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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这一见解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 [1] 李大钊1922年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也非常响亮地指出：“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 [2] 中国民族国家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特别是以戊戌变法维新、“五四”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救亡图存的民族抗战，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为标志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妇女不断地挣脱锁链获取解放，而且以“半边天”的实力和勇气，谱写了中华女性发展史上灿烂夺目的华章。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中过去被遮蔽，被忽视的女性文学也与百年来伟大的变革时代同频共振，书写了独属于女性自己的辉煌篇章，发出了自己或相融或独异的声音。
一段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大量译介和传播，人们对女性的历史境遇、女性的本质属性、女性写作、女性阅读、女性形象、女性批评等话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研究中，从性别的视角看世界和在世界历史与文明的演进中看女性性别群体成为两种并存的路径和方向。至于研究方法，既有伍尔芙、西蒙·波伏娃、凯特·米利特等经典女权主义思想及其方法的影响和浸染，也有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的介绍和借鉴，更有从生物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等角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和译介，大大丰富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想，为从更新、更系统的理论视域认识中国女性的历史境遇和现实诉求，为建立富有广阔发展空间、深远历史意义的“女性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中国女性文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蓬勃兴起且长久不衰的女性写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启迪。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思想界、文艺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取得了开拓性、突破性累累果实的话，那么在“女性学”“女性文学”等学科领域，其理论探索及其理论成果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所涉猎的广度都是空前并引人注目的。谁都不能否认，“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女性学学科建设”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就本书所涉及探讨的领域来说，其成果也是非常丰厚。
1.系统译介国外性别理论，构建多维理论视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朱虹、张京媛、鲍晓兰、康正果、王岳川、盛宁、王政、杜芳琴等大量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这些资源的有效引入，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比较系统地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21世纪以来，学者戴锦华、陈顺馨、林树明、张岩冰、宋素凤等更是进行了富于理论深度的思考，为有关女性文学研究的知识重组和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2.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探讨性别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如学者盛英、乔以钢、阎纯德、李玲、荒林、王光明、赵树勤、屈雅君、徐坤等的论著，还有杨联芬、王绯、张莉、贺桂梅、曹书文、陈骏涛、王侃等的论文，或侧重影响研究，或侧重文化学分析，或侧重男权批判，或侧重文本审美特征，多方面构筑了女性文学的话语体系和对话平台。
3.对女性文学进行整体本土化观照、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本土的批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拓宽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视域。如陈志红辨析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传播和被改造，并最终本土化的过程。贺桂梅注重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女性主体的文化建构、女性社会化与婚姻家庭制度、女性主体性实践场所、性别政治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屈雅君、董丽敏等探讨了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的差异，指认了其中自觉显示出的本土批评话语。此外，盛英、戴锦华、李小江、李玲、杜芳琴、张莉、杨莉馨等相似路向的研究，为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赋予新意的分析框架。
4.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21世纪以来，学者开始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思考。此方面着手最早着力最多的当数刘思谦和乔以钢，而林丹娅、屈雅君的研究也涉及这一问题。她们对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如何构建学科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可谓高屋建瓴。同时，编著女性性别学科教材的工作也在有序有效地进行，乔以钢、林丹娅、尚静宏等编著的教材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5.拓展新的研究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吸纳其他学科研究领域的新颖视角和方法，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空间，其中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女性网络文学研究等，意义重大、成果引人注目，构建起了新的学术空间。
1.许多学人从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角度观照百年女性解放思潮。如学者罗苏文、陈文联、陈顺馨、戴锦华、王绯、王政、陈雁、罗雄飞、王涛等的论著、编著都将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宏阔视域里，把社会性别史研究和社会史、妇女史进行跨界结合，以多元化的新视角和方法来考量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有些研究甚至突破了单一意识形态的拘囿，从时间上打通了近代与现代的分野，将百年来的中国女性解放史放在中西文化大交汇的背景下进行了贯穿性的学理考察。
2.一些学者着眼于建构符合中国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妇女解放思想理论体系。如李静之、谭琳、王思梅、张文灿、高小贤、左际平、宋少鹏、郭于华、肖扬、王涛等，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叙事方式上均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向，这些变化主要源于对中国当代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鉴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影响”， [3] 带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特点。
3.对妇女解放思潮中杰出人物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话题。夏晓虹、丁娟、杨树标、杨菁、张瑾、袁玉梅、李仲明等学者近年来对秋瑾、吕碧城、宋庆龄、宋美龄、郭隆真、向警予、刘清扬、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有全面的研究；同时对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马君武以及国家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等的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成果丰硕。
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妇女解放研究，常常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1978）、《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83）、《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1988）、《毛泽东与中国妇女解放》（1994）、德国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995）、《中国妇女运动史资料》（1991）、《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妇女解放》（2015）、《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的问题研究》（2017）等著作，都关涉中国现当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演变。
21世纪以来，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并研究中国妇女解放思想是如何影响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路径和创作倾向，以及“五四”前后开始崛起，20世纪50—70年代一度低落，而新时期再度勃兴的中国女性写作是如何反映并表现中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女性的现实观照如何或隐或显地影响中国广大女性迈向解放自由之路的。这方面的成果虽然不多，但值得特别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绯的《空前之迹——1815—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该书追踪并梳理了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妇女文学书写的演变发展过程，第一次从文献到史实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与文学发展交融相生的互动关系。姚玳玫的研究以“女性形象”为观察点，对上至晚清下至张爱玲等小说文本中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对文本不仅进行“诗性观照”也着力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考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学方面的相关问题，学者王富仁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她发现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首先是在女学生中间发生的，因而中国近现代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也带有鲜明的女学生的文化特征” [4] 这一重大事实。王富仁、贺桂梅等认为应该在更为开放的历史和现实视野之中，即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研究和审视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和女性文学作品，并在女性主体身份多样性（诸如阶级、民族、时代等）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傅书华的研究也涉及女性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其论述更多关涉当下进行纯粹女性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疏漏和危机。
尽管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和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由于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中国女性文学思潮的研究和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对女性写作中呈现出来的妇女解放的路径和存在的困境问题缺乏深入探讨。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女性文学，更多聚焦在对近现代以来女性文学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的梳理与审视，并未从文学的角度突出探讨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历程中凸显的女性解放与女性文学的互动相生问题；而有关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研究则主要在社会历史学的层面展开，学者大多关注妇女解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问题，而较少关注妇女解放中的“缺失和原因剖析”，最重要的是鲜有学者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思潮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这种探讨和研究既要搞清妇女解放运动如何发生，它是如何影响和推动着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又要搞清“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女作家是如何在文学中表达她们的性别意识、主体意识和翻身解放的诉求，这种不断强化的表达又是如何实质性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妇女的自觉、自醒、自为以及妇女地位的提升。
有鉴于此，本书希望通过对中国妇女解放思潮和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双重梳理，“既可认识中国妇女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矛盾、困惑，以及所付出的代价，也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促使中国女性在‘人的自觉’和‘女人的自觉’的双重自觉与双重解放中达到的高度和留下的遗憾”。 [5]
本书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对人类历史长河中男权中心文化统治下女性历史境遇和话语的认识上。男女两性关系本来是人类诸关系中最悠久、最自然的基本关系，它本应是一种和谐共生、协调发展、自然互补的关系，可是自从进入男权（或曰父权制）社会，女性便处于一种无主体、无话语、受歧视、受压迫的地位，是一个被统治、被规定、被掩盖、被言说的性别群体，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沉默着的性别群体。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可谓根深蒂固，正如美国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 [6] 在中国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一整套伦理观念的文化规约，妇女的历史境遇更加悲惨。因此，在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妇女的解放和觉醒就显得尤为重要。
庆幸的是，处在社会底层又深受多重压迫的中国妇女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历史机遇。民族国家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能没有女性的参与，从戊戌维新到五四启蒙运动，那些在历史潮头奔走呼号的男性启蒙精英们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对封建主义进行彻底扫荡的时候，无不意识到妇女解放的深远意义。这时只要一遇火星就会点燃，19世纪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或曰女权运动）就是这样的火星。因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第一代中国现代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就是历史的必然。
与西方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受西方思潮影响，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它更多地显现为一种“思潮”而非声势浩大的运动，它依附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社会变革或运动，而未形成独立的运动。其二，它是先由男性知识精英或思想先驱者发动和倡导，而非由女性站出来寻求自我解放。综观百年来的中国妇女解放史，我们似乎看到了这场妇女解放演出是先由男性领唱，而后男女合唱，最后也许更多的是女性的独唱或咏叹了。所以处在历史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女性，起初是“被解放” “被唤醒”的对象，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被动性”特征，而后才是觉醒、呐喊、求解放，显示出女性的自觉和主观能动性。其三，中国的妇女解放始终与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这些标志民族国家复兴进程的运动相伴生。在很多时候，女性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政治意识总是高于或超越其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百年来的女性解放，基本上是“由男性社会所主导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便将女性置于了一种十分不利的尴尬境地——只能是‘听将令’唯男权话语的马首是瞻。” [7]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在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后，一方面发出了现代新女性“我是我自己的”呼号呐喊，强烈要求社会认同女性性别身份来实现自我解放；另一方面，后来者在社会历史的激荡与裹挟下，努力地把性别意识融入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试图与男性一样以参与民族国家复兴的方式来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现象。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的发展逻辑也正应和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学说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系列妇女解放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论文和书信中都谈到了妇女问题，它们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起早已成为讨论妇女问题本源性的经典。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发生变化，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逐渐产生，母权制因此过渡到了父权制，妇女被压迫的地位从而逐步形成。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而妇女要获得根本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关系的考察，确认了妇女运动只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妇女才能获得自身解放的命题。同时，他们还认为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也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8] 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妇女解放，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向警予等也都是从社会解放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意义和路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足音、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几乎是在同一个历史轨道上滚动发展的。当我们把研究放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下，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的境况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就向全世界宣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9] 的确，新中国的女性从奴隶到主人，从“物体”变成主体，从“他者”变成自己，享受着许多发达国家妇女迄今为止还在争取的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地位，但也应看到，时至今日中国女性解放仍然是不充分的，解放的程度是不高的，女性的主体性大旗并非处处高高飘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女性更深层次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依然任重而道远，“家庭、婚姻、两性关系，成为当代妇女问题的中心，也是当代最触目的社会问题之一。” [10]
因此，立足于以上逻辑和思考，本书的研究就是力图在充分吸收借鉴四十年来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化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全球化语境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为背景，通过对以“维新”“启蒙”“革命”“救亡”“斗争”“发现”“新变”为主题词的百年来各个时期妇女解放思想脉络的梳理，通过对各时期女性文学中所反映的中国女性的命运轨迹、解放意愿、价值诉求及其解放路径和存在的困境的考察，试图寻找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弥补单纯的女性文学研究或单纯的妇女运动史研究的不足，也可以对21世纪中国女性解放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与借鉴。
基于上述梳理和认知，本书聚焦于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互动关系，从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我们的研究思路出发，把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文学划分为以下七个阶段：“亡国灭种”焦虑中的女性呐喊（1895—1916年）、个性解放浪潮中的女性合唱（1917—1927年）、时代激流中的女性变奏（1927—1937年）、民族磨砺中的女性奔波（1937—1945年）、阶级话语中的女性沉浮（1945—1978年）、多元语境中的女性反思（1978—2000年）、全球化进程中的女性足音（2000—2020年）。
[1] [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250页。
[2] 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3] 肖扬：《2001—2005年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4] 王富仁：《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5] 张学敏、马超：《梳理与反思：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与女性文学之互动》，《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
[6] [美]阿德里安娜·里奇：《生来是女人》，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7] 宋剑华：《“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8] [德]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1页。
[9] 《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人民日报》1965年5月27日第1版。
[10] 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