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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本文原是英文，发表于美国非洲学会杂志《非洲研究评论》，后征得同意在《国际政治研究》发表。作者将中国的非洲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感受非洲（1900—1949年）、支持非洲（1950—1965年）、了解非洲（1966—1977年）、研究非洲（1978年至今），对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并对影响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因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颇有成就。非洲研究正逐步由政治取向转为学术取向，研究领域由窄到宽，研究水平逐步提高，与实际部门的交流有所加强。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存在缺陷，如研究者集中在大城市，研究主题过于宽泛，少有国别或个案研究，与国外交流不多，研究成果少以外文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将大大推动非洲研究。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洲学家而言，中国的非洲研究或多或少是一个谜。1981年，一位研究中国对非政策的美国学者于子桥博士（George T.Yu） [2] 访问了中国。1984年，他率领美国非洲学家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这两次访问开启了中美非洲学者之间的交流。 [3] 然而，由于语言不同以及中国的非洲学家以前很少有机会参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国外非洲学家对中国的非洲研究仍然感到十分陌生。 [4] 本文试图对中国的非洲学进行概述。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将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以及相关领域。作者还将对影响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因素进行分析。
国内外的证据均表明中非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汉朝（前206—220年），中国与埃及之间即存在文化交流。 [5] 在唐代（618—907年），一位名叫杜环（762—？）的中国人在8世纪时到过非洲，他或许是第一个留下有关非洲的文字记载的中国人。 [6] 非洲的伟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在14世纪访问过中国，并留下了关于元朝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 [7] 在15世纪，郑和曾率领中国船队先后数次访问过非洲东海岸。更有意思的是，非洲特有的动物长颈鹿和斑马曾出现在明朝的文献中。 [8] 在考古学方面也有类似的发现。中国的考古学家曾在唐朝的裴娘子墓中发现了一个黑人陶俑。此外，在东非沿岸及马达加斯加等地都发现了产自中国唐朝到明朝的各种瓷器。在非洲还发现了五枚唐朝的钱币。 [9] 自18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与交往逐步增加。
虽然中非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但是中国对非洲的了解始于近代。欧洲人特别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关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理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开始听到更多有关外界的传闻。晚清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他们对中国的“势力范围”进行争夺。一波新的警报传遍中国，知识分子尤其警醒。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之一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鸦片战争。林则徐曾命令手下收集关于西方的各种信息，他的不懈努力致使重要著作《四洲志》得以出版。此书介绍了世界地理以及人种学的有关知识，涉及非洲不同国家、城市、领导人和民族。 [10] 在欧洲入侵者的压力下，林则徐最终成为清政府的替罪羊。在被放逐到西北地区的前夕，林则徐将他所收集的资料都送给好友、另一位著名改革家魏源。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魏源加入了一些新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评论，编纂了巨著《海国图志》。该书被称作中西关系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向有知识之人展示外部世界真实图画的第一次系统的尝试”。 [11] 魏源在书中也提到了非洲。 [12] 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徐继畬也对非洲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对北非、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的不同地区以及西印度洋中的岛屿进行了描述 [13] 。
一般而言，早期关于非洲的出版物大致可分为三类：涉及非洲某些地方的世界地理的翻译和编译、中国人的游记和关于埃及的书籍。 [14] 国人当时乐于撰写和翻译关于埃及的书籍是可以理解的。埃及像中国一样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过去。中国的穆斯林每年都要到中东朝圣，这样中国人对埃及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非洲其他地区。那些经陆路去欧洲的中国人通常从埃及路过，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则可经海路穿过埃及访问欧洲。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两国都有一段相同的屈辱经历。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将埃及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羸弱的国家总是会被强国欺凌。除了关于埃及的一些译著之外，最早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非洲的书籍很可能是英国人施登莱所著的《斐洲游记》（1900）。
在清朝末年，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先驱陈天华、梁启超、孙中山等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动员中国人民。他们仔细观察帝国主义列强与非洲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布尔人对英国人的反抗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陈天华和梁启超均热情赞扬了布尔人的勇敢精神。陈天华比较了德兰士瓦与英国的军事实力，赞美了布尔人的伟大精神，将他们称之为“挺天立地的大国民”。他问道：“中国的人比杜国（即德兰士瓦）多一千倍，英国要灭我中国，照杜国的比例算起来，英国须调兵至三万万，相战至三千年，才可与他言和。杜国既然如此，难道我就当不得杜国吗？”梁启超也强调英布战争与中国问题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孙中山则以摩洛哥遭瓜分作例证，试图展示“改革与灭亡”的基本道理。 [15] 换言之，他们希望利用非洲的经验和教训来唤醒中国人民。中国也有几家报纸在传播非洲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外交报》和《清议报》等。这些媒体刊出一些文章，提醒国人非洲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只有很少关于非洲的著述得以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所著的关于非洲的著作于1936年出版。虽然这是一本研究埃塞俄比亚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书，但作者的立场却非常清晰。该书一开始就列举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四个相同点：二者都拥有古代文明；二者的政治体制都正在经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二者都遭受了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手工业的衰落；二者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作者对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入侵的斗争表示了强烈的同情。 [16] 1935年，一本苏联学者所著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夏鼐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埃及学之父”。20世纪40年代早期，两本有关埃及的著作出版。一本是关于埃及历史的，另一本描述苏伊士运河。 [17]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非洲的介绍和研究非常有限。 [18] 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中国战乱不断，很少有人对非洲感兴趣。然而，报纸杂志上仍有关于非洲政治及非洲华工的报道。《东方杂志》是一份创刊于1904年且发行了40多年的杂志。该杂志作为国际问题的重镇，发表了各种关于非洲的文章，如非洲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殖民瓜分、非洲人民及其风俗习惯等。 [19] 学者们也分析非洲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当时的热点问题，如摩洛哥危机或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非洲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主要集中在民族独立运动上。这一时期，各种小册子得以出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北非独立运动的。 [20] 为数不多的学术期刊也刊登一些关于不同的非洲国家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或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文章。南开大学开始研究北部非洲，华南师范学院则开始了对中部非洲的研究。
国家领导人十分鼓励非洲研究。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一群来自非洲的朋友。他承认自己并不了解非洲。“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两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忙，在一两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 [21] 1961年7月4日，中联部直属管辖下的亚非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张铁生被任命为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1963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外事小组发布一项报告，旨在加强对国际事务的研究力度。为此在三所大学专门成立了研究外国的院系。考虑到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北京大学也设立了亚非研究所，因为北京大学拥有东方学系这一优势，该系教授亚非国家所用的一些小语种。20世纪40年代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梵语专家季羡林先生被任命为亚非研究所所长。历史系在法国获得学位的杨人楩教授将其研究方向从法国史转向非洲史，并开始培养非洲历史专业的研究生。
除了大学之外，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也涉及非洲研究，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下的亚非研究所（1981年，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的研究所）。例如，专门为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准备的《非洲概况》（1962年）一书即在该所出版并在内部发行。亚非研究所还拥有两份内部刊物，即《亚非译丛》（始于1959年，主要翻译亚洲和非洲的著述）和《亚非资料》（始于1963年，主要刊登亚非的资料）。非洲研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国际学术成就的推介，其中包括著作、会议、机构和论文等。这些信息都被刊登在上面所提到的两份刊物中，成为中国学者了解国外非洲研究的一条主要渠道。 [22]
翻译的书籍通常包括四种类型：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著作、西方学者或苏联学者的重要著作、政府报告和大众读物。第一种类型包括纳赛尔（1954）、克瓦米·恩克鲁玛（1957，1965）、本·贝拉、布迈丁等人的传记或言论集以及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领导人马杰蒙·迪奥普（迪奥普，1958）等人的著作。 [23] 第二种类型指一些治学严谨的学者的著作也得到了翻译，如法国学者徐雷—卡纳尔的《黑非洲：地理、文化、历史》（1958）、英国学者菲兹杰腊的《非洲地理》以及著名英国非洲学者戴维逊的著作（戴维逊，1955，1961）。有些著作是为了了解当时局势而专门选译的。很多苏联学者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著名非洲学家奥尔德罗格和波铁辛主编的《非洲各族人民》（1960），它是一本由多位苏联学者所著的关于非洲民族的大部头著作。甚至美国学者的一些著作也译自俄文（杜波伊斯，1961）。 [24] 第三种类型是为政府准备的报告，如美国西北大学非洲研究计划处的研究报告《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1959）。第四类为大众读物，如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1957）和杰·汗泽尔卡与米·席克蒙德的《非洲：梦想与现实》（1958）。
这里有必要提及两本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即《中非关系史初探》（张铁生，1963）和《现代埃及简史》（纳忠，1963）。张铁生的著作编纂了五篇从唐朝到明朝时期中非关系的论文，其涵盖面包括中国与东非、北非的关系以及海上交通史等。纳忠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埃及的爱兹哈尔大学。这本关于埃及现代史的著作是中国对非洲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开端。除了第一章是关于埃及的古代历史之外，其余章节论述了从拿破仑入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一些对非洲单个国家、殖民地或地区的一般介绍性的作品，如《乍得、中非》（1965）、《刚果（布）、加蓬》（1964）等，这些小册子都是作为“非洲列国志”丛书内部发行的。
这段时期的非洲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性质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而非学术性的。中国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希望从非洲国家中获得新朋友。当时，处于研究主导地位的是各大学的历史系。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人类学和政治学在当时还不被承认是单独的学科。研究通常由集体进行，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民族解放运动或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显而易见，对国外非洲研究的介绍所占比重很大，世界上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洲研究中心都给予介绍，一些著作被翻译出版。对翻译著作的挑选虽然力争做到客观准确，但带有明显的政治偏向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倒退。大学关闭了几年，然后以“政治表现”为标准来招收学生。只有很少几所大学在研究国外问题。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几乎停滞。
你或许会因为中国仍然存在非洲研究而感到惊奇。中联部拥有自己的研究非洲形势和向非洲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部门。中联部领导下的亚非研究所开展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对高层决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收集信息和分析资料上，而不是放在学术研究上。
1971年见证了两件标志着中国打破封锁和重新进入国际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以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标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为了加强对世界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1971年，在国务院的组织下，全国范围的出版界会议得以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出版一些重要的历史类书籍，比如二十四史、中华民国史等，主要供内部阅读。
为了使各级领导了解国外事务，不同国家的历史类书籍或概述性著作被挑选出来翻译出版。这项巨大的工程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翻译的著作包括历史、政治和地理等方面。至于非洲方面的书籍，不同地区的历史书被翻译了过来，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中非、东非、西非、南非和马斯克林群岛等。单个国家的历史也有选择性地进行了翻译，比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中非、尼日利亚、尼日尔、塞拉利昂、加纳、冈比亚、达荷美、多哥、刚果（金）、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求斯、马拉维等。对于那些缺乏历史类书籍的国家，概述性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如西南非洲、莱索托、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赞比亚、吉布提、非洲之角、中非共和国、罗安达、布隆迪、马里、上沃尔特、安哥拉、罗得西亚、利比亚和刚果等。众多的地理类书籍也得以翻译出版。
对非洲学者的著作也进行了挑选和翻译，例如《独立的苏丹：一个国家的历史》《坦桑尼亚史》《罗得西亚：冲突的背景》等。有一些是非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比如戴维逊的《古老非洲的再发现》（1960）和费奇的《西非简史》（1969）等，另外一些则包含了丰富的文献和档案，比如克里斯托夫·法伊夫的《塞拉利昂史》，科纳万的《多哥史》、《达荷美史》和《刚果史》等。一些苏联和东欧学者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纂的两卷本《非洲史》和匈牙利历史学家西克·安德列撰写的四卷本《黑非洲史》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因为这项工程的初衷并非为了学术研究，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翻译的著作都没有被投入市场，而只是内部发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所有这些著作都被公开发行。作为一种模式，每一本翻译的著作都有翻译者从政治角度对内容所作的批判性的序言，以作为保护翻译者的措施和对读者的提醒。与此相对应的是，翻译工作通常由团体、而不是由个人来做，万一出现什么错误，责任将会由集体来承担。人们会注意到这些书的选择标准既不是基于它的内容，也不是基于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基于它的标题。在每一个可能存在的例子中，它们通常是历史书，而不是专著。那些被选中的书之所以在质量上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根本就没有学术价值），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学者缺乏关于非洲和国外非洲研究的知识；二是国内的图书馆缺乏非洲方面图书的收藏。
根据统计数据，1967—1978年间共有117种关于非洲的著作得以出版，其中111种是译著，5种是大众读物，1种为参考书（见表1）。换句话说，这些书有95%是从其他文字翻译过来的。 [25]
表1 中国出版的关于非洲研究方面的著作
这些译著涵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我们决不应该低估其重要性。在中国，通过对这些翻译出版的非洲研究成果的学习，学生们获得了关于一个远离中国的大陆的知识，并开始了解一些非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名字。他们逐渐对非洲研究的主题、兴趣和倾向变得熟悉起来。这一切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非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大学院校中的教学和科研得以恢复。对于中国的非洲研究而言，1977年到2000年是一段硕果累累的时间。这一阶段的非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支队伍：大学、学术机构和政府各部直属机构。中国的非洲研究领域主要有两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年）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0年）。虽然这两个协会之间有诸多重叠，但前者的研究重点放在当前问题上，后者则侧重于非洲历史。任何对非洲研究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申请加入这两个组织。在这两个学术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世纪90年代是非洲研究中心大发展的年代。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了南非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1998年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1998年，湘潭大学也成立了非洲法研究中心。 [26] 南京大学地理系拥有一支专门研究非洲经济地理学的队伍，云南大学拥有一支专门进行非洲研究的队伍，浙江师范大学最近也建立了一个研究非洲教育的中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术期刊上非洲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三个主题。第一，殖民统治时期的初期抵抗和抵抗运动，如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侵略者的战争，坦噶尼喀的马吉马吉起义和肯尼亚的茅茅运动等。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泛非运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或某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重要人物，其中既包括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如博瓦尼、恩克鲁玛、埃亚德马、罗伯特·穆加贝、卡翁达、桑戈尔、卡扎菲、塞古·杜尔、布尔吉巴等，也包括那些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加维、杜波伊斯、法农等。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的研究在80年代及其后来的时间里不断加深。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名非洲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也于次年开始招收硕士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将他们的兴趣转向更加特定的主题。陆庭恩运用多方面的资料展示了大卫·利维斯通在非洲的探险过程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既是奴隶贸易的反对者，也是殖民扩张的工具。吴秉真、徐济明以及其他人对奴隶贸易及其与非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吴秉真还批评了费奇关于奴隶贸易的观点。 [27] 秦晓鹰接触了一个敏感的主题——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中国学术界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般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肯尼亚为例证，秦晓鹰认为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王春良在对扎伊尔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安山则试图分析西非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及其作用。 [28]
1982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何芳川的论文探讨了古代阿克苏姆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郑家馨则在探究南非早期的社会经济结构。顾章义研究了非洲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宁骚的论文讨论了“含米特假设”或“含米特理论”问题，他指出非洲人民是非洲文明的创造者，并批评了这个假设的种族主义论调。陆庭恩研究了现代非洲的历史分期。艾周昌研究了现代非洲历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比如葡萄牙人对非洲的早期入侵，奴隶贸易和占领非洲等。以尼日利亚为例证，秦晓鹰研究了改良在非洲独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1982）。
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更多的学术成果，一些重要的著作得以出版（杨人楩，1984；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4；陆庭恩，1987；陈宗德、吴兆契，1987；唐大盾，1988；葛佶，1989）。 [29] 《在神秘的酋长国度里》是第一本由一位亲临黑非洲内陆的中国人所写的关于非洲国家的书。作者杨荣甲逼真地描述了喀麦隆的酋长体系（1986）。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关于埃及、尼日尔、扎伊尔等国的国别史。 [30] 陈公元的著作研究了中国与非洲在古代交往的历史。 [31] 与此同时，国内对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化，并开始涉及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反殖民主义宗教运动等方面的非洲民族主义以及与种族问题、经济和发展、文化和国际关系等相关的问题。
关于非洲地理，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学者所著的两本著作非常重要。 [32] 后者属于“世界农业地理丛书”系列，这套丛书一共有11本，分别按照国家（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地区（东南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对世界农业地理的综合性考察等角度撰写。其他国家的一些地理方面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1985年，在中国印刷的最大型的非洲地图集——《非洲地图集》得以出版发行，它全方位地收入了有关非洲的大量图片，包括非洲大陆的历史、民族、经济和地理等。人们对非洲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对重要著作的翻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关于非洲边界的权威著作（1979）和西非的重要史诗《松迪亚塔》（1983）均被翻译出版。塞利格曼的《非洲的种族》一书在1966年曾被他的中国学生费孝通翻译过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本书直到1982年才得以出版。 [33] 在这些翻译的著作中有两本关于奴隶贸易的著述较为重要。一本是苏联学者阿勃拉莫娃的《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1983），另一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5—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专家会议的报告和论文》（1984）。巴兹尔·戴维逊的著作《现代非洲史》（1978）以及非洲领导人的传记或自传也被翻译过来。另一项巨大工程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8卷本《非洲通史》的翻译工作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1984年出版了这套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剩下的几卷也陆续得以出版，目前已经全部出齐。
1981年，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非洲的著作《非洲概况》公开出版发行，它涵盖了地理、历史、民族、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中非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方积根选编的资料集（1986）挑选了有关华人在非洲的报道、文章或专著中的章节。 [34] 《当代非洲名人录》（1987）收录了1000多个非洲重要的人物。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帮助下，有关非洲研究的参考书目得以编纂并发行。 [35] 从1982年到1989年，一共有105篇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的非洲研究的文章在中国发表。值得一提的是，几本关于非洲民族的著作被翻译或编译出来（葛公尚、曹枫，1980；葛公尚、李一夫，1981；葛公尚、曹枫，1982）。 [36] 虽然这些著作没有正式出版，但它们为当时研究非洲民族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0世纪90年代，非洲方面的出版物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非洲研究丛书”，包括六本专著（舒运国，1996；艾周昌、沐涛，1996；罗建国，1996；夏吉生，1996；陆庭恩、刘静，1997；刘鸿武，1997）和三本史料汇编（艾周昌，1989；潘光、朱威烈，1992；唐大盾，1995）。 [37] 其中，艾周昌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1989）是作者经过爬梳整理各种史料选辑而成，它包含了游记、报刊文章、信件和回忆录等。有些关于非洲的著作成了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分，如“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包括加纳（陈仲丹，2000）等国。在“殖民主义史”研究项目的成果中，非洲卷论述了非洲殖民主义的起源、发展和衰落。 [38]
作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集体努力的结果，《非洲通史》于1995年出版。这套《非洲通史》分为三卷，涵盖了非洲的古代史（何芳川、宁骚，1996）、近代史（艾周昌、郑家馨，1996）和现代史（陆庭恩、彭坤元，1996）。 [39] 三卷本总结了这些学者在过去十年中的研究成果。《非洲民族独立简史》是第一本系统研究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著作，且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葡属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 [40] 李安山在多伦多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专著《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是中国第一本较系统研究非洲国家历史的个案研究著作。以其在伦敦的英国档案馆、阿克拉的加纳国家档案馆收集的资料以及在加纳进行的实地考察为基础，李安山探究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冲突，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反抗在当地政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导致了殖民政策的变化。 [41]
在20世纪90年代，以下主题变成了热门话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化、种族问题、国际关系、南非、文化研究、经济研究、中非关系等。非洲政治吸引了相当多的注意力。随着民主浪潮的到来，非洲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 [42] 作为一项集体研究项目，《非洲社会主义新论》的编写工作于1989年正式开始，一共有16位来自不同单位的学者参加了编写。这本书讨论了非洲社会主义的起源、发展和类型，并且对非洲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比。作者指出，非洲社会主义在巩固民族独立、建立民族文化和控制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它还极大地提高了非洲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在非洲并没有成功，这项运动在非洲之所以会出现衰落，原因在于：内部因素（产生的暴力、国内政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影响，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三种不同的选择：脱离社会主义、自我调整和民主社会主义。按照作者的看法，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 [43]
在关于非洲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上存在争论。大致而言，在非洲民主浪潮问题上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洲国内对建立民主社会的要求是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在民主化过程和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的动乱既是长期遭受压迫和不良政府导致的自然结果，又是民主化进程带来的新的冲突。 [4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洲的民主化是苏联集团瓦解和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非洲。 [45]
中国的非洲研究者在非洲的种族（民族）问题上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关于“tribe”和“tribalism”的用法问题上，中国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使用“部族”一词更为恰当。 [46]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而更喜欢用“族体性”或“地方民族主义”来代替“部族主义”。 [47] 虽然在用词上有所不同，但是所有学者都承认族际冲突已经成为非洲国家建设的障碍。李继东、张宏明和徐济明均认为族际冲突已经对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形成了挑战，威胁到了政治的稳定和民族国家的团结。 [48] 李安山分析了“地方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与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的关系，指出地方民族主义扎根于殖民统治之前的社会历史之中，受到了殖民统治（特别是“间接统治”）的极大影响，与此同时国内因素如政府管理不善和外部势力的直接加剧了这种趋势。 [49]
在国际关系方面，梁根成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与非洲》（1991）按照时间顺序分为8个不同章节，主要研究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对非政策。作者对美国在非洲的政策基本上持否定观点。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特别是法国对非政策的文章。从1990年到1996年，有超过13篇文章对法国对非政策进行了研究。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在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近几年来，特别是中国和南非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南非成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正在发生的“非洲复兴运动”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兴趣。甚至早在中国、南非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就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研究中心，它不但扮演了一个半外交部门的角色，而且促进了中国与南非之间的学术交流。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前妻温妮·曼德拉的传记和自传也被写作或翻译出来。 [50] 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南非的著作，涵盖了政治、经济、种族关系和现代化等各个方面。 [51] 199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举办了主题为“南非政治与经济发展前景”的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既是为了庆祝和总结中国和美国非洲研究机构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15年的合作，也是该基金会资助的这一项目的最后一次活动。这次研讨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的召开正好处于江泽民主席第一次访问非洲之后和中国与南非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此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南非的政治转型及其前景，南非的重建和发展以及新南非的外交关系。
宁骚关于非洲文化研究的专著是第一本涉及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研究非洲文化，涉及社会规范和节日、崇拜和宗教、科技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以及非洲人在艺术、文学和表演艺术方面美的追求。 [52] 李保平和刘鸿武试图从一种历史的视角来分析非洲传统与现代化的关联性。 [53] 作为“世界文明大系”中的一个部分，艾周昌的著作探讨了“非洲黑人文明的形成”中涵盖的主题，如上尼罗河文明（努比亚、库施、阿克苏姆），西非的铁器文明，班图人的迁徙，伊斯兰、斯瓦西里和豪萨文明等。作者还列举了不同种类和表现形式的非洲文明，如艺术和文学，宗教和风俗，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第三章“非洲黑人文明的未来”则试图将非洲与外部世界、传统与现代性联系起来。 [54]
冯建伟的著作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作者亲自到非洲内地进行了考察。他历时半年走遍了5个非洲国家（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加纳），参观了150个城市、农村、单位和学校，研究了社会组织、经济模式、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和历史分期。在单一制经济问题上，与国内学者所持的消极观点不同，他认为单一经济制有利有弊。 [55]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对非洲现代化的研究非常普遍。李继东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专著分析了导致非洲迟到的现代化的原因，他认为统治方式和“部族主义”是其中的消极因素。何丽儿关于津巴布韦的著作是对这个新独立国家进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56]
在非洲独立后的经济问题方面，《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是第一本全面研究这一课题的著作，它也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来自不同学科，这本书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如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城市化、生态学、环境和农业、私有化和国有化、战略选择等问题。有的作者指出，战略选择与每个国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非洲国家应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寻求尽可能无条件的外援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57]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非洲经济的著作，其中有些是研究市场经济方面的著作（杨德贞、苏泽玉，1994；陈沫，1995），而另外一些则是关于改革与经济关系的著作。 [58] 为了满足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需要，农业部组织研究队伍编写了一套关于非洲农业的丛书。 [59]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黄泽全的《非洲投资指南》（2003）为有志于到非洲投资的企业与个人提供了相当全面的信息。
在中非关系方面，国际学术界更熟悉戴闻达、费勒西或菲利普·斯诺等人的名字，而不是中国学者的名字，虽然中国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要比国外早得多。 [60] 例如，岑仲勉曾于1935年写有一篇关于唐朝时期中非交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波斯湾到东非的海上航线。张星烺通过对资料的出色收集工作指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张铁生从历史的角度涉及中非交流这一主题。 [61]
张俊彦研究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通过海上航线与西亚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并讨论了杜环以及其他学者在著作中对不同非洲地方的描述。关于“摩邻”现在所处的位置，学者有多种不同观点。戴闻达认为它指的是肯尼亚的马林迪，《非洲概况》一书的作者认为它指的是曼迪，另有学者则认为它指的是麦罗埃、摩洛哥、阿克苏姆等。张俊彦支持“摩洛哥”一派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杜环提到摩邻位于“秋萨罗”，即卡斯蒂利亚的西南；其二，杜环还说要穿过大沙漠才能到达摩邻，“大沙漠”指的是利比亚沙漠和阿尔及利亚周围的沙漠；其三，唐朝其他著作也提到了“摩邻”以及位于摩洛哥东部的邻国。艾周昌也赞成这一观点。 [62]
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沈福伟出版了关于中非关系的长篇著作。该书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与埃及之间的交往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交往则相对较晚。沈福伟则认为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直接交往始于汉朝（前206—公元220）。两者之间除了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外，到中国出访的第一个黑非洲使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港口城市阿杜利斯（Adulis，位于今天的厄立特里亚境内），他们于公元100年到达洛阳。这样，埃塞俄比亚就成了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他学者也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63]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非关系从15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处于隔绝状态，也就是说中非关系中断了500年（Hutchison，1975：2）。通过对中文史料的发掘，艾周昌在著作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纠正，指出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中非交往仍在进行。艾周昌和沐涛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早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中国与非洲就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交往。 [64]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与非洲》，这本论文集共收入22篇论文，涵盖了中非关系从古到今的历史，还收录了有关这个主题的参考书目（2000）。
至于对中国人在非洲的研究，一共出版了三本相关的著作。早在1984年，陈翰笙先生就以“非洲华工”为题对有关资料进行了编撰，编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他收入了政府档案、文献、信件及各种关于非洲华工的原始资料（1984）。方积根编撰了有关中国人在非洲的研究资料，其中主要是从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资料。 [65] 《非洲华侨华人史》较全面地研究了非洲华侨华人的起源、适应和融合等问题。由于该书是有关这一题目的第一部专著，因此它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马上在其中国栏目中报道了这一新闻，美国非洲学会的《非洲研究评论》和加拿大非洲学会的杂志《加拿大非洲研究杂志》还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组织编纂的三种参考书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国际形势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总论、政治评论、经济调查、国际关系和资料选读。 [67] 黄皮书的编纂工作从1998年开始每年出版。《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和《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是另外两部重要的工具书。其内容涵盖面广，结构严密，各自分为三个部分：全面研究，单个国家，档案和附录。第一部分包括五个主题：概览、历史、政治发展、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第二部分列举了这一地区的单个国家，第三部分包括文件、非洲的地区组织、统计数据和资料以及中非关系纪年（1949—1999）。 [68] 绝大部分作者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而且所用的材料相对较新。
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增多，中国学者对国外的非洲研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这一时期发表了一些关于非洲历史研究的不同学派的文章，如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早期南非自由主义学派，也介绍了一些对特定主题的研究，如舒运国对奴隶贸易研究的介绍，李安山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古代史研究的介绍，李继东对班图大迁移的研究概述以及张象、周慕红等人对有关非洲研究的介绍。一些重要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如罗兰·奥里弗和安东尼·阿特莫尔的《1800年以后的非洲》、帕林德的《非洲原始宗教》和理查德的《东非酋长》等著作。
总之，整个20世纪，中国在非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令人难忘的。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的态度要远比对其他地方更富同情心，这可能是由于历史上的相似性（都遭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文化上的相连性（都是文明的发源地，都强调集体主义）所致。中国的非洲研究正在逐步由政治取向向学术取向转变。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它也预示着中国学者未来将会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多原创性的贡献。这一领域所涉及的内容也由窄到宽，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历史、地理、经济、文学、民族研究、文化研究等。研究水平也正在提高，从概览和介绍变为更为具体和详细的研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实践工作和学术研究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政府各部门需要信息、分析和评估，学术界则需要研究资金、推动和反馈。 [69] 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正在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这无疑会使中国更充分地进入国际学术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个人（或公司）与非洲人民交流的不断增进，非洲对中国人将不再是一块神秘之地。了解非洲这块大陆的要求正在不断上升，这可能会促进中国的非洲研究。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非洲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从参考书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原创性研究很少。大多数著作利用的都是英文著作的二手资料。很少有学者去非洲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至今没有一位中国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做过实地考察，因此根本谈不上对非洲的人类学研究或是任何关于口头传说的研究。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国内的考古工作，还没有涉及对非洲的考古探索或研究。中国的高校除了培训目的之外，还没有对非洲语言的研究。尽管《西亚非洲》对非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70] 但非洲研究组织尚无自己的刊物。中国非洲历史研究会曾经有一本内部流通的刊物，但是发行没有固定时间，而且后来因资金问题停止了发行。研究范围仍然过于宽泛，很少有国别研究或个案研究。在学术界和实践工作之间缺乏沟通，尽管彼此都参加各种会议或研讨会，但二者之间缺乏一种动态的联系。中国学界与国外的交流也非常贫乏。虽然中国的非洲学界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此外，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以外文出版。
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往的需要无疑会促进对非洲的研究。中国的非洲研究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它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艰苦工作和团体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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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Anshan（李安山）（1996），“Abirewa：A Religious Movement in the Gold Coast，1906-8”，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20，No.1，pp.32-52.
Li Anshan（李安山）（2002）， British Rule and Rural Protest in Southern Ghana ，New York：Peter Lang.
Snow，Philip（1988）， The Star Raft ： China ' 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Yap，Melanie and Dianne Leong Man（1996）， Colour ，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761a2880f32f53e.html）
[1] 本文译自作者发表在美国非洲学会杂志《非洲研究评论》（2005年第1期）的论文。参见Li Anshan，“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48，No.1，2005，pp.59-87。中文版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略有增补和改动。由于原文所附书目篇幅太长，而这些书目在其他论文中有所论述，故此文有删减。作者在此向翻译此文的沈晓雷和王锦表示感谢。文中的错误由本人负责。
[2] 于子桥教授是中国现代书法家与政治家于右任先生的后裔，现任伊利诺斯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3] 1983年，福特基金会为中国非洲学家代表团访美提供了资助。1985年，福特基金会又提供资金设立了美—中非洲研究交流委员会，由于子桥担任美方主席，葛佶担任中方主席。根据乔治·布鲁克斯（George Brooks）教授在其关于亚洲国家的非洲研究与教学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美国非洲学会于1986年邀请了中国南开大学的张象教授、日本的Hideo Yamada教授和韩国的Har教授参加了美国非洲学会的年会，并访问了美国有关学校的非洲研究项目。
[4] 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用英文在国外正式发表过自己的研究成果。Gao Jinyuan，“China and Africa：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over Many Centuries”， African Affairs ，83：331（April 1984）；He Fangchua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History”， UCLA African Studies Center Newsletter ，1987 Fall；Ge Jie（葛佶）（1997），“China”，in John Middleton，ed.， Encyclopedia of Africa ， South of the Sahara ，Vol.4，Charles Scribner's Sons；Li Anshan，“Book Review of African Eldorado ： Gold Coast to Ghana ”，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32，No.3，pp.539-541；Li Anshan，“Asafo and Destoolment in Colonial Southern Gha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28，No.2，pp.327-357；Li Anshan，“Abirewa：A Religious Movement in the Gold Coast，1906-8”，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20，No.1，pp.32-52；Li Anshan， British Rule and Rural Protest in Southern Ghana ，New York：Peter Lang.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张宏明研究员曾在法文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本文作者曾于1996年和1997年在北京大学分别接待过来自英国和法国的非洲学家代表团，还接待过来自美国的非洲学家Goran Hyden、Joel D.Barkan、Geroge Brooks等人。他们都希望了解中国的非洲研究情况。
[5] 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研究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前1070—前945年）的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异物，经分析是蚕丝的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可以认定这是中国的产品”。这说明中国的特产已运至埃及。参见《三千年前埃及已用中国丝绸》，《人民日报》1993年4月2日。有关中国与埃及的早期交往，参见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6] 杜环在怛逻斯河（Talas，今译为“塔拉斯河”）战役（751年）中被大食人所俘。十余年后，他从海路回到中国，后著《经行记》，有“摩邻国”一节。学者普遍认为“摩邻”地处非洲，但对其究属何地尚存争论，大致有马格里布、马林迪、曼迪、麦罗埃、阿克苏姆之说。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7] 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曾到过中国并留下关于中国的各种记载，如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建筑、风俗习惯、经济生活、货币系统、交通、地区特产，特别是宫廷政治争斗。Ibn Battuta，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 - 1354 ，Translated and selected by H.A.R.Gibb，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1929，pp.282-300.
[8] 斑马曾出现在明代出版的《异物图志》一书中，长颈鹿则由明代画家沈度描绘，此画现存费城艺术博物馆。
[9]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
[10] 书中提及尼日尔河、乍得湖、达荷美、图克鲁尔、扎里亚、索科托等地，还有阿克拉、拉各斯、基达、卡奔达等城市以及乌斯曼·丹·福迪奥、阿赫马杜、巴雷、毛拉·阿赫马德·阿尔—曼苏尔等非洲领袖。
[11] Wm.Theodore De Bary，Wing-Tsit Chan and Chester Tan，compiled（1960），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2，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
[12] 此书第一版共有50卷，1852年版增至100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在中国朝廷无人问津，却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13]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88页。
[14] 例如，[日]柴四郎：《埃及近世史》，章起谓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英]密里纳：《埃及变政史略》，任保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关于早期中国出版的有关非洲与埃及的著述，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76页。
[15]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第192—195、201—202页。
[16] 吴遵存、谢德风：《阿比西尼亚国》，正中书局1936年版。
[17] 黄曾樾：《埃及钩沉》，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任美锷、严钦尚：《苏伊士大运河》，上海道中书局1941年版。
[18] 民国时期共出版有关非洲的著作19种，含译作14种，通俗读物5种。参见张毓熙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90—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97年，第258—259页。
[19] 《东方杂志》在1911—1912年曾刊载多篇文章，报道分析了列强瓜分摩洛哥的局势。参见伧父《摩洛哥事件》，《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第46页；伧父《摩洛哥与列强》，《东方杂志》第8卷第6号，第31页；许家庆《摩洛哥问题之解决》，《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第55页；许家庆《法西摩洛哥谈判》，《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第38页。关于埃塞俄比亚（时称“阿比西尼亚”）与意大利的冲突，参见吴颂皋《意阿问题之剖析》，《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第33页；胡庆育《意阿争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第53页。该卷及随后各号均刊载多篇关于埃意冲突的文章。
[20] 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22] 有关亚非研究所及后来的西亚非洲所的情况，参见《所史》编写组《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2001年6月，第6—28页。
[23] [埃及]加迈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加纳]克瓦姆·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国际关系研究所翻译组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加纳]克瓦姆·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塞内加尔]马杰蒙·迪奥普：《黑非洲政治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24] [英]戴维逊：《非洲的觉醒》，施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英]戴维逊：《黑母亲 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何瑞丰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美]杜波依斯：《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秦文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25] 张毓熙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90—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97年，第272—273页。
[26] 洪永红、夏新华：《非洲法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 陆庭恩：《评戴维·利文斯敦》，《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吴秉真：《评当代西方学者对奴隶贸易的一些看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吴秉真：《非洲奴隶贸易400年始末》，《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吴秉真：《关于奴隶贸易对黑非洲影响问题的探讨》，《西亚非洲》1984年第5期；徐济明：《奴隶贸易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徐济明：《奴隶贸易是造成非洲落后的重要原因》，《西亚非洲》1983年第4期；李继东：《论奴隶贸易终止的原因》，《非洲问题参考资料》1983年第7期。
[28] 秦晓鹰：《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浅析肯尼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及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秦晓鹰：《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特点》，《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王春良：《扎伊尔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兼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
[29]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通史》编写组编：《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宗德、吴兆契编著：《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唐大盾、张士智、庄慧君、汤平山、赵慧杰：《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葛佶、何丽儿、杨立华、孙耀楣：《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30]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郇心强：《尼日尔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赵淑慧：《扎伊尔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1] 陈公元：《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2] 苏世荣等编著：《非洲自然地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曾尊固等编著：《非洲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3] 此书的翻译者、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在“译后记”中，他将这一充满种族偏见并早已受到学界批判的著作称为“有关非洲民族的标准读物”。这一事实表明，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者长期与国际学术界缺乏交流从而对国际学术界了解甚微。
[34] 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编》，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35] 张毓熙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82—1989》，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90年；张毓熙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90—1996》，1997年。
[36] 葛公尚、曹枫编译：《非洲民族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0年；葛公尚、李一夫编译：《非洲民族人口与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1年；葛公尚、曹枫编译：《非洲狩猎民族与游牧民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2年。
[37] 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建国：《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版；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潘光、朱威烈编：《阿拉伯非洲历史文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8]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0]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41] 李安山：《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2] 唐大盾、张士智、庄慧君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43] 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4] 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5] 陆庭恩：《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适合非洲》，《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第3、4期。
[46] 宁骚：《试论当代非洲的部族问题》，《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葛公尚：《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
[47] 顾章义：《评非洲“部族”说——兼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顾章义：《“部族”还是“民族”？评人们共同体的“部族”说》，《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阮西湖：《关于术语“部族”》，《世界民族》1998年第4期；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48] 李继东：《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的“非洲病”的初步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9]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
[50] 杨立华：《曼德拉——南非民族团结之父》，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
[51] 杨立华等：《正在发生划时代变革的国度：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陈一飞主编：《开拓南非市场：环境与机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夏吉生等著：《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南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夏吉生主编（1996）：《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艾周昌、舒运国、沐涛、张忠祥：《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非问题研究中心编著：《南非——贸易与投资指南》，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52]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3] 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4]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5] 冯建伟：《横跨黑非洲》，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56] 李继东：《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的“非洲病”的初步分析》；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
[57] 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宗德：《探索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评介》，《西亚非洲》1994年第3期。
[58] 谈世中：《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9] 陈宗德、姚桂梅主编：《非洲各国农业概况（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陈宗德、姚桂梅、范志书主编：《非洲各国农业概况（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陆庭恩主编：《非洲农业发展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文云朝主编：《非洲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何秀荣、王秀清、李平主编：《非洲农产品市场和贸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60] J.J.L.Duyvendak， China ' s Discovery of Africa ，Stephen Austin and Sons，1947；Teobaldo Filesi，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David L.Morison，London：Frank Cass，1972；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 China ' 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8.
[61] 岑仲勉：《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1935年第41卷第18期；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65年版。
[62] 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
[63]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陈公元：《中非历史上最早的外交关系》，《西亚非洲》1980年第2期；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许永璋：《“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许永璋：《古代中非关系史若干问题探讨》，《西亚非洲》1993年第5期；张象：《古代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四次高潮》，《南开史学》1987年第2期；张象：《古代中非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亚非洲》1993年第5期。
[64]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5] 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66]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Michael C.Brose，“Book Review： A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n Africa ”，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36，No.1，2002，pp.157-159；James Gao，“Book Review： A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n Africa ”，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44，No.1，pp.164-165.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齐世荣教授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将其列为“填补空白之作”。
[67] 赵国忠等主编：《国际形势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001年版；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1—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2—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8] 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9] 在1997年10月中国非洲史学会年会上，本文作者与云南大学的刘鸿武教授受史学会之托，起草了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就加强非洲研究提出了看法。江泽民主席于1998年1月26日在这封有17名教授署名的信函上批示：“近年来，我在许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要十分重视非洲的工作。不仅在政治上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同时在开展经济合作方面也要十分重视，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应支持。”黄泽全：《中非友好合作50年》，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70] 《西亚非洲》杂志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杂志创刊于1980年，先是作为内部刊物，198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行，1982年8月开始在国内外发行，至今仍是中国学者发表有关非洲文章的主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