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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初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主张的是早期维新派”，这基本上是学界达成的共识。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为标志，以维新派为代表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强国保种”为诉求倡导“女权”，推进“男女平等”，从而拉开了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帷幕。
维新派引进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全面启蒙的同时，也积极广泛地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其代表人物郑观应、宋恕、康有为、梁启超、金天翮等“吸收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批判旧中国有关妇女的种种恶俗，大力提倡戒缠足兴女学等主张，与太平天国的提法有本质的不同”， [17] 他们的男性身份以及提法虽然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男权中心立场，却开启并导引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潮。
（一）西方“天赋人权”观念下以“救亡图存”为诉求的妇女解放思想
晚清，维新派围绕时政变局，顺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借鉴西方“天赋人权”及“进化论”等思想，以救国新民为目标，强调女性对于国家命运拥有一定的责任。以此作为立论的支点，他们开始关注在封建纲常伦理重压下的广大妇女。他们普遍认为体弱无知的妇女是国家走向强大的负担和拖累，因此他们以国家富强为目的，以妇女解放为手段，把兴办女学和创办女性报刊作为突破口，来倡导引领妇女解放思潮。
第一，为种族繁衍和国家强大，废除妇女缠足。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把国家的贫弱与妇女躯体的孱弱相联系，为了种族的繁衍和国富民强，他们倡导妇女“废缠足”，以此来塑造健康的女性。他们普遍认为：“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 [18] 在这样清晰的国族叙述影响之下，深受缠足之害的女性自身，沿袭着这种思路来痛斥缠足，刘瑞平指斥：“此实中国国权之大关系，而我黄帝子孙神明汉裔之大耻辱也”， [19] 她以救亡图存为终极目标的阐述，指认缠足是“亡国灭种”的罪魁祸首。梁启超（1873—1929）在《戒缠足会叙》中说“男女中分，人数之半，受生于天，受爱于父母，匪有异矣”， [20] 他认为占天下人口一半的妇女，其生命和获得的“爱”都与男子无关，因此不应该受“缠足”之苦而成为男子的“玩好”。他的确把“戒缠足”整合到了保种、救国的宏大架构之下。柳亚子从培植女性独立意识着眼提倡“放足”，他的《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一文表达了当时启蒙思想家对压制妇女肉体和精神观念的批判。他说，“我可怜之同胞，亦且久而忘其丑，忍其痛，争妍斗媚以为美观。蚩蚩蠢蠢，喁喁累累，乐于俎，颂于牢，謌于槛，庆于罗；母训其女，姊劝其妹：一若以缠足为我同胞一生莫大之义务，莫大之荣誉，虽九死一生，终不敢稍动其抗力”。 [21] 在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之下，女性深受其害而执迷不悟地争相效仿缠足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事实上妇女数千年来被压制在社会底层，严守缠足的风习是女子奴性意识的表征，缠足可谓为虎作伥，缠足成为妇女解放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早期维新启蒙者们认定放足是女性获得独立与解放的起点。确如学者夏晓虹所认为的，“在一个国家危亡的时代，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一面往往被忽略，而其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一面则被凸显出来和刻意强调”。 [22]
第二，为改良人种，提高“女国民”素质倡导“兴女学”。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性人物郑观应（1842—1921）在“变法自强”的思想架构下关注“兴女学”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女教”在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重视“女教”首先要破除传统观念对女子的限制，他在《女教》中说，“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工亦无专师。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 [23] 试图为创办“女学”破除既有障碍。在《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中他不仅对“女学”推崇备至，而且详尽地论析了母亲在孩子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是故中国而不欲富强则已，如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勉励焉、节制焉。故自有生以来，其对于母也如是其久，如是其切。使母之教而善，则其成立也易；母之教而不善，则其子之成立也难”。 [24] 可见，兴女学与否，母亲接受教育与否，关系着民众是否愚弱，关联着国家和民族是否兴亡，所以要培育人才，一定要从孩童抓起，而要让孩童有良好的教育，一定要重视“母教”，一定要倡导“女学”。郑观应突出强调了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母亲施行教育行为的迫切性，因为母亲如果有比较良好的教养和素质，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鼓励和约束，时间久了，孩子耳濡目染，长大后肯定会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很明显，郑观应一开始就把“兴女学”提高到国家兴衰存亡与民众智慧的高度来探讨。
清末维新派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也都以民族国家复兴为立足点，把国不富、民不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女子无学”，因而主张妇女要接受教育，这样社会才可能进行比较全面的革新。宋恕（1862—1910）以西方国家的女性为参照，认为“西国女人皆识字，中国则绝少。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幼也在母侧居多；故使女人皆读书明理，则人才、风俗必大有转机”。 [25] 指出“兴女学”对女性个人的发展、国家人才的积累和社会风俗都有很大的改观。康有为（1858—1927）针对“举国女子殆皆不学”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这种现状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女不知学，则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开拓，以故嫉妒偏狭，乖戾愚蠢，钟于性情，扇于风俗，成于教训，而欲人种改良，太平可致，犹却行而求及前也”。 [26] 所以，出于对民族国家的“自立”与“人种”的考虑，他主张妇女应该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他说：“故为人类自立计，女不可无学；为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不学”。 [27] 这一构想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指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28] 他明确站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立场上来倡导“女学”，因为在他看来，“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29] 为激发社会精英“兴办女学”，梁启超还撰写了一系列“觉世”文章进行舆论引导，并极力促成了经元善组建“女学堂”的实践行动。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堂（后更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开启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经办新式女子学校的先河。到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在各地相继兴办“女学堂”，发展女子教育事业，振兴“女权”，从而达成了女子教育成为振兴女权的当务之急的基本共识：“欲女子之有学识与道德，舍教育其奚从？盖教育者，女权之复之预备也”。 [30] 经过艰难的尝试探索与发展，1907年3月，清政府把女学堂纳入到官方的教育管理体制中，这是中国教育事业划时代的事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第三，倡导男女平等，让女性承担和男性同样的责任和义务。
康有为是最早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同书》历数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之苦”，认为过去对妇女是“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 [31] 中国的妇女可谓是灾难深重，所以他声言要为广大妇女鸣冤叫屈，彻底改变女子“为囚为奴”的不平等境遇，他说：“故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 [32] 他以天地间天理与人道和谐统一的理论来确认男女应该平等，女子应该获得自立、自由的权利。女权启蒙者金天翮（1874—1947） 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专门伸张女权，详细阐述他对女性问题的见解，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该书引用西方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等新概念，以男女平等为理论的基础呼吁解放妇女。在教育问题上，他强调应该培养女子的独立人格。由于他鲜明地支持女性争取“女权”，试图帮助女性建立全新的道德观，所以当时有人把金天翮称为中国女界的卢梭。
第四，主张给予妇女人身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
被学者熊月之评价为“近代改良派中系统批判‘夫为妻纲’的第一人”的宋恕，他在“《六斋卑议》的《旌表》《伦始》《救惨》等文中，以愤激的笔触，揭露了广大妇女在封建纲常名教压制下的悲惨疾苦，批驳了尊男卑女的传统教条，宣传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思想，提出了解放妇女的具体设想”。 [33] 他从底层女性的切身利益出发，反对封建伦理纲常，批判包办婚姻，把妇女解放提到关乎社会进步、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宋、明以来理学家“假君权以行私说”，他们所宣讲的“纲常名教”成为禁锢妇女的教条，对妇女形成专制和压迫，使社会“乱伦兽行之风日炽，逼死报烈之惨日闻”。 [34] 康有为受西方自由主义民权思想的影响，明确倡导给予妇女婚姻自主与独立自由的权利。他说：“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 [35] 他认为妇女“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宴飨可以自乐，出入可以自行，交合可以自主”。 [36] 这样的倡议试图解除妇女行为举止和某些活动方面的禁忌，让妇女与男性一样可以获得独立、自主、自由的个人权利。这一构想显然应和了“强国保种”、促进民族发展的时代诉求。而以伸张“女权”为意旨的《女子世界》主编丁初我则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女权”和“民权”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婚姻自由”应该是“女权革命”的第一要务。所以，他特别强调：“种种天赋完全之权利，得一鼓而光复之。有学问而后有知识，有交际而后有社会，……终之以婚姻自由，为吾国最大问题，而必为将来发达女权之所自始”。 [37] 梁启超则是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出发，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倡导晚婚晚育，驳斥为了传宗接代而实行早婚的行为，他强调：“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迟”。 [38] 而且人口的“优劣之数，常与婚姻之迟早成比例”。 [39] 由此观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兴女学”和婚姻自主的倡导有意识地与“强国保种”嫁接在一起，不仅为他们的政治思想革新寻找到了有力的支撑点，而且为其妇女解放思想找到了突破口，对当时启发妇女觉醒、形成妇女解放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重新解读“男降女不降”而确立“女中华”的宏大命题， [40] 从而推进妇女解放思潮的发展
“女中华”命题的提出者是金天翮（金一），他在其《女界钟》（1903年出版）里转引1902年《选报》上刊载的一则报道里有类似的说法后，在1904年《女子世界》第一期发表的《女学生入学歌》中直言“新世界，女中华”，呼唤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一个由“新国民”组成的“女子世界”，将创造新中华的任务寄望于这个世界的理想女性——“女学生”。“女中华”命题遂成为一个时代所呼唤的新命题。在对“女中华”命题的构建过程中，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男降女不降”被发现，并通过柳亚子、陈去病、高燮、章士钊、高增、师南等的反复诠释，成为建构女性的一种有效尝试。据学者夏晓虹的考证，“男降女不降”本源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是“国民主义”者以“排满”为目的的一种言说，与“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一起在民间流传较广。自1903年蔡元培《释“仇满”》一文中提到“所谓‘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习闻之” [41] 开始，在1903年至1905年，“男降女不降”形成了言说的高峰。诸如吹万《女中华歌》所咏“野蛮宰割共牵连，何以男降女否世争传？吾意女界当时必发达，力能撑持群己排毳膻。” [42] 又如挽澜《同情梦传奇》中精心塑造了一位“思救同胞”“复整女界”的女子尤素心，她在梦境中的“演坛”借助“人死心不死，男降女不降。我们女人，原是贵重的” [43] 来向世人宣讲“放足”思想，阐述她重整女权、构建“女中华”的愿望。
对此命题阐释最为着力的柳亚子，他在其《女雄谈屑》的篇首讲到自己编辑明代以来拒绝投降清朝的女子们义烈故事的原委时说：“须眉男子，低首伪廷者，何止千万！独女界豪杰，发愤民族，或身殉故国，或戮力新邦，事虽无成，抑愈于甘心奴隶者万万矣。编次佚事，发潜德之幽光。自今以后，二万万女同胞，更有缵‘男降女不降’之遗绪，而同心协力，共捣黄龙者乎？中国万岁！女界万岁！” [44] 从柳亚子写作缘由可知，试图鼓励当时的女性仿效义烈女子，与男性一起反抗清政权，从而完成革命大业。因此文章中他有意选择了明清之际颇有“种族思想”，誓死不降而“为民族殉身”的女性：李成栋之妾、湖南女子某氏、赵北燕南邮亭驿壁间题诗的多难女、秦淮女子宋蕙湘、吴中女子赵雪华、福州女子邵飞飞、 [45] 钱塘女子汪端、白莲教齐王氏、广西会党党魁某氏女等， [46] 以及续篇中的章钦臣妻金氏、庐陵女子刘淑英、云南女子杨娥、太平天国洪王王后徐氏等， [47] 她们在作者看来都是“男降女不降”的卓越楷模，持有“与其奴隶而生，无宁自由而死”的慷慨悲壮气节和“振女界之钟”的气魄。把这些女界豪杰与同在国难关口却沐猴而冠的须发男子洪承畴、吴三桂进行鲜明对比的意图显然不言而喻。因此，在《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中，他又专门为上文中的“李成栋之妾”立传，详细叙写那个松江女子劝说李成栋“反清复明”的英雄事迹，有意强化“百万好男儿，不及一女子” [48] 的事实，来极力彰显“男降女不降”的历史记忆，从而弘扬女性的人格荣光，以达成“女中华”的构建理想。
其后舆论进一步对“男降女不降”大做文章。诸如出现了更充分的断言，“今日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华，女子之中华也”。 [49] 让女性成为能够为民族历史增光的国民，为民族国家抗争的“女中华”。比如，有人就认为女子被束缚在家中，不受考试做官这类鄙陋之事的羁绊，反而更容易专心治学，从而完善自我品格，进而承担起挽救国家的责任。“女子幸亏没有这种鄙陋的事，扰累他的心思，正可以认认真真，讲求学问。将来能远过于男子，亦未可知；中国的灭亡，挽救于女子，亦未可知”。 [50] 此类说法一反“尊男卑女”的旧说，构建出“尊女卑男”的新说，将女子的品德有意置于男子之上，将时代所需的最激进的思想寄托在女子身上，试图塑造出崇高的新女性形象。在这样的表述里，其实也实现了当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潜在的复兴民族国家的主题预想，即“张大明季女性自杀与被杀的意义，目的却在激发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子，使之确立‘民族思想’，进而争取‘民族独立’”。 [51]
由此观之，在对“男降女不降”行为的反复述说和重新解读中，早期思想者们构建了明、清两代“宁死不降、坚贞不屈”的女性行为和形象，既张扬了传统女性的气节忠义和民族主义情怀，更寄寓着对男性崛起有所作为的预想。构建“女中华”的原色和基础，应和了时代特殊的需求，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而言，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时代言说和想象最大化地利用了历史资源，对处于弱势的女性有意拔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地位；重新认定与建构女性理想价值，增强了女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成为妇女解放过程中有效的思想资源，推进了“女界革命”，使得女性解放问题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关注的一项大事。
我国最初提出妇女问题的是晚清“危机意识”中反思民族历史问题的男性思想先驱者，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被动式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自下而上自发的女权运动有所不同。
（一）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西方妇女解放思想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各种现代性因素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妇女解放思想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其中法国当之无愧地承担了首发任务，这主要归因于1789年7月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此次革命运动为女权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决定性的契机。在“天赋人权”说的启示下，一些法国妇女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萌发出自主意识，从而提出“男女平等”的构想，以女性代表奥兰普·德古热1791年9月发表的《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简称《女权宣言》）为标志性事件，从而拉开了世界女权运动的帷幕。之后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可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于1792年发表《女权辩护》，宣告西方女性主义肇始。
19世纪后半叶的英、法、美等国，女性群体由女性自身发起并领导的世界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比较鲜明地指向社会性别结构，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并在20世纪之交形成了第一次妇女解放的浪潮。基于女性在政治上的无权事实，早期的女权运动提出男女平权思想，要求两性平等，包括男女之间生命全历程的平等，还包括公民权、参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的平等，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西方妇女争取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尊严、人格和自由。不同于中国女子被幽囚在闺阁之中，丧失了行动的自由，西方妇女除了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以外，其他的行动所受限制较少，她们相对比较自由，所以她们争取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要求与男子“平权”，即追求平等的社会角色地位。而后，许多国家的妇女参与进来，她们自发地形成颇具规模的女权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英、美等大多数国家的女性基本都获得了政治权利。此外，越来越多的女性也争取到了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在20世纪20—60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中，欧美的女性深入广泛地展开了在社会的各级秩序之中争取具体权利的抗争，妇女运动进入男女平权阶段和稳步推进阶段。女性向男权社会发出抗争的声音，要求获得婚后拥有财产权、自由支配工资权，以及免受丈夫虐待的权利和获得产假（带薪）的权利，甚至发展到为妇女争取儿童抚育费和堕胎权等。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她在1949年出版了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女权经典《第二性》。该书观照整个女性世界，向性别歧视宣战，标志着西方女性背离政治的姿态，在强调女性“性征”的自然自在的女性意识状态中开拓出女权的新疆域。波伏娃认为妇女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并向中性化过渡，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寿终平权，彻底消除女性受歧视剥削压迫乃至误对（Abusement）的坏状况”。 [52] 这次运动直接促生了性别研究即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兴起。
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第三次妇女解放运动兴起，这次妇女运动也被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 [53] 以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等的后现代思想为资源。以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等女性人物为代表，她们挑战本质主义，拒绝完全忽视了女性存在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倾向等作宏观的分析，重新审视社会所有法则和原理的合法性；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强调并高度评价性别的差异，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她们建立了一整套女性话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认为，在理想的新社会里没有女人和男人，而只有“人”，真正的妇女解放是要消灭作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 [54] 而以茱莉亚·克里斯蒂瓦等为代表的一方，力图在文学、历史、艺术等层面植入存在主义哲学来探讨女性问题，试图为女性意识争取合法性。这些努力自有它不可低估的积极效用，但它使西方妇女解放所倡导的“男女平权”走向了偏狭的“男女对抗”，其间的消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中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区别
中国产生妇女解放的语境与西方完全相异。鸦片战争后，外侮迭至，中国面临被“瓜分豆剖”的空前危机。接踵而至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不断受到内外压力的巨大撞击，致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于是“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核心命题，民族国家的复兴与建构成为首要目标，民心思变成为最紧迫的历史情境。为救治羸弱的民族、振兴积贫的国家，男性思想家们首先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在他们的导引和激励之下，女性先觉者们开始冲破封建阻挠谋求自身的解放。其中，男性先觉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受西方进化论、人性论、“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从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出发，认识到妇女的愚弱是造成国家积贫积弱、国运不昌、种族退化的重要根源之一，于是从解放妇女的现实立场出发，把平等自由、自立自主的思想有意识地汇入女性解放思想，确定了妇女解放从属于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的基本方向。
相较而言，西方妇女解放首先是启蒙女性从思想意识深层产生自主意识开始的，可谓是从“头”开始的解放。有意味的是中国妇女解放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脚”开始的。男性先觉者首先倡导女性“戒缠足”，因为解放了“脚”，妇女就挣脱了身体的限制，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在“戒缠足”的同时，也从“兴女学”入手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从而对封建传统进行批判。
西方国家的妇女解放思潮是以女权运动的形式掀起的思想浪潮，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社会的性别结构，争取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妇女权利并对不合理的社会机制进行渐进式改良，它的特点是不触及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被近代男性知识分子作为近代化的重要课题提出来，他们积极倡导女子觉醒，与男子共担救国责任，因而把妇女解放作为民族复兴和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试图让妇女负担起相应的“国家”责任。这种被动的植入式解放，附着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之下，在广阔的社会层面，成为“国族”独立、救亡图存的政治注解的一部分。女性把自身的解放和命运的改变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救亡图存连接起来，将争取“女权”纳入争取“国权”的民族解放的轨道之中。最终是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推翻阶级压迫，构建一个民主、平等、文明的全新的现代国家，并在这样的国家制度的保障之下，彻底地实现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其实构成了中西方妇女解放思想最大的区别。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近代特殊的“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产生的，为顺应民族解放的历史需要而被提出，其后随着民族解放的实现，妇女也获得了作为人的解放。但是，这样附着在民族、阶级解放之上的妇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又忽视了女性性别的特点，遮蔽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掉性别等级秩序，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妇女解放又是不完全、不彻底的，甚至一度走入误区。
维新时期所肇始的妇女解放思想由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独特地位和历史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
（一）宣传与构建了妇女解放的早期理论
维新派把妇女解放看成维新救亡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的纲常伦理、夫权和宗法关系，对中国妇女进行最初的启蒙，成为妇女解放思想的开端。
在具体的宣传过程中，他们以西方进化论和民权学说为理论武器，借助“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为了种族繁衍和国家强大，废除妇女缠足；为改良人种，提高人口素质“兴办女学”；为了让女性承担和男性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倡导男女平等；主张给予妇女独立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他们在各类报纸和期刊上开辟了数量可观的妇女专栏、专页、专号等作为舆论倡导和宣传妇女解放的阵地，利用这些女性刊物提供的交流平台发表反映妇女生活、讨论妇女问题、主张妇女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和主张构建起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雏形。
（二）促使部分妇女逐渐走向觉醒
维新语境中的男性精英以其政治远谋倡导妇女解放，是建立在使女性体格强健、传宗接代、辅佐丈夫、富有知识、教育子女，做合乎规范的贤妻良母，从而达到强国保种的真正目的，这样的阐发及其社会实践虽然有限，但使得此前尚属朦胧的妇女解放思想豁然开朗，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妇女问题作为政治改革一环逐渐被进步人士接受。而且在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下，一部分最先觉醒的知识女性挣脱了套在身上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开始勇敢地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她们或者参与报刊工作，写作启发妇女觉醒的文章；或者进入学堂接受教育，传播新思想，实现了女性梦寐以求的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的这些作为不仅造就了一批女报人，而且培养了一批妇女运动活动家和妇女理论家，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和发展。尽管近代妇女的这种解放仍有种种的不足，但它使中国女性第一次脱离了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
（三）确立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基本路径
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潮是基于民族国家独立富强、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而被提出的，并被早期的倡导者们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而提倡。维新语境中的男性思想家在亡国灭种民族危机深重的19世纪末，通过深刻的反思，在探索民族、阶级问题的过程中，确定了要建立一个强盛的新中国的宏大目标。他们把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富强联结起来，他们认为妇女解放是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环节和内容，要救国必先解放女性，让她们解除缠足、接受教育，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国民。在救亡图存、国家建构意图的支撑之下，为寻找新的政治生力军，从而把中国妇女作为具备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来开发。于是，他们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新文化，介绍西方妇女解放的实际情况，沉痛批判封建传统观念，把“抵御外辱、振兴中华”不仅推送到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那里，更是推送到深藏闺阁或沉浸于油盐酱醋中的女性群体面前。可见，早期知识分子向女性国民强有力地发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召唤，激发女性觉醒，使女性国民的思想逐步得到提高，并积极参与民族国家兴旺与富强的建构之中。
（四）推动了近代女学的发展
维新派男性精英们对女学的高度重视，使近代女学迅速兴起。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商务印书馆于1902年开始编印女学的教材；清朝政府于1906年正式将女学纳入近代教育之中， [55] 女子学堂在各地逐渐兴办并推广。“兴女学”成为促进妇女自身觉醒，提高妇女素质，增强女子觉悟的重要手段，女子教育成为近代社会革命的重要课题和妇女解放运动争取的目标之一。
女子学校的发展为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以及提高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为女性成为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改革主体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女性解放意识的知识妇女群体，她们中的佼佼者诸如秋瑾、林宗素、唐群英、陈撷芬等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和基础力量，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后来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启蒙语境下的妇女解放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设置了一整套严格的规范，“名教”被看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思想言行的桎梏。对女性而言，“三贞九烈”“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更是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进行规范约束，形成了无法突破的礼教堡垒，致使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极端低下。在整个的婚姻家庭中，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方式，致使女性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导致女性处在卑微的从属地位，没有丝毫自主权利，更谈不上人格和尊严。维新语境中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婚姻自由思想的倡导，加之女学的兴起，直接促进了妇女自身的觉醒。女性可以走出家庭读书，甚至参加社会工作，这促使妇女挣脱封建婚姻束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可能。有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办报刊、办学堂、当先生，她们在社会上取得了成就，为家庭做出了贡献，也就获得了家人的尊重，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其实就是其在社会上地位的缩影，所以，从家庭地位的改观反观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总之，面对西方列强压境的民族危机，中国先知先觉的维新思想家以“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强盛为旨归，关注到在封建纲常礼教重压下呻吟挣扎的广大妇女，在他们的引领之下，早期妇女先觉者们开始发出妇女解放的呼声，勇敢地争取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引发她们对新女性、新人格的热切呼唤和解放自身的强烈诉求。
在中国近代维新话语中，争取男女平等权利和女子受教育权利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趋势和潮流，“张女权，兴女学”成了妇女解放高扬的口号和时代目标。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想影响和男性精英的引导之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先驱者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接受了男性启蒙者的思想启迪，批判封建思想、积极创办女子报刊、组建妇女团体、主张妇女去除对男性的依赖心理，从而养成独立的精神，并认同把民族、国家的命运与女子自身的解放紧密结合的构想。
在维新派刻意营造的妇女解放的舆论氛围中，与维新派关系密切的上层知识女性，首先发声倡导“女权”。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在《女学利弊说》中从“兴女学”切入阐释自己的女权思想。文章开篇她从自然物理的角度起笔论说“兴女学”的重要性，她说“凡物无能外阴阳者矣。光有白黑，形有方圆，质有流凝，力有吸拒，数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轩轾者也”。 [56] 她以男女不同的自然之理为思考的根基，从天赋人权学说出发，把欧美、日本重视“女学”引发的强盛局面作为参照，指出“女学者所以端本也，本端则万事理”的道理，并剖析了国家因废弃“女学”所形成的流弊，从根本上抨击男尊女卑的封建“陋风”，最终落笔到“兴女学”可以救女性出“囚狱”而进入她们的父辈们所期望的“大同”世界。像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还有黄谨娱、裘毓芳、李闰、康同碧等，她们也参与到妇女问题的探讨中。这些知识女性勇敢地冲破“戒外言、内言这块大招牌，这堵旧围墙” [57] 的阻挠，创办报刊，撰文表达她们的诉求和愿望，并且在维新派协助下，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女子社团——“中国女学会”， [58] 并以《女学报》为核心，形成了中国第一代女性解放的“先声”，在中上层的知识女性中产生了较大的辐射作用。卢翠在该报发表的《女子爱国说》中提出：“方今瓜分之局已开，国势日危，有声同叹。……夫民也者，男谓之民，女亦谓之民也。凡我同辈亦可以联名上书，直陈所见，以无负为戴高履厚之中国女子也”。 [59] 呼吁女性要与男子一起，担当国家兴亡的社会使命。王春林在《男女平等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现实，“男有权而女无权。天下之事，皆出于男子所欲为，而绝无顾忌；天下之女，一皆听命于男，而不敢与较”。 [60] 表明先进的知识女性开始意识到正是由于男权的规训，才使女子长期处于不平等的从属地位。上述吁求凸显出女性先觉者们已经认识到在家庭之外，女性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要关心国家的兴亡，要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思想。
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女学报》在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中的领头羊作用都是当之无愧的。它集中了一大批女界精英“论说男女平等，号召妇女们‘联名上书，直陈所见’，以此唤起女界觉悟，表达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与反抗，显露出了女性自身求得解放的一丝曙光。这些思想主张，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过渡中，直接唤醒了沉睡中的知识女性秋瑾等人，对后来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61] 铺就和导引了20世纪初的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可谓影响深远。
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越来越多地被介绍进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03年前后，马君武翻译了斯宾塞、约翰弥勒等关于宣扬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著作， [62] 这对维新语境中形成比较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理论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随之，中国《女界钟》敲响，提倡天足、兴办“女学”、主张男女平权、做女国民等，成为当时妇女解放思潮的中心话题。而这些主张和话题的展示大都依靠报刊媒体。紧随《女学报》，在清末出现了近三十种女报，以《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中国女报》《天义报》《留日女学会杂志》等影响较大。 [63] 一些女性先觉者以女报作为宣传“女权”的阵地和展示自我的平台，倡言女权革命，既改变了妇女在思想领域长期与世隔绝的沉默状况，也推动着女性解放与女报发展相偕同行的艰难步履。
1904年1月17日，丁祖荫（号初我）创办《女子世界》，他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中坦言“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可是，反观我们国家，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姑翁”和“夫”成为压制女子的四大主导力量，所以“纵观女权削弱之原因，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半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浸淫”， [64] 从而指出了实行家庭革命的必要性。金天翮、柳亚子、蒋维乔（笔名为竹庄）等先后撰文伸张女权，认为20世纪女子的命运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将成为历史的主角。《女子世界》还吸纳了一些女性作者，杜清持、汪毓真、刘瑞平、赵爱华、张肩任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借《女子世界》为“争女权”“兴女学”竭尽自己所能。譬如，张肩任在《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中，敢于对女性进行自我反省和批评，她评价女性说“吾辈之学界浅陋，脑力未优，一切知识皆不男子若，试问有何能力可与男子平权，有何品格可与男子同位，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正因为女子被拘囿在家庭之中导致丧失了与男子平权的能力与品格，所以要通过教育使女性“尽个人义务也，与男子等；谋家室生计也，与男子共；享一切天赋之权利也，无不与男子偕。如此即不争而自争，不平而自平”。 [65] 此论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具有自觉的反省意识，而且强调女子通过“女学”的途径培养自主性和谋生的能力，从而争取和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利。刘瑞平《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非常清醒地将女性自身纳入批判的对象之中，在剖析“国危种弱”的原因时率先承担起责任：“吾亦不暇责乞怜异族甘心暴弃一般之男子，吾惟责我种此恶因，产此贱种之二万万同胞姊妹。吾今敢为一言以告我诸姊妹曰：今日国危种弱之故，非他人之罪，而实我与诸君之罪也”。 [66] 她把女子受男性压制的原因归结为女子自身“不读书”“不知卫生”“无自立职业”与“无家庭教育”，这份自我反省的勇气不仅显示出道德的力量，而且带有身体力行的意指，故而打动了读者。杜清持在《男女都是一样》中认为女性“复女权”的当务之急是“不裹脚”与“读书”，前者的实现“是复回他天赋的权利”，关于后者她强调“要读些有用的新书，靠读书来明白人间的公理”。 [67] 只有办好这两件事，女子才能尽到自己作为国民的义务，才能创建出一个新的世界。还有赵爱华的《保种歌》（1904年第6期）、汪毓真的《女国民歌》（1904年第9期）等，她们的论述都以救国救民为旨归，构想比较宏大。
为凝结全中国的妇女，1907年1月，秋瑾等创办了《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和《天义报》形成了潮流号召之势，团结妇女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掀起了20世纪之初中国妇女解放的大潮，形成了近代女性文学与女性解放思潮互动的最初景观。1907年2月，中国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共出刊六期），由留学日本的女学生燕斌（笔名炼石，又称炼石女士、娲魂等）任主编，该刊以“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为刊物的首要宗旨，目的是“改变旧女界”“建设新女界”，要把妇女教育为“女子国民”。由于该刊竭力宣传女权思想，成为近代妇女运动史上一束耀眼的曙光。在创刊号上，燕斌发表《女权平议》一文，借用西方天赋人权的学说阐述自己的女权观点：“夫世界人类，既只有男女，男女之数，又常平均。可知造物生人之本意，其视男女，皆人类而已，无所偏于男，无所重于女。其所以分为男女者，不过以为滋生之妙用，非有所尊卑强弱之别于其间。后世不查，压制女子之风，日以加甚，积之既久，成为习惯”。 [68] 她认为天地之间男女的数量是一样的，男女之间原本就没有尊卑强弱的区别，故而女子要争取上天赋予的与男子“对等”的权利。1907年6月，何震与她的丈夫刘师培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天义报》，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宣传“女权”的文章，她以男性为革命的对象，激进地试图通过倡导暴力革命来推行女权思想。
这一时期，秋瑾等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将妇女解放与救国图存、民族复兴融为一体。作为中国早期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标志性人物，秋瑾不仅创办了女子报刊、学堂，还撰写了大量的诗文倡导女权，为女性解放奔走呼号。紧随其后，吕碧城发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兴女学议》《教育为立国之本》等系列文章，提倡以“兴办女学”作为实践妇女解放的途径。汪毓真在《论婚姻自由的关系》中“力倡婚姻自由”，她果敢地向世人宣告“婚姻为儿女第一切肤事情，与父母无干，更与媒妁无涉”，为此她列举西方国家女子恋爱自由的新鲜事例，向女性宣传婚姻自由的新思想，认为“婚姻自由，是与女学关系最密切的。女子本来是社会的主动力，再济以学问，还她自由，家庭自然整饬了，国本也就强固了”。 [69] 期望女子通过“改装饰（缠足、穿耳等）”“崇实业（手工、经济等）”，从而达到争取“婚姻自由”的目的。陈撷芬的《独立篇》（1903年），张昭汉的《争约劝告辞》（1905年）、《班昭论》（1906年）等文，以西方女权者信仰推崇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为启蒙语，均从不同的侧面或声援或发力或引导女性加入到自我解放的阵营中来，从而争取自身的权利和解放。
维新语境中的妇女解放思潮与推翻清政权的大方向一致，在文学文本和社会实践层面也是高度统一的。它们从理论上借鉴西方“天赋人权”思想，把“戒缠足、兴女学”作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试图建构“新民”来凝结人心，以拯救危难之中的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启蒙预设之中，以秋瑾为代表的早期妇女先觉者们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抨击封建传统，发出解放自身的呐喊，对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形成有力的冲击，具有不可否认的先锋引领作用，其启蒙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