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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领域，晚清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女性文学创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发达，形成了一个文学与妇女解放思潮互动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主要有秋瑾、吕碧城、燕斌、陈撷芬、张昭汉、何震、唐群英、幻影女士、刘韵琴、吕逸、黄静英、毛秀英、林宗素、曾兰、张竹君等，她们的创作涵盖诗词、政论文、小说等文体。并且女性书写中开始涌现出越来越浓郁的新元素，诸如反抗意识、自主意识等。到了维新语境中，秋瑾等的文学书写中更加强烈地体现出了妇女解放的诉求，秋瑾代表女性喊出了争取女权的愿望。她们的书写带来了20世纪初叶文学变革的新亮点。
从题材上看，这一时期女性书写以反映家庭生活、女性教育为主，也涉及法律、经济生活；从体裁上看，在新文体、诗词曲以及小说等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文学成就；从主题上看，涉及批判旧伦理道德、感慨女性命运、争取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方面。这些书写均很好地呼应了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
（一）古体诗词——旧瓶新酒释女权
由于妇女长期被禁锢、拘囿在狭小的家庭之中，所以自古女子的书写多局限在诗词歌赋这类创作上，而且格局与视野相对比较狭窄，多跳脱不出离情别绪、恨春悲秋的闺阁小女子情怀，也因而女性写作被世人指责为走不出“裁红刻翠，写怨言情，千篇一律”的窠臼。这在吕碧城看来，女性不能够“传经续史”不是因为天生才智薄弱，其根本原因是当时教育的不均衡。她认为就词章而论，女性写作，贵在有“真性情”，一定要“推陈出新，不袭窠臼，尤贵格律隽雅，情性真切，即为佳作”。 [70] 写出“性情之真”，是指女性写作尤其要体现出性别身份和性别特点，因为“女子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 [71] 尽可以如“诗三百”般“言情写怨”，展现出属于女子的这些“本色”特质。如此鲜明地强调女性性别身份的写作，吕碧城无疑是第一人。对此吕碧城身体力行，书写了许多率性、情词恳切、性别身份明确的诗词，其中不乏许多真切地抒发对民族国运深切忧虑和关注的上乘佳作。如《书怀》中写道：“眼看沧海竞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72] 认同男女平权是解放妇女、国家强盛的唯一路径。因而面对社会时局的动荡变乱，她积极地宣扬男女平权，提倡女学，一改女性古体诗作内容的单一和狭小。又如《满江红·感怀》中的“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 [73] 借用古体曲词来传导新兴的女权思想，情感真纯激越。吕碧城为中国古体诗输入了新血液，注入了新生命。
这一时期，用古体诗词摹写女子处境、呼吁女权、倡言妇女解放的女性诗人与诗作不断涌现，以秋瑾和吕碧城作品最多，成就最高。除她们二人之外，也有一些女权意识鲜明，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与诗作。
袁枚《随园诗话》中记载，杭州的赵钧台到苏州买妾时有一位美貌而脚大的李姓女子（姓名与生卒年不详）来面试，赵钧台给她出了《弓鞋》的诗题，李姓女子当即作诗：“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74] 诗作酣畅淋漓地抨击男权社会病态的审美观，直戳裹足陋习的深层文化心理。
更有无名女子的题壁诗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据《庚子记事》记载，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有一无名女子带领着“一姥一仆”逃难避祸，逃难途中她有感于国难当头，就在客店墙上题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无计能醒我国民，丝丝情泪揾红巾。甘心异族欺凌惯，可有男女愤不平？”（《题壁诗三首》其三） [75] 1840年以来，清政府多次签订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使国民受尽外族欺凌，这首诗里无名女子表现出对列强入侵的强烈愤慨，可谓是一曲号召世人奋起反抗列强的愤激誓词。
还有吕湘（约1875—1908）的《庚子书愤》四首（选一）：“中原何日履康庄，从此强邻日益张。四百兆民愁海共，百千亿数辱金偿。迂儒未解维时局，毅魄谁期做国殇，寄语同胞须梦醒，江山满眼近斜阳。” [76] 指斥列强日益嚣张，偌大的中国只能以屈辱地赔偿百千亿数的金银换得暂时的安宁！祖国大好河山，眼见就要日暮途穷！因而她呼吁人们要不惜牺牲，奋起挽救危难中的国家！
汪毓真由于在政论文中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引起关注，事实上她还通过古体诗歌传达自己的女权思想。在读《东欧女豪杰》后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慷慨苏菲亚，身先天下忧。驰驱千斛血，梦想独夫头。生命无代价，牺牲即自由。可怜天纵杰，不到亚东州。” [77] 赞扬西国女豪杰苏菲亚心怀天下，梦想砍下独裁者的头颅，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获得自由，借此感慨自己的国家缺少这样驰骋纵横的女豪杰，从而达到呼唤中国女界豪杰登上历史舞台的诉求。
除此之外，杨令茀的诗集《莪怨诗吟草》四卷，曾懿的《诗词篇》等，都选择用古体诗词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妇女解放思想。
上述由女性创作的古体诗词虽然形式比较单一、刻板，但在内容上却张扬了女权意识，凸显出女性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忧虑，以及女性自身的尊严和自强意识，这是古代女子写作中绝无仅有的新质素，也是文学与社会思潮互动的必然果实。
（二）弹词——超越传统诉女声
弹词是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出现的一种“韵文体长篇小说”，也叫“弹词小说”，题材多取自恋爱与婚姻问题，对中国世俗社会的女性生活产生过非凡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弹词的作者、听众与读者中，妇女特多，即唱者也如此；而且其中主脚常是女扮男妆，取功名，建事业。这可说是妇女逐渐有冲出囚笼的幻想的反映”。 [78] 维新时期到民国初年，女性作家承接了这一文学样式的写作，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另一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其中融入时代所要求的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有意识地呼应当时新生的妇女解放思潮。这就使弹词既不失古雅又以通俗为要义，使其成为女性展示自我人生状貌以及伸张女权的重要书写形式。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主要有程蕙英的《凤双飞》、彭靓娟的《四云亭》、周颖芳的《精忠传》、沈清华的《醒愁篇》、咏兰女史的《侠女群英史》、姜映清的《玉镜台》和《风流罪人》等。这些弹词小说大都描写女性历史人物和塑造女性艺术形象，通过叙述一些奇女子女扮男装的曲折故事和姐妹情深的故事，反映封建“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困境，从而使女性命运和生命价值受到关注。
程蕙英的《凤双飞》于1899年刊行，由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一时洛阳纸贵。《凤双飞》虽然选择明代中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主人公郭凌云和张逸少虽然是两位男性，但是作者却以女性视角观照，传导出超越时代的女权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对其中的女性人物的塑造中。比如在对真大雅的刻画中，突出体现了她身上的多重反抗精神。真大雅出身卑微却“清才大笔如中男”，家中发生变故历经坎坷之后编修《女史》，凭借着出众的才华获封博士。她“虽然是个女孩儿，竞能自把门楣立，耀祖荣宗世上奇。一世才情真不枉，何消再去做人妻”。 [79] 小说不仅突出了真大雅身上传统才女所具有的才华、清丽和优雅，更突出了她不攀附权贵、有主见、婚姻自主、生活自立等这样一些新质素。所以真大雅是一个由旧向新过渡性的女性形象。在文本中作者还塑造了新式女性鲍五儿、何淡烟、慕容珠以及番邦女子山琪花等女性人物群像，她们大都性情豪爽坦荡有主见，具有男子般的气魄和胸襟。从《凤双飞》对诸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作品突破了传统弹词惯有的“英雄救美”“才子遇佳人”等世俗的“弱女”情节模式，把女性放在与男子一样“强大”的位置来叙述。凸显出程蕙英对婚姻自主、女性自立和男女平等的思考都比较超前。
署名咏兰女史创作的《侠女群英史》（1905年）也是一部“处处为女性张目”的作品。这在心庵氏为此书所作的序中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无女权，故女子为最卑弱，即或有光明磊落，志趣不凡者，亦狃于闺阁之琐屑，习俗之相沿，而不可革。是必立一说以挽回卑弱之习，使天下女子足以鼓荡其心胸，活泼其心志，而中国之女权乃出。” [80] 可见，该书是想要有意识地改变世俗世界中对女性的定见，以激励女性“振兴女权”。所以文本塑造了女扮男装的文仙霞、秦庚香、张月娟、庞玉龙等侠肝义胆的女侠群像，通过她们夸张的离奇故事，展示出她们不仅自主自立，追求个人幸福，同时还参与到救国救民大业中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以此来唤醒闺阁中的卑微女子，激励她们积极地争取和振兴女权。
秋瑾的弹词《精卫石》更是集中呈现了她的女权思想和观念。在第一回“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雌齐下白云乡”中，她不仅重构出拥有男女平权思想的瑶池宫西王母的形象，还把那些中国历史上的奇女子、女英雄和男性豪杰召集起来，派遣他们齐心协力到下界的“华胥国”去整顿江山，强国富民。小说中作者特意为女主人公黄鞠瑞（黄汉雄）、梁小玉、鲍爱群、左醒华、江振华等铺设了一条冲出封建家庭牢笼，东渡留学，成就日后英雄豪杰事业的宏图大道。可惜的是，由于作者就义，弹词没有写完，只能从“拔剑从军男儿编义勇，投盾叱帅女子显英雄”等回目中感知并探视作者的创作意图。
总之，晚清女性弹词“处处为女性张目”，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时候，十分钟情于女豪杰形象的塑造。这些女豪杰共有的特征是机智、聪明、才高、貌美、情深、义重，且巾帼不让须眉，能够安邦治国，被学者评价为“弹词通过类似‘白日梦’的想象故事来展示女性非凡才华和实现经国大略抱负，寄托心目中的男女平等图画以及与男性共同营造较和谐关系的遐思”。 [81] 所有的女性弹词书写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就是喜用“女扮男装反抗模式”来塑造女性。究其原因，这与当时女性被幽囚在深闺之中不得随意出入的奴隶处境有关，也与女性自我觉醒后无力反抗现实存在只能借助想象来抒发和满足自我的女权诉求相关，更因为“女扮男装反抗模式可以看作女性书写的一种特异形态，表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和追求自由理想境界的奋斗精神”。 [82] 所以，女性弹词写作中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妇女解放意识，与正在萌动的妇女解放思潮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三）政论文——女性伸张女权的新文体
为了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依赖报刊这一新的传媒形式，采用“文界革命”倡导的新文体——“政治论文”向男权社会发声，以此来唤醒二万万女性同胞，向她们传播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思想。在对男权文化中男尊女卑观念的批判中，政论性的文章成了最主要的文学形式，几乎大部分女性写作者都采用这一新的文体形式表述自己的女权思想。其中秋瑾、吕碧城、燕斌、陈撷芬、林宗素、胡彬夏、何震、杨季威、唐群英、张昭汉、吴弱男等，是这一文体书写的佼佼者。
吕碧城将她的妇女解放思想投入社会实践中，对中国的女性解放思潮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而且她在妇女解放层面的现实实践与文学创作中的倡导是互动相通的，她的政论文大都传达出强烈的妇女解放思想。在1904年至1908年，她借助自己主编的《大公报》这一阵地，为振兴女权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和诗词，积极地提倡女子解放与女子教育，从而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关怀。如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她指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故欲固其本，宜先树个人独立之权，然后振合群之力”。 [83] 以“救亡图存”为出发点，阐述女性解放对于“家”和“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与秋瑾选择激进的投身革命救国的道路不同，吕碧城选择了教育兴国的道路。在宣传女性教育的文章《教育为立国之本》中，她认为“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枢纽也，先明教育，然后内政外交，文修武备；工艺商业诸端，始能运转自由，操纵如意。若教育一日不讲，则民智一日不开；民智不开，则冥顽愚蠢，是非不辨，利害不知。所知者，独自私自利而已”。 [84] 在《兴女学议》中，她首先指出“兴女学”的目的是让接受教育的女子“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 [85] 的“宗旨”；再详细地从“管理”“法律”“教师之选聘” “学生之资格”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实施的“办法”；进而从“德育”“智育”“体育”等课程的设置方面，阐释了她的办学思路；从而得出了通过教育使“人人有国民之资格，国民有统一之精神”， [86] 国家才能臻于富强的“结论”；最后她还特别强调了要迫切地“培植初级师范之材于现在”，以确保学习者将来能够为国家尽到教育义务的举措。吕碧城没有把“兴女权”单纯地作为救亡的工具，她从女性自身的权利出发，期望通过女性思想解放与教育实践来提高全体女性国民的素质，并且把它作为立国之本。故而她参与建成我国最早的公立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以实践其教育救国和妇女解放的主张。吕碧城胸怀远大理想，顺应时代潮流，坚守女性立场，以知行合一的行为，走出了一条自强自立，对其他女性有启示和感召作用的人生之路，为迷惘中的近代女性做出了表率。吕碧城是不可多得的具有女性意识、女权观念的启蒙者和实践者，故而英敛之先生称赞她说：“诚以我中国女学废绝已久，间有能披阅书史、从事吟哦者，即目为硕果晨星，群相惊讶，况碧城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 [87] 赞赏她心怀救国之志，“办女学、兴女智”的那份勇毅和坚持。可见，吕碧城的政论文书写和她的女权实践形成了鲜明的互动关系。
曾懿是清末民初具有维新思想的女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以行医救国的女中医，著有《古欢室》丛书。从其中的《女学篇》和《诗词篇》可以看出，她受到西方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她认为国家要富强自主，必须先强壮种族。此种思想比较集中地支持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强国保种的思想。陈撷芬的《女界可危》等文，倡导妇女要为国家恪尽义务，然后才能争取自身的权利。此外，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张肩任的《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刘瑞平的《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杜清持的《男女都是一样》、燕斌的《女权平议》等文，以及秋瑾和其他女性的政论文，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推动妇女解放的强大推力。
学者郭延礼对这一时期此类文章进行了这样的评论，他说：“女性政论最主要的两大特点：时代性和普适性。所谓时代性，主要指政论文的内容是服务于当时的女权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需要，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反封建/反男权）、民族主义内容，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战斗色彩。所谓普适性，主要指女性政论为适应现代传媒的需要在形式上所产生的一些特点” [88] ，可谓是切中肯綮。这一批女性知识精英倡导妇女解放思想的政论文，基本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时评、社说、论说、公启、宣言书、演说词、请愿书等，这些文章不仅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主题和语言方面已经凸显出比较浓烈的女性性别色彩，是女性文学在初期与妇女解放思潮双向互动最得力的文本，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四）小说——妇女解放书写的新世界
20世纪初，由于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小说被赋予了“改良群治”的重任；而西学东渐，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大量涌现；再加之近代社会男女平等意识的普及和女权运动的发展，都召唤女性作家自觉地与男性作家一样利用“新小说”来书写妇女解放的志向和故事，也说明女性作家以这种大众更易接受的形式，对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基本上以白话为主，主题多涉及女性社交、家庭、理想、国家、教育、恋爱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女性通过小说质疑和反抗旧有的封建伦理制度，凸显妇女解放主题，张扬新女性特征。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女性主体精神的第一次群体显现。
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主要有黄翠凝（1875?）的长篇《姊妹花》、短篇《猴刺客》和《离雏记》等，问渔女史（邵振华1882?）的《侠义佳人》，吕逸的《彩云来》《狸奴感遇》和《花镜》等。据学者郭延礼考证，幻影女士这一时期写作的小说数量众多，“仅目前所见就有17篇，主要的有《声声泪》《贫儿教育所》《慈爱之花》《别矣》等。” [89] 杨令茀（1886—1978）著有《瓦解银行》等；毛秀英有《髯翁之遗产》和《杀妻》等；徐赋灵有小说《桃花人面》《德国诗集》等；曾任《女界报》主笔的曾兰（1875—1917）著有小说《孽缘》 （1912年）等；陈翠娜（1902—1968）发表长篇哀情小说《情天劫》（1917年中华图书馆出版）和传奇《焚琴记》等；黄静英在《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短篇小说十多篇。这些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传达出渴求妇女解放的心声。
幻影女士面向妇女现实生存危难，显明妇女解放意识的小说主要有《贫儿教育所》《灯前琐语》《农妇》等。《贫儿教育所》通过主人公幻影的视角展现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说教意味浓厚。小说开篇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之夜，两个卖唱瞽女滑倒在地，却被众无赖嬉笑围观羞辱，幻影女士因而悲叹“无赖幼未受教，残忍如斯”。 [90] 接下来小说又展示了一个叫茜乡的村子，村里的人没受过教育，所以“风俗愚顽，贫不聊生”，于是某女士特意来茜乡设立了贫儿教育所，免费收儿童入学读书。几年后“茜乡于是乎富庶，人知爱国济人，无奢靡之风。贫者富而富者仁，无赖盗贼以绝”。 [91] 茜乡的风俗教化大变，人人富庶、仁义而且懂得爱国。显然，幻影女士认为通过施行教育可以根治农村的贫困落后，还可以移风易俗。小说开篇未接受教育的无赖欺辱盲女的情景和接受教育后的乡村盛景互相衬托，凸显出以作者为代表的女性教育救世的理想。更为可贵的是，作为理想国的贫儿教育所实现了男女平等，女童在里边不仅学习“算学”“国文”“修身”“地理”“体操”和“洁净”等课程作为应世之用，还修习“缝纫烹调”，几年以后学成的女子都“能持家事”。洋溢在小说中的男女平等受教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与当时维新派倡导的“兴女学”的妇女解放思想形成了互动。但我们也明显地看到由于作者受时代和视野的限制，小说中女子接受教育后长大成人不是独立于世界寻求自立，而是回归家庭，做了传统理想中的“贤妻良母”。与《贫儿教育所》中女子的归宿相类，《灯前琐语》中的人物“妇”也有类似的思想。《灯前琐语》中的人物和情节相对比较复杂，其中环境描写对人物心绪和遭际的衬托和铺垫作用运用得也比较好。故事的核心是姊妹俩（小说中称作“女郎”和“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灯前的一场对话。主人公“女郎”是一位感时伤世，悲悯女性悲苦遭际的知识女性，她由于看到自己的姊姊在婚姻中忙碌于管理家事无暇读书而引发感慨，而姊姊的回答非常典型地代表了退归家庭的曾经的知识女性的普遍观念，她说“不为人妇则已，既为人妇，即当尽妇职，不敢为一己之学问放弃家庭之责任也”。 [92] 这样的思想更是引发了“女郎”对自己相熟的女性命运的悲叹：“故旧凋零存者十一，或早寡，或夭折，或遇人不淑，或失足堕落”。 [93] 妇女的这些遭际恰切地囊括了维新时期知识女性的不幸人生。为证明这些女子的不幸之真实可信和凄苦惨烈，“女郎”特意向她的姊姊讲述了她的挚友卢妙仪的故事。卢妙仪原是妓女的弃女，被妓院的一个梳头女佣收养，这个女佣专门收养此类弃女养大后嫁入豪门为妾谋利。卢妙仪幽静娴雅，勤敏好学，精通汉学和英文，由于才学过人，18岁时被学校推荐报考牛津大学，但她却放弃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原来卢妙仪在12岁时被自己的养母悄悄以三千金聘给了一个富翁做“待年妾”，卢妙仪对此一无所知，仍然勤奋地读书学习，以为自己能够赢得自己的人生。但是她在参加牛津大学考试前知道了真相，也清楚地知道了富翁希望她考中牛津后再娶她，为的是“得一大学生头衔，以骄人耳”。 [94] 可怜的卢妙仪知道此生学业无望提升，此时唯一的反抗就是放弃考试，粉碎富翁的名利幻想，把自己嫁给富翁做第七妾，投身火海，终究落得“红闺泣血，黄土埋香”的结局。小说比较真切地揭示了出身卑微的女子被设置的凄苦命运。让人欣慰的是，小说中有对女性自身的反思和揭示，比如梳头女佣“彼只知图利，不顾身受者之惨苦。先启其智识，而后投入苦海，诚可恨也！” [95] 都是女性，而且同是下层卑微的生命，却没有应有的同情和怜惜，把抚养弃女作为谋利的手段，让其接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日后卖出更高的价钱，这个女佣的做派无异于妓院里唯利是图的蛇蝎老鸨。小说里不仅对妇女自身的卑劣有一定的反思，对富豪家庭也有考量，认为当时中国的贵族富豪家庭多碌碌无为，“家长主妇”多赌博成性，借“女郎”之口表达对国家的忧虑：“中国家庭如是，尚何望乎振兴矣！” [96] 显示出知识女性开始站在国家的层面来思考问题。比如卢妙仪对来探视她的同学朋友们勉励的话语：“愿诸姊妹努力前途，他日整顿家庭，光辉祖国，毋以妙仪为念也”。 [97] 卑微的女性在当时具有如此的家国情怀难能可贵。而《农妇》则通过一名医院看护的视角，描写了一位遭遇难产的农妇悲惨的人生。她为了生计，在生小孩之前，还在帮丈夫担砂石压田；生小孩时，由于乡村里的“收生妇”不讲卫生导致她感染细菌而死。让我们看到，在贫穷落后的乡村，妇女所处的非人生活场景和悲惨的命运。
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也比较关注男女婚姻问题。黄静英的《阿凤》和《拾翠》、琴韵的《心印》、忏情女士的《小玉去矣》等，大都描写新式学堂中女学生的婚恋悲剧。比如毛秀英的《死缠绵》中，女主人公素贞由于不能得到满意的婚姻，决心用利剪刺喉以死相报。而黄静英的《钓丝姻缘》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阿塞来史和利立由于受到传统卫道士的阻挠，只得用钓鱼竿传递“情书”，可喜的是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此类以自由婚恋、喜结良缘为结局的作品比较少见。
处在民族危机的维新语境之中，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思潮的互动关系就显得格外密切，女性书写中凸显出其他阶段所从未有的别样风景。
（一）假借女性作家的男性创作
也许是男性精英们痛感女性世界创作过于沉寂，女性文本乏善可陈，且过于温婉柔美；也许是嫌弃女性作家宣扬女权缺少力度，影响寥落；也许是他们急切地想要通过女权的宣扬唤起沉睡的女性，迫切需要她们投身民族国家建构的宏愿使然，致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有意味的写作现象：一些男性作家热衷于假借女性作家身份进行女性写作。 [98] 反之，也有某些女性作者在发表作品时故意署男性化的名字。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男性创作以比较大的格局和视域宣扬女权、塑造新女性，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譬如，罗普（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 [99] 就是以俄国女英雄苏菲亚为主人公创作的一部小说。描写俄国彼得大帝的后裔苏菲亚在彼得堡组织革命团，后来到乌拉尔山矿区向工人宣传革命理论，最后在佐罗州的一个磨粉公司演讲时被捕的故事。全书共五回，小说虽未写完，但从未完稿可以看出，在苏菲亚英雄事迹的影响下，秋瑾、张竹君等成了中国的苏菲亚，她们积极地传播女权思想，投身革命实践，把当女豪杰作为人生的理想。就张竹君而言，她后期担任上海医院院长，亲自筹设“赤十字会”，在辛亥革命中率领120名“赤十字会”会员奔赴武汉救治了1300名伤员，她自己也负了伤。 [100] 苏菲亚等西方女性英雄的事迹，在当时对促进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陈渊（挽澜女士）在《中国女报》上刊登的小说《女英雄独立传》，塑造了女英雄豪杰黄英娘的形象。小说喻示人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世事的轮回都会消溺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唯有势力强大的“强权”二字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万事万物又都是相生相克的，由于“三从四德”残忍地将女性束缚于封建纲常礼教之中，于是人们就创造出“平权”这个折中的词汇，而且天地间突然就生出一位大英雄为所有女同胞扬眉吐气，使广大妇女走上男女平权的道路。
所以，在当时众多的“女英雄书写”的影响下，武汉三镇光复后，19岁的女子吴淑卿获得军政府批准，组建了数百人的“女子革命军”，她成为时代召唤的女英雄，真正参与到了民主革命与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中。
（二）重塑古代“女德”典范形象，达成“古为今用”之效果
汉魏时的班昭在《女戒》中以“妇德”为本，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大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以此来规范女子的行为处事方式，“教女子做人的道理”，它成了当时及后世名门闺秀的经典教科书，成了女性自己给自己套上的牢不可破的锁链，可是历代却将其奉为“女圣人”。20世纪初，在西方女权思想的渗透下，一些女性对《女诫》展开批判性的阐述，从根本上动摇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娲魂所编的小说《补天石》就有意虚构班昭悔悟的故事，故意让班昭现身说法，自行拆解和肃清她在《女诫》中约定的规范和流毒。小说叙述道，班昭去世后被传说中炼石补天的女娲派去拯救、感化天下被压制的女子时说：“昔日我在生时，虽然略知礼教，终因无超拔的学识，为社会所拘，以为女子是应该服从的。所以《女诫》七章，虽为世人所遵，自今思之，却自悔孟浪，遗误后人，弥觉汗颜了。……原来女子与男子，同是一个国民，皆负有相当的义务，即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男既不当服从于女，自然女也不应服从于男。这世界上的社会，原是男子与女子共同造出来的”。 [101] 班昭这一自我悔悟的情节，明显寄寓着作者宣扬女权思想的理想和预设，有利于肃清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流毒，这样的女性书写对刚刚推进的妇女解放思潮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
无独有偶，在悲秋的《谁之罪戏曲》中也虚构出类似的情节：秋瑾在世时“大倡平权之说”，被杀后她在天界主持审判班昭，让班昭改过自新。而受审的班昭最终彻底醒悟，自己承认了她书写《女诫》为女子制定不合理的规矩，贻害千年，表示愿意重新做人。最后秋瑾宣读判词，命班昭将功折罪，“脱身下界，振起女权”。上述两部作品中将班昭塑造成为倡导“男尊女卑”论的蟊贼和祸首，从她身上开刀狠批她所尊奉的封建道统，最终班昭悔过自新，接受女权思想，成为一个宣传女权的“古人”。学者夏晓虹认为“连提倡者本人都早已认《女诫》的‘卑弱’之说为谬误，改奉‘男女平等平权’为真理，盲从者更没有道理执迷不悟。这也是晚清作者一再要班昭自表悔悟的真正原因”。 [102] 此番改写，否决的是旧礼教，张扬的是新思想，这样的有意改写与当时妇女解放思潮以及民主革命进程是十分吻合的。
（三）学习西方爱国女性典范，争做“女豪杰”“女英雄”
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理论被介绍到中国的同时，西方著名的女权人物以及她们的事迹也被译介到了中国。当时最为流行的《世界十女杰》《世界十二女杰》《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译作中，出现了法国大革命之母罗兰夫人、俄国虚无党领袖苏菲亚以及圣女贞德等人的事迹。通过对这些“女豪杰”“女英雄”事迹的有意传播，促使早期的知识女性开始觉醒，确立新观念、新思想，激励她们以西方女性为榜样，勇敢地以拓荒者的姿态宣传男女平等，推进妇女解放运动。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晚清国难当头，易生慷慨悲壮之情，因而侠风激扬，为一时代的特征。杰出之士，无论男女，均倾慕英雄行为，向往留名青史，于是舍生取义，惊世骇俗，无不可为”。 [103] 出于对女性命运深切忧虑的柳亚子，也极力呼吁“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他期望的女英雄豪杰是接受了“民族主义”“共和主义”“虚无党主义”“军国民主义” [104] 教育的女性，是与时代召唤相呼应的。因而晚清在社会改良的特定氛围中，无论是男性的女权文本，还是女性的创作中，具有女英雄情结的作品比较普遍。在这种高昂的世风驱动之下，秋瑾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而且在各类文章中都传达出自己想做英雄的构想，到后来她投身革命，为“光复之事”毅然赴死，彰显出“鉴湖女侠”舍生取义的英风豪气。
创办于1914年的《香艳杂志》是民国初年的妇女刊物之一，由“鸳鸯蝴蝶派”作家王文濡担任编辑，共出12期，于1915年停刊。在第六册第11期上刊载了徐畹兰女士所著小说《周莲芬》。小说女主人公周莲芬刚出生就被父亲“则以非男，不珍惜”， [105] 后来父亲被绳妓（绳伎）赛燕娘迷惑，周莲芬的母亲和父亲相继被赛燕娘设计害死。背负父母仇恨的周莲芬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习得一身绝技，再后来因缘巧合杀死自己的三个仇人。我们可以看到，周莲芬由独处深闺之中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通过习武成为报仇雪恨的英武女侠，这一形象与当时正在传播的超越传统性别定位的妇女解放思潮有某些契合，因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吕筠青（逸初）女士的《女魂》 （载《女子世界》16/17期合刊）选择古代女杰李素贞、秦小罗等作为今人的典范，突出展现她们的爱国思想，以启发女性成为为国族牺牲的新女性。当然，清末献身于国家的女豪杰形象和民初舍生取义的侠女形象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让我们感受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代女性写作者的性别想象与理想，足见“女权”思想对20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也展示出女性文学与社会思潮之间的紧密互动。
在充分梳理中国近代文学文本中妇女思想的同时，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文学文本中表述的妇女解放思想其实非常有限，并且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她们以为女性的解放就是单纯地追求与男性的平等，把向男性讨回公道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之一，这代表了中国近代女性在当时的情境下对妇女解放的认知程度。因为中国近代女性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性别角色产生了厌倦和憎恶，故而试图模糊男女的界限和分工，行为处事停留在对男性的简单模仿层面，有时甚至把自己与男性完全等同起来。这样简单化的理解迫使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淡化，丧失了女性自我的性别认同，实际上又是一种变相的对男性的仰慕与屈从。
（一）妇女解放表述仍从属于男性思想先驱者的社会政治改良构想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情决定了妇女解放问题不仅面临着来自家庭、社会和政府的严酷阻挠，更来自文化传统和女性自身的重重阻力。觉醒的妇女解放先驱者大力倡导女权，争取妇女解放，但她们的倡导都站在国家民族的制高点上，真正关注女性本体处境的很少出现。比如秋瑾，她短暂的一生中，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政治组织。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是基于推翻封建王朝统治而致力于民主国家建构的诉求。譬如她在弹词《精卫石》中，号召男女平权，共同担负起振兴国家的责任，她说“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需一例担”。 [106] 秋瑾借助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认为国家危难之时，无论男女都有参加革命、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和权利。作为中国最早觉醒的女性，秋瑾勇敢地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并将其与救国图存、强国富民融为一体。这种思路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但出发点和立足点并非完全落在改善女性的境遇，切实推动女性自身的解放上，仍然未跳出男性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改良构想框架，这一点与西方女权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文学表述的对象多局限于知识阶层女性
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参与文学表述的女性数量有限，而且大都是家学渊源深厚的上层知识女性。比如康同薇和康同碧是康有为的女儿，李惠仙是梁启超的妻子，李闰是谭嗣同的妻子，黄谨娱是康广仁的妻子，裘毓芳是裘廷梁的侄女等。她们是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女学会”和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的中坚力量，在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中贡献卓著，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又比如秋瑾，祖父和父亲都是举人，都出任过知州等职，自小家境富裕。与秋瑾并称为“女子双侠”的吕碧城，其父吕凤岐虽然去世较早，但他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这样的出身与身份决定了她们把关注的视角定位在了与她们有共同地位和身份的上层女性身上，那些更多的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社会下层女性并没有进入她们的关注视线。即便是上层女性，有意识地争取妇女权益者也可谓凤毛麟角，所以秋瑾的《满江红》中有这样悲切的抒怀词句：“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抒发了作为早期中国妇女解放先驱者知音难觅，同道稀疏的孤独与寂寞的心境。由此可见当时妇女解放思想在女性中回应者的空缺和稀少。
（三）民初女性文学中女侠形象及“贤妻良母”形象的过渡性存在
民初女性文学中的女侠形象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学者范烟桥指出，“辛亥革命之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渐起动摇，‘门当户对’又有了新的概念，新的才子佳人，就有新的要求，有的已有了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 [107] 由于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兼及思想界革新观念的推波助澜，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的压制开始松动。因而以塑造女豪杰、女英雄为目标，旨在借女权运动来唤醒女国民身份认同的女权叙事就成了女性文学叙事的一种必然。
但是在声势浩大的女英雄叙事中，往往交融着“贤妻良母”叙事的洪流，这类叙事在形塑女界英豪时也不忘着力探寻家庭中女性面临的种种“新的要求”，但最后终结性的观念却无一例外地把女性最后的归属指向家庭，让那些濡染过启蒙思想教育的女性再度退归家庭操持家事、相夫教子，做“贤母良妻”。这样的叙事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男权中心思想，但也表现出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女性艰难行进的轨迹，也为“五四”时期女性家庭小说的出场提供了直接经验，是女性解放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中间地带，可谓是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思想双向互动的过渡性存在。
这一时期（1895—1916）第一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无论在文体、语言风格，还是叙事模式上，都较以往的创作有很大不同。正是这些创作实践，为“五四”时期新文学女性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白薇等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文体样板，奠定了丰厚的思想与文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