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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人们重要的交际工具，与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可以通过语言的变化快速、敏锐地反映出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语言不仅作为社会交往工具积极地产生意义，而且承载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时代印记。而作为当代汉语突出现象的流行语，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符号体现，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个风向标。不仅如此，流行语还会以其特有的反馈方式来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流行语反映出当前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理解，并由此体现出自我对社会生活和人生价值的细微的、零碎的、变异的、断裂的认知和感受。流行语反映时代性的能力极强，而且相对客观和真实，并能够借助现代传媒迅速地扩散开来，引起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关注和思考。鉴于这种特点，我们通过对流行语的追踪调查，就可以发现在社会生活表层之下涌动着的深层次内涵。比如，通过对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流行语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随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四化建设”“三中全会”等流行语的出世，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政治方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民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两制”等政治性、政策性话语被人们口口相传，迅速成为社会流行语，表明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期待和积极拥护，也呈现出人们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激情。在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领域，“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票证券”“经济特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老工业基地”“高铁”“上海自贸区”“大湾区”等，都体现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不平凡的、曲折而伟大的自强与创新之路。
人类的语言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是一个自我调节、适应、演变和生发的过程。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就是语言自身演变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出现不仅会受到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也必然会受到制约语言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具体社会生活形态的影响。这种制约是复杂而多元化的，甚至很难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解密。美国学者威廉·布赖特在其《社会语言学》中最早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他认为语言作为社会必要的存在条件，一方面对社会有绝对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的发展有应变性，语言要适应社会生活变化。 [1] 一些词语之所以流行，在于其内含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共存的关系，语言社会性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存在共变关系，这在任何语言的发展中都不例外。在语言结构要素中，词汇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及时又全面。但并非说词汇的任何部分都是如此，词汇内部发展也存在不平衡性。词汇作为一个整体，有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核心部分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呈现出一定的稳固性，而外围部分的发展就相对较快。流行语就属于词汇的外围部分，它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紧密相连。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词汇，它常常最敏感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哪怕是很微小的变化，也都会在语言词汇中有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在语言的词汇里留下能够代表各个时代特征的词语，从而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见证，进入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得以保存。流行语则是这种历史见证最敏感而有效的显微镜，它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最积极、最准确、最有效、最快速。因此要研究流行语，认识流行语的发展规律，就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因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才是流行语形成的根本原因。语言符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得以流行，其流行性本身就是语言社会性的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流行语形成和传播的根本条件，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不断加快的社会节奏，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等，都要求语言能有比较及时的反映。所以，流行语是折射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往往能透视出各种深层次的社会动机和心态，与社会生活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政策法规的变化、社会观念的更新、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在流行语中都会留下相应的印痕。
现代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动态的语境中来考察语言使用行为，而具体到流行语来讲，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语境正是流行语发展演变的关键基础和动态因素，在社会语境的效能作用下，每一个时代，尤其是激烈变动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呼应匹配的流行语。比如，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产生的一批流行语，就其内容而言，一般都具有政治色彩，旗帜鲜明地呈现出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轨迹。在时代发展大潮中，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对政策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话题，但是已经不再极其狂热和非理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国家和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语言运用的环境与气氛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之相适应，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关的流行语开始大批涌现。而到了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世界政治呈现多极化趋势，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日益增多，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交流接触和异质融合的强度和广度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种语境的变迁为流行语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更加动变和强势的客观条件。流行语折射出特定社会的发展轨迹，与新词语一样，流行语及时反映词汇的最新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面镜子。
流行语是语言运用过程中生动而形象的社会现象，具有鲜明、简约和便捷的特点，流行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工具，它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填充着我们的交往空间。比如，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宅男”“宅女”，或者“剩男”“剩女”，我们很可能是“粉丝”或者“屌丝”，我们甚至曾经也是“愤青”，我们出门“打的”、乘坐“地铁”，我们去“超市”购物，我们喜欢喝“拿铁”咖啡，我们“按揭”房屋，“月供”着成为“房奴”，我们置身于一座座“围城”，我们自言自语着“神马都是浮云”。流行语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它的社会属性，我们简要分析如下。
顾名思义，流行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流行性。流行语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能够使人们乐于接受和喜欢使用，从而来表达情感、心理和意义，展现人们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和价值判断。从流行语的物质构成来讲，简单、易记、好用等特点是其得以流行的关键因素，因为人的记忆能力和理解感知力都是有限的，并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干扰，再加之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繁杂，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和使用相对简单、易于理解和便于沟通的语言。以新闻传播流行语为例，我们很容易发现，为了适应和迎合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局限，新闻媒体在行业竞争的压力迫使下，必须尽可能地吸引大众，赢得目标群体的青睐，从而争取到最大化的市场份额。于是新闻报道标题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其首要手段。大多数流行语物质构成简单，语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往往是大众喜闻乐见和喜欢使用的口语化形式，便于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比如，在2005年，湖南卫视的选秀音乐节目《超级女声》红遍全国各地，“海选”这一新名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家喻户晓的“热词”。“海选”的意思是不设专业门槛或者门槛极低，只要有参与的热情和勇气，人人机会均等，报名就可以参加各级别的预赛。当然，由于参加人数动辄数万，选手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这样的节目战线往往拉得比较长，保证了能够较长时间地占有各种媒体报道的份额和频度。而且由于参与者众多，大量的“亲友团”和“粉丝团”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口头媒介，为节目无偿而热情地进行宣传和造势，也使得节目本身更具吸引力和宣传的亮点。由于《超级女声》的“海选”模式为节目带来的巨大成功，“海选”方式也被许多导演和节目选择，以获得市场和宣传的效果。后来的《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也如法炮制，不仅创造出一批流行语，而且借助这些流行语保持其节目的流行性特征。
时代性也是流行语的突出特点。流行语是时代的产物，不管是哪个领域和专业的流行语，它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都具有其所处时代的典型特色，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等流行语。时代催生并成就了流行语，如今风头旺盛的网络流行语，就要归功于这个电子科技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没有这个时代的技术支撑，它们的流行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例如2016年8月7日，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女子100米仰泳铜牌的傅园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昨天把洪荒之力都用完了，今天没有力气了。”“洪荒之力”迅速蹿红，成为各大媒体和众多社会成员争相使用的流行语。若没有电子科技作为技术支撑，这一词语断然无法在一夜之间成为流行语。毋庸置疑的是，流行语的时代性会通过使用者追求时尚的心理体现出来。为了吸引外界注意和展示自我，人们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总是有一种求新求异的心理诉求，认为既有的、传统的、保守的表达方式已经不能凸显出自己时尚的内心世界和价值理念。于是，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追求新奇的、时尚的、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匹配，人们总是喜欢使用新潮、时髦、生动有趣，能让人开心一笑，放松紧张心情的流行语，以迎合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突破陈规旧俗，挑战传统甚至“唯我独尊”的强势表现心理，刺激接受者的视听感官。这一特点在电影电视节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无间道》里的台词，“我想做个好人”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手机》里的“做人要厚道”和“审美疲劳”；《天下无贼》里的“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等流行语就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特征。流行语以其独有的方式和特点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道德与民生等领域的现象和焦点，铭刻着每一个流行语出现并流行的历史轨迹。
流行语是一种动态的语言现象，它拥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被淘汰和忘记。流行语传播盛行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流行性可能会减弱，然后接受社会心理的考验，最终面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自行消失，退出词汇系统而不再被使用；二是由于具备一般词汇的特点，成为一般词汇而进入语言词汇系统。
流行语的时间性序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简史，当我们通过书本和网络重新审视这些流行语的时候，曾经发生的瞬间都会极其生动而翔实地闪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重温历史，缅怀时光，感慨社会的转型发展以及个人生活的巨变。比如，2008年的“拐点”一词警示我们全球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转型的压力和逼迫；北京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通过演员阵形的不断变换而巧妙呈现的汉字“和”的字体演变，让中国人民赞叹自己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让世界观众惊诧于这神奇而古老的东方文明，为中国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梦想和目标注入其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而“不折腾”让我们铭记中国共产党“实干兴邦”的决心；“山寨”“雷人”标示着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不合法与不道德的事件，让我们对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思考。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让我们对大众喜爱并热衷参与选秀节目的火爆现象以及大众文化中的“打肿脸充胖子”的装富心态进行反思，并反观自身；“躲猫猫”和“钓鱼执法”的流行，则是人们对相关领域存在的不法现象的嘲讽式揭露，并促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使得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整改；“被就业”则揭露了社会就业统计工作中的乱象，这种不管事实而只做漂亮数据的欺诈行为不仅严重伤害了人们的情感，而且不利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推行；“蜗居”和“蚁族”揭示了由居民住房问题而牵涉出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和社会年轻群体的求职压力和婚姻压力，让我们思虑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和精神状况，这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低碳生活”的流行表现出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和生态危机有了切身的体验后，开始自觉地改变生活方式，追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理念。2010年，“拼爹”的走红与流行昭示着年青一代的生活态度，这种放弃自我拼搏和奋斗，沉溺于享受和消费的行为，尤其是其中存在的违反道德伦理的丑陋炫富现象，让国人在感慨之余反思社会心理的变动；2011年，淘宝体“亲”的强势流行和无底线地滥用让我们感知了网络购物带来的生活风暴，一个亲昵词语的通俗化、庸俗化使用让我们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力感到震惊却又无可奈何；2012年的“元芳，你怎么看”，2013年的“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等也是如此。这些流行语的产生与流行的时间性，反映出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在某一具体时间点上的典型性表现特点。
尽管流行语具备一般词语无法比拟的流行性，但是它的具体使用实践仍然会受到民族地域、文化背景、年龄结构、交际场合等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比如，由于地域的原因，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方言流行语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媒体传播和大众使用习惯的检验而成为在更广阔地域内被使用的流行语，被人们熟知并使用，而另一部分却只能在其得以产生的方言区中使用。又如，学生是创造、吸收和传播流行语的主要群体和传播力量，校园便成为流行语的主要产生地和使用场域，而没有生活在校园中的社会大众有时则不能理解校园流行语的内涵，觉得陌生。比如，“粢饭糕”（又痴又烦又搞的女孩）、“月抛型”（隐形眼镜一种，又指每个月要换个恋爱对象的人）、“排骨美女”（以瘦为美的女性）、“黑暗料理”（路边食摊）、“3.72平方”（十三点不三不四）、“2N”（二氮）、“根号3”（矮的男青年）、“跟包”（跟在后面拎包）、“跌停板”（运气差到极点，绝对不受异性青睐）、“死机”（一时呆住了，反应不过来）、“本草纲目”（又笨又吵又戆又木）、“奥特曼”（落伍的人）等。再如，网络是流行语重要的产生和传播平台，但是对于那些不经常上网的人而言，网络流行语就变得晦涩难懂，比如“表酱紫”（不要这样子）和“BT”（变态）、“大V”、“微××”等。由此可见，空间性也是流行语的重要特征。
流行语由于本身独特的魅力而被人们接受和使用，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其意义却被不断地改造而发生变义，从而形成一个流行语使用的序列或者系统。比如关于“我爸是李刚”的各种版本的改编
，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现象。流行语的变义性是因为流行语词汇系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它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有着敏感的应激性，与相对而言显得较为固定的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相比，它的创新和使用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人们在接受了某个流行语之后，往往会不自觉地以它为基准与中心，去发掘现实生活中可与之进行类比的现象，然后进行简单的加工和变形，于是就不断生发出具有内在逻辑性关联的流行语序列。比如2016年8月，已较为流行的流行语“宝宝”由于王宝强离婚事件而使用频率飙升。该词本来是对小孩的昵称，流行语“宝宝”一般用于自称，而在王宝强离婚事件发生后，该词又产生了新的用法：一则用以指代王宝强；二则指代妻子。“宝宝的经纪人睡了宝宝的宝宝宝宝不知道宝宝的宝宝是不是宝宝亲生的宝宝宝宝现在担心的是宝宝的宝宝不是宝宝的宝宝如果宝宝的宝宝真的不是宝宝的宝宝那就吓死宝宝了宝宝的宝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宝宝宝宝很难过如果宝宝和宝宝的宝宝因为宝宝的宝宝打起来了你们到底支持宝宝还是宝宝的宝宝！”上面这段调侃该事件的话中，“宝宝”分别指小孩、王宝强及其妻子。又如流行语“猴赛雷”本是粤语“好犀利”（意为“好厉害”）的谐音，常用以讽刺那些不自知的人。而2016年春晚吉祥物“康康”的形象公布以后，因其脸颊部分有两个球状凸起，被网友称作“猴赛雷”，从而引申出另一个调侃的含义。
流行语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产生和传播都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认知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认知的窗口，人的社会生活始终是人类全部认知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会决定人类的生存和进化，而流行语则伴随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和变化，社会性是流行语的根本属性。一般而言，影响流行语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政府善治理念的创新以及市场经济的活跃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语境变迁是流行语得以生成与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格局，党中央在始终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基础上，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对经济发展的目标进行科学定位，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导和上层建筑的观念引导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国梦”“新时代”等政策性语言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使用率很高的流行语，被排进年度十大流行语的榜单，有效地实现了意识形态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有机衔接和统一。“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成为深得民心认同，顺乎民情民意的流行语，自然而贴切地融入百姓和大众的日常生活，无障碍地转变为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梦”则更是妥帖和热烈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随着政治制度和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革新，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流行语。比如，我们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两手抓”“宏观调控”“简政放权”“稳定压倒一切”“可持续发展”“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南北合作”“三步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文化上实行“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解放思想”“两个文明一起抓”“义务教育”“科教兴国”“雷锋精神”“八荣八耻”“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等。由此可见，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革是语言发展的催化剂，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变革使流行语不断更新换代，透过这些流行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和时代的痕迹和风貌。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社会发展及政策调整在流行语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举出近十余年来由媒体评选出的一些流行语：
2001年：“申奥成功”，“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世贸组织）”
2002年：“小康社会”，“三个代表”，“世博会”，“户籍改革”
2003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朝核六方会谈”
2004年：“以人为本”，“执政能力”，“绿色GDP”
2005年：“十一五”规划，“节约型社会”，“个税起征点”，“高考移民”
2006年：“和谐社会”，“青藏铁路”，“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8年：“北京奥运”，“汶川大地震”，“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2009年：“科学发展观”，“家电下乡”，“绩效工资”，“食品安全法”
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教育规划纲要”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三公经费”，“走转改”
2012年：“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文化强国”，“网络反腐”
2013年：“新型城镇化”，“最难就业季”，“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4年：“且行且珍惜”，“有钱就是任性”，“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2015年：“获得感”，“互联网+”，“创客”，“主要看气质”
2016年：“供给侧”，“洪荒之力”，“小目标”，“吃瓜群众”
2017年：“扎心了老铁”，“请开始你的表演”，“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2018年：“命运共同体”，“确认过眼神”，“佛系”，“巨婴”
从这些流行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每年的综合类流行语大都是与当年的社会事件有关联或由其引发而来的。虽然这类报纸媒体上的流行语只是我们研究的流行语的一个类型，但可以由此看出社会政治及政策因素对流行语的深刻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当代流行语的大量产生和繁荣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浪潮荡涤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必然冲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于是，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人生和生活环境变化相关的一系列词语就成了流行语。影响流行语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政策变革强势影响一些词语成为流行语。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包产到户”等流行语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因而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词语；在改革开放中期，“泡沫经济”等词语记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而近年来，随着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虚拟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一些相关词语也随之纷纷流行，如“钻石王老五”“山寨”“房奴”“土豪”“供给侧”等。值得说明的是，有时一个具体的社会经济事件也会导致与之相关的流行语的产生。比如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次贷危机”“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我的悲伤”等成为流行语。二是经济强势的国家或地区的词语进入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或方言之中成为流行语。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汉语流行语中有一定比例的流行语都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关联，比如“韩流”“哈韩”“哈日”“好莱坞”“007”“泰囧”等流行语。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流行语，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经济流行语占据了半壁江山，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流行语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倒影与折射。如“倒爷”“下海”“下岗”“再就业”“个体户”“经济特区”“经济杠杆”“经济过热”“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点”“循环经济”“经济普查”“审计风暴”“人民币升值”“原油价格”“房贷利率”“经济自由指数”“报复性关税”，这些与经济有关的流行语，我们已经不再陌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改善，“小排量汽车”“新能源汽车”“股改方案”“燃油税”“个税起征点”“税改费”日益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款”“大姐大”等词语应运而生，“老板”“老总”等词被重新赋义。由于市场经济的全方位竞争空前激烈，商家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最便捷而高效的办法就是在宣传语言和广告用语上大做文章，导致以下语言词语大量出现在了各种广告和宣传活动中，比如“高尚住宅”“名邸”“形象大使”“包装”“卖点”“卖相”“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等，这类语言便于口头相传，而且由于语感新颖别致又能带给人新鲜感，因而很快就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流行开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黄金期货”“保增长”“CPI回落”“实体经济”“新低”“经济衰退”“信贷紧缩”“救市”“裁员”“雷曼兄弟”“金融海啸”“麦道夫”“金融创新”“用工荒”“经济复苏”“结构性减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语言再度流行起来。从世界范围看，当今国际和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合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频繁，汉语在语际交往中自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韩流”“料理”“恩格尔系数”“皮草”“爱马仕”等流行语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建设对流行语的影响主要有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济政策话语开始流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为促成经济政策调整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党中央明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而随着国民经济全方位改革局面的打开，去除政治口号外衣的纯粹性经济话语日益增多，比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包产到户”“万元户”“扔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经济话语迅速流行。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话语类流行语的活泼发展期。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喧嚣、不安、躁动、期待与探索，人们开始甩掉包袱，大刀阔斧地投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潮之中，以经济改革带动政治与社会的全面改革成为全民共识。这一时期的流行语准确地体现出人们的兴奋和热情，对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奔向小康生活的憧憬，以及无畏的改革发展勇气和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比如“下海”“集资”“国库券”“商品经济”“厂长负责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三个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温州模式”“区域经济”“中外合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外向型经济”等逐渐成为人们茶前饭后、街头巷尾热议和使用的流行语。第三个阶段是经济话语类流行语的高度繁荣期。在这个延至今日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商品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多元发展，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许多崭新的内容，而这种经济发展的实践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都体现在流行语的使用上面。比如“下岗”“再就业”“农民工”“北漂”“海龟（归）”“社保医保”“城镇化”“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西部大开发”“中原崛起”“自贸区”“大湾区”等与经济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流行语开始流行，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变化以及相应的人们的精神心理状况。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历次社会变革，都毫无例外地会在社会语言结构和使用上有所反映和推动。流行语是社会文化心理在人们日常生活和交流沟通中直接而真实的反映，它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人们的精神心理状况、意识形态认同和价值观的选择。通过对流行语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发展与转型的历史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变动调整的过程。而且，如果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发展与社会心理变迁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过于突出时，这种社会价值观念与个体现实挣扎之间的错位就会具有一种强大的矛盾张力，不过在现行政治制度下，这种张力通常会通过一种弱化和柔性的反抗和反馈方式呈现出来，比如通过人们的语言选择和使用实践中的流行语的流行性运用而表现和释放出来。
流行语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语言的使用和沟通现象，其迅速地流行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对其流行原因的探索和发掘，有助于我们增加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时代精神风貌与文化传承战略的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从而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文化复兴提供政策服务和理论支撑。流行语获得了某个区域、某个阶层或者某个群体甚至是全社会的心理认同和积极接受，并为了表现个性、发出声音、解决问题和寄予希望等目的和愿望而被较为集中、大规模和高频次使用。比如，“前腐后继”通过对汉语成语的谐音式改造，创造出一个新词，并用它来描述当今社会上，尤其是一些行政部门出现的腐败“窝案”现象，表达出人民群众的愤慨之情；“郎财女貌”则客观地反映出当前社会生活中人们婚恋观的“与时俱进”，人们对于物质和外貌的重视程度已然凌驾于才情和爱情之上，人们对诸如彩礼与嫁妆的丰厚、婚礼现场的盛大奢侈、迎亲车队的高端排场津津乐道，但人们已经很少去关注新人的爱情和幸福，仿佛“郎财女貌”就是爱情与婚姻忠贞不渝、天长地久的基石和保证；“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则用一种诙谐与调侃的语气生动反映出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不稳定性以及商家的囤积居奇和大众的盲从与无奈，让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识到对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食品领域加强调控和监管的必要性；“凉粉”“玉米”是歌迷用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或为人们所喜爱的传统风味小吃来表达对心中的偶像的喜爱和支持的昵称，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个性。“凉”通过谐音指代张靓颖，“玉”则是指李宇春。这类词语由于家喻户晓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再加上语言自身的特点与形式（比如“玉米”就与作家毕飞宇的作品同名），容易被娱乐化社会的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所理解和接受，而得以广泛地使用和流传；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快节奏、高效率、讲究经济效益的社会，于是人们在语言生活中喜欢采用尽量简洁清晰的表达方式，因此，缩略语、网络流行语容易被青年人热衷使用和传播，比如，“1314”（一生一世）、“520”（我爱你）、“7456”（气死我了）、“886”（拜拜啦）、“9494”（就是就是）、“8147”（不要生气）、“987”（就不去）、“748”（去死吧）、“5555”（呜呜呜呜）、“1414”（意思意思）等，这些阿拉伯数字通过语音的模仿而被赋予汉语的意义，由于比较简便、幽默、直观和快捷，因而被大量地用于网络聊天和虚拟空间之中，但在日常生活中则较少使用。
时代在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从而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世间万物的变幻，促成了当代人追求新颖与时尚的心理。在这种生活现实和心理诉求的双重作用下，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展现自我的观念和个性，无疑是一个直接、简便，而且成本较低的选择，这应该是流行语得以流行的一个客观的经济要素。我们需要重视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流行语的更新换代也变得平常和自然。一些流行语在日新月异地演变和产生，与之同时，另一些流行词语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替代而销声匿迹，甚至都来不及在人们的生活记忆中留下印记。纵观20世纪末期至今的这段历史发展时期中产生的流行语，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人们鲜活和生动的时代性追求。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民工潮”“三农”“听证会”“新北京、新奥运”“诚信”“千年虫”“海龟”“丁克家庭”“网络小说”“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野蛮女友”“彩信”“博客”“执政能力”“审计风暴”“零关税”“反分裂国家法”“海啸”“快男超女”“中国好声音”“跑男”“真人秀”等一系列流行语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社会文化生活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心理接受态度，对时尚潮流的跟风和追逐，对个性张扬的期许，对人性的审视以及竭尽所能求新求异的大众文化心理。而经济的全球化更使得流行语不再局限于自己国家的范围，多元文化的异质交流和融合现象也正在通过流行语的使用呈现出来。
文化是语言的土壤，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的混生交错带来了文化实践的多元变异，这种文化领域的新变化，也很自然地通过语言体现出来，尤其是流行语更是迅速和准确地捕捉到来自文化的信息。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为依托的主流文化发展战略的双重作用下，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相关的流行语。比如承载了几代国人梦想的“北京奥运”，集中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发展成果的“上海世博”，倡导生态文化和绿色发展的“西安世园”，还有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增进异质文化和谐交流的“中法文化年”和“中俄文化年”以及区域文化交流的“神州文化旅游”和“中国文化周”，反映和弘扬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感动中国”，还包括推动多元文化共存的载体及媒介方式本身如“博客”、“微博”和“微信”；以娱乐大众，展示特色和彰显个性为主旨的“草根文化”及其代表艺术样式，比如“二人转”；也包括走上主流媒体，契合大众文化欣赏水准和接受心理的综艺娱乐节目如《非常6+1》、《星光大道》、《中餐厅》和《快乐大本营》，以及风靡全国的选秀节目如《超级女声》、《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还有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文化传媒作品比如《不差钱》以及其台词“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和电影《手机》里的经典台词“做人要厚道”都被人们喜爱并频繁使用而风靡一时，其中“做人要厚道”甚至荣膺2004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第一名。由此可见，社会文化与接受心理的多元发展，使得主流文化和“草根”文化一起，都对流行语的丰富多元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人类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识总是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变化的，于是，表达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的语言系统，也相应地需要针对性地、相匹配地完善和发展。当然，这种相互间的适应和调整并不是直接而迅疾的，因为这个进程要受到社会心理的接受和反应，从而在各种刺激和信息的促使下获得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使用相对于心理的激变具有稳定性和耐受性，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语言使用现状不能跟上心理诉求表达的愿望的不平衡现象。这种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的有效解决，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并不规范但却能被人们约定俗成地接受的流行语的产生和广泛使用。
语言应该是生动而鲜活的，只有在使用、发展和变异的过程中才能真实地存在和发展。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水平不断提高和深化。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和往来，导致基于沟通的愿望而促进语言之间的借用和转化。而在全媒体时代，这种语言的交流和转化现象，更是顺势而为地突出表现在促进流行语的定型与传播方面。比如，原本是广东方言的“顶你个肺”，就伴随着宁浩的《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的热映而在不同的地区流行起来。在方言的流行化传播之外，泛滥于网络平台上的还有许多源自英语的流行语。比如，“FT”是“faint”的简称，晕倒的意思，“SU”是“See you”的意思，“AUOK”是“Are you ok”的意思，“OIS”是“Oh，I see”的意思，“BTW”是“By the way”的意思，“GF”是“girl friend”的缩写，“BF”是“boy friend”的缩写。再比如，“BT”是变态的意思，“MM”则是妹妹全拼的缩写，“GG”是哥哥全拼的缩写，“JJ”是姐姐全拼的缩写，“DD”是弟弟全拼的缩写，“PLMM”是漂亮美眉全拼的缩写，“PPMM”是漂漂美眉的拼音缩写，“3Q”是“THANK YOU”的意思，“PF”是佩服的意思。这些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和大众传媒的虚拟空间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
大众传媒自身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以及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限制，使得“地球村”的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地进行无障碍的交流沟通。这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学习、借鉴、化用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方便和快捷。而语言所依托的不同文化和文明，也伴随着这种语言的融合，以及基于大众传媒而被无限传播的多元文化的交流而得以创新和发展。在大众传媒的传播能量驱使下，仿佛就是在一夜之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不经意之中就变得多元，这种剧烈的变化被深刻地反映在流行语之中。通过梳理三十余年来的大众传媒传播内容重点可知，在1980年，“电视机”“住房”成为当年流行语，然而当很多家庭还没有买得起电视机时，“旅游”“录音机”“电脑”“名牌”“明星”“时装”“彩电”“冰箱”“卡拉OK”“空调”“VCD”等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流行词语不断涌现出来，并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时尚语言。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国外的语言文字经由大众传媒的推介乘势进入流行语的创造和使用中，甚至像“WTO”“IT”等流行语则直接与国际接轨，由纯英文字母组成，中国语境中的流行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互联网的运用和个人电脑的普及为流行语（如“互联网+”和“5G”）的产生和使用带来了更加多元和迅猛的变化，之前更多依赖社会变革才能大规模产生和使用的流行语，在大众传媒时代里则是日新月异、分秒必争地丰富和发展着，并强势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大众传媒在高新科学技术的支持和“武装”下于当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国家政治生态到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大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网络（如《第一次亲密接触》）、电影（如《非诚勿扰》）、电视（如《中国好声音》）、手机（如华为）、报纸和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和《男人帮》）等新媒体和多媒体综合平台，对于流行语的广泛传播和社会问题的问症与解决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大众媒介不仅是流行语的传播渠道，更是流行语的“生产车间”，通过这种“自产自销”的商业营销策略来获得娱乐和时尚的话语权，吸引“眼球”以最大化争夺与控制大众消费资源。比如危害公众身体健康的“非典”、“禽流感”和反映人们对沙尘和雾霾天气担忧的“尘埃落定”等词语就是在各种大众传媒不遗余力的报道宣传中而引起社会关注，上传下达并促成了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在信息化时代，许多新词新语和流行语，都是在大众传媒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凶猛”报道与宣传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广度流行起来的。比如，当安妮宝贝、卫慧和木子美的小说作品流行畅销之后，“××宝贝”、“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等词语就在大众传媒的报道、讨论中迅速地成为流行语；冯小刚的贺岁片《天下无贼》上映之后，葛优的一句台词“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很快就成为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实话实说”“超级女生”“非常6+1”“星光大道”“非诚勿扰”等流行语，也都是伴随着同名的电视电影综艺娱乐节目走红而流行起来的；还有一些流行语则是来自通过大众传媒而流行的文艺作品，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因为同名小说和电视剧的热播才流行起来的；“你总是心太软”“伤心太平洋”“天黑黑”“都是月亮惹的祸”则是来自流行歌曲；而“走光”“美眉”“恐龙”“眼球”“爆料”“超女”“且行且珍惜”等流行语则都是大众娱乐传媒制作并传播的产物。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政治环境的宽松，文化的多元，使得社会生活充满活力，是流行语得以流行的社会基础，而现代大众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世界的繁荣，更使得流行语能够迅速定型和传播。
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提高，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颠覆了地理的、自然的时空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沟通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反过来制约和引导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向，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具有革命性的。作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心理组成部分和能动反映的流行语，也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迎来黄金发展期，并且与网络结盟而衍生出具有新颖性和强大影响力的网络流行语。网络既是流行语借以传播和流行的工具和方式，又是流行语赖以创生和发展的源泉和温床。网络作为交流沟通的平台，要求有适合自身沟通特征的语言，而语言面对新的传播方式，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异而与之相适应。网络对语言的影响就体现在相关的流行语的创造和使用过程中，语言对于网络的选择和促进表现在相关社交平台以及聊天和交友软件的开发与拓展之上。当前的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化网络空间成为一种独立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空间环境，这样的网络空间有自己的固定“住户”即网民或者“网虫”，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交流方式和语言习惯，于是基于网络虚拟空间的网络流行语便顺势而生。根据《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的统计，中国网民总人数已经位列世界第一。而在历次关于网民群体的构成分类调查中，我们发现，18—24岁的年轻人是网民的中坚群体，其使用网络的总人数和总人次都远远高出其他年龄段的网民。从生理、心理以及时代环境等因素来考察，不难发现，处于这个网络时代的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青年人，生理先于心理而成熟，价值观念多元而不稳定，思想活跃却不够专注，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但仅止于刺激的体验，迷恋自我喜欢追求个性，高傲却又自卑，追逐时尚却易于随波逐流，沉迷于超越束缚却并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喧嚣而躁动，真诚而脆弱，现实的生活往往让他们无奈而不知所措，或者消极避世以图逍遥自在。于是，相对开放而自由的网络空间和虚拟世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桃花源”，而富于时代性格特征的他们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这样一个创造群体和网络受众的出现和强势存在，是网络流行语得以繁荣的保障和前提。但是，即便是职业的网民也不可能一直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他们必然还要面对现实的物质世界，这种转换本来需要语言的同步改变，然而，由于个体适应性和转换语言的复杂性，许多网民就直接把网络用语挪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并在非网民的认知中成为时尚的标志，从而被模仿和使用。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的日益普及化和微型化，使得社会大众渐渐地都开始拥有了“双重身份”，这种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错位和对接，对于流行语的产生、变化和使用与创新带来深刻的影响。
当前，尽管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通过网络进行语音和视频沟通成为可能，但语言文字符号的运用依然是人们的不二选择。许多网民既热衷于网络社交平台的使用，又钟情于语言文字符号的运用，于是，出于便捷、时尚、含蓄、幽默和口语化的考虑，便通过谐音、简略和图像符号等方式，创造出一批网络流行语，并渐渐地扩展到他们“线下”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当前这个追求新颖和便捷的时代，流行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字母融入流行语的创造和使用过程。比如WTO、APEC、VISA卡、FB（腐败的开头，在网络一般是出来聚聚的意思）。而诸如“做人要厚道”、“沙发”（尤指在论坛里第一个回帖的人）、潜水（表示在论坛只浏览帖子不回复）、顶（表示支持）、弓虽（“强”字拆开的部分，还是强的意思）等一些流行语的产生则体现了大众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不难发现，网络流行语其实很多是人们常用的词语，但经过网络的改造和变形，而被重新赋义，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个尴尬的结果，即对于那些不用或者少用网络的人们来说，这些网络流行语就无法被理解和接受。
网络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对于社会生活事件的报道具有及时性和新闻性的特点，而且信息一旦在网络上出现，便会迅速地被聚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鉴于这一特点，网络门户网站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往往会在首次报道之时，尽可能地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并且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来吸引网民的眼球，震撼人们的神经，聚集人气。网络科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快捷，这为流行语的流行性传播提供了关键的物理支持。无论从传播的广度还是流行的速度来看，网络是当前流行语得以较为广泛而深刻地流行的关键。尤其是对于社会重大事件的报道，只需简练的几个关键词流行语，就能使得该事件迅速占据网络传播的头版头条，引起极大范围的注意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比如“给力”，本是源于日本的搞笑动画片《西游记：旅程的终点》，在其中文配音版中，悟空有一句抱怨：“这就是天竺吗，不给力啊老湿。”在2010年网络十大流行语评选中排在第一位。从语言词汇本身的感受而言，“给力”有“带劲”、“有面子”、“超棒”、“很及时”和“恰如其分”的意味，而且其音调比较率性和有力度，能够比较贴切地表达使用者的心情和情绪体验，并展现出使用者的个性与气质，也符合了这个充满激情并弥漫着浮躁气息的社会风貌，于是被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使用，可谓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用“给力”表现，或与“给力”混搭，比如“给力小说”“给力面”“给力消防员”“给力中国好声音”“高房价给力光棍节”“给力小长假”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竟然也刊登了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报道，并因其语体风格与党报的风格定位存在差异问题，还引发了人们的争议。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在首页发表文章《“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引人深思》，《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流行的词语“给力”已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给力”也因而变得更加流行，更加“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