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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家思想主导下，文学观念以诗文为正统，民间文艺被看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遭到轻视和忽略，因而在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域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空间，更莫谈对民间文学所代表的民众思想、文化和生活的研究。但随着时代变迁，在晚清以后中国遭遇西方列强重大威胁的国家危机面前，传统的主流文化遭到先进文化人的质疑和否定。晚清帝国在内忧外患的窘迫中被迫打开大门，因此拉开了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序幕，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由民主精神传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固有的精神观念，促动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变革。一些知识分子眼光开始向下，关注普通民众并呼吁建立不同于过去圣贤文化的新文化。这些“有志之士（他们大都受过西洋文化的教育、影响且具有一定的国家、民族的意识），他们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包括文艺）的意义、价值”。 [1] 于是，在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交锋之中，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国民俗学应运而生。在以顾颉刚、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俗学者的勤奋努力下，开拓了民俗学的研究天地，使民俗学在近百年来有了长足发展。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潮中，民俗学者更是发挥了独特的学术优势，在政府与社会民俗文化政策制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确定上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
中国民俗学的诞生是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为开端的。民国时期那些饱含忧患意识和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不畏惧正统学者的鄙薄，以开创民族文化新天地的勇气和魄力，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开始耕耘民俗学百花灿烂的大花园。近百年来，民间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至今仍是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民间传说一直被看作民间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从民国时期顾颉刚等人的研究开始，民间传说研究的百年历程里有着不少的经典研究案例，为我们今天的传说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式，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民俗学作为研究和阐述民间社会文化生活传承事项的一门人文科学，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停留在对文本表层意义的分析上，而是更加关注文本背后所饱含的民众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现实生活。本书对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当一个传说在一个特定地区大面积地传承并伴随着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作为“外来者”的笔者被当地传说传承人群体的这种“文化自觉”所震撼，并迫切想知道在他们的立场上，传承传说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传说讲述背后蕴含的内在意义是什么，这样的口头传统和他们的过去历史和当下生活的关联是什么。传承人讲述带来的精神感召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正是本书研究的最初动因。
精神文化传统是建构和维护村落社区共同体的内在力量，是我们今天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文化基础。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地方传说和村落社会的关系，研究从山西省襄汾县东汾阳村一带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入手，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整理，分析传说所体现的地方精神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传说在构建当代村落民众文化认同上的表现和作用，从而分析地方传说和精神文化传统在当代村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
赵氏孤儿传说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久远的经典故事之一，历代演述不断。本书的主要调查地点在山西晋南临汾市襄汾县赵康镇、运城市新绛县一带，以赵康镇的东汾阳村为中心，辐射到周边的赵雄村、西汾阳村等多个村落以及邻近的汾城镇、运城市新绛县等地区。这一带长期以来流传着赵氏孤儿传说，它被当地赵姓村民看作祖先故事，被村落民众当作地方历史，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众的代际传承中经久不衰。它不仅是一种口头传统，同时也伴随着祖先祭祀、庙会等多种民俗实践，是影响村落文化传承、地方组织、村民人际关系和村际关系的一个潜在的又具有独特功能的精神因素，因此，通过对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探讨传说和地方文化传统、当代村落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学术意义方面来说，从传说来研究具体地域的文化传统生成和文化认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探讨传说和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传说作为生活有机组成部分，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的内在的关联，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传说的性质和特征。民间传说表达着传说创作者、传承者的生活情景真实和心理真实，无论它是真实历史还是虚拟故事，都是地方民众的记忆。民间传说蕴含的多方面信息，在学术研究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因而，通过传说来分析村落文化传统的生成和力量，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现实意义方面来说，民族志的村落传说研究对于了解、传承、振兴乡村文化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乡村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对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加强，使村落文化热成为显著的现象。2012年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号召开展村落调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2012年至2016年，先后公布了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学术界也形成村落研究热。人们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农村经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说是村落社会和地方文化认同的鲜明表象，而文化认同是当代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基础，因此，从传说入手研究村落文化，挖掘村落文化传统的精神价值，对于当代村落文化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 [2] 钟敬文先生曾明确论述民俗学是一门“现在学”，认为它不仅“能满足人民希望认识自己祖先的经历（历史）和他们伟大的文化创造的迫切需要”，还“起着资助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创造的作用”。 [3] 把历史和当代联系起来，既从纵向的历史维度看待赵氏孤儿传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也分析它在当代社会构建村落文化认同和地方文化认同中的表现和意义，从而发现地方文化传统在当代村落文化建设中的再生价值，这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山西省襄汾县赵康镇一带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入手，立足当代民众的传说讲述，重点研究赵氏孤儿传说所体现的地方精神文化传统在当代村落社会的具体实践表现及其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赵氏孤儿传说代表的精神文化传统在当地村落社会建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因素；二是赵氏孤儿传说和村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传说如何构建村落的文化认同和地方文化认同。因此，本书调查和研究的重心不在传说文本本身，而在传说所反映的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并通过考察传说所反映出的地方文化传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来研究当代村落的精神文化，探讨地方精神文化传统在当代民众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影响，挖掘其在村落文化发展中作为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有效力量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民俗学学科诞生起就受到关注，因此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关于传说的研究发端较早。早在20世纪早期，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时期，民间传说就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当时对于“故事”和“传说”没有严格的划界区分，但涉及传说的研究很多，成果也颇为丰硕。比如顾颉刚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以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使其“孟姜女故事”研究成为民间文学故事研究的典范。钟敬文、容肇祖、钱南扬等学者都发表有关于传说研究的文章。在中国的传说研究中，日本柳田国男出版于昭和十五年（1940）的《传说论》有着重要影响。他对传说特点的分析，为后来的传说研究者所继承和借鉴。
1949年以来，学术界对民间传说的研究成果显著，如罗永麟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研究、许钰对鲁班传说的研究、戈宝权对阿凡提故事的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民间传说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出现了大量研究论文，还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著作，如张紫晨先生的《中国古代传说》、程蔷的《中国识宝传说研究》和《中国民间传说》、贺学君的《中国四大传说》、许钰的《口承故事论》、江帆的《民间口承叙事论》、陈泳超的《尧舜传说研究》等。
对于20世纪中国民间传说的研究，当代有学者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如刘晔原的《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20世纪50年代前后、新中国成立后、1980年后四个时段的传说研究进行了论述 [4] 。毕旭玲在其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传说研究史》中梳理了20世纪前期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传说研究，夏曾佑、吕思勉等历史学家对传说的辨析和周作人等人的传说研究。 [5] 陈祖英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民间传说学术史》梳理了20世纪中国民间传说学术史的发展历程。 [6] 对于某些传说，尤其是四大传说的研究产生了一些综述性论文，如施爱东《牛郎织女研究批评》 [7] ，陈华文、孙希如《孟姜女传说研究综述》 [8] 等。此外，在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魁立的《民间文学研究四十年》、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程蔷的《现代三十年：民间文学史的重要阶段》等民间文学史研究论著中，也涉及对传说研究的论述。总的来看，20世纪的中国传说研究，在传说的基本理论、文化内涵、比较研究、类型研究、与作家文学关系、与历史和民间信仰关系等方面都有涉及，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
在21世纪的20年里，对传说的研究依然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势头，有价值的成果不断涌现。比如，陈泳超教授结合具体的田野调查，在传说的研究中对于传说的研究范式、传说动力、传说讲述人等有着比较深入的分析 [9] 。其著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通过对传说演变的动力机制的分析，揭示地方传说生存、变动的内在因素，是近些年研究传说的重要成果。 [10] 前人关于传说史、传说传承演变规律、传说特点、传说和地方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为本书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历史上最早记述赵氏孤儿故事的文献是《左传》，在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如《国语》《公羊传》中也有提及。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对赵氏孤儿传说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故事情节完整。由于《史记》的记载，赵氏孤儿传说开始广为人知。汉代刘向《说苑》《新序》中承袭《史记》内容，对赵氏孤儿传说也有记述。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把史书所载改编为情节、人物更加丰富的戏曲，为赵氏孤儿传说的民间传播铺开了道路。明清以后，赵氏孤儿传说不断被改编成各种剧种演出，如京剧、潮剧、豫剧、秦腔、越剧、晋剧等，遍及五湖四海。明清之际的历史小说，如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和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更加曲折、细致地叙述赵氏孤儿传说。随着明清戏曲、小说的传播，赵氏孤儿传说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直到当代，赵氏孤儿传说还被多次改编为话剧、影视剧作品等，显示出久盛不衰的生命力。
纵观赵氏孤儿传说两千多年来的流传历程，它在不同领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历史学领域的赵氏孤儿传说最为复杂和纠结，历来学者众说纷纭，真假难辨。而作为戏曲作品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的经典，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因而也是传播最广、受众最为广泛的一类。作为地方传说的赵氏孤儿故事传说在山西、河南、安徽、陕西等地都有流传，虽然影响范围往往限于某一地域，但却传承久远、深入人心。千百年来，赵氏孤儿传说正是以这样的多面孔存在着，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中传承不息，在历史、戏曲和传说等多领域中辗转互动、并行流传。与此相关，学术界关于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便鲜明地集中在三个领域。
关于赵氏孤儿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赵氏孤儿事件真实性的考证辨析上。赵氏孤儿事件真实性争论的根源在于《史记》的记载。由于《史记》所载赵氏孤儿传说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记录，因而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从唐代已经出现，历代不断有学者提出，至今无定论。在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中，也有关于此问题的辨析，比如在白国红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中，对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家族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史记》所载的赵氏孤儿传说进行了否定。 [11] 杨秋梅的《〈赵氏孤儿〉本事考》 [12] ，周建英、张玉的《〈赵氏孤儿〉史实真伪考辩》 [13] 、沈毅骅的《〈赵氏孤儿〉故事源流考》 [14] 、王志峰的《〈赵氏孤儿〉故事源流及后世对其主要人物的祭祀》 [15] 、白国红的《“赵氏孤儿”史实辨析》 [16] 、尚光辉的《“赵氏孤儿”故事溯源》 [17] 等文中对赵氏孤儿的本事、故事源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梳理。但总的来看，史学领域对于赵氏孤儿故事的专题研究比较少，但是争议很大。
到目前为止，戏曲研究领域对于《赵氏孤儿》的研究是成果最多、研究内容最为丰富的。早在明清时期，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赵氏孤儿》并进行评述。王国维曾高度评价元杂剧《赵氏孤儿》，称其“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18] 学界对戏曲《赵氏孤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赵氏孤儿》的文学艺术分析，包括戏剧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舞台表演等多个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可观，仅当代学者的研究就有数百篇，兹不列举。另一方面是对《赵氏孤儿》戏曲的传播情况及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随着戏剧《赵氏孤儿》的反复演出，在文学艺术强大的传播功能作用下，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18世纪30年代，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把《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发表，使《赵氏孤儿》在法国流传开来。1741年，英国赫谦德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1755年法国大文豪伏尔泰（Voltaire）受到《赵氏孤儿》的启发，写了一篇五幕诗剧，名为《中国孤儿》（ Orphelin de la Chine ），在巴黎上演，轰动一时。” [19] 《赵氏孤儿》成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它被翻译成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并被纷纷搬上舞台。此剧还传到了亚洲的日本、朝鲜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关于戏曲《赵氏孤儿》的海外传播以及与欧洲戏曲作品的比较研究，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范希衡就翻译了伏尔泰的五幕诗剧《中国孤儿》，并为该译本撰写了《〈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序言，比较了两个文本的内容。此后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很多，兹不详细介绍。
近些年由于赵氏孤儿故事被改编为话剧、歌剧、影视剧作品等，因而学界也有一些对于当代赵氏孤儿故事改编作品的研究。尤其是2011年电影《赵氏孤儿》上映，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研究论文骤增，《电影文学》《电影评介》等杂志发表了多篇有关文章。但是总的来看赵氏孤儿话剧、戏曲和影视剧的有关研究，成果数量虽多，但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研究成果大都是单篇研究论文，篇幅比较有限。
除了戏曲领域的研究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几年一些学者从文学角度对赵氏孤儿故事的综合研究。如赵寅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赵氏孤儿”研究》采纳各种史书、历代文人作品和戏曲、小说文本的历史文献记载，从文学的视角，兼用考据学方法，对“赵氏孤儿”故事中赵武及有关的人物赵盾、赵朔、屠岸贾等人的生平和事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和分析，对于《史记》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进行了合理化的解释，对赵氏孤儿故事的文学演变进行了论述。 [20]
本书重点关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领域对于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与学术界关于赵氏孤儿历史研究和戏曲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对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要少很多。在董亭的《“赵氏孤儿”故事流变考论》 [21] 、兰桂平的《赵氏孤儿故事演变研究》 [22] 等硕士学位论文中，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演变情况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但传说作为和地方文化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事象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者结合具体地方来论述赵氏孤儿传说的流传情况，如张卓卿的《盂县“赵氏孤儿”传说考》 [23] 、冯俊杰的《赵氏孤儿与盂县藏山神祠》 [24] 、杨喜凤的《“赵氏孤儿”传说研究》 [25] 、边境的《山西忻州“赵氏孤儿传说”调查报告》 [26] 、韩向军的《“赵氏孤儿”与藏山忠义文化》 [27] 等。段友文教授的《祖先崇拜、家国意识、民间情怀——晋地赵氏孤儿传说的地域扩布与主题延展》 [28] 一文，对山西晋南、晋中、晋北各地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概况进行了宏观的论述，分析了赵氏孤儿传说在山西的扩布状况并总结了各地传说的主要特点，是目前所见对晋地赵氏孤儿传说情况分析最宏观和系统的论文。但总体上看，关于赵氏孤儿传说在具体地方的传承情况及其与地方文化关系的深入研究目前尚且较少。
关于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还有一些地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山西省盂县成立了“藏山与赵氏孤儿文化研究会”，出版了藏山赵氏孤儿传说的介绍和研究成果专著多部。在2011年，该地赵氏孤儿传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外，山西省设有“三晋文化研究会”，是进行三晋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在市、县一般都设有分会。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大都为地方知识分子，他们在对三晋历史文化研究过程中，对赵氏孤儿传说也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和研究，产生了不少相关文章。关于此，后文还有介绍。整体上说，地方学者和地方文化组织对于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有着很高的热情，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较多，但是由于研究能力的限制及对于地方文化主观情感的影响，研究结论和学界有着一定的差异。地方学者的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远小于专业学者的研究，但在传说流行的特定地域内有着较大影响力，对于传说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有关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关注点相对集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脱离地域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发展演变进行历史的梳理，二是结合具体地方风物对赵氏孤儿传说有关的地方遗迹、信仰进行论述。前者结合历史文献，脉络比较清楚，梳理也较为系统；后者多限于描述和比较简单的论述，片段的局部的研究较多，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较少。赵氏孤儿传说作为一个既有长期流传历史，又和地方文化密切关联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至今缺乏将传说作为地方民众历史记忆和地方文化传统融合、把古代和当代贯通起来的深入研究。
中国民间传说研究在汲取现代民俗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借鉴世界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不断深化对中国民间传说的认识，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民间传说的研究形成交流和对话。本书对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虽然主要基于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地方文献的记载进行分析，但在理论阐释上所采纳的主要角度是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中比较关注的建构论思潮和记忆理论。
在20世纪上半期，记忆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影响颇大。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将“集体记忆”的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并对集体记忆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哈布瓦赫把集体记忆看作社会建构的概念，认为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也是对过去的重构，所以“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并且他认为，对于“过去”的社会建构主要由现在关注的内容所形塑。 [29] 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得到重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场”的概念，用以分析记忆与历史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受到关注，德国海德堡大学扬·阿斯曼和康斯坦茨大学阿莱达·阿斯曼夫妇是文化记忆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以及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冷文化与热文化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在一些学者的记忆研究中，特别关注仪式和记忆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康纳顿把仪式看作一种操演，强调了操演在文化中的渗透性，认为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由支配性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 [30]
在史学研究领域，关于记忆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以来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动摇了传统史学对于客观真实探寻的终极追求。福柯提出建立“知识考古学”，认为历史客观性是由话语构成的，历史如同人类学，是集体记忆的明证。 [31] 在这种观念下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与以往不同，历史记忆成为史料和史实之间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一篇历史文献，与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本质上并无区别。无论正史、野史或者民间传说，他们都是有关‘过去’事件的一种叙说，都是人们对于过去的集体记忆，只不过经过了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选择与重新建构。本质上历史文献，无论它包括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仍然只是记述者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而已。” [32] 这样的观念带来了对民间传说的新认识，学者逐渐把传说当作民众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进行分析。 [33]
就人们的一般观念而言，传说是虚构的、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故事或历史信息，而历史是经过证实的、可信的关于过去的事实。但事实上，撇开事件的真实与否，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赵世瑜在分析当代史学研究时曾指出：“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将两者对接起来，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 [34] 因此本书并不对传说的真实性做历史学的考证，本书所关注的，不论传说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通过传说所反映的文化事象，分析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方会形成这样的传说并伴随着相应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从而形成地方社会重要的精神文化传统。
民俗学者也常常将传说与神话、故事、笑话等一同归类于民间口头散文叙事文学，包括人物传说、地方传说、史事传说、风物传说等，讲述的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可疑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信息”。 [35] 20世纪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通过对孟姜女传说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后来的孟姜女哭长城、秦始皇暴政等情节是怎么一步步地叠加在最原始的信息上面，从而为他的假说提供证据。钟敬文先生也说过传说是虚构性的作品，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他同时又强调传说的历史意义，认为传说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他曾举《搜神记》中“宫人草”的传说为例，说明一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的背后有一个历史的真实作为它的基础。 [36]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希望得到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但实际上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都是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只不过传说是在特定思想与情感支配下形成的口传或文字记录下来的具有艺术特点的话语形态，是和科学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科学史观支配下不同的或者对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后，人们对19 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主义认知方式进行了反思，重新认识传说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把传说和书写的历史看作不同方式表达的历史记忆。
建构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它源于17世纪欧洲哲学界关于经验论与天赋论的论争，经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论述，逐渐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想潮流。黑格尔认为思维是统摄一切的基础，“思想不但构成外界事物的实体，而且构成精神性的东西的普遍实体”。 [37] 18世纪意大利著名语言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维柯首次使用“建构”（construction）来论述个体知识的获得过程，认为人类真理是人创造出来的。在维柯的观点里，这些心灵形式的存在方式，是以神话的、诗性的、制度的、习俗的等事实而存在的。后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创立“发生认识论”，为建构主义提供了主要理论基础。皮亚杰把认识看作一种连续不断的建构和永恒发展的过程，并对认识建构的机制和方式进行细致分析。 [38] 皮亚杰的建构理论充分肯定了认识的主体性，认为认识的形成要依赖主体的认知结构，主体对外界刺激具有选择性。20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罗伯特·默顿、皮埃尔·布迪厄、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等诸多学者关于建构论的思想为人们所重视，使得建构论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构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科学思潮，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广泛。总体上，建构论认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社会知识是社会科学的建构。建构并不否认外在现实的存在，只是认为现实的经验世界是借助科学的结构而被认识的，同时认为社会行动者的建构不同程度地依赖于他们在社会的客观结构中的位置。
建构论虽然也存在自身的诸多不足而受到当代一些学者的批评，但它对社会历史、知识的形成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在民间传说的研究中，用建构论来思考其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传说讲述本身及其包含的精神信仰和地方文化传统作为活态传承的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本身是一种精神上的建构。这种建构，不是个别人参与的结果，而是一代一代广大的地方民众乃至国家权力共同建构起来的。因而，建构论的思想作为宏观的理论来分析本书的传说现象是适合的。
从当代民俗学研究的发展看，多年来中国的民俗学界积极引进西方的民俗学及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进行民俗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民俗学和世界民俗学的交流和对话。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本土民俗学问题的适用性上，不少学者也持以严肃、谨慎的态度。江帆教授的分析很有代表性：“近年来，在从事民间叙事研究中，笔者与国内人文学科的许多学者一样，总是难以避免遭遇到西方人文社科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应用问题。面对大量西方新学理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对这些跨文化的人文科学成果生搬硬套地盲目追随，非但不可取反而有害。聪明的做法是脚踏实地地从本土的具体实践出发，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目光去积极应对，对其进行理论的考问、消化和反思之后，作出应用的选择与取舍。或者以中国本土文化研究中的具体材料，印证这些理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应用中的种种情形及存在的问题，促进这一理论的调整、发展与完善。” [39] 对于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应用，民俗学界一些学者做了积极的努力和有益的探索、尝试，比如杨利慧教授通过田野调查的实际案例，对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语境视角的局限性，并倡导“综合研究法”，主张“把文本的研究和语境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研究的长处和表演理论注重具体表演时刻（the very moment）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某一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 [40] 对于外来理论借鉴运用中的审慎态度和尝试、反思，体现出民俗学者的理性精神，无疑对于民俗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方面，本书更希望在赵氏孤儿传说的具体材料和地方民众的实践情况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有限度的采纳，以避免由于不能精准把握西方理论的内涵而带来的分析中国本土材料的误区或不足。事实上，在分析赵氏孤儿传说的过程中，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很难完全契合传说在特定地方社会的复杂情况，因而也无法具体套用某一具体理论进行分析，必须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符合真实的情况。
在绪论的最后，关于本书的研究，想说明两点：
1.本书关于赵氏孤儿传说的研究，是限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探讨的。传说总是和历史时代、地点和人物相关联，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地方性特征。赵氏孤儿传说作为一个因戏曲传播而广泛流传的传说，在全国很多地方乃至世界上都颇有声望，但是结合具体地域的传说研究，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传说的生发过程及在民众生活实践中的影响和意义。因而本书研究的传说地域，主要限制在山西晋南地区的襄汾县和运城市新绛县一带，从微观的视阈里具体分析该传说。
事实上，即使和具体地方风物结合而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不仅在山西晋南地区被人们讲述和熟知，它在河南、陕西、山西阳泉、山西忻州等多个地区也有流传。这在明清的地方志中及当代的一些地方出版物中有记载，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论述。赵氏孤儿传说的这种传布状况，有其自身历史的文化的因素，符合民间传说传布的特点，比较容易为人所理解。之所以选择山西晋南的襄汾县、新绛县一带进行调查研究，是基于两点：（1）相比较于赵氏孤儿传说的其他流传地，这里最接近历史记载的晋国都城，是晋国政治核心区域，因而也更有可能是赵氏孤儿传说的发源地；（2）赵氏孤儿传说在这一区域流传范围大，有着丰富的讲述文本，形成一个庞大的传说群，且形成系统完整的故事链，并伴随着地方信仰、祖先祭祀、生活习俗等多样的民俗行为。从传说到讲述行为到民俗实践，笔者希望能够从中更加深入地发掘传说和民众生活的内在关联。
2.民众视角和研究者的角色转换。本书写作过程中，作为写作者的“我”会处于角色的转换之中：作为一名研究者，应该有研究者应有的冷静思考和客观分析，但在叙述、描写的时候，是从民众理解的视角进行的，也就是说，本书对故事、传说以及相关事件的描述，表述的是民众的理解和看法，这样的描述是否真的客观准确，本书并不作考证。作为研究者，笔者力图从民众的表达中去分析其表达背后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所以，本书的重点不是去辨析赵氏孤儿传说及村落风物、遗迹的历史真实性，不是去主观判断各类人群在传说讲述中对错问题，而是要分析民众传说讲述背后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意义。
[1] 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载《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2] [美]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2页。
[3] 钟敬文：《民俗学及其作用》，载《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4] 刘晔原：《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载陈平原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4页。
[5] 毕旭玲：《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传说研究史》，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6] 陈祖英：《20世纪中国民间传说学术史》，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
[7] 施爱东：《牛郎织女研究批评》，《文史哲》2008年第4期。
[8] 陈华文、孙希如：《孟姜女传说研究综述》，《吕梁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9] 可参看其论文《“写本”与传说研究范式的变换——杜德桥〈妙善传说〉述评》（《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为例》（《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地方传统文献中的“接姑姑迎娘娘”民俗活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1期）、《对一个民间神明兴废史的田野知识考古——对民俗精英的动态联合》（《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姐妹娘娘：作为游神仪式支撑的尧舜传说——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仪式传说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写传说——以“接姑姑迎娘娘”传说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 第6期）、《作为地方话语的民间传说》（《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等。
[10] 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12] 杨秋梅：《〈赵氏孤儿〉本事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3] 周建英、张玉：《〈赵氏孤儿〉史实真伪考辩》，《渤海学刊》1992年第3期。
[14] 沈毅骅：《〈赵氏孤儿〉故事源流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5] 王志峰：《〈赵氏孤儿〉故事源流及后世对其主要人物的祭祀》，《中华戏曲》2005年第2期。
[16] 白国红：《“赵氏孤儿”史实辨析》，《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
[17] 尚光辉：《“赵氏孤儿”故事溯源》，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2012年。
[18] （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载《王国维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19] 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0] 赵寅君：《“赵氏孤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7年。
[21] 董亭：《“赵氏孤儿”故事流变考论》，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4年。
[22] 兰桂平：《赵氏孤儿故事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3年。
[23] 张卓卿：《盂县“赵氏孤儿”传说考》，《沧桑》2014年第2期。
[24] 冯俊杰：《赵氏孤儿与盂县藏山神祠》，《戏曲研究》2002年第2期。
[25] 杨喜凤：《“赵氏孤儿”传说研究》，硕士论学位文，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
[26] 边境：《山西忻州“赵氏孤儿传说”调查报告》，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5年。
[27] 韩向军：《“赵氏孤儿”与藏山忠义文化》，《名作欣赏》2016年第35期。
[28] 段友文、柴春椿：《祖先崇拜、家国意识、民间情怀——晋地赵氏孤儿传说的地域扩布与主题延展》，《山西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29]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30]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31]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2] 户华为：《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3]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4]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5]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6] 钟敬文：《传说的历史性》，载《民间文艺谈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194—196 页。
[37]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38]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39] 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40] 杨利慧：《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的总结与反思》，《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