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的瞿秋白，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早期传播历史背景下，通过自己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途径，孕育了自己的文化思想。
幼年时期的瞿秋白在家庭、学校和故乡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浸润，这对他的影响是深刻复杂且贯穿始终的，他的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书试图对此进行系统考察论述。
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瞿秋白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 [1] 的中国传统社会大家族，据《瞿氏宗谱》记载，“晋陵瞿氏明季巨富，号瞿半城” [2] 。晋陵瞿氏第十四世瞿廷韶，字庚甫，是瞿秋白的叔祖父，凭借辅佐张之洞办理新政的功绩和三次面见皇上的殊荣，在湖北为官三十多年，历任按察使、布政使职务，创造了清朝瞿氏家族鼎盛的业绩。也正是这位瞿廷韶，像其他每一位封建官员一样，为暮年告老还乡后能够颐养天年福荫后代，在任期间就在故乡常州建造了八桂堂和瞿氏宗祠。瞿秋白作为晋陵瞿氏第十六世子弟，因祖父和父亲两代皆托庇于叔伯门下不能独立门户，故出生地就在八桂堂天香楼上，后家道中落举家搬进了瞿氏宗祠度日，这一渊源也使作为家庭长子的瞿秋白，自出生即肩负着重振家族本支的厚望。在“八股取士”的封建社会，官宦世家为承续家业，家风传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读书，瞿氏大家族留给了瞿秋白一笔受用终身的遗产——好学，这在当时传统文化居社会主流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奠定了瞿秋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基础。
小家庭中的传统文化氛围对瞿秋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细致入微的。父亲瞿世玮，字稚彬，精通绘画，师承清初江南“四王”，以擅长山水画著称中国美术史，名录《中国字画全史·现代画家传略》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画作多以冷峻清逸的秋景展现归隐淡泊的心境。从目前留存的瞿秋白1916年赠表妹金君怡的《江声云树图》、1919年赠友人李子宽的《松风琴韵图》两幅画作分析，瞿秋白完全承袭了父亲的画风，并因减少了颓唐之气似乎在格调上还有所超越，这种源自内在文化素养的艺术造诣，也反映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使之具备了一种如绘画般唯美的意境；瞿父还信奉道教，好与名士交游，习剑懂医，这些在瞿秋白身上一一得以呈现，郑振铎说他“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 [3] ，他与同学结诗社游山水“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 [4] ，他在被捕后乔装成医生娴熟运用医理药道等。母亲金璇，字衡玉，旧学根底深厚，尤擅诗词古文，她在操持繁重家务的同时，也承担起了长子瞿秋白文学发蒙的重任，从教他简单的汉字书写，到口授历史典故和孔孟之道，再到着重教授瞿秋白背诵“广收在《千家诗》《唐人万首绝句》一类浅易上口的短诗句” [5] ，可以说母亲是瞿秋白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最为重要的引路人。
新式学堂，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为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从而改变以往私塾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的产物，但作为本体的国学，在新式学堂的教育目标中仍占据相当地位。瞿秋白系统获取基本学识素养的基础教育，即是在这样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校中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之成为其“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 [6] 中奠基性的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湖北做官的叔祖父病故后，瞿秋白一家由八桂堂辗转搬回了祖母娘家的星聚堂，适值瞿秋白就学年龄，即入星聚堂堂舅父庄怡亭坐馆的私塾学习。庄氏塾馆像其他所有私塾一样由浅至深地进行以儒学为重点的传统文化教育，从最简单认识汉字开始，逐渐学习了一些传统的开蒙读本如“《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 [7] ，不同之处在于庄怡亭时年二十岁，是第一年坐馆，同时受新学堂不断出现的冲击，他在严厉管教学生的同时略兼顾孩子们的心理，因此瞿秋白是在比较开明的环境中，愉快地系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开蒙教育的，为他之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列名公车上书的星聚堂族人庄鼎彝，于1905年在原庄氏义塾基础上创办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冠英两级小学堂，瞿秋白插入初等班就学。新式学堂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进一步激发了瞿秋白的学习热情，功课成绩门门皆优，特别是国文课，当时仍使用文言作成的文章被作为范文传阅，还有校长亲批一百零五分的佳话，这与瞿秋白的国学根底不无关系；而注重科学实验的新式教育，不仅大大开拓了瞿秋白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使自幼聪颖好思的瞿秋白自觉建立起广义的科学观，一直偏好文科的他开始了寻求科学解释人文社会的崭新历程，对传统文化中如封建迷信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部分，已然能够清晰鉴别并予以摒弃，初步掌握了准确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初等小学毕业后，瞿秋白经预科进入当时常州唯一一所新式中学——常州府中学堂就读，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注重学生全面教育的理念，使得瞿秋白在篆刻、绘画、音乐等方面的传统艺术造诣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此外校领导的同盟会背景亦影响了学生的政治倾向，瞿秋白开始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他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特别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代表，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如诗词曲赋，史学含正史野史，哲学似诸子、经学、佛学等都要有最为基础的掌握，这也是最低的要求。
瞿秋白出生于江南有“中华龙城”之称的常州，这里物华天宝、历史悠久，素以“人文渊薮”而著称。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四贤之首的吴国季札三让王位，松枝挂剑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也构成了常州人贤德礼让、重信讲义的人文传统；魏晋之际又产生了如萧统、刘勰等一批文学家理论家，奠定了常州人崇文尚学的基础；唐宋时杨时、张栻等一众鸿儒在常州教学授课开启了常州人兴教重才之风；至明清则渐成各种影响全国的学术流派，如庄存与、刘逢禄倡导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派，恽敬、张惠言等倡立的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恽南田创立的常州画派，以及以马培之、巢崇山、费伯雄、丁甘仁等为代表的孟河医派，赵翼、黄仲则等创立的毗陵诗派等，无怪乎瞿秋白在赴苏俄采访途中目睹了沿路的枯瘠和没落后，亦不禁感慨江南的赋，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摇篮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其思想性格、价值取向、学识素养等均深受影响，他在由山东北上的火车上看到路旁一家人团聚吃饭的场景，联想到自己家人星散的经历，随即想起常州诗人黄仲则“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8] 的名句，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更为深层的，如他“文人”的自我定位和气质形象，博采好学和务实自强的秉性追求，至诚至义和贤良忘我的精神境界等，可以说均以生动的形象诠释着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
常州还是佛道盛行之地，千百年来流传下来许多极负盛名的寺庙道观，如天宁寺、红梅阁等，云集了大批善男信女名流雅士，景象蔚为壮观。天宁寺始建于唐朝，经历代增建翻修修行膜拜，规模宏伟名僧辈出，被称为“东南第一丛林”，常州被称为“龙城”也起源于这座古刹。红梅阁系西晋建成的玄妙观后进，有紫阳真人于此植红梅而得道升天的传说，因此是常州名士吟诗弄墨的重要场所，观中栢屋里悬挂着的《玄妙观图》正是信奉道教的瞿父所作。瞿秋白的家就在这两处宗教圣地附近，因而这里也是他年少时期常去游玩的地方，在晨钟暮鼓清茶逸景中所受的熏陶自是不言而喻的。家乡天宁寺佛教氛围对他的影响，是在他赴武汉黄陂受表兄周均量进一步启发下表现出来的，他投身社会后所作的政论文章中经常使用“屈维它”“韦护”（韦护是疾恶如仇的菩萨名，瞿秋白最为看重的是其为人间鸣不平之处）等笔名，《圆觉经》等佛教经名和“人我见”“六尘”“涅槃”等佛教用语，他在思想上也深受佛教入世普度众生的影响，由避世厌世一转而成“就菩萨行” [9] 以“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0] 的观念，也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红梅阁道教文化对瞿秋白的影响则表现得较早，幼年瞿秋白崇尚道法自然的理念，以敏锐的内心体味着自然界呈现出来的社会人文规律，对梅花傲霜斗雪、淡泊脱俗的形象情有独钟，不仅常常吟诵创作咏梅的诗句，他就义前的词作就是《卜算子·咏梅》，他还以“铁梅”“涤梅”作为自己的别号与同学以“岁寒三友”结义等。
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受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再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缓慢前行了，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为挽救国家民族危机，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海量引进异质文化的盛况，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国民思想观念上的广泛变革，瞿秋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当中，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认识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并反映着其所处社会、所属阶级的发展状况，正如瞿秋白所说：“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 [11] 他把汇聚个体生命的社会现象称为“生命的大流”，认为身居其中的人随之不断流转因而不能认识他的本质规律，更无法把握作为个体的自我命运，只有站出来“取第三者的地位” [12] ，截取川流不息的社会现象的横截面仔细观察，以个体现象管见整体社会，以外在现象洞悉内在心理，才能看得明白。赴苏俄采访给了瞿秋白这样一个“取第三者的地位”的机会，他脱离了传统中国社会环境，截取横断面分析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阶段，并由此反思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转变的社会根源。
瞿秋白出生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封建传统社会末期。所谓内忧是指，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治制度发展到清王朝末期，在这一制度下根本无法克服的统治阶级的腐败积弊已经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官员比比皆是，幕僚们则终日游手好闲、投机钻营，统治阶级的腐败已经致使清王朝空剩一副皮囊，到道光年间，“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 [13] ，整个社会风气随之腐化，骄奢淫逸、懒散堕落之风横行，加之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根本无法组织应对，底层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推翻封建农业生产经济基础的力量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部不断地孕育成长。所谓外患是指，自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落后的中国国门以来，列强们侵略瓜分中国的野心不断扩张，本以执掌着泱泱大国而不可一世的清王朝统治者们在战争中不堪一击、战后又卖国求荣，相继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背负了根本无力偿还的巨额赔款，还划割了大片土地，丧失了关税、法律等独立权益，封建农业生产力在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的对决中一败涂地，建立之上的封建统治随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风雨飘摇。此时的中国传统社会正如瞿秋白所说，因为小农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以致变形，亦是“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14] 。
瞿秋白就出生在这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出生在濒临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族之中，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士”的阶级，在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中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破产的道路，瞿秋白的家庭变故真实地展示了这一过程。一直托庇于亲属的瞿秋白一家，在大家族随封建社会开始衰败、亲属们难于自保的时候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母亲被迫自杀，一家人分崩离析，寄人篱下，在家庭变故中尝尽人间苦楚的瞿秋白开始对封建社会制度下畸形的人际关系产生了疑问。他在赴苏俄途中回忆了自己年幼时的生活环境，通过亲身经历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在当时中国社会当中家族制度垂死挣扎，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畸形，冷淡枯寂的关系还属上乘，而更多的则是在表面亲属的宗法关系下相互“嫉恨怨悱诅咒毒害” [15] ，瞿秋白因此感叹“人与人的关系”之畸形。
黑暗的迷蒙中总有早醒的人寻觅着灯火，正是这些人的努力创造了“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 [16] 见到光明的机会。自19世纪50年代起，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先后尝试了建立农民政权、学习西方技术、资产阶级改良、社会大众直接反帝、资产阶级革命等各种方案以挽救危机，最终以推翻封建王朝的果实被军阀窃取而告终，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社会思想亦激荡变化，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建立民主国家的革命也以“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 [17] 告终，先进知识分子们由此认识到——“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 [18] 。
陈独秀、李大钊等以革除旧观念旧道德从而改造国民性为初衷，于1915年前后掀起了一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从出发点上看，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奠定基础的选择，结果却激化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促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完成了近代转型。1840年鸦片战争造成的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所形成的民族危机，它不仅因为传统冷兵器在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而使之成为国民所受民族危机程度最为深重的一次，还因为建立在机器大生产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入侵彻底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而使之上升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因而近代中国社会危机兼具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双重性质。新文化运动前期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重点，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和近乎全盘的否定，这种文化主体自发地借鉴异质文化否定传统文化的行为，激化了源自异族入侵经济基础动摇而产生的文化危机，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表现为儒家思想丧失了一元主体地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以各种学说和主义的形式广泛传入中国社会。瞿秋白是这样形容的：“中国一九一一年以来，万里长城为怒潮所冲破，依稀的晓梦‘初’回。漫天飞舞的‘新’‘主义’‘哲学’‘论’……无限，无限。” [19]
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近代转型，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强调的完全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这一点瞿秋白早就通过回忆自身经历予以了说明，他指出，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在当时的国内或者引发对当世不满的厌世复古之潮，或者萌生逃避之心“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 [20] 。这种广泛存在于当时社会的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反映在瞿秋白身上则表现为他在家庭变故前后出现“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21] 的状态。事实上，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冲击对于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发展环境，促进其发展进步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活力的影响，这一点在瞿秋白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谈到自己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三年内，人生观由“避世”向“厌世”的心理变化时指出，因受当时对广大青年影响巨大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他也怀揣着复兴今文经学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梦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理念亦促使他产生“就菩萨行” [22] 的愿望，这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和佛教入世以普度众生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积极作用的体现。当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近代转型最为根本的原因，瞿秋白的思想转变说到底也是对由社会危机、家庭变故产生的“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23] 的不断求解的必然结果。
文化哲学理论认为，文化危机通常在两个层次表征着自己，最为基层的是社会生活中个体或集体的观念意识的“冲突”和“变革”，在这之上的精英阶层对此进行的反思则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在后一层面上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具体体现，大批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通过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创造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壮观的文化话语现象，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救国的方案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广泛传入中国，瞿秋白更因自身特殊经历获得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话语分析的浪潮，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史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范式。这种话语分析不再局限于语法、词法、句法等语言形式层面的表面研究，而是将语篇与语境结合起来对其背后的深层背景进行研究探讨，正是因此，作为代表人物的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他的知识考古学理论“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总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或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 [24] ，即考察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精英阶层凭借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营造了全新的话语语境。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先后在器物、制度上学习西方以图救亡，然而推翻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果实却被封建军阀所窃取，“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 [25] ，他们意识到了完成思想文化上的革新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所言：“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26] 陈独秀率先在1915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掀起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引进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地位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颠覆，同时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的文化话语语境，各种文化思潮以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姿态充斥于当时的政治学术领域，并不断地碰撞创新。1914—1918年间发生在欧洲列强间的战争对西方文明的沉重打击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连锁反应，至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作为传入中国的众多挽救危机的文化方案中的一种脱颖而出，成了新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思想理论受到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青睐，迅速发展为当时进步思想中的主流。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话语语境经历了一个由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再到一元主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最切合中国社会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理论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
瞿秋白受五四新文化时期文化话语语境的影响，是抱着“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 [27] 的目的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幼年瞿秋白成长于中国封建传统社会“士的阶级”的大家族并接受系统的启蒙教育，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但目睹了阶级家庭破碎的他迅速明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于是他在经历了自己独特身世导致的由“避世”而“厌世”的人生观的转变后，像当时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安骤然爆发，随即卷入了思潮涌动的巨浪之中。像他自己分析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想激荡，思维活跃的青年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遍出现了焦虑不安的情绪，究其原因，还是对社会变动的心理反映，集中表现为对各种旧思想学术的批评。但自幼聪颖好思的瞿秋白在当时众多批判旧思想文化的思潮理论中，始终抓住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特点和需要的着重点，逐渐地形成了唯物唯实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挽救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道路的思想认识。他指出旧思想文化在各种新的思潮和理论的联合批判中败下阵来，丧失了原有统治地位，而新思想新文化的联盟亦不复稳定，各自不同的思想渊源、理论原则等矛盾逐渐显现，发展的方向亦“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 [28] 。政治上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上带有欺骗性质的所谓“振兴实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学术上主张复古的印度文化、东方文化派等都与马克思主义交织在一起，他也像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漂流辗转于各种思想理论之中。当然，瞿秋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深厚的哲学素养和中国传统文化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使得当时的他已经初步掌握“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 [29] ，因此决定赴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考察他的思想文化，“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30] 。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辟专门章节探讨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除却其中因侧重于自我批判导致言辞之间有过于苛责自己之处，这份全面回顾他生平的遗著为我们研究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途径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他记述了自己初入社会正值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之时，此时的他已经有了俄文专修馆学习的基础，对俄国文学充满兴趣，而报社正好需要懂俄语的人赴苏俄采访考察，各种机缘赋予了他亲身体验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的国家政治文化的机会。但在此时，他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各种思想混洽状态，不仅有自幼接受的子书、佛经等传统文化的积淀，胡适、梁漱溟引入并广为传播的东西方哲学思想理论的浸染，还有各种社会科学、文化文艺理论，当然还有《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影响。这里明确了决定他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渊源关系的三条重要因素，即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的兴趣，以及赴苏俄采访的契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要求在前面对五四新文化时期文化话语语境的分析中已经详细论述，此处我们着重分析后两点。
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决定瞿秋白获得不同于他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特殊途径的关键一步，瞿秋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一篇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陈述了这一过程，他记叙了家庭变故迫使他只身前往北京投奔亲属的经历，指出最初的目的只是想根据自己的兴趣担任教师糊口度日，但对书本文艺的热爱注定他不能平庸度日，而现实生活经济压力亦使其无法像其他学生一样自己选择，“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 [31] 专修学校成了他的必然之选。也正是在俄文专修馆的时间内，瞿秋白接触到大量俄罗斯思想家的理论，也是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最初接受了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主张，随后的思想和实践发展变动据他自己记述，自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开始，他即以专修馆的代表身份投身政治运动，同时也因为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 [32] 的强烈兴趣，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参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会，当实际运动有空闲时即增加了他理论学习的机会。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经历至少在参与并领导五四学生运动、研读马克思主义俄文经典著作、着迷于苏俄文学文化、结交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而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精英，以及获得赴苏俄采访机会等方面对瞿秋白最终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积极影响。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考察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途中瞿秋白就不忘初衷地明确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 [33]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路上他从不同侧面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 [34] 在记载他在莫斯科一年生活的杂记《赤都心史》中，瞿秋白对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下的艺术、教育、宗教、经济、军事、知识分子政策，甚至于小农经济封建残弊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考察，他将自己也将中国比作“东方稚儿”，视当时的苏俄为“新文化的参谋处” [35] ，而这样新文化的模范，是在同时应对东西方文化的挑战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空间的，尤其值得面临同样挑战的中国仔细思考借鉴。正是基于对苏俄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全面考察和分析，促使瞿秋白在苏俄期间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苏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