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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理论界围绕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来讲，学者们一致肯定了瞿秋白文化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梳理瞿秋白文化思想发展历程，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具体内涵，把握主线勾勒瞿秋白文化思想基本框架等方面，具体而言，学者们或者依循瞿秋白生平经历的文化事件和文化活动轨迹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要素，或者关注瞿秋白在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个不同领域内的文化思想内容，又或者抓住“文化革命”主线还原瞿秋白文化思想建构过程等。这些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基本面貌，在真实再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观察处理当时中国文化问题的历史画卷的同时，深刻挖掘瞿秋白文化思想中对于先进文化的描述和预想，以观照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构筑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基础。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当前的研究仍存在研究方法相对集中，没有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理论成果以拓展深入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借鉴文化学已相对成熟的关于文化融合、文化结构等理论，探讨瞿秋白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体系性思考，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创新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和意义等方面至今留有空白，也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详细梳理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发展轨迹、理论成果以及存在问题，对于深入推进这一研究尤为重要。当前，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综述如下。
国内的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起步于文学方面，从目前可考的资料看，最早的研究是1922年王统照（署名剑三）在《晨光》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评瞿秋白散文集《新俄国游记》的文章，距今已经九十多年了，这段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
这一阶段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以四次重大事件为节点，掀起了四次高潮，但总体上没有超出纪念、评论、研究瞿秋白文艺理论、实践及其贡献的范围。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俘后英勇就义，他的亲密战友鲁迅得知消息的悲痛欲绝，即着手准备并于次年重病期间将瞿秋白翻译的文学方面文章编为《海上述林》上下两卷，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用鲁迅自己的话讲：“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 [47] 1938年谢澹如又将瞿秋白自己编就而未出版的杂文集《乱弹》连同未收入的其他一些杂文，定名《乱弹及其他》以上海霞社名义出版，这均为研究瞿秋白文艺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钱杏邨还在1939年《文献》第六卷刊登了发行《瞿秋白全集》的预告，拟将《海上述林》《乱弹及其他》中未收录的五四运动期间早期的文章、赴苏俄的通信、后期的政论文章及秘密刊物上发表的文艺文字等补全一并付印，但终因出版社遭查封而未果。在瞿秋白殉难前后数年，国内社会各界包括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表了大量纪念性文章和专章专节评论瞿秋白的思想史、专题史性质的著作，其中多数文章高度评价了他在左翼文艺运动 [48] 、文学著译 [49] 、文艺批评 [50] 、汉字改革 [51] 等方面作出的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
1945年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强调了他在文化领域作出的贡献，决议指出瞿秋白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肯定了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贡献，特别是在文化领域的贡献，这一评价为其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确定了基调：1946年新华书店晋察分店据上海霞社版本印行了解放区第一个印本《乱弹及其他》并附了《出版者后记》，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在文艺领域的贡献和地位，文章指出瞿秋白在上海时期为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将他与鲁迅并提，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进行了至高评价。1947年上海的《新文化》杂志发表了朱年的《关于瞿秋白二三事》一文，作者认为瞿秋白是与鲁迅齐名的中国近代大思想家，并特别强调了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新文学运动等方面独特的历史贡献；同年，冯乃超将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及部分文艺批评的文章以《论中国文学革命》为名整理成集，交香港海洋书屋出版发行，并在后记中对瞿秋白的文艺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找准了方向，同时“他又是最先用马列的方法来处理中国文艺问题的人” [52] 。这本书中收录了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冯乃超高度重视这篇文章，认为它忠实地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进步历程，明确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同时还对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因而意义重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和人民怀念为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更是在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出于激励我们推进新中国建设，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不断奋勇前进的考虑，再次掀起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高潮：1949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报晚刊》《文汇报》等各大主流媒体相继发表了吴玉章、茅盾、杨之华等中央、亲属及文艺界关于纪念、回忆、评论瞿秋白文学活动及其贡献的文章；1950年李伯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回忆瞿秋白同志》一文，详细回忆记叙了瞿秋白在苏区领导群众开展戏剧活动的事迹，同年陈定明在北京《文艺报》上发表《瞿秋白对中国文字改革的贡献》一文，认为瞿秋白倡导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对中国文字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51年曾与瞿秋白同赴苏俄采访的曹靖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与瞿秋白交往过程的文章《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披露了瞿秋白在京翻译《国际歌》、强调要重视译介苏俄文艺作品及文艺理论工作等的珍贵史料。1951年九月，王瑶将自己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的讲稿整理编订为《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从文学史专著的角度肯定了瞿秋白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多方面对中国新文学作出的突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出版了八卷本的文集，收录了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著译，毛泽东特地为其题词，指出了文集的出版对于中国年轻一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具有的积极意义。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党中央将烈士遗骨由福建长汀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安葬仪式，时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代表中央对烈士生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他在肯定了瞿秋白一生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着重指出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与最亲密的战友一起，在翻译和介绍经典作家文艺理论和苏俄进步文艺作品等左翼文艺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这也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首先是出现了大量曾与瞿秋白并肩作战的挚友及亲属撰写或口述的回忆、纪念性的文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资源，例如郑振铎的《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杨之华陆续发表的《忆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等。其次，出现了一些考证、评论类的文章，为进一步推动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丁景唐的《关于〈乱弹及其他〉的出版》《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及1959年丁景唐和文操合著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光明日报》刊载的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是中共最早发布的档案管理文件等。再次，出现了一批关于瞿秋白文学活动及其文艺思想的专著和高水平学术论文，以及专论瞿秋白章节的文学史论著。如195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曹子西编著的《瞿秋白的文学活动》，着重介绍了瞿秋白对于经典文艺理论的译介及运用实践活动，195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上官艾明编写的《瞿秋白与文学》侧重于瞿秋白的文学创作活动，1958年丁景唐还出版了《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札记》，通过对两人日记、著作等一手资料的研究开创了瞿秋白与鲁迅关系研究的新途径。还有1955年6月《人民日报》上刊载的刘长恒的《学习瞿秋白同志在文艺批评方面的战斗精神》，同年温济泽在《人民文学》第七期上发表的《瞿秋白同志在文学上的贡献——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二十周年》，1960年上官艾明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左联”时期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等。此外，当时国内开设现代文学史及相关课程的高等院校基本都系统地介绍、评价了瞿秋白在文艺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翻译等方面的成就，部分讲义文稿也整理出版，其中包含了专论瞿秋白的章节，如1955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华来的《新文学史纲》、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散文选讲》等。最后，这一时期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范围稍有拓展，出现了对瞿秋白的报刊宣传活动、艺术活动、同时代文化人物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如1958年李苹在《新民报晚刊》上发表的《瞿秋白和〈热血日报〉》，顾家熙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五卅运动中的〈热血日报〉和〈上大五卅特刊〉》，1961年洪久存在《新闻界》上发表的《瞿秋白同志在报刊工作方面的活动》，1959年周国伟、刘祥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秋白三访城隍庙》，1962年刘逸生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瞿秋白的平津会杂剧》，1965年王尔龄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瞿秋白和茶馆这个阵地》，1964年澄碧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瞿秋白的画》，1959年蔡铁民在厦门大学《论坛》上发表的《瞿秋白论民间文学》，同年勿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瞿秋白同志和音乐》，1963年澄碧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瞿秋白治印的故事》等。
总体上看，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第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将“文化”片面理解为“文艺”，以对瞿秋白文艺思想和活动的研究代替了对其整个文化思想的研究，甚至更进一步片面认识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和活动范围，以至于出现了仅仅围绕1931年至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期展开研究的现象，因而无法形成全面而客观的研究成果。第二，就瞿秋白的文艺思想研究而言，一方面相继出版的大量原始资料性质的文献，奠定了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的基础，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多方面开创性贡献，构建起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由于多数研究侧重纪念、评论性质，研究的理论深度还有待深化。第三，学术研究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这一阶段出现的四次研究高潮基本起源于政治纪念活动，对于瞿秋白的政治评价明显制约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
这一阶段的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遭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瞿秋白就被扣上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叛徒”两顶帽子遭受了各种无端的批判和污蔑。
1967年红卫兵“造反队”接连砸毁了常州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和北京八宝山瞿秋白的墓，还相继出版《讨瞿专号》（后经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造反队”补充整理成《瞿秋白批判集》出版）、《讨瞿战报》（半月刊共出二十期，流毒甚广）对瞿秋白进行歪曲和攻击。其中将《多余的话》说成是“叛徒的自白书”，将《赤都心史》说成是“叛徒嘴脸的自我写照”，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说成是“投降主义的宣言书”，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并宣扬瞿秋白贬低、欺骗鲁迅等，这些无谓的污蔑甚至谩骂，没有任何依据和实际内容，对学术研究没有丝毫的价值。
第三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1979年初李洪林通过对党史研究若干长期不能涉足的领域的反思，率先明确提出了重新评价瞿秋白的问题。同年三月在《历史研究》上，陈铁健发表了《重评〈多余的话〉》一文，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确凿的历史事实得出客观而中肯的结论：“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 [53] 1983年李维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长达四万多字的《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顾和研究》，他在系统梳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过程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产生原因和客观条件，得出结论认为这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纳兹则是“‘左’倾政策的创造者和强迫推行者” [54] 。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瞿秋白被扣上的两顶帽子重新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思考，文章客观公正的结论及其引发的学术争论，冲破了长期禁锢瞿秋白研究的藩篱，也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推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其间的1999年是瞿秋白诞辰10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世纪之交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出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要求的酝酿期，因此大致以此为节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也纵深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成果比较丰富，基本涵盖了如下几种类型。
1.文集、选集
瞿秋白的文集因为历史原因一直未能出版，客观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恢复民主之风，对原始资料的迫切需求推动了出版工作的进程，1985年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了《瞿秋白选集》，同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牵头对瞿秋白的遗著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分政治理论编八卷和文学编六卷，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至1998年间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至1988年间完成了《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工作，其中文学编六卷是在1953年版《瞿秋白文集》基础上重新整理编辑的。文集、选集的出版为整体观照瞿秋白文化思想提供了必需的材料。
2.传记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铁健所著的《瞿秋白传》（1995年再版时改名为《从书生到领袖》），这是瞿秋白传记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作者在全面展现瞿秋白生平、思想的同时，突出了作为书生领袖的文化情结，也奠定了这部著作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中的地位。1987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铁仙编著的《瞿秋白文学评传》，作者寻觅瞿秋白在文学领域中的足迹，勾画出一个具有文艺特殊禀赋和突出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光辉形象。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作者不仅创造性地提出“红色丝绸之路”是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背景要素，对于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也不吝笔墨进行了生动阐述。1991年河海大学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叶楠和鲁云涛编著的同名传记《瞿秋白评传》，虽然书名相同，两本著作从体例到内容却毫无雷同并各有千秋，叶楠的《瞿秋白评传》分专题论述了瞿秋白生平在文化领域作出的各个重要贡献，涉及诗歌、散文、语言、杂文、精神文明和审美、文学运动，以及与鲁迅、毛泽东文艺观的比较等方面，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文人评传。而鲁云涛则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展现了瞿秋白整个生平，其中不乏对其文化思想和活动方面的述评。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韩斌生的《文人瞿秋白》，作者着重论述了瞿秋白人生各个阶段的文化成就，以及他与同时代文化名人的关系，描绘出一个文人的完整形象。
传记类作品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意义在于，以瞿秋白生平为背景，将其文化思想的研究建立在完整的基础上。但缺陷也很明显，局限于文体，这类作品基本都是以瞿秋白文化活动或者文化贡献作为线索，缺乏对其文化思想内在逻辑结构的把握。
3.专题论著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公开出版的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专门考察和充分论述的著作并不多。最早的当属198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斌生所著的《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一书，作者不仅逐一论述了瞿秋白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苏俄文化、五四文化名人的关系，以及瞿秋白在社会学和哲学、现代语言文字、翻译、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理论和贡献，还创造性地专设一章探讨瞿秋白深层文化心态问题，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更进了一层，力图从更深入的角度更完整地展现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间纵横交错关系，但也存在偏重对具体内容的考证研究，对瞿秋白文化思想整体研究不足等缺陷。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梁化奎所著的《文化伟人瞿秋白》一书，作者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人物建立中国先进文化的实践，在这一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系统而深入地探讨瞿秋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观点，从而有效地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在为现实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参考中凸显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书的最显著特色之一；此外，作者理论功底扎实，观点深刻而具有一定新意，但仅仅探讨了“五四”前后这一时间段，忽略了对后期瞿秋白在革命过程中，对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不得不说是该书的一大遗憾。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汪诚国教授主编的《瞿秋白与先进文化》一书，编者们试图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来诠释瞿秋白文化思想，对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动静结合的整体解读，在动态上梳理了瞿秋白先进文化思想的具体历史轨迹，静态上逐一研究了瞿秋白在推进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发展中的杰出贡献，而且剖析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的个性色彩等。作品给人以内容丰富、视野开阔的印象，但在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化的辩证联系方面，编者们并未给予应有的观照。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陆克寒著《“文人”：启蒙与革命——瞿秋白的思想个案》一书，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视域内，对瞿秋白进行了纵横两个向度的解读，纵向上按照瞿秋白的生命历程考察了他的个体精神史，横向上选取了他精神史的要素逐一进行探讨，力图在瞿秋白关于启蒙思想和革命理念的精神史考察中，将其革命家和文艺家的身份合二为一，还原一个集启蒙和革命于一体的文人形象。整部作品视角新颖，见解独到，但启蒙与革命似乎并不能完整呈现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全貌，仍存在继续完善的空间。
这些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做专题研究的著述，都自觉地意识到了文化与文艺的区别，敏锐地发现了瞿秋白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化”“先进文化”的渊源关系，力图完整地展现、深入地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但整体看来，还存在着研究成果数量匮乏（与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研究成果相比，数量上的差距还相当悬殊），研究系统性、深入性不足（多数文章侧重具体内容的罗列，缺乏将瞿秋白文化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研究理论工具单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相关理论成果的运用还很有限），研究队伍亟需扩大（研究人员专业背景偏向文学、历史学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背景的力量比较欠缺）等问题。
与文化相关的专题也出现了大批高水平代表性的著述，特别是在瞿秋白的文学文艺思想领域，如198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铁仙著《瞿秋白论稿》，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文强撰写的《瞿秋白杂文研究》，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程民著《瞿秋白写作艺术论》，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小中著《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建生著《瞿秋白政论文研究》，200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季世昌、朱净之合著的《瞿秋白诗歌鉴赏》，200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彭维锋著《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瞿秋白左翼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傅修海著《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春生著《瞿秋白与俄苏文学》，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慧著《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胡明著《瞿秋白的文学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等。此外，在瞿秋白的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如199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好著《瞿秋白哲学研究》，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甄馥著《瞿秋白哲学思想评析》等，在其他相关领域如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余玉花著《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朱钧侃、汪诚国、王崇英、刘洪英主编的《高山仰止——瞿秋白的崇高精神和高贵品质》，200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龙德成著《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等。
4.学位论文
根据知网数据统计，以“瞿秋白”合并“文化”为关键词搜索硕博论文，截至2019年11月，仅有两篇博士论文，除了本书之外，另外一篇是苏州大学张亚骥的《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与文化领导权》，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获取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其余16篇硕士论文中，安徽大学许为的《瞿秋白文化思想》仅选取了瞿秋白文化思想中的部分内容如文化的定义、分类，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对旧文化的态度、文化革命思想进行论述，缺乏系统观照。辽宁师范大学宋晓敏的《瞿秋白文化思想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全面论述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的渊源、哲学基础、基本内容和主要贡献，并概括出其对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启示意义，理论分析略显薄弱。广西师范学院董静的《论瞿秋白的文化观》和太原科技大学杨学渊的《论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都着重研究了瞿秋白对文化观念的理解，没有涉及其整个文化思想。漳州师范学院欧桂花的《瞿秋白文化选择探析》着眼于文化选择的视角，具体探讨了瞿秋白从二元文化思想到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借鉴了文化学相关理论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张露露的《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着重分析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革命过程中文化现实相结合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湘潭大学杨秀春的《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以瞿秋白为例》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线索，论述了瞿秋白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索和贡献。南京师范大学梁化奎的《论“五四”前后瞿秋白关于发展先进文化的思考和实践》是其《文化文人瞿秋白》一书的基础。浙江师范大学姜调调的《论传统文化对瞿秋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着重探讨了传统文化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思维范式等方面对瞿秋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其余7篇文章则涉及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文化哲学以及文化人格主题。
硕博论文代表了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的新生力量，不仅作者的专业背景突破了局限于文学专业的现象，出现了党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样化的趋势，并且研究视角也随之多样化，出现了从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角度切入的研究，研究者也注重借鉴相关学科理论成果，为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受理论修养、文字功底等多方面限制，研究成果理论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5.学术论文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瞿秋白”合并“文化”为关键词搜索期刊，截至2019年11月，共有学术论文一百篇左右，其中2003年至2005年是高峰期，共有18篇学术论文探讨瞿秋白与文化主题，主要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先进文化”的自觉和强调。另外1999年和2009年瞿秋白诞辰纪念前后又形成两次高峰期，分别有7篇和14篇瞿秋白与文化主题论文发表。从这些学术论文关注的具体内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瞿秋白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思考是众多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核心，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发表的王永生的《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4期发表的何一成的《瞿秋白的中西文化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发表的洪峻峰的《瞿秋白与五四中西文化论争》，杜文君和许华剑合写的发表在《江苏社联通讯》1990年第3期上的《五四前后瞿秋白中西文化观之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4期转发了张岱年等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的《瞿秋白的中西文化观的缺陷》一段，郭若平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2年第10期上发表的《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的省思》，蔡四桂在《探索》1993年第3期上发表的《瞿秋白的中西文化观》，洪峻峰在《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上发表的《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王先俊在《中州学刊》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五四时期瞿秋白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周建超和赵国琴合写的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上的《论瞿秋白的中西文化观》，胡明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上的《从“五四”到“无产阶级新五四”——瞿秋白“文化革命”情结剖析》，杨秀春和刘松茂合写的发表在《求索》2009年第6期上的《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足迹》，李菲云发表在《党史文苑》2017年第6期上的《刍议瞿秋白的文化创新精神》等。
随着21世纪的来临，国人对于文化的自觉，体现为明确意识到日益复杂化的文化竞争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主题，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要求，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随之出现了另外两个热点。其一即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最早从余信红在《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瞿秋白的文化战线领导权思想》起，随后王铁仙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上发表了《瞿秋白的大众文艺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张亚骥的《瞿秋白到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成型》和《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周龙燕的《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陈朗在的《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论与“文化领导权”》，刘宣如和江茹的《瞿秋白文化领导权阐释逻辑研究》等，围绕这一热点的研究成果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二是瞿秋白的先进文化思想，上海师范大学王关兴教授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11期上率先发表了《试析瞿秋白推动中国文化转型和建设先进文化的十大理念》一文，何振东随后发表《瞿秋白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功绩》，王文强发表了《瞿秋白先进文化观探因》，卢再彬发表了《论瞿秋白的先进文化观》，杨成敏发表了《试论瞿秋白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过程中的地位》，叶栋和易难合写并发表了《瞿秋白、陈独秀与中国先进文化》等，但这一热点在2008年之后逐渐转变为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
围绕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的学术研究，总体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者挖掘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现实价值，通过热点问题不断将研究推向深入，同时也注意拓展新的研究视角，但总体来说成果数量仍然非常有限。
中国港台地区的瞿秋白研究，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形式，以其政治思想史考察为侧重点，以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否定评价和扭曲事实为主要特点，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亦甚少涉及。在中国香港，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是司马璐1962年在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传》一书，作者以反共的立场和失实的史料作传，虽欲细腻地描写瞿秋白的心路历程，但终究无法得出客观的结论。此后还有任博1965年1月在中国香港《春秋》杂志第180期上发表的《瞿秋白躲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梳理了他在上海的文化活动，但却在缺乏史实考察的基础上主观论断瞿秋白是“渗透”入“左联”的中共主持人，奉中共中央之命从事左翼文学事业并“统战”鲁迅。老记1966年9月在《春秋》第220期上发表的《忆当年与瞿秋白在狱中一段问答》以亲访瞿秋白的记者身份记录了谈话内容，其中涉及“左联”与中共关系，杨之华、项英行踪，瞿秋白有问必答，真实性待考证。王宏志1998年在《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论瞿秋白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认为一切为革命服务是其中心思想。中国台湾的夏济安1968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黑暗之门》，专设一章《瞿秋白——一个软弱的共产党人的毁灭》，发展了司马璐的观点，以精神心理分析的方法指出情感和理智的矛盾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困境。此后郑家稼分别于1973年1月和4月在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出版的《东亚季刊》第4卷第3期和第4期上连续发表两篇瞿秋白研究文章——《二十年代初瞿秋白理论》和《瞿秋白的一生》，中国台湾吴重昆1977年在中国台北新万象月刊社出版的《新万象》第15期上发表回忆性文章《生擒匪酋瞿秋白始末》，1978年国民党内担任反共理论工作的姜新立发表了由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出版的《瞿秋白的悲剧》一书，后来又收入了胡秋原的《瞿秋白论》为其序，此外还有台湾政治大学简金生1988年硕士论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蔡国裕的《瞿秋白政治思想之研究》等，这些成果普遍弊于政见而具有片面性。
从地域上看，国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除了与国内有着共同共产主义理想的苏俄地区，还在日本、美国等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内容上主要侧重其文艺活动实践和文艺思想理论的研究。苏联的施奈德（Schneider）在《瞿秋白——革命家、作家和战士》《瞿秋白的创作道路》和《鲁迅、瞿秋白与文学的人民性》等文章中全面介绍了瞿秋白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经历，以及他的基本文论观点。彼得罗夫（Peter Thomas）1975年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上的《鲁迅与瞿秋白》着重探讨了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1979年《远东问题》杂志第4期刊登了施普林钦的《瞿秋白与中国拼音文字》，回顾了瞿秋白倡导并参与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历程，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目光拓展到语言文字领域。日本的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受鲁迅在日本的影响起步较早且偏重于文艺理论，进士桢一郎早在1936年就出版了《瞿秋白传》，对瞿秋白生平包括文化文学活动进行了概括，1964年高田昭二发表了《论1932年瞿秋白与茅盾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之论争》，突出了瞿秋白的大众语言观点，1967年新岛淳良发表的《瞿秋白文艺理论之特色——〈鲁迅杂感选集·序〉》一文，明确了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鲁迅思想的思路，还有植田渥雄的《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观点》，阪口直树的《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之论及推广》，姬田光义的《论瞿秋白理论体系的形成》，陈正醍的《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围绕“给郭沫若的信”》等，对涉及文艺大众化、语言文字改革、知识分子、《多余的话》等瞿秋白文艺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的保罗·皮科威兹（Paul Picowit）是研究瞿秋白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瞿秋白眼中的鲁迅》《瞿秋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通俗文艺观》等著述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包括瞿秋白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袖的文化思想的关系等问题均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对《多余的话》的价值估计不足。威德默·艾伦（Ellen Widmer）的《瞿秋白与俄国文学》深入解析了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与其俄国文艺体验的关系。此外，澳大利亚奈克·怀特（Naik White）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瞿秋白到毛泽东1923—1945》讨论了瞿秋白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中国化的特殊作用。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瞿秋白向俄国文学之借鉴及其文艺之现实主义观念》梳理了瞿秋白形成现实主义文学概念的历程。德国田辰山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与解读》着重探讨了瞿秋白的辩证法思想。韩国的赵显国对瞿秋白受佛教影响下的文艺思想进行了研究，李贞娇则从欧化现象着手探讨了瞿秋白的文艺思想，沈揆昊关注了瞿秋白与“左联”的关系等。
学者们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瞿秋白的文化观是其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针对的是瞿秋白到底怎样认识文化这一基础性问题，也是学者们深入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而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首先，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瞿秋白文化观所经历的转变。杜文君、许华剑认为瞿秋白的文化观念随同他的世界观的转变，经历了“‘混洽’东西文化时期、‘爱’的文化观时期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时期” [55] 。王文强也有三阶段之说，即“青少年时代的‘厌世复古’阶段，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化观阶段，以及五四后旅俄考察期间开始形成并历经20年代前期、30年代前期共三个步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或曰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观阶段” [56] 。汪诚国提出了类似但更具体的观点：“从早年因家庭变故、社会黑暗而产生厌世人生观的文化情绪，到‘五四’时代生成‘爱’的文化观，并走向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化理想，再至20年代初的唯物主义文化观、30年代前期形成较成熟的阶级论文化观。” [57] 表述虽不尽一致，但学者们在这一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包括瞿秋白早期文化观由于社会、家庭原因包含“厌世复古”情绪，瞿秋白经革命民主主义文化观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形成的时间段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形成的标志是《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和《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中对于文化做出的唯物主义解读等。
其次，研究者们着重探讨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瞿秋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论战的背景下阐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思想基础和理论方法界定文化的内涵，进而分析批判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指明了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方向。王文强指出在中西文化论战的第一阶段，瞿秋白仍不具备参与论战的能力，他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国际上是以俄为师，在国内最初是师承李大钊的” [58] ，至第二阶段他则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简洁地界定了文化的内涵，阐明了文化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民族性），以及研究文化的科学方法，成为文化论战中的一名主将。周建超、赵国琴认为瞿秋白以文化内涵揭示了东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东西文化比较中阐明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并指明了“只有革命，才能摧毁旧文化，开拓新文化发展的道路” [59] 。张岱年、程宜山将瞿秋白关于中西文化属于时代差异的观点概括为“有古今无中外论” [60] ，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分析指出这种观点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不够深刻的缺陷，并认为这种片面的观点，在幼年时期党的广大党员及其他先进分子中普遍存在。
学者们从瞿秋白所接受的全面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家庭传统文化熏陶、宗教传统文化洗礼等方面，具体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瞿秋白文化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韩斌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给瞿秋白带来文弱气质和矛盾情感的同时，也“使秋白日后能从较高的层次上去借鉴外域文化，从更科学的层次上去接受马克思主义，蕴育了他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才华，它积淀于瞿秋白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对其一生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深刻影响和作用” [61] 。汪诚国等总结了瞿秋白获得传统文化的渠道，包括“家庭氛围”“学校环境”“古代典籍”“地域文化”“社会思潮” [62] 等，分析了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瞿秋白的具体影响，指明了瞿秋白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态度。程民按照瞿秋白生平分阶段考察了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指出“从少年到青年，从常州到北京，秋白自幼受熏陶的儒道思想，今文经学派的‘经世’‘维新’主张及佛家的‘自度度他’的‘救世’精神一直在不断地冲撞、消解和滋长，最终与他关注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完全融合，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五四运动，去找寻新的人生坐标” [63] 。张华、禹青认为传统文化培育了瞿秋白“文学的才能、‘名士’的气质和敏感多思的个性” [64] ，而瞿秋白本人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其中旧观念，同时汲取其与共产主义理想契合的积极理念的态度。哈迎飞分别探讨了道教、佛教对于瞿秋白的思维方式、宇宙观、人格构建、生命意识、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65]
3.瞿秋白与苏俄文化
苏俄文化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者们注意到了瞿秋白接触苏俄文化的不同途径，详细考察了瞿秋白在报道译介苏俄历史文化、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进一步研究了这些异质思想资源对于瞿秋白自身文化思想产生的具体影响。韩斌生以瞿秋白的作品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他指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集反映出瞿秋白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与苏俄文化现实的联系，《晨报》上发表的瞿秋白的文章体现出他对苏俄文化宣传报道的贡献，《俄罗斯革命论》和《俄国文学史》两部著作则是他研究苏俄革命与文学，在中国宣传和借鉴苏俄文学思想的重要成果。 [66] 陆克寒将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考察苏俄之行视为“两种异质文化实际交流之历史个例” [67] ，认为“东方稚儿”瞿秋白建构出的同时包含真实与想象特质在内的“苏俄形象”，是他寻求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文化表达。余玉花认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笔下“多余的人”的特征，即异己的知识分子找不到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出路时的矛盾心理，对瞿秋白自我剖析和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托尔斯泰式博爱的、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瞿秋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普希金、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对瞿秋白形成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68] 梁化奎着重研究了瞿秋白考察苏俄时对其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经验和存在问题的思想认识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俄国无产阶级的创造精神，创建过程中正确处理与旧文化、西方文化、经济社会现实的关系，建设的主体力量等内容。 [69]
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探寻及贡献，是凸显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现实意义的重要领域，因而成为学者们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热点之一。韩斌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就以《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为名撰写了专题著作，对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苏俄文化对瞿秋白的影响，瞿秋白关于社会学、哲学、语言文字、翻译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贡献，瞿秋白的文化教育实践，瞿秋白的深层文化心态，瞿秋白与五四文化名人的关系等进行了逐一探讨，建立起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但存在着缺乏整体观照的缺陷。汪诚国等认为瞿秋白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深刻内涵、实现途径、光辉前途的第一人” [70] 。梁化奎着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瞿秋白的文化贡献，认为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发展史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序幕，瞿秋白在这一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新的‘革命文化’的奋斗目标，并积极探索了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途径。他握住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倡导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国文化。他为文化的研究引入了新的概念和范畴，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引导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变革发展模式上的创新，以及在两大新的文化生长点方面的发展，引导促进了中国文化由被动应变向积极应对方面的转换。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品格和精神。循着‘五四’前后瞿秋白的先进文化探索创造之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怎样发轫的，又被最早禀赋了哪些新的品格和精神。这也就使瞿秋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71] 。
其他方面，关于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实质上包含在上述瞿秋白的文化观研究之内，关于瞿秋白与左翼文学运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并非本书研究的直接对象，故不赘述。
通过对于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当前关于瞿秋白文化思想的研究还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文艺是文化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围绕瞿秋白与文化的研究，无论从成果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水平来分析，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艺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自1956年至2014年出版的瞿秋白研究相关论著共计约200多册，其中研究其文艺思想及活动的有20册，而研究其文化思想与实践的仅有6册；2003年至2015年有关瞿秋白研究的学位论文共计71篇，其中研究其文艺思想的有14篇，研究其文化思想的仅有8篇，且全部是硕士学位论文。与众多文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对其文艺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的现状相比较，瞿秋白的文化思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但成果相当匮乏，而且研究队伍也需要补充更多相关专业背景的新鲜血液。
近些年来随着文化地位的日益凸显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关于瞿秋白与文化主题的研究摆脱了狭隘的以文艺替代文化的现象，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呈上升趋势。但就目前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仍存在着侧重平面的外化的瞿秋白文化实践等研究，缺乏立体系统的内在的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问题。截至2015年底，仅有汪诚国主编的《瞿秋白与先进文化》一本书以瞿秋白整体的文化思想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的产生、内涵、地位、贡献等内容，但也存在内容过于庞杂，体系间逻辑联系不清晰的问题。
从文化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部分学者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宏观整体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这一宏大课题，为今天我们在思想上增强文化认同，实践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相关研究仍留有很大空间，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具体是如何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后产生怎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这些有待进一步开拓的课题，不仅制约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系统研究瞿秋白完整的文化思想，不仅为上述研究的突破提供了可能，而且因此开创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新角度，也构成了本书选题旨趣之所在，即通过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的个案考察，微观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整个过程，并以此着重探讨其中对于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义重大的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融合？融合之后产生怎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