（其二），《苏轼诗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0页。
[19] （宋）苏轼：《鱼蛮子》，《苏轼诗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4页。
[20] （宋）苏辙：《春旱弥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栾城三集》卷三，《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7页。
[2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22] （宋）黄庭坚：《和谢公定征南谣》，《山谷外集诗注》卷四，《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70页。
[23] （宋）黄庭坚：《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寄诸将四首》，《山谷诗集注》卷八，《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04页。
[24] （宋）黄庭坚：《对酒歌答谢公静》，《山谷外集诗注》卷三，《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25页。
[25] （宋）陈师道：《宿合清口》，《后山诗注补笺》卷十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0页。
[26]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页。
[27] （宋）张耒：《大雪歌》，《张耒集》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页。
[28] （宋）张耒：《叙雨·序》，《张耒集》卷五，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6页。
[29] （宋）张耒：《和大雪折木》，《张耒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7页。
[30] （宋）张耒：《京师阻雨二首》，《张耒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5页。
[31] （宋）张耒：《田家三首》（其三），《张耒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6页。
[32] （宋）陈与义：《次舞阳》，《陈与义集校笺》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页。
[33] （宋）陈与义：《次南阳》，《陈与义集校笺》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34] （宋）陈与义：《西轩寓居》，《陈与义集校笺》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
[35] （宋）陈与义：《感事》，《陈与义集校笺》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页。
[36] 按：此说见《瀛奎律髓》卷三十二。《陈与义集校笺》的笺注认为“其说近是而未确”，以为“‘云移白鹭洲’，盖有慨于朝局之中变也”。本书以为似以《瀛奎律髓》之说较为恰切。
[37] （宋）陈与义：《送大广赴石城》，《陈与义集校笺》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页。
[38] （宋）陈与义：《独立》，《陈与义集校笺》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39] （宋）陈与义：《与信道游涧边》，《陈与义集校笺》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8页。
[40] （宋）陈与义：《同左通老用陶潜还旧居韵》，《陈与义集校笺》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页。
[41] （清）吴之振等选：《宋诗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9页。
[42] （宋）陆游：《幽居》，《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3] （宋）陆游：《洊饥之余复苦久雨感叹有作》，《剑南诗稿校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2页。
[44] （宋）陆游：《秋获歌》，《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0页。
[45] （宋）陆游：《晚登子城》，《剑南诗稿校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19页。
[46] （宋）陆游：《涉白马渡慨然有怀》，《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9页。
[47] （宋）范成大：《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范石湖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页。
[48] （宋）范成大：《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范石湖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49]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4页。
[50]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51]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52] 按：也有学者认为：杨万里诗歌的“思想价值”表现在他“对国事的深切关注和坚决主战的政治态度上”，同时，杨万里的诗歌“还有许多描写农民劳动生活题材的作品”。见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钱锺书则说：“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53]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54] （宋）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13页。
[55] （宋）文天祥：《和言字韵》，《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14页。
[56] （宋）文天祥：《愧故人》，《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14页。
[57] 李珏：《书汪水云诗后》：“（水云诗）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亡宋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见《汪元量集校注》引《诸家评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58] （宋）汪元量：《答林石田》，《汪元量集校注》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59] 程瑞钊：《浅论汪元量诗歌的人民性》，《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60] 王国维：《湖山类稿水云集跋》，参见《汪元量集校注》引《诸家评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