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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共生，被人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大量使用，逐步成为一种新的语言运用现象。与之同时，流行语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范畴，关于流行语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如由郭大松、陈海宏主编的《五十年流行词语1949—1999》
细数这五十年来的流行词语，并逐条进行解释和说明。不过，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对流行语的研究应该说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探索阶段，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理论高度并不理想。
流行语能最及时、最大众、最现实地描述社会现象，揭示社会问题，容易形成社区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社会舆论，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和研究价值。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流行语，是社会学和语言学交叉研究的新的尝试。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19世纪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一书，从语言中的词汇研究社会生活，揭示出语言与社会的“共变”规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曾被恩格斯誉为在论述社会语言方面是一部“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郭沫若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一文，通过殷周时代的卜辞（即当时社会的流行词语），考察古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近年来报刊网络上关于流行语研究的文章不少，但多缺乏学术深度。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的交流语境和网络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流行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命题。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对流行语的专门研究，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把流行语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进行探索，使得当前流行语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各个视角和层面都有了比较丰富的观点。对流行语的关注和研究还体现在对年度的流行语的评选方面，内容和方式都格外引人注目。流行语的评选主体多为各类杂志和新闻媒体，近年来，评选活动更加细致化，评选的次数渐多，参与者渐增，语料更充分，方法更科学。比较突出的评选有国家语言文字资源检测与研究中心的流行语评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中心的流行语评选、《咬文嚼字》的“十大流行语”评选等，这些评选活动更引起了人们对于流行语的兴趣和认识。2002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分别对《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十四家主流报纸当年全部四亿九千万条语料进行统计，发布了2002年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两年后，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信息中心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五十五年流行语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了2004年度流行语报告。2007年，由夏中华主编的《中国当代流行语全览》
，更是对当代流行语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搜集和整理。2008年网络上开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的评选活动。那些曾流行在我们的生活里，却又终于被时间和生活淡化甚至消忘的事物和记忆，因为这些流行语的评选活动，再次引起人们许多宝贵的回忆。2008年由高虹编著的《流行语看中国（1978—2008）》
，从流行语这一独特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民生的深刻发展变化，作为岁月记忆和生活印记的流行语，已成为改革开放道路上，我们一步步艰辛前进的历史见证。
与此同时，关于流行语的辞典和书籍也纷纷出版，如熊忠武《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
，文汇出版社从2005年开始每年发行一本《中国流行语发布榜》等，这些辞书按时间顺序对流行语进行列举和解释，以展现各个时期流行语的使用情况，为流行语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语料。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和崭新课题，流行语的研究仍不充分、不深刻、不全面，理论性程度不高，系统性和规范性不强，重复性的研究多有出现，缺少总体性的研究而多是各自为战，观点相抵牾但缺乏对话沟通，跨学科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比如关于流行语对语言规范的冲击和影响问题，当前学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流行语极不规范，分明就是对传统语言的无情滥用和肆意肢解，对语言文字的纯洁性是一种严重的戕害，是对汉语世界的一种垃圾污染，是一个不健康的、应该予以扼杀的不良苗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流行语是语言的“宠儿”，它活泼、生动、自由、开放、亲切、趣味，接近生活，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是新时代人们标新立异心理的正常反映，也是人们宣泄感情、释放压力、显示自我个性、追求时尚生活理念的具体语言实践行为，它代表了语言发展的方向，因此应该给予保护和支持，使其得以自由发展。我们认为流行语是否规范，关键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人们的使用实践，而不应该是研究者个人的好恶和情感评价。一些普遍使用的流行语，在产生之初也可能是不符合语言规范的，但随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也就应该理性地接受，而不是一味地害怕和拒绝。前些年出现的“互动”“脱口秀”“酷毙”等词语，就已被汉语词典收录，新近出现的流行语如“PK”“海选”“作秀”“出轨”“脱轨”“创客”“佛系”“巨婴”“杠精”等也会逐渐成为日常生活语言的有益补充，体现出新的社会现象、精神风貌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状况，并给汉语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必须承认，我们正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语言同样不可能单一固定，一成不变，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在《文汇报》上曾撰文说道：“我们是在不规范的情况下搞规范，语言又在规范中发展。规范并不能阻止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出现一些奇奇怪怪语言现象，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出现的新词语新说法人人都懂得，不进行规范当然不行，过分强调规范，希望纯而又纯也不行。”语言是活的、变化的，必然会进行新陈代谢，才能够为人类的交际服务，社会是动态的、开放的生活空间，只要它还在不断进展，就必然经常出现新的现象和与之相应的新的流行语。创新是事物的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只有不断地超越和创新，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流行语已经活生生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也应该深入地走进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从而为语言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导。当前，对于流行语的研究现状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也都必然存在着致使其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因此，对于流行语流行原因的分析就成为人们直面流行语之后想要探究的一个焦点。概括而言，关于流行语流行原因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从多个角度作相对独立的分析，目前探讨比较多的内容包括语言自身的因素、媒体传播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大众文化因素和政治制度政策因素等。除此之外，还有从微观的社会个体的从众跟风、求新求异的心理来研究流行语得到广泛使用传播的原因；还有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对流行语的大规模的使用，都使流行语在更大范围、更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流行，这一类研究重在案例分析。另一种是以具体的理论为突破点来对流行语流行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例如张丽红的《大学校园流行语的模因理据分析》就基于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模因论，为研究校园流行语成功复制和传播以及它们在交际中的语言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还指出大学校园流行语中的模因可以在字、词、短语、句、段乃至篇章中体现出来。大学校园流行语之所以被复制和传播，还由大学生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原因决定。
张家瑞、高蓓蓓的《网络流行语的秘密：模因》则主要利用了道金斯、海利根、布莱克摩尔等人提出并发展的模因论（即不断得到传播、复制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等都是作为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的模因，它们按其固有方式进行运行）来分析流行语流行的规律及特点。
这种研究虽然使用了理论来分析，但不免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不能把问题落实到流行语的使用实践上来。
流行语流行的时间、范围以及使用人群的年龄、知识结构和生活理念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差异，呈现出层级性和区域性。校园是流行语产生的沃土和使用的“绿色大棚”，年轻的学生队伍是流行语使用和传播的中坚力量，而最早关注流行语的学者也多是在校园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因此关于校园流行语的研究一直比较兴盛，研究范式和视角也较为多样化，如王勇、赵晓光的《校园流行语的符号学——心理学视角研究》就从符号学和心理学的双重角度探讨了流行语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的符号学特点及其产生的心理学功用。
校园流行语具有新颖性、经济性、形象性和幽默性四大特点，这一新的语言形式映射出当代大学生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其中包括防御心理、合群心理、猎奇心理和仿效心理等。李丽的《从社会方言与时间方言的角度看当代大学生流行语》则在收集了大学生中流行的部分语汇的基础上，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对这些语汇进行了分析与归类。根据音、形、义之间的关系，将大学生中间的流行语汇分为两类，一类是变形，一类是换形。
这种研究方法比较务实，但成果很难创新。王晓红的《从校园流行语分析大学生的个性心理》认为校园流行语的产生，固然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中也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文化、个性、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因素，
比较重视流行语的反映功能。王冬佳的《当下大学校园流行语特征浅析》也是主要探讨校园流行语所折射出来的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及校园流行语的整体特征，认为大学生作为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语言的独到之处反映了他们求新求奇的个性化心理，和紧跟时代步伐、大胆使用负面词，并且乐于对方言、外来词等词汇进行重新赋义的特征。
校园流行语研究是流行语研究中一个活跃和生动的领域。
网络因其迅捷的传播速度、低廉的传播成本、便利的传播途径和庞大的使用群体这些优势，使得从网络使用和推广自产生以来就成了流行语极为重要的产生来源和传播方式，目前学界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多彩纷呈。如黎昌友的《网络谐音流行语的生成渠道及特点》认为大量使用谐音，是网络语言的一大特点。
网络谐音流行语生成渠道主要有普通话汉字词谐音、方言字词谐音、数字谐音、音译外来词、缩写汉语拼音词等。网络流行语具有诙谐幽默、经济简洁、视觉性强、粗俗化等特点。杨萍的《网络流行语：网民自主话语生产的文化景观》发现网民从网络媒体中获得了强大的话语生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媒体一贯拥有的话语霸权地位，在传统媒体话语之外，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
网络流行语无疑是这种网民自主话语的集中张扬。姜胜洪的《当前我国网络流行语中的舆情分析》关注到社会舆情问题，
他以2009年度网络语言中影响力较大的网络流行语为研究对象，着力于从舆情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网络流行语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的真相的期盼和渴求，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流行语的社会价值这个核心议题。除此之外，陈建飞的《报纸标题傍网络流行语的现象辨析》另辟蹊径，针对性地分析报纸标题中纳入网络流行语这一现象，
认为这体现了传统媒体的包容度和与时俱进，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纸质媒体经受不住阅读率、转载率的诱惑，在制作标题时，盲目迷信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作用，滋生出傍网络流行语的情结。于鹏亮《中国网络流行语二十年流变史研究》以1994年为研究起点，梳理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历程，将其进程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高涨期，并进一步从语言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多视角考察流行语生成的语言学动因、归纳其流行性特征，分析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属性以及全媒体环境下它与大众文化的交互关系。
个案式流行语研究当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个具体流行词语的微观研究。如沈娜的《网络流行语“泪”的动词用法及其相关构式》就指出“泪”开始用为动词，并构成“泪奔”等新词，
广泛运用于网络交际，甚至日常口语中，借助网络的强势渗透能力，“泪”获得了一部分与表情动词相似的结构方式和构词能力。聂汉琳的《流行语“貌似”的语料研究》把“貌似”一词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语料库中的语料和新浪论坛上的语料进行了对比，并找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材料比较翔实。
王云辉的《试析语言学视野下的流行语“美女”》则从语义和语法的角度对当下流行语“美女”进行了分析，
发现“美女”这个流行语在使用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泛化和虚化的现象，相应地，其语义特征、使用范围和感情色彩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二是对某个流行语格式的归纳和阐释，总结出这类流行语格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如郑庆君的《流行语“被+××”现象及其语用成因》研究“被+××”结构，认为这对传统的“被”字结构形成了诸多的“反叛”，
但却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究其原因，是因为其特定的语义特征与结构模式，正适应着时下的社会语言使用原则，反映出当代流行语的基本特点，并得出结论，即这一结构大规模多批次地得以复制与传播，已经成为当下流行语中的一个“强势模因”，而这也印证了模因论学者的相关论点。
流行语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视角的范围，近年来，随着流行语与人们生活的日益密切，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都开始对流行语表现出积极的兴趣，而且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语言学的材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新的尝试，具有很新的研究前景和研究价值。通过对当代流行语社会价值的综合研究，探索如何利用这一语言现象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功能去获取舆情民意，从而发挥流行语的舆论控制作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日益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动态推动下，不断有研究者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开始对流行语进行研究探讨。如孔国庆、董宜彦的《网络流行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有效渗透研究》就从网络流行语的自身特征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特点出发，分析网络流行语渗透进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可行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吴学琴的《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认为流行语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客观记录，也是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表征。
她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流行语基本经历了从以政治话语为主到以经济话语为主，再到经济和文化双重话语之下的多元话语时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流行话语一方面感性地记录了人民生活不断富裕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一波三折的发展之路，经历了从“泛意识形态”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去意识形态”的明显变化。郑崇选的《三十年流行语中的当代消费文化变迁》从流行语三十年的流变中，看到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完成了由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的过渡，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梁艳的《现代流行语及其社会文化心理再探》从流行语产生的背景以及与新词语的关系入手，简要分析了流行语的来源和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流行语所凸显的社会文化心理。
刘泽权、张丹丹的《我国当前流行语的语言学与社会学分析》在总结归纳流行语的特点、来源方式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剖析了流行语对社会、语言和文化以及人们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指出如何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和价值观。
这些关于流行语的跨学科研究对于我们探讨当代流行语的社会价值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当前流行语研究的情况进行总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的研究注重语言的经济原则，却忽视语言的心理因素；关注语言的心理机制，却忽略语言的运用语境；关注语言的使用群体，却轻视语言的社会效应；关注语言的社会价值，却无视语言的社会价值的理论审视。本书关于当代流行语的社会价值研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就几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力求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研究视角方面探索创新。本书努力尝试从当前较为普遍的对流行语的文本分析、模态研究、分类研究以及使用群体的身份和范畴研究中跳出来，而从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来考察其社会价值。比如，对于当代流行语的社会价值，一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发掘，二是用语言学的理论加以分析，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借鉴，四是引入新潮学术理论加以阐释。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流行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价值在于社会历史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变化都能在流行语中得到反映。除了这种反映功能以外，很多流行语还可以激发积极情绪，提高自身修养。由于流行语在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有序的联系行为，通过流传和交流协调，有助于统一认识、缓和矛盾、实现社会团结和谐。一些流行语的讽刺劝谏作用，可以讽刺社会弊端，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语言学角度讨论流行语，除了要考虑其流行性外，还必须考虑其创新性。只有语音、语义、语法或文字等的创新，才能赋予流行语以附着力，从而使之具备流行性。流行语的创造者常常运用语音、词汇、文字及修辞等诸多手段，去造成编码与解码的人为障碍。通过对共同语或地域方言的改变、更换或扭曲，造成能指成分与所指成分之间的矛盾离异来达到新奇的目的。流行语通过语言变异造成了语言形式与语义的疏离，其目的正是求异求新求奇，并且因之而得以流行。
研究当代流行语应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先秦时代的一部流行歌谣集。孔子将《诗经》里流行歌谣的作用归纳为四点：“兴”“观”“群”“怨”。“兴”是指流行语的激励和感发功能，即它们可以激发正气、令人奋发向上；“观”是流行语对社会的反映功能，即可以观察社会生活、民风民俗，考察为政得失；“群”是流行语对社会的和谐功能，即流行语可以引发共鸣，形成舆论，统群和众；“怨”是流行语对社会的讽谏功能，即流行语可以宣泄愤懑，对执政当局批评劝谏。当代流行语作为一种修辞文本，从流行语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看，可以说古今一理。孔子归纳先秦流行歌谣的这四大功能，大致概括了当代流行语的社会价值，值得借鉴吸取。
本书尝试引入生态批评理论、符号学理论、社会奇观理论对当代流行语的社会价值进行分析研究。本书在第三章中，从生态批评、符号学和社会奇观三个方面对流行语进行初步的考察和研究。生态批评的对象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代流行语也必然进入生态批评的视野。本书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这三种视角对当代流行语的产生与流行机制、当代流行语的内容、当代流行语传播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流行语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符号，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研究流行语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且通过符号学的研究，我们更容易窥见流行词语所承载的意义价值和文化心理，对于我们更好地监控、规范流行语的使用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有的流行语具有超强的组词能力，其在流行过程中往往衍生出一大群类似的词语，并引发一场场媒体奇观。因此本书也尝试将社会奇观的理论引入对流行语的分析研究之中。
[1] William Bright， Sociolinguistics ：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1964，Paris：Mouton & Co.，The Hague，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