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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许多七七级大学生一样，在读大学之前有过各种人生经历，上大学机会难得，格外珍惜。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是热血青年，因为替地下党张贴新四军的传单受到国民党特务盯梢，被迫从厦门大学转到中山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后来，他命运多舛，但十分重视对子女道德和学识方面的教育。有意思的是，虽然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但订的《参考消息》从未中断，我因此有机会接触国际时事。我考上大学，他对我勉励督促有加。我在寝室的书桌上贴了一张条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忧国忧民，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哲学专业，后来却被录取在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英语系。
入学后，父亲建议我以英语为工具，选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大学生，我对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颇觉茫然，觉得民族主义值得研究，而非洲可作为这一研究的起点。后来，父亲带着我去见当时在湖南社科院工作的远房舅舅何光岳先生，他也鼓励我从非洲入手。这样，我就开始学习研究非洲。当时长沙旧书店正好有各种关于非洲问题的黄皮书，这是为了响应中央鼓励学习世界史的号召而翻译出来的，我就省下钱来买了一大批这种书，其中不乏非洲史名家的著作，自己开始钻研起来。我有时间就去历史系听课，记忆中有林增平和莫任南二位先生的课。我的中学同学聂乐和先生与吕锡琛女士二位也在历史系，他们给了我诸多帮助。
当时我对研究生一无所知，颇有点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意思，又花钱订了《西亚非洲》杂志，引起同学的好奇。未料到，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非洲史研究生，我就报名并有幸成为世界史所研究员吴秉真先生的弟子。真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吴先生长期从事国际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是国内少数几位熟悉非洲的学者。她为了对我进行强化教育，专门请了当时国内几位研究非洲方面的专家给我开课，例如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葛佶和屠尔康老师给我讲非洲古代史，世界史所的彭坤元和秦晓鹰老师讲非洲史和民族主义，北京大学的郑家馨和陆庭恩老师讲南非史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中央民族学院的顾章义老师讲非洲民族，外交学院的潘蓓英老师讲民族独立运动等课程。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位于京西玉泉路，远离市区。虽然我上课需要到处跑，比较累，但这种“百家宴”式的单独授课使我受益匪浅，不仅认识了各位专家，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营养。
吴老师给我上课是在世界史所。她对我关爱有加，不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爱人考上北师大心理系的研究生后，吴老师多次邀请我俩去她家补充营养。1982年硕士毕业后，我打算去北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介绍我直接找原世界史所所长陈翰笙先生写推荐信，我就直接拜访了陈先生。他家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当他听说我是搞非洲史时，很高兴，建议我参加他为一些青年人开的英语讲习班。每次去，他总在下课结束后留我下来长谈。陈先生善谈，给我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掌故。他有次问我：“你知道怎么写‘社会主义’吗？”我有些诧异，就写给他看，他提笔在“主义”二字前均加上“虫”字，成了“社会蛀蚁”，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不良状况的义愤。
吴老师逝世时，我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听说她是三位赴朝鲜战场的女记者之一，我感触良多。正是这位慈祥又严格的导师将我引上了非洲的研习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早期借居在北京市十一学校，历史系81级的同学互相帮助，大都成为国内历史界的行家，如研究苏联史的吴恩远和郑羽、研究唐史的吴玉贵、研究古代史的王震中、研究近代史的汪朝光等。世界史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廖学盛先生和张椿年所长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从亚非拉研究室万峰、萨那、朱克柔、黄思骏、杨灏城等老一辈学者身上受益颇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知识积累为我后来在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研究生毕业后，在社科院世界史所工作了两年。当时，两项关于研究生出国深造的政策涉及我们这种人。一项是研究生毕业需服务两年后才能出国。另一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只能以公派的形式出国深造。我当时同时收到美国西北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回函。西北大学表示1986—1987年度的奖学金已审批完，建议我第二年去就读。多伦多大学直接给予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社科院科研局的负责同志建议我赴加拿大就读，我也有此意。因为此前，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格尔森教授与我相识，我曾通过他与其同事、非洲史研究权威马丁·克莱因教授（Martin A.Klein）建立了联系。如果有幸师从马丁·克莱因教授是我的荣幸。
克莱因教授是一位资深的非洲历史学家，曾任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培养了众多非洲史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可谓桃李满天下。克莱因教授是犹太学者，20世纪60年代曾在加州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左翼学生运动，后来选择非洲史研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法语非洲的奴隶贸易与奴隶制，著作等身。他对我爱护备至，又极其严格。我刚抵达多伦多时他派博士生即我的师兄菲利普（Philip Zachnuck）到机场接我。我出机场时，看到菲利普举着我的名字，很是亲切。他直接将我送到了马丁教授家。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教育抓得紧，除主科外，需选两门副科。我主攻非洲史，选的副科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由邓特教授和麦肯泰尔教授讲授）和英帝国史（由以色列教授讲授）。学生的阅读量很大，主科为70本书、副科各35本书，三门课共140本书。导师觉得你达标即可进行综合考试。每门课的考试时间是半天，关起门来答题。一般是10个题目中自选三个。相当于写三篇论文。笔试通过后，再由博士指导委员会的老师统一进行口试。
克莱因教授一生从事非洲历史教学研究。他带出的非洲史专家很多，如斯坦福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乌干达麦克雷大学社会研究所前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者在非洲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由于克莱因教授对非洲史研究贡献卓著，他的学生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这也与他宽厚的人文情怀与特殊的教学方法有直接关系。他招收的学生多来自非洲，而他对学生体贴备至，将自己的家作为他们抵达多伦多后的驿站。更重要的是，克莱因教授教学非常严格，我上他的课时较为紧张。有时我到他办公室单独由他授课，或我向他谈自己的读书体会；有时则与其他研究生一起上课。
我选了三门课，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籍往往一周三本，有时确实读不过来。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在克莱因教授办公室上课，他就艾利夫的《坦噶尼喀的德国统治》一书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坦噶尼喀的棉农要进行反抗？”我那周因史学理论和英帝国史都要阅读，对这本书确实没有时间细读，只能粗略浏览，因此答非所问。他和蔼的面容立即沉了下来，说这样不行，回去认真读，下周再谈。我当时恨不得地下有个洞可以钻进去。以后，他布置的阅读任务我再也不敢敷衍了。
我从克莱因教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治学的方法。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和他商量。我当时对农民问题和非洲史学史两个题目均比较感兴趣，经过斟酌，我觉得非洲史学史可以回国后再做，农民问题在非洲和中国有相似性，应趁国外有机会实地考察时认真研究。他十分赞同，这样，我选择了殖民主义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这一题目，案例确定为加纳（黄金海岸）。我先后到英国殖民档案馆和加纳档案馆查档案，还在加纳实地考察，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经修改后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出版。201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学校决定将我的博士论文（中英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他。他很惊讶，说没想到还有中国学者研究他的祖国。
我之所以回国后选择到北大工作，中间有个小故事。克莱因教授应邀到中国讲学回国后，兴奋地说他在中国为我找了两份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和北京大学。实际上，我出国后一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长期保持联络。当我就回国问题与世界史所联系时，世界史所承诺我回国后肯定给我房子。我说，一定得有了房子我才能回国，因为一家四口不可能搬来搬去。当我与北京大学联系时，北大的动作比较快，亚非所陆庭恩所长找了学校，时任校长吴树青先生特批了蔚秀园一个小套间。这样，我于1994年3月底到北大亚非所工作。
来北大亚非所后，在我建议下开设了一门“亚非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的课程。这门课一直延续下来，为学生提供相关的知识背景。此外，我还开过非洲历史与文化、非洲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发展学、中非关系史等中英文课程。除了一些中国的研究生外，我还有机会指导了多位来自非洲国家（如马达加斯加、莱索托、肯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等）的研究生。此外，我还指导了三位非洲的博士生：突尼斯的伊美娜（Imen Belhadj）、摩洛哥的李杉（Erfiki Hicham）和刚果（金）的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三人各有特点。
伊美娜的中国官话远比我带湖南腔的普通话要好，她拿了博士学位后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完成了博士后学习。李杉为写好有关西撒哈拉的博士学位论文，主动延期一年学习西班牙语，其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好评。他最近来信告知已经成为摩洛哥外交部的公务员。龙刚自幼被带到伦敦接受教育，在雷丁大学读博士一年级时与我联系，表示希望读我的博士。我当时给他回电邮时说明：北大留学生必须上中文课，完成中文讲授的专业课，最后须用中文写毕业论文。他后来就到了中国学习汉语，最后用中文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目前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他的论文。最近，他成为刚果（金）副总理、外交和区域一体化部长伦纳德·切·奥基通杜阁下（His Excellency Leonard She Okitundu）的顾问。
这些年来，我在中非关系、非洲华人华侨和非洲民族问题、非洲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些研究成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个案着手，探讨了殖民时期农村反抗问题，并提出了传统政治权威与间接统治之间的矛盾或悖论，具体表现在酋长的权力。他越受到殖民政府的信任，其权力的合法性就越受质疑；殖民政府越赋予酋长更多权力，酋长的权力就越遭到削弱；酋长不愿殖民官员干预其权力运作，又不得不向殖民官员请求帮助。这就是殖民政府企图维护传统政治权威与直接干预破坏酋长权威的矛盾。可以这样说，间接统治制度从本质上削弱了传统政治制度，却并未找到可取代它的有效制度。加纳前任驻华大使科乔·阿穆—戈特弗里德（Kodjo Amoo-Gottfried）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云：“不管这部著作的学术性多么重要，有必要强调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的所有重要部分、用词、语气、立场及精神上，李安山表现出他自己至少是以人为中心，更多则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自我陶醉之爱的结晶，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寻找、发现、确定并传播关于世界上的受苦人中间的非洲民族解放的真理。”马丁·克莱因对我赞赏有加：“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坦诚地与加拿大学者和非洲学者交流各种思想和看法。到选择博士论文时，他选择了‘农民反抗’，对于来自富有深厚的农民传统特别是农民反抗历史的中国的他，这一选题似乎使得他可以从对中国农民历史的理解来探究非洲农民的经历。中国历史的这种相关性对加纳更为突出，因为这里已存着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农民阶级。”
非洲华人华侨史研究是在周南京教授的启发和帮助下进行的，他在道德文章上给我树立了楷模，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将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并取得了一点成绩。《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2000）因下的功夫较多，被齐世荣先生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列为“填补空白之作”。我后来又出版了《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香港，2006）和《1911年前的非洲海外华人史》（英文版纽约，2012）。《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三卷）则是在《非洲华侨华人史》基础上增加篇幅，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洲民族是研究非洲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我的研究只是一个起步。在《非洲民族主义》一书中，我通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多个层次以及民族主义与农民、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等方面的关联，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并指出了中国学术界习惯用法“部族”的误译、误传以及国际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概莫能外。欧洲各民族如此，亚洲、非洲等地方的各民族也如此。曼德拉总统的前妻温妮曾说过，她出世后见到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就是她奶奶。奶奶告诉她：你看那些白人，蓝眼睛、白皮肤，肯定有病。在缺乏交流的古代，这种意识可以理解，但如果将这种意识扩展为压迫和剥削他人的借口，则又当别论。我在对依附理论与历史研究之关联、大英帝国的崩溃和非殖民化的研究中，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也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
非洲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的一支，根源深远，枝繁叶茂。虽然我们都知道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但我们对非洲的知识仍然是如此贫乏。然而，中国人总认为非洲是蛮荒之地，殊不知：非洲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画；黑人国王曾统治过古埃及；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与同时代的古罗马、波斯和中国一起成为一种世界力量；以诺克文化为代表的非洲古代赤陶雕像和头像雕刻早于秦兵马俑；古代加纳、马里和桑海辉煌了数个世纪，马里国王访问开罗时曾因大量施舍而使当地金价下跌；津巴布韦有着被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史前建筑”的巨大遗址，它很早即被卷入印度洋贸易圈；在刚果河流域曾兴起过刚果文明，荷兰使团曾于1642年访问刚果并跪拜刚果国王；世界最早的大学中，非洲就占了三所，其中两所位于北部，一所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在14世纪为世界奉献了伊本·赫尔敦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先于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访问的国家远比马可·波罗要多。非洲史研究者不应该为普及非洲的相关知识做出自己的努力吗？
非洲众多国家，国情各异。不仅中国民众对非洲缺乏了解，非洲民众也对中国误解颇多。中国有关非洲的知识与报道多是来自西方媒体，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于2010年7月20日创办《北大非洲电讯》（ PKU - Tele - Info ）电子周刊。这一周刊以网络形式发行，内容涵盖非洲各个方面以及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相关活动。该刊向国内非洲研究同行们定期发送，后来又有了微信客户端，为国内非洲学界同人间的联络提供了便利。作为这一刊物的创办者和牵头人，我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内外同人提供一个客观介绍非洲文化和现状的知识平台，向大家传送非洲知识和非洲本土新闻。目前，这一周刊已发行400多期，除了中国关注非洲的学者及各相关部委外，周刊还发送给世界相关机构和学者。作为非洲消息的收集和编辑者，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些原则：一是大通讯社的新闻不采用，理由是其传播渠道广泛，不用我做宣传。二是非洲新闻要多来自非洲本土的媒体。三是多介绍非洲自立自强的动态和新闻。由此，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非洲研究机构，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国内有一定的公信度。我们对适时的国际事务比较关注，例如，当北约轰炸利比亚时，我们的电讯赶在中国外交部之前表态，严厉谴责这一野蛮行径。事后，一些中国学者来电话激动地表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又如曼德拉先生逝世后，《北大非洲电讯》临时发表专刊表示哀悼，先于国家相关机构的表态。
从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国家独立浪潮汹涌澎湃。为了对非洲历史进行非殖民化，摒弃《剑桥非洲史》等西方学者为主的研究著作中的殖民主义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通过非洲学者自身的努力，来编写更为客观的非洲通史。于是，8卷本《非洲通史》应运而生，并在1996年出齐（已有中文版）。当时担任主编的为非洲学者，参与编撰工作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中也主要是非洲学者，同时包括美、俄、苏（俄）、法等国的学者，中国学者当时无人参与。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启动《非洲通史》第九卷的编撰工作。我有幸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波科娃女士的来函，邀请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于2013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通史编撰会议专家会议。后来，笔者又有幸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成员除9位来自非洲外，还有来自7个国家的8位成员，亚洲只有我一个代表。2013年11月在巴西举办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笔者又有幸当选为副主席。通过这几年参与委员会的工作，我对非洲文明的博大精深有更深的理解，也深深认识到中国的非洲历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厦门大学开会。鉴于第九卷的内容太多，会议决定将第九卷的三册换成三卷，即第九、十和十一卷，侧重三个主题：第一册是人类起源和人类早期文明，包括对前八卷内容的反思、1996年以来的考古新成果以及对非洲历史研究中概念、观点和研究模式的解构和创新；第二册强调全球非洲的形成。非洲联盟将海外非洲人作为除东、西、南、北、中部非洲之外的第六个组成部分。此册将研究非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移民和定居过程及其后裔的历史与现实，着重强调他们的反抗和对当地发展的贡献。第三册着重全球非洲面临的新挑战和非洲在当代世界中的位置，这包括一系列因素，如新的国际关系和非洲的自主性、非洲哲学及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持续、非洲资源的掌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及非洲宗教的地位、泛非主义的表达、非洲发展和治理新模式的建构等。
现在，越来越多非洲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或国际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也逐步走出国门，深入非洲参与实地调研。很多非洲学者也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中非合作课题研究，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中国的非洲研究者走向世界，可以更多地向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历经近40年的辉煌历史，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多次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设置了多项学术议题并引发学界激烈讨论，为促进非洲问题研究的深入、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高校现有多个非洲研究机构，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和教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学会骨干成员还给中央提出加强非洲研究的合理化建议，给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作非洲历史的讲座，为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非洲访问和相关讲稿提出咨询意见。中非合作论坛设置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为学者提供了学习非洲和研究非洲的平台，中非智库论坛使学者能更好地参与公共外交和国际交流。
目前，学会每年举办一次较大型的全国性会议，骨干成员正在进行三个与非洲相关的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各高校与非洲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有的高校直接邀请非洲学者承担教学任务。外国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邀请中国学者参与课题研究和研讨会的情况日益增多，有的中文学术著作还被国外译成英文。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崛起，他们有一定专业基础，热爱非洲，有实地调研的经验，有的还掌握了当地外语，与国外同行交流广泛，具有较强的学术功底。不过，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大部分青年学者乐于申请有关中非关系的课题，因为这样较容易拿到项目。我希望，中非关系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非洲研究，而不是削弱非洲研究。
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研究生涯只有与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时，其研究才能立意更高、角度更宽、视野更远。中国的崛起与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为非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充分利用。只要中国学者能以人文关怀和国家需要为宗旨，以学术研究为指导，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非洲研究与中非关系研究并重，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重，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中国的非洲研究将取得更大成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年轻学者的学术前景更有希望。
我想向致力于非洲研究的青年学者提几点希望。一是应有持之以恒的思想准备。非洲研究在我国起点较低，研究出能经受历史考验的成果不容易，需要长期对学术的关注与钻研和对现实的观察与分析。二是应将人文关怀、国家需求与自己的研究兴趣相结合。研究一定要客观，国家的需求不是要我们作政策诠释，而是有针对性地提供历史背景和真实现状。三是树立认真踏实的研究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现在的研究条件远比以前好，但诱惑也很多。扎实的功夫来自对材料的阅读与消化以及实地调研。非洲人民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尊重；不是施舍般的援助，是平等的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作为学者而言，人类情怀、中国立场和对非洲的关切是做好非洲研究的根本条件。
是为序。
李安山
2020年4月于京西博雅西苑
[1] 本序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对笔者的采访《中国非洲研究与我的探索之路》（2017年11月9日）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原文链接，http：//ex.cssn.cn/zx/201711/t20171109_3736693.shtml.2019/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