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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本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探讨其进入中国社会，为中国人所选择接受，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融合，促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变迁的整个过程。简单地说，它是在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文化创新各个环节上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20世纪前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生长发展领域的中国转移，开启了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进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思想，也以这一思想及其决定的实践推动了这一伟大进程的继续发展。因此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了具体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问题域。
那么，当前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有哪些？我们通过回顾理论界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
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基础上，理论界学术界文化自觉形成的产物。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母体中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已然昭示着儒家思想占主体地位的传统文化的没落未来。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严重的民族危机亦导致了文化危机。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发挥传统文化积极因素基础上，开始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理论探索，他们的目光由器物、制度渐至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中的中西文化论战即是思想家们围绕如何发展近代中国文化这一主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以“五四”为界的新文化运动后半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适应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科学文化理论姿态，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广泛接受。这一阶段的理论探讨，对于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义在于，阐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点，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理论的特质。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场“文化热”浪潮，学者们围绕如何发展中国现代文化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为核心问题，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季羡林认为可以“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1] ，因而支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互补以创新的观点；汤一介则在预测中国文化前进趋向时指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两个前景，并强调两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形成一种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2] ；张岱年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则再次论述了早在30年代就提出的“创造的综合”理论，并改称“综合创造”，即分析筛选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创造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新文化 [3] ；邓中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引起中国文化产生根本性变化，由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嬗变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并朝着更加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发展 [4] ；张允熠指出“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是处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根本方式，并以此预期了新的世纪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 [5] ；我国港台地区老一辈学者如钱穆、牟宗三等，或者因学术立场的区别，或者因政治意图的左右，大都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主张复兴儒家传统思想，而新兴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则相对客观地部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由此引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问题 [6] ；国外的学者对这一主题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儒家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类似、相通甚至同源的关系，基于此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的必要性。 [7] 综上，学者们在80年代“文化热”浪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关系的理论探讨，对于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凸显了这一研究的必要性，强调了其中围绕“中国化”进行相关研究的重点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理论讲不清楚，就无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曾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在体现中国特色、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意义上进行了内涵阐释。他站在哲学的高度，指出特殊而具体的实际条件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讲，“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8] 。亦即是说，在具体民族条件下得以应用并实现发展，是其必然要求。就中华民族而言，中国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能够体现本土的具体特征、获得本土的具体形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90年代“国学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也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的民族文化关系的思考中，开始重新审视对于这一基本范畴本质内涵的认识，将其表述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个结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并着重阐释了其文化内涵。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如周伟民立足于文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视角，指出除了要在政治上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也必然要同各国的民族文化及其遗产相结合” [9] ；肖志从文化融合角度阐述了要在中国实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和中国文化有机结合” [10] 的认识观点；张静如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体现民族特性，即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11] ，等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内涵理解的深化，促使众多学者倡导并开始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开启了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篇章。何萍、李维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一书深入地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机制，并且选取了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中共杰出领袖的文化思想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文化解读 [12] ；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一书，将毛泽东关于政治、哲学、教育等领域的思想与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夫子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毛泽东对孔夫子思想的传承和扬弃，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3] ；李海荣强调了产生于外域的思想文化“为民族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和同化，并转化为新的民族意识” [14] 的突出作用；郭建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融合、磨合、整合是在文化维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15] ；刘力波和马启民教授强调了从文化角度思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明确其文化内涵，关注文化领域的主要问题，借鉴文化科学理论方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16] ；王南湜在文化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整体考察，从文化契合、文化融合和文化重建三个环节解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完整过程 [17] ；杨金海则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程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包括对中国人文化自觉的促进，对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推进等。 [18]
概括上述学者的成果我们发现，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形成全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过程涵盖了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各个环节，对其研究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属性，依循文化发展规律，针对现实文化问题，突出文化创新成果。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下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无论是在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还是文化创新环节上，都面临一系列亟须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通过文化融合创新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到底有着怎样的时代内涵，应当怎样继续推进发展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结合历史经验教训认真解答，这就凸显了研究中共早期革命领袖，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完整系统思考和丰富理论建树的代表人物文化思想的必要性。
瞿秋白的文化思想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瞿秋白的文化思想，指的是瞿秋白在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思想成果。具体来说，瞿秋白以马克思（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列宁（Lenin）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凭借自身的文化底蕴和觉悟，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进行了体系性的思考，形成了涵盖符号、实践、意义三个层面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
之所以选择瞿秋白，是因为瞿秋白是20世纪杰出的文化伟人。他出身于旧时知识分子“士的阶级” [19] 家族，幼年亲身经历了中国传统社会封建思想文化的没落，毅然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以自身的高度文化自觉发出了“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20] 的呐喊；他以新闻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两年，观察体验并研究传播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和“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 [21] ；回国后即参与影响中国社会前途和发展方向的“文化论战”并迅速成为其中的一名骁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将文化的概念和相关问题奠定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将当时中国的文化论战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政治工作受到米夫、王明排挤迫害时，自发地领导了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坚实基础；在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不计前嫌全身心投入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为使苏维埃民众不仅享受政治、经济解放的硕果，而且实现思想文化解放自由、享受文明幸福，他制定完善文化建设的政策法规，着力践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示范创作新型文艺作品，培养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直至被捕就义。瞿秋白一生由追求新世界新文化的夙愿始，至从事新政权下新文化事业的实践终，他以对中国文化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与同时代文化精英共同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前进方向。
之所以选择瞿秋白的文化思想，是因为他的文化思想是呈现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完整个案，不仅在文化传播和文化选择环节中的贡献可圈可点，有着同时代人物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而且在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环节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和现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建立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乃至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宝贵的反思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在本土的早期传播。1920年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深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观察报道苏维埃领导下的苏俄现状，也继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经由日本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后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传播途径；回国后瞿秋白先后担任《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等报刊的主编或编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热情讴歌和宣传；他利用自身俄语优势，翻译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更是进行了开创性的译介工作；他在上海大学讲授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不仅开创了在中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先河，更影响了众多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中国社会转型、新旧文化激荡碰撞的历史时刻选择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濒临崩溃，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逐渐将目光聚集在先进的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蜂拥而至，而当时的西方世界正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痛无法自拔，资产阶级文化所开创的文明模式堪忧，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新思潮中的一种也被传入中国，其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彻底自由和解放的理论，以及要消灭国家先建立新式国家的辩证法，与瞿秋白在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契合，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指出“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22] ，“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 [23] 。也正是因此，他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无从改变” [24]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保留着时代的印记，反映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瞿秋白是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中走出来的典型代表，自幼沐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 [25] ，文化心理深受儒释道精髓的影响，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返本虚静的思辨思维，普度众生以就菩萨行的情怀，在他身上完美地融于一体，并奠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早年亲身体验和见证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经历，让他义无反顾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终身致力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他在肯定后者对于民族延续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深刻而彻底地批判了其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固守宗法伦理观念的反动性质；在揭露西方文化维护资产阶级独裁实质的同时，汲取了其科学民主精神的养分；指明依据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 [26] ，东方文化滞后于西方文化，因而世界革命“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27] ，最终建立“艺术性的文明” [28] 。运用批判地继承、积极地借鉴和从实际出发地创新这一科学的方法，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超越了个人特色的藩篱，更具有顺应文化发展规律的意蕴。
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瞿秋白理想中的新文化是“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 [29] ，即无产阶级只有科学地揭示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因果关系，才能最终创造艺术性的新文化，系统性是这种新文化鲜明的特色。早在考察苏俄文化时期，瞿秋白就依据自身对于文化结构的认识和理解进行了全面观察和研究：他从参观苏俄文化艺术遗产、考察民众日常生活变迁这一物质文化开始，通过采访政要、关注新闻等形式研究苏俄新生政权的政策法规这一制度文化，从而展示了苏维埃俄国建立的崭新的精神文化。这种新型的精神文化的建设，是通过包括表达符号、活动实践、价值意义这样由浅及深的结构要素建设而得以完成的，因此他对苏维埃为扫除文盲而进行的文字改革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思考，对苏维埃进行的教育、文学、宣传等各种文化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苏维埃所创建的新型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进行了本质探索和热情歌颂。此时的瞿秋白饱含着对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强烈憧憬回到了祖国，却不得不面对国家深陷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统治泥沼而无暇思考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现实，于是他毅然投身“文化论战”，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物质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意义，指明了通过世界革命推翻殖民统治，超越资产阶级文化，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光明大道；他同时也强调了精神文化对于物质基础的反作用，随着革命深入发展，他对国情的了解也不断深化，进而对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进行了通盘思考和部署，从语言文字改革、艺术创作发展，到左翼文学运动、政党新闻宣传、苏区教育实践，直至通过他的文化哲学思想所阐明的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价值意义，完整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早期阶段，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的宏大篇章。
概而述之，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微观个案的角度全面展示了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进程，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魅力，已经因其在文化传播和文化选择环节的突出贡献而成为推动其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丰碑，他所依循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规律，所构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对当前继续在文化视域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文化是本书研究的基本范畴。然而这一自人类社会产生即产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普遍应用的范畴，却至今未能获得统一的稳定的概括。本书试图通过简要的理论和历史梳理，明晰瞿秋白对于文化范畴的理解和界定，从而全面阐述他的文化思想。
首先有必要区分一下范畴、概念和词语的异同。我们都明白，思维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机能，语言则是思维的表达工具。范畴、概念都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基本思维形式，遵守的是逻辑规律，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范畴除了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还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可以在逻辑上将概念归于不同的类，因而可以说范畴是概念的高度概括，是一类的概念，同一范畴包含着不同的概念和概念的不同方面；词语则是语言的基本形式，是思维获得外在表现的单位形态，遵循的是语法规律，同样的概念会因为语言的不同而具备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样也会随语言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自身的表现形式。
具体到文化这一范畴，由于其既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及人脑的主观创造的综合体，又获得了语言以外包括艺术、行动等的表现形式，因而在界定其本质属性及其普遍联系上迄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概括。但人类对文化的认识和探索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并且随语言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不同认知成果体系，本书也以此为着手点，逆向由最为外化和相对统一的词语开始，从欧美文化语境、中国文化语境、马克思主义文化语境（虽产生于西方，但因其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单独论述）等不同方面进行考察，进而阐述各自不同的概念，最终力图勾勒出完整范畴。
在欧美文化语境中，文化这一词语源自拉丁文“Cultura”，最初仅仅指的是与耕作所得相关的物质成果，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通过对哲学的界定——“哲学是心灵中的Cultura”将这一词语的含义拓展到精神世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阐述和表达文化本质，中世纪时期人们将文化视为以基督教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宗教神学的代名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出于对人的强烈意识转而将人文主义视为文化的核心，以文化来说明和表现人，至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与封建迷信和愚昧水火不容的人类理性成为文化的灵魂。截至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的认知还处于自发阶段，对文化的认识是对人类历史认知的附属品，文化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独立的认知地位，文化的本质随人类历史的发展变迁而表现为不同主题的更迭，文化的界定基本涵盖了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大致始于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人文学科的发展，促使人们对文化的认知进入到自觉阶段，文化首先被作为某一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进而成为独立而完整的研究对象进入人们理性研究和逻辑概括的视野，逐渐形成概念，构建范畴。最早在社会学领域，文化被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对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迪尔凯姆（Durkheion）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将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如道德、集体意识等文化现象视为社会的核心，它们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建立社会秩序，实质上揭示了文化与社会的渊源及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六七十年代的民族学研究，从不同民族的文化史材料中抽取出对文化特点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文化的理论概念：其中古典进化学派在文化形态与人类社会一样遵循单线进化规律观点基础上，立足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以描述文化现象的范式界定文化概念，最著名的当属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dward Teller）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的经典界定，他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30] 。文化传播学派坚持文化存在单一的或多个特殊的起源的观点，用传播来解释文化的历史进程，创造了诸如“文化圈”“文化层”等概念。文化历史学派主张对文化类型以及文化发展变迁进行历史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z）认为，文化应包含一区域内的习惯，人们对这种习惯的反映，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类行动，这样的界定凸显了文化的历史特殊性、文化决定性及价值相对性特征等；差不多与民族学研究中出现对人类文化现象的突出关注几乎同时，哲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逻辑思辨向关注文化生活转变，致力于对精神文化进行价值意义层次的探讨，新康德主义学派李凯尔特（Rickert）继老师文德尔班（Windelband）将哲学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中区分出来后，明确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 [31] ，也奠定了文化哲学的基础；20世纪以来，在其他学科针对文化特征进行经验描述或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旨在揭示文化本质属性及发展规律的独立的文化学逐渐建立起来。德国化学家奥茨瓦尔德（Ostwald）最早提出“文化学”一词，并认为文化学应位于各门学科顶端。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Kroeber）对文化结构、文化功能，尤其是对文化概念的研究获得了广泛接受和认同，他和他的同事一同撰写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全面分析研究了当时已知的一百六十多种文化概念，提出他们自己的概念要素，认为文化的实质是价值体系，它决定了人类不同的行为模式，并通过符号加以传承。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怀特（Leslie White）在他的《文化的科学》论著中系统论述了文化理论范畴，他认为从概念界定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表征能力和结果的总和，从发展规律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在资源利用、科技进步、制度发展等方面综合进化的结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文化是不同时空的具体产物等。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化两字最初是分开使用的，各自有不同的含义。文在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这种象形文字中，表示的是一个人的胸前文有图案或者挂有贝壳等装饰物，有对人的身体进行修饰的含义，此后进一步抽象出对符号、行为、思想的修饰的含义：《礼记·乐记》中记载“五色成文而不乱”，《尚书·序》载伏羲绘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即是对由颜色进而文字这些符号进行修饰，《论语·子罕》记载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即指修饰行为的礼乐制度，有与粗俗相对的文雅含义，《礼记·乐记》中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即是指思想上的美、善、德；化字在最早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偏旁，仅用一个像倒立的人的“匕”表示在母体中孕育着的人，《说文解字》中记载了化字的演化，在原有字形字义基础上增加单立人作为偏旁表示站立的人，在含义上也增加了抽象的变化、培育、教化的内容，如《庄子·逍遥游》中有“化而为鸟，其名曰鹏”的说法，《易·系辞（下）》中记载“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中庸》有“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文化两个字同时使用最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编撰的《易·贲卦·象传》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此时已经明显含有“以文教化”的含义。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首次将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加以运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被作为动词使用，指的就是对人思想和精神的教养和培育。至此，汉语中的“文化”一词同时具备了“人化”“化人”双重含义，并一直延续至近代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中国社会经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文化问题的认真反思，掀起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文化热潮，具体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历时十余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众多学者在对中西、古今文化的比较中，阐明了各自对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在分析了一个民族所囊括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等方面的文化现象后，界定了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32] 。并据此区分了文明与文化，认为文明是生活中具象的成品，文化则是生活中抽象的样法。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这一演讲词中，借佛教用语明确了自己对于文化的认识：“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33] 即人类有意识地选择后进行活动的成果，并强调了其中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文化概念，他指出：“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 [34]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列举了“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 [35] 来说明文化的具体内容，反对对文化做过于宽泛的解释等。概括起来看，这一时期学者们都看到了文化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看到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辞海》给出了代表性的界定：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36]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第二次文化热潮之中，学者们对于文化问题的探讨总体上没有超出上述范围。
马克思主义文化语境中，其创始人并没有给出专门的文化概念界定，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探讨文化的理论体系，但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说过的，“一个人需学会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视看——不是为了离开它去视看，而是为了在一更大的整体中按照更真实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 [37]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界定文化范畴的，他们没有就文化论文化，而是紧紧围绕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以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社会属性两个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化的起源和本质，从而超越了以往文化研究的旨趣，在更科学、更深刻的意义上构建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无论是欧美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较早地阐明了人对于文化的核心价值，但由于始终不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也就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的本质，而要明确人的本质，需要讲清楚人与动物的区别和人与人的区别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生物属性着手，指明单纯作为生命存在形式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足以形成文化，这一时期的人与动物无异。而随着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开始有意识的物质生产活动时，即人们以获得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为目的，并且这一目的在开始物质生产之前就是为生产者“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 [38] ，人开始能动地改造自然，这种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即实践，既是将人与动物彻底区分开的人的存在方式，也是文化产生的根源；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因为必需的互换等活动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9] 这就要求从人的社会属性，即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本质问题，进一步阐明人与人的区别。而人的社会关系包括血缘、地缘、业缘、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方面，其中的经济关系起着支配性作用，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建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同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不仅对于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并且具有自身独特的生产和发展规律，这就在人类社会的场域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本质。
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在列宁的理论视野中，他首先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对象化活动是构成文化的必然要素的观点，也正是因此，文化的内容自然涵盖了“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人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 [40] 。具体而言，包括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主观精神领域，文学、教育、宣传、科学等活动过程领域，以及艺术、语言文字等表达结果产物的领域，都成为列宁眼中的文化表现形式，他为在这一完整体系意义上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文化而构建起自己整个的文化革命理论；此外，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承认物质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和限制性作用的同时，突出强调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社会物质基础的能动作用及其独立性特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随着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自觉性的提升，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会不断增强，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明确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41] 在此基础上，列宁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和途径以及其与政治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这不仅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明确界定观念形态的文化概念，“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42] 奠定了基础，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
综观欧美、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语境，不管是“Culture”还是“文化”这样根本不同的语言体系，也无论是知识型、价值型，还是历史型等千差万别的概念界定方向，在一点上三方总能汇聚到一起——文化是人的文化。马克思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43]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所特有的意识活动。因此，人也具有了独特的存在方式，即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的实践，正是在实践中，“人的目的、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 [44] 。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正是在人的对象化进程中得以形成：对象化主体的思想观念，经对象化的活动转换，由对象化的结果呈现。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从文化的本质属性角度界定文化的概念，进而把握其普遍联系、明确文化的范畴是我们的基本思路，因此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文化就是人的对象化，它是将价值观念等主体本质力量经实践的对象化活动以符号化的结果形式展现出整个人的对象化进程。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文化与文化形式：如上所述，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的对象化，它依循对象化的进程内在地包含了价值意蕴（对象化主体的本质力量）、实践形态（对象化的过程）、符号表征（对象化的结果表达）这一完整的体系，是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的课题；文化形式则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包含物质和精神构成的整个体系，对于研究文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的本质与文化形式
作为20世纪的文化先锋，瞿秋白内心始终坚持着“文化是人的对象化”这一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本质理解，而在具体处理中国文化问题时，则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侧重点：他在批判东方文化派唯心地理解文化时，侧重从“人”的本质角度进行论证，指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决定支配着思想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在探讨文化问题时，不从基础性、决定性的生产力及建立之上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着手，“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 [45] 。从这样的论战目的出发，他做出了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 [46] 的概念表述。他在全局性思考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问题时，侧重从“对象化”角度进行系统考量，着眼于实现“对象化”所必需的价值意蕴、实践形态、符号表征各个领域，自觉地将承载着无产阶级文化价值意蕴的文化理论、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创造和传播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学、教育、新闻编辑等实践活动，表达着无产阶级文化的语言文字、艺术形式等符号表征都纳入创建范围，并以“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这一主线贯穿三大领域，避免在任何领域中因有失偏颇而影响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这一整个“对象化”进程的实现，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文化体系”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实践探索。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瞿秋白关于文化的理解与运用
本书是在瞿秋白关于文化范畴的理解和运用基础上，全面系统研究其文化思想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